1889年，阿赫玛托娃生于黑海边敖德萨附近的大喷泉，一个海军工程师的家庭。这个家庭惟一准确的选择是早早搬到了圣彼得堡附近的皇村。也许，皇村的童年生活培养了安娜·戈连科的诗歌感情，也培养了她对普希金一辈子的热爱。因为普希金，伟大的俄语进入她的心灵。7岁，她开始读列夫·托尔斯泰。13岁完全迷上诗歌——特别迷英俊的亚历山大·勃洛克。17岁，一组诗歌将要在圣彼得堡的一家杂志发表，为了不玷污父亲那个自以为是的家族，她从母系祖先鞑靼郡主那儿取来“阿赫玛托娃”代替“戈连科”。此后，如布罗茨基所言：“安娜·阿赫玛托娃这个姓名中五个开口的A音……牢固地放置在了俄国诗歌字母表的最高位置上。”
　　成年后的阿赫玛托娃有着惊人的美貌，身高一米八〇，神情总是带着庄严的哀伤。在大街上，“谁也不能从她身上挪开视线”。
　　1910年，阿赫玛托娃与诗人古米廖夫结婚。后者追了她7年。要命的是，她尊敬他，但不爱他。等到她心肠一软，把身体和灵魂给了他的时候，他却没了热情。古米廖夫不断地离家出走移情别恋。当然，阿赫玛托娃的感情生活不乏男人。与古米廖夫的婚姻结束后，她嫁给了对巴比伦诗歌和楔形文字深有研究的希列伊科。为了她的新丈夫，“白天大部分时间她毫无二话地为他誊录口译”，不谙家务的她甚至学会了生炉子。与希列伊科的婚姻让她付出了两年只写两首诗的代价。然而，“丈夫是屠夫，家庭如监狱”。这段不被看好的婚姻，终于在女诗人的抱怨声中结束。
　　此后阿赫玛托娃与艺术史家尼古拉·普宁生活了13年。她还与诗人、批评家尼古拉·涅多布洛沃相恋，卷入与阿图尔·卢里耶的性生活，还终身热爱鲍里斯·安烈普且为他写下大量诗歌。
　　范斯坦的这部传记告诉我们，阿赫玛托娃临近生命终点，仍在写爱情诗。但是，在这里，我想告诉中文的普通读者，让阿赫玛托娃伟大到足以“倾斜着书写我们”（布罗茨基语）的，是她在痛苦和忧愤中创作的两部组诗——《安魂曲》和《没有主角的长诗》，前者尤其被认为是俄语最伟大的组诗。
　　《安魂曲》的写作源于一次嘱托——阿赫玛托娃因儿子列夫入狱，在列宁格勒监狱外长长的队列中排队，希望获得儿子的消息，并请求卫兵把食物包裹捎给儿子。她就这样在寒风中与俄罗斯不幸的母亲和妻子们度过了17个月。有一次，一个女人认出了她，悄悄对她说：“您能把这写下来吗？”当她说出“能”的时候，她觉察到女人脸上掠过的一丝微笑。因此，可以说组诗《安魂曲》是一位无名母亲的嘱托，当然也是诗人自己的一次内心托付。在更高意义上，它是一个时代的嘱托。
　　《安魂曲》的流传极具传奇色彩。这组诗当时不可能发表，也不可能写在纸上，只能牢记在自己头脑里，但阿赫玛托娃对自己的记忆力不很信任，于是，它们便被保存在其他7个人的头脑里。照料阿赫玛托娃的楚科夫斯卡娅是其中之一，背熟之后，诗人便要求她把诗稿放到烟灰缸上烧掉。
　　阿赫玛托娃的一生，历经战争、恐怖、被监视、忍饥挨饿……第一任丈夫被枪杀，第三任丈夫死于狱中。她热爱的男人们不断离她而去。其作品，曾受到托洛茨基的指责；战争年代，因为《旗》刊登她的诗，斯大林指示“清理《旗》，清理一切”；1946年，卑劣的日丹诺夫秉承上峰旨意，谩骂诗人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和修女”，斥责她的诗作“完全自外于人民”；甚至法捷耶夫战后也“审慎地把她归结为颓废派和悲观主义一类人物”，以致阿赫玛托娃凄惨地自问：
　　告诉我，何以我的伟大的国家，在用它全部的科学技术撵走希特勒之后，还要用所有的坦克打一个病歪歪的老妇的胸廓上碾过？
　　但，时间很快将公正地给予她一切——她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晚年，发福的诗人仍保持了女皇般的尊严，甚至仍不乏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优秀青年。她诞辰100周年的198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阿赫玛托娃年。
　　尽管阿赫玛托娃以诗歌指证“斯大林主义者的俄国是一个鬼魅的世界”，但正如传记作者的观点，写下《安魂曲》和《没有主角的长诗》的阿赫玛托娃仍“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和独立进行抵抗的诗人”，她只是一名“这残暴的世界中富于女性感情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