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汉语中，本来早就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的分别，只是没有“四声”这个词。到了东晋，生于宋文帝元嘉八年的沈约（史称他是梁人）与周禺等人，方以平、上、去、入四个字，作为汉字四种音调的名称，叫做“四声”。后来又有了“四声谱”，有了将“四声”分为平、仄的诗词曲谱、对诗词曲的用字，都严格地提出了平仄要求。那么，在没有格律要求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很多好诗呢？当然有，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便是例证，从春秋时代到提出“四声”的沈约，这中间至少有九百多年，其间出了多少位美名永垂的大诗人，有多少闪光百代的优秀诗篇啊！这说明，诗词曲的格律，并不是能否写出好诗的决定因素。评判一首诗的主要标准，是它的思想内容和文采，而非完全取决于它的格律。就是在格律形成以后，也还有许多名人是不受格律约束的，他们的许多佳作，也不完全符合格律要求。杜甫的《夔州歌十绝句（其一）》：
　　
　　“中巴之东巴东出”
　　
　　这第一句就是7个平声字，可谓对格律不屑一顾。评论这首诗的周啸天先生说：“7字皆阴平声，更属创格，形成奇崛拗峭的音调，有助于气氛渲染，给人以石破天惊之感。”我赞赏周先生的说法。这也正好说明，只要写得好，意境不凡，造句奇崛，即使有不合格律之处，也是一首好诗。崔颢的《黄鹤楼》，历来被认为是唐诗七律中的佳作。但如对照格律，也有不完全符合的地方。相反有人认为，崔颢写《黄鹤楼》的时候，如果是手里拿着诗谱，对照着平仄去选字造句，其神思、文采都必然会受到拘禁，而不能驰骋情感，挥洒自如，说不定就没有这首好诗了。好诗大概都是诗人们触景生情，情动于中，感奋难抑，乃命笔疾书，才写出了情景交融的好诗来。苏东坡就讲过他自己在电光石火中抓住情景的体验：“十万火急追亡逋，情景一失即难摹。”
　　历代都有许多大文学家、大诗人认为，诗的根本是诗人的品德和才智。杜牧《答庄允书》说：“凡为诗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采章句为之兵卫。”宋人梅尧臣在《梅氏诗评》中说：“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不修其内，而修其外，是谓大废。”王安石说得更明白：“古之歌者，皆先有词，后有声。故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咏依声也。”……古人在评诗时不拘格律的论述可谓多矣哉！
　　“高山为谷，峡谷为陵。”沧桑嬗变，时异事迁。明人谢棒在《四溟诗话》里就呼吁“文随事变”。袁宏道在《袁中郎全集》里也主张“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清人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讲得更明确、更迫切：“变则新，不变则腐；变则活，不变则板。”愚以为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的诗词格律，至今依然有用，不可废弃。但今人写旧体诗，不必过分拘泥于过去的格律，更不应因律害义。这样，才能写出具有今天时代气息的旧体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