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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是明末清初著名文学批评家。他出生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江苏人。他本姓张，名采，字若采；后改姓金，名喟，圣叹是他的别号和评书时用的笔名。金圣叹幼年生活比较优裕，“拈书弄笔三时懒，扑蝶寻虫百事宜”。然而父母去世早，家道中落。他10岁入塾，少有才名，“为人倜傥高奇，俯视一切，好饮酒，善衡文评书，议论发前人所未发”。清兵南下时，曾遭丧乱困顿之苦，明亡，绝意仕进，直到晚年境况无多改善。他喜欢批书，著作有评点“六才子书”和《沉吟楼诗选》等。
金圣叹不满于清廷官吏的暴政和黑暗的现实。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帝驾崩的哀诏传到苏州，巡抚以下的官吏设幕哭灵。金圣叹等几个秀才却组织多人写了“揭帖”，到哭灵场所控告县官贪污仓粮、打死乡民的行径，揭露贪污县官乃受巡抚朱国治之指使。此事轰动全城，群情激愤。朱国治先发制人，立即逮捕了5名秀才。次日，金圣叹又组织群众前去哭庙，以示抗议。一时鸣钟击鼓，震动四方。清廷严加镇压，以抗粮哭庙案坐“谋反”罪，判金圣叹等人斩刑。
临刑前，金圣叹泰然自若，他向监斩官索酒畅饮，饮罢大笑道：“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漫天飘起雪花，金圣叹仰天高呼：“天悲悼我地亦忧，万里河山带白头。明日太阳来吊唁，千家万户泪长流。”这一年，金圣叹53岁。
金圣叹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文艺批评方面。他从小就喜欢批书，他说：“吾既喜读《水浒》，12岁便得贯华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钞，谬自评释，历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即今此本是已。”明末清初，随着经济的发展，小说、戏剧等新兴文学样式空前繁荣，在文艺批评界，李贽、叶昼等人开小说评点、戏曲评点风气之先，其后风靡文坛。金圣叹则是集小说与戏曲评点之大成，而成为最具理论价值的一位文艺批评家。
金圣叹受李贽影响颇深，毕生反抗传统，“六才子书”的观念也是受李贄的启发。他认为天下有六大奇书，它们写得雅驯、透脱、精妙。他一律用才子书加以命名，第一为《离骚》，第二为《庄子》，第三为《史记》，第四为《杜诗》，第五为《水浒》，第六为《西厢记》，并对各书评批，合称《六才子书》。完成的有第五才子书《水浒》及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评点，他对这两部书颇多删改之处，著称于世，影响尤大。所评杜诗，见《圣叹集》，还有天下才子必读书，节评《左传》《国语》《国策》《史记》等，共百余篇。他写的绝命词中有“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之语句，可见对未批完的四部书还念念不忘。
历代正统文学家一般都轻视民间文学，文学批评中也没有小说、戏曲的地位，而金圣叹将向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水浒》与戏曲《西厢记》提高到与《离骚》《史记》相提并论的崇高地位。他明确提出《水浒》可与《论语》媲美，《西厢记》可作为童蒙课本而取代当时固定的“四书”。金圣叹这些主张是对传统文学观的大胆挑战，并被视为“异端”。
在艺术分析方面，金圣叹有其独到的地方，他的艺术分析细致、严密、精辟。李渔曾说：“圣叹之评《西厢》，其长在密。”他评《水浒》亦然，如评卷二十七“打虎”一节，原作对武松手中的哨棒前后描写18次之多，金圣叹一次次详加批注，分析了反复描写哨棒的艺术作用，十分精到。他不仅注意作品的各个细节，而且把细部与整体联系起来考察。比如，他把《水浒》当成一本大书，析为林冲传、武松传、宋江传及其他诸传，有的互相穿插，大传中有小传，每一传有一主角，这种崇尚整体美的结构论是不同凡响的。
前人评论作品较多注意文辞音律，而金圣叹把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提到突出的位置，并加以深入研究。金圣叹主张作家要刻画人物的独特性格，他说：《水浒传》“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他又细致地分析道：《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爽不受羁绊，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并论述了人物性格与景物、环境描写的关系。他评《西厢记》“赖简”时，指出尊贵、矜持的莺莺在一个静夜里，面对张生突然来临，张生又过分直率，近乎粗鲁，因此必不能耐，赖简是莺莺性格在特定环境中的必然表现。
点评一般比较琐碎，然而金圣叹却注意通过点评从理论上总结艺术创作的规律和技法。他说：“《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这就区分了史书与小说的不同特点。他还通过作品分析总结了一套艺术表现手法，如《水浒》中的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绵针泥刺法、弄引法、獭尾法等；《西厢记》中的大落墨法、烘云托月法、狮子滚球法、月度回廊法等。如此细致、系统地总结艺术技法在批评史上并不多见。当然，金圣叹把评论家的观点强加于原作者头上那种妄加删改以及形式主义倾向都是不足取的。鲁迅在《谈金圣叹》中曾指出：“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行文布局，也都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关于金圣叹的评价，历代有所争议，其著作中确实也有糟粕的成分，然而总的来看，他不失为生活在封建时代的一位正直的文人，在文学评论方面更是一位很有建树的批评家。
选自《解放日报》
金圣叹不满于清廷官吏的暴政和黑暗的现实。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帝驾崩的哀诏传到苏州，巡抚以下的官吏设幕哭灵。金圣叹等几个秀才却组织多人写了“揭帖”，到哭灵场所控告县官贪污仓粮、打死乡民的行径，揭露贪污县官乃受巡抚朱国治之指使。此事轰动全城，群情激愤。朱国治先发制人，立即逮捕了5名秀才。次日，金圣叹又组织群众前去哭庙，以示抗议。一时鸣钟击鼓，震动四方。清廷严加镇压，以抗粮哭庙案坐“谋反”罪，判金圣叹等人斩刑。
临刑前，金圣叹泰然自若，他向监斩官索酒畅饮，饮罢大笑道：“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漫天飘起雪花，金圣叹仰天高呼：“天悲悼我地亦忧，万里河山带白头。明日太阳来吊唁，千家万户泪长流。”这一年，金圣叹53岁。
金圣叹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文艺批评方面。他从小就喜欢批书，他说：“吾既喜读《水浒》，12岁便得贯华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钞，谬自评释，历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即今此本是已。”明末清初，随着经济的发展，小说、戏剧等新兴文学样式空前繁荣，在文艺批评界，李贽、叶昼等人开小说评点、戏曲评点风气之先，其后风靡文坛。金圣叹则是集小说与戏曲评点之大成，而成为最具理论价值的一位文艺批评家。
金圣叹受李贽影响颇深，毕生反抗传统，“六才子书”的观念也是受李贄的启发。他认为天下有六大奇书，它们写得雅驯、透脱、精妙。他一律用才子书加以命名，第一为《离骚》，第二为《庄子》，第三为《史记》，第四为《杜诗》，第五为《水浒》，第六为《西厢记》，并对各书评批，合称《六才子书》。完成的有第五才子书《水浒》及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评点，他对这两部书颇多删改之处，著称于世，影响尤大。所评杜诗，见《圣叹集》，还有天下才子必读书，节评《左传》《国语》《国策》《史记》等，共百余篇。他写的绝命词中有“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之语句，可见对未批完的四部书还念念不忘。
历代正统文学家一般都轻视民间文学，文学批评中也没有小说、戏曲的地位，而金圣叹将向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水浒》与戏曲《西厢记》提高到与《离骚》《史记》相提并论的崇高地位。他明确提出《水浒》可与《论语》媲美，《西厢记》可作为童蒙课本而取代当时固定的“四书”。金圣叹这些主张是对传统文学观的大胆挑战，并被视为“异端”。
在艺术分析方面，金圣叹有其独到的地方，他的艺术分析细致、严密、精辟。李渔曾说：“圣叹之评《西厢》，其长在密。”他评《水浒》亦然，如评卷二十七“打虎”一节，原作对武松手中的哨棒前后描写18次之多，金圣叹一次次详加批注，分析了反复描写哨棒的艺术作用，十分精到。他不仅注意作品的各个细节，而且把细部与整体联系起来考察。比如，他把《水浒》当成一本大书，析为林冲传、武松传、宋江传及其他诸传，有的互相穿插，大传中有小传，每一传有一主角，这种崇尚整体美的结构论是不同凡响的。
前人评论作品较多注意文辞音律，而金圣叹把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提到突出的位置，并加以深入研究。金圣叹主张作家要刻画人物的独特性格，他说：《水浒传》“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他又细致地分析道：《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爽不受羁绊，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并论述了人物性格与景物、环境描写的关系。他评《西厢记》“赖简”时，指出尊贵、矜持的莺莺在一个静夜里，面对张生突然来临，张生又过分直率，近乎粗鲁，因此必不能耐，赖简是莺莺性格在特定环境中的必然表现。
点评一般比较琐碎，然而金圣叹却注意通过点评从理论上总结艺术创作的规律和技法。他说：“《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这就区分了史书与小说的不同特点。他还通过作品分析总结了一套艺术表现手法，如《水浒》中的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绵针泥刺法、弄引法、獭尾法等；《西厢记》中的大落墨法、烘云托月法、狮子滚球法、月度回廊法等。如此细致、系统地总结艺术技法在批评史上并不多见。当然，金圣叹把评论家的观点强加于原作者头上那种妄加删改以及形式主义倾向都是不足取的。鲁迅在《谈金圣叹》中曾指出：“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行文布局，也都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关于金圣叹的评价，历代有所争议，其著作中确实也有糟粕的成分，然而总的来看，他不失为生活在封建时代的一位正直的文人，在文学评论方面更是一位很有建树的批评家。
选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