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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北京念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因为做论文的需要，曾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查阅1645年刊行的《西洋新法历书》。因此书属于“珍本图书”，不得出借，不得拍照，不得复印，只能带笔记本(那会儿可没有笔记本电脑)去到阅览室摘抄。摘抄时还有一条严厉纪律——不得使用钢笔、圆珠笔、蘸水笔……唯一允许使用的是铅笔。据说这是为了防止墨水之类的液体污损图书。
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第一天，我出示了证件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开具的介绍信，得到了查阅《西洋新法历书》的允许。工作人员为我安排了一个位子，此后半个月，我几乎每天都和他们共同上下班——要依着我“夜猫子”的作派，当然最好是夜深人静时披阅，但图书馆工作人员下班时我当然必须离开，所以只好跟着他们朝九晚五。
这部《西洋新法历书》有数十册，开本很大，蓝色布面线装。当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它的纸张——虽已过了三百多年，它的纸张依旧洁白而硬朗，翻阅的时候呱呱作响，感觉非常结实，几乎让人难以相信这是古籍。
16世纪末，耶稣会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1582年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到达中国澳门，经过多年活动和许多挫折以及与中国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之后，利氏找到了当时在中国顺利展开传教活动的有效方式——即所谓“学术传教”。1601年他获准进北京朝见万历帝，并被允许居留京师，这标志着耶稣会士正式被中国上层社会所接纳，也标志着“学术传教”方针开始见效。
利玛窦入居京师之时，适逢明代官方历法《大统历》误差积累日益严重，预报天象屡次失误，改历之议已持续多年。利玛窦了解这一情况之后，很快作出了参与改历工作的尝试，他在向万历帝“贡献方物”的表文中特别提出，他可以帮助中国修订历法，不过他这番自荐未被理会。
1629年，钦天监官员用传统方法推算日食又一次失误，崇祯帝下令设立“历局”，由徐光启领导，修撰新历。徐光启先后召请耶稣会士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o，1565-1655)、邓玉函(Johann Terrenz Schreck，1576-1630)、汤若望(Iohann Adam Schall yon Bell，1592-1666)和罗雅谷(Ta—cobus Rho，1592-1638)四人参与历局工作，于1629-1634年间编撰成著名的《崇祯历书》，它被誉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成为此后中国王朝官方天学的理论基础，此后中国学者学习天文的主流教材皆源出于此。实际上绝大部分工作出于汤、罗二人之手。
《崇祯历书》全书共46种，137卷，分“节次六目”和“基本五目”。“节次六目”分别为曰躔、恒星、月离、日月交合、五纬星和五星凌犯；“基本五目”分别为法原(天文学基础理论)、法数(天文用表)、法算(天文计算必备的数学知识)、法器(天文仪器及其使用方法)和会通(中西度量单位换算表)。其中经徐光启定稿的有105卷，其余32卷因徐去世，最后审定人为李天经。
在《崇祯历书》编撰期间，徐光启、李天经(徐光启去世后由他接掌历局)等人就与保守派人士如冷守忠、魏文魁等反复争论。前者坚信欧洲数理天文学方法的优越性，后者则力言西法之非而坚持主张中国传统方法。《崇祯历书》修成之后，理应颁行天下，但因保守派激烈反对，不断争论十年之久，最后崇祯帝终于“深知西法之密”，下令颁行天下，但此时明朝末日来临，诏令也无法实施了。1644年3月，李自成军进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李自成旋为吴三桂与满族联军击败，5月1日清军进入北京，明朝中央政权崩溃。
此时北京城中的耶稣会士汤若望面临重大抉择。为了在此政权变局中保持乃至发展在华传教事业，与一些继续同南明政权合作的耶稣会士不同，汤若望很快选定清政权为合作对象。修成十年后仍不得颁行的《崇祯历书》，此时却成了上帝恩赐的礼物——成为汤若望献给迫切需要一部新历法来表征天命转移、“乾坤再造”的清政权的一份进见厚礼。汤若望将《崇祯历书》作了删改、补充和修订，献给清政府，得到采纳，并由顺治亲笔题名《西洋新法历书》，当即颁行于世。
以前曾有人认为，汤若望将《崇祯历书》改编为《西洋新法历书》，是“贪他人之功据为己有”，这个说法是过分的。因为汤若望本来就是《崇祯历书》最主要的两个编撰者之一，而且他后来的改编又使此书成为新王朝钦定的官方文本，功不可没。
徐宗泽曾披览《西洋新法历书》版本多种，据他记述，多数部分的署名为徐光启、汤若望与罗雅谷(不计后面的辅助人员名单)，例如封面内页题“明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加俸一级徐光启督修，修政历法极西耶稣会士汤若望撰，罗雅谷订”。而王重民著录他亲自所见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西洋新法历书》善本(九十卷本)，各部分前皆有作者署名，称“著”、“撰”、“述”、“订”、“删定”等。
据此，可对《西洋新法历书》28种著作之作者署名情况统计如次：归于汤若望一人名下者7种，汤“撰”而他人“订”者6种，他人“撰”而汤“订”者10种，汤与他人同撰者1种，与汤若望无涉者仅4种。
我当年做论文时，曾依据两个较为完善且有代表性的版本进行考察：一为我亲阅的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简称故宫本)，此为顺治二年(1645)刊本；一为前述王重民著录之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简称国会本)，系康熙年间刊印之本。
从纲目上看，汤若望对《崇祯历书》44种作了重大删并。故宫本《西洋新法历书》仅28种，国会本仅27种，且其中分别有11种及10种为汤若望所新增者。删并主要是针对各种表进行的，对于理论基础部分，即五种《历指》(日躔、月离、恒星、交食、五纬)，汤若望几乎只字未改。
这些新增著作，大都篇幅较小。其中以汤若望自撰者较多，自客观效果言之，汤若望的改编确实使《西洋新法历书》较《崇祯历书》显得紧凑完备。同时也无可讳言，增入10种由汤若望所撰之小篇幅著作，能够产生一个效果，使得在读者印象中，汤若望在此巨著中的分量大为加重。特别是当外行权贵仅仅翻阅一下全书目录时，这种效果更为明显。
《崇祯历书》在明末编成后并未汇总刊行，入清后曾多次挖板或重刻，版次较乱，卷数不一，全球几乎没有一个图书馆藏有完整的《崇祯历书》。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也藏有《崇祯历书》残卷，当年我也曾要求借阅，但他们只给我看了放在纸盒中的照片。工作人员对我说：这书不能让你碰了——书页已经朽烂，一碰就碎，我们自己也不敢再碰它了。想想这残卷至多也就是比我查阅的《西洋新法历书》早十年而已，竟已朽烂如斯，印书用纸好坏，竟能有如此大的差别。
最近潘鼐先生经十余年努力，遍求海内外藏书机构，终将存世的《崇祯历书》搜罗齐全，拼成完璧，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并附《西洋新法历书》增刊十种。对于天文学史和科学史来说，实为大大功德。
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第一天，我出示了证件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开具的介绍信，得到了查阅《西洋新法历书》的允许。工作人员为我安排了一个位子，此后半个月，我几乎每天都和他们共同上下班——要依着我“夜猫子”的作派，当然最好是夜深人静时披阅，但图书馆工作人员下班时我当然必须离开，所以只好跟着他们朝九晚五。
这部《西洋新法历书》有数十册，开本很大，蓝色布面线装。当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它的纸张——虽已过了三百多年，它的纸张依旧洁白而硬朗，翻阅的时候呱呱作响，感觉非常结实，几乎让人难以相信这是古籍。
16世纪末，耶稣会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1582年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到达中国澳门，经过多年活动和许多挫折以及与中国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之后，利氏找到了当时在中国顺利展开传教活动的有效方式——即所谓“学术传教”。1601年他获准进北京朝见万历帝，并被允许居留京师，这标志着耶稣会士正式被中国上层社会所接纳，也标志着“学术传教”方针开始见效。
利玛窦入居京师之时，适逢明代官方历法《大统历》误差积累日益严重，预报天象屡次失误，改历之议已持续多年。利玛窦了解这一情况之后，很快作出了参与改历工作的尝试，他在向万历帝“贡献方物”的表文中特别提出，他可以帮助中国修订历法，不过他这番自荐未被理会。
1629年，钦天监官员用传统方法推算日食又一次失误，崇祯帝下令设立“历局”，由徐光启领导，修撰新历。徐光启先后召请耶稣会士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o，1565-1655)、邓玉函(Johann Terrenz Schreck，1576-1630)、汤若望(Iohann Adam Schall yon Bell，1592-1666)和罗雅谷(Ta—cobus Rho，1592-1638)四人参与历局工作，于1629-1634年间编撰成著名的《崇祯历书》，它被誉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成为此后中国王朝官方天学的理论基础，此后中国学者学习天文的主流教材皆源出于此。实际上绝大部分工作出于汤、罗二人之手。
《崇祯历书》全书共46种，137卷，分“节次六目”和“基本五目”。“节次六目”分别为曰躔、恒星、月离、日月交合、五纬星和五星凌犯；“基本五目”分别为法原(天文学基础理论)、法数(天文用表)、法算(天文计算必备的数学知识)、法器(天文仪器及其使用方法)和会通(中西度量单位换算表)。其中经徐光启定稿的有105卷，其余32卷因徐去世，最后审定人为李天经。
在《崇祯历书》编撰期间，徐光启、李天经(徐光启去世后由他接掌历局)等人就与保守派人士如冷守忠、魏文魁等反复争论。前者坚信欧洲数理天文学方法的优越性，后者则力言西法之非而坚持主张中国传统方法。《崇祯历书》修成之后，理应颁行天下，但因保守派激烈反对，不断争论十年之久，最后崇祯帝终于“深知西法之密”，下令颁行天下，但此时明朝末日来临，诏令也无法实施了。1644年3月，李自成军进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李自成旋为吴三桂与满族联军击败，5月1日清军进入北京，明朝中央政权崩溃。
此时北京城中的耶稣会士汤若望面临重大抉择。为了在此政权变局中保持乃至发展在华传教事业，与一些继续同南明政权合作的耶稣会士不同，汤若望很快选定清政权为合作对象。修成十年后仍不得颁行的《崇祯历书》，此时却成了上帝恩赐的礼物——成为汤若望献给迫切需要一部新历法来表征天命转移、“乾坤再造”的清政权的一份进见厚礼。汤若望将《崇祯历书》作了删改、补充和修订，献给清政府，得到采纳，并由顺治亲笔题名《西洋新法历书》，当即颁行于世。
以前曾有人认为，汤若望将《崇祯历书》改编为《西洋新法历书》，是“贪他人之功据为己有”，这个说法是过分的。因为汤若望本来就是《崇祯历书》最主要的两个编撰者之一，而且他后来的改编又使此书成为新王朝钦定的官方文本，功不可没。
徐宗泽曾披览《西洋新法历书》版本多种，据他记述，多数部分的署名为徐光启、汤若望与罗雅谷(不计后面的辅助人员名单)，例如封面内页题“明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加俸一级徐光启督修，修政历法极西耶稣会士汤若望撰，罗雅谷订”。而王重民著录他亲自所见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西洋新法历书》善本(九十卷本)，各部分前皆有作者署名，称“著”、“撰”、“述”、“订”、“删定”等。
据此，可对《西洋新法历书》28种著作之作者署名情况统计如次：归于汤若望一人名下者7种，汤“撰”而他人“订”者6种，他人“撰”而汤“订”者10种，汤与他人同撰者1种，与汤若望无涉者仅4种。
我当年做论文时，曾依据两个较为完善且有代表性的版本进行考察：一为我亲阅的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简称故宫本)，此为顺治二年(1645)刊本；一为前述王重民著录之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简称国会本)，系康熙年间刊印之本。
从纲目上看，汤若望对《崇祯历书》44种作了重大删并。故宫本《西洋新法历书》仅28种，国会本仅27种，且其中分别有11种及10种为汤若望所新增者。删并主要是针对各种表进行的，对于理论基础部分，即五种《历指》(日躔、月离、恒星、交食、五纬)，汤若望几乎只字未改。
这些新增著作，大都篇幅较小。其中以汤若望自撰者较多，自客观效果言之，汤若望的改编确实使《西洋新法历书》较《崇祯历书》显得紧凑完备。同时也无可讳言，增入10种由汤若望所撰之小篇幅著作，能够产生一个效果，使得在读者印象中，汤若望在此巨著中的分量大为加重。特别是当外行权贵仅仅翻阅一下全书目录时，这种效果更为明显。
《崇祯历书》在明末编成后并未汇总刊行，入清后曾多次挖板或重刻，版次较乱，卷数不一，全球几乎没有一个图书馆藏有完整的《崇祯历书》。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也藏有《崇祯历书》残卷，当年我也曾要求借阅，但他们只给我看了放在纸盒中的照片。工作人员对我说：这书不能让你碰了——书页已经朽烂，一碰就碎，我们自己也不敢再碰它了。想想这残卷至多也就是比我查阅的《西洋新法历书》早十年而已，竟已朽烂如斯，印书用纸好坏，竟能有如此大的差别。
最近潘鼐先生经十余年努力，遍求海内外藏书机构，终将存世的《崇祯历书》搜罗齐全，拼成完璧，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并附《西洋新法历书》增刊十种。对于天文学史和科学史来说，实为大大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