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是杨绛先生所创作的一篇回忆性散文，被选入统编版初中语文课本。“愧怍”作为文本的“道德之眼”，解读这一情感是教学中实现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以此为出发点探究“愧怍”中的道德呼唤。希望能为各位学者和教师提供解读《老王》的新思路。
　　 一、“老王”卑微群体的缩影
　　 文本开篇“我常坐老王的三轮”，即交代了老王三轮车夫的身份以及“我”们之间的雇佣关系。随着机动时代的到来，人力车夫早已被取代，他们的身影不再穿梭于大街小巷，而仅停留于文学作品入木三分的刻画中。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便向读者介绍了三种人力车夫：一种是年轻力壮，腿脚伶俐的;一种年纪稍大，但人与车都相当漂亮的;最后一种则是年纪在四十以上二十以下，拉破烂的车只够维持自身嚼谷的。[1]老王则属于第三种车夫的行列，他常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在北京将三轮车组织起来时，他慢了一步便没能进入队伍中，又因外形条件不好长了一只“田螺眼”不受顾客待见，单单靠一辆破三轮车勉强活命。再者，当“我”指着几间塌败的小屋，问起那是不是他的家时，他也没能回答“是”或“不是”，只说“住那儿多年了”，或因为他孤苦伶仃对“家”并无概念。
　　 “卑微”二字犹如封印烙在老王的脊背上，显现在读者眼前的他仿佛时刻都伛着身子。然而老王枯瘦、佝偻的身体里却有着一颗充盈、高洁的内心。“我”与老王主要来往的三件事：送冰、送医、送鸡蛋和香油，都体现了老王卑微而不低下的为人。他并不因为“我”是容易说话的主顾，便因此怠慢，也不为“我”与默存被置于批判的风口浪尖而相疏离，反倒更加关心“我”们于特殊时期生活用度有所短缺，拒绝收取出车费用，更甚在他临终前也挣扎着送来珍贵的香油、鸡蛋……老王作为车夫永远是弯腰使力的，而作为朋友他始终与“我”们并肩。
　　 人力车夫的职业形象在时代变迁中消失了，而“老王”这一人物形象却凝结了社会低层人物的诸多特征，他们身份卑微而不低下，身处低层却始终坚守做人的良知，老王俨然成为了这一群体的缩影。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的生活经验对这一人物进行解读，认识老王的同时，引导其发现身边的“老王”，或许他是國难时刻，四次捐出自己乞讨所得的残疾乞丐，又或是烈日当头，倒翻八吨垃圾为学子找回不慎遗失的录取通知书的环卫工人……这一群体生活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几乎不被关注，但他们身上炽热的真诚与善良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通过鉴赏文本中的老王，从而认识身边的“老王”是实现语文教育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二、“幸运的人”与“不幸者”的比对
　　 《老王》写于1984年，于文末“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此处“幸运的人”与“不幸者”自然对应的是“我”和“老王”。文章所写的是“文革”期间“我”与老王交往的事件，此阶段“我”算得上是幸运的人吗？在那个动乱的时期，杨绛先生与钱钟书先生被批判为“牛鬼蛇神”，同时自己的女儿也被迫与他们“划清界限”。[2]显然，如果说幸运与不幸是比对出来的，纵向来看，较于“文革”之前安定的生活，此时的“我”是不幸的，但由横向比对，“我”较老王而言的确又可算幸运的人。
　　 语文教学名师黄厚江老师曾在教学反思中谈到“写人的现代散文不能或者说主要不能关注作品中所写的人物，而应该更多地关注藏在字里行间的那个‘我’”。[3]“我”与老王相比是幸运的，于文本创作时期，“文革”十年浩劫早已结束，生活又重新步入正轨，然而老王却孤苦离世，就算在动乱时期，“我”也幸能与默存相互扶持，有所依靠，但老王始终都是伶仃一人。然而，二者的幸运与不幸并非愧怍的主要原因，究其根本还在于“我”与老王之间不仅在生活地位上存在不平等，更甚于双方情感收支的不对等。
　　 毋庸置疑，“我”关心并且尊重老王，时常照顾他的生意，怜悯他患有夜盲症，送他鱼肝油进行调理。“我”付出了善意，但较于老王的付出而言却是远不相及的。他在临终前仍牵挂“我”们，送来的大包鸡蛋和香油，想来老王给杨绛先生送香油、鸡蛋其实是无理由的，站在被雇者或者是朋友的立场，老王当时已经病重，是不应该做出送东西这个举动的。但当“我”们把老王代入“家人”这个角色时一切就说得通了，鸡蛋和香油在当时是珍贵物品，老王以家人的身份前来送东西，想要在行将就木之前把这些好东西留给自己的家人——“杨绛先生一家”。然而，“我”拿钱的举措立马划清了“我”们之间冰冷的雇佣、买卖关系。“我”作为幸运的人，在物质上所给老王的不过是自身盈余，老王作为不幸者馈赠给“我”们的却是积攒下的最珍贵的物资，在精神上他把“我”们当作家人，而“我”却辜负他的真情实感，甚至“拿钱去侮辱他”。在幸运的人与不幸者的比对中，亏欠愈加明显，愧怍之情则犹为强烈。
　　 三、“愧怍”中人性的呼唤
　　 《老王》作为回忆性散文，文本不仅意图突出老王作为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更是强烈抒发了“我”的个人情感，叙述了多年后回想起辜负了老王的真诚与善良的愧怍之情。老王的离世留下了不可弥补的遗憾，然而于当下社会“老王”依旧存在，我们的社会关系还有变得更好的机会。因此，《老王》既是作者愧怍之情的自述，也可看作是其对社会关系日趋进益的期盼，进而对于人性的高声呼唤。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提高学生文本审美鉴赏能力，是培养语文核心素养的落地，也是每个学生作为社会公民道德建设的完成。
　　 （一）赞赏人性的善良与真诚
　　 赞赏老王善良、真诚的品质是文本中最为浅显的感情色彩，此外文中所出场的人物也多彰显这一良好的人格品质，包括送鱼肝油给老王的“我”的女儿，或者是自愿降格为“货”照顾老王生意的老先生，而“我”对老王深感愧怍也同样是出于自身的善良与慈悲，才能站在老王的角度审视到自己的不足。现今，人与人的距离拉大，信任感逐渐缺失，然而可想当人心封锁时，真诚可作打开心扉的钥匙，如若生命遭遇冷漠，善良又可化为破冰的暖流。赞赏善良与真诚，树立人性标杆，众人翘首以盼的理想社会终会到来。
　　 （二）倡导平等观念
　　 社会阶级以个人能力、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等因素进行了底层、中层、上层阶级的划分。不过阶级间各人是平等的，各人境遇的不同，不过是幸运与不幸造成的区别。愧怍中杨绛先生醒悟，幸运的人面对不幸者不可居高临下，给予他们的更应该是平视的尊重与关心。当老王形容枯槁的出现在门外时，“我”看着他像一具干尸，因为害怕连请他进来喝口水都不曾，事后则难以心安。趋利避害，自我保护是人之常情，老王将“我”们视为亲朋，然而“我”却没能从心里接纳他，从而感到不适与害怕，才是愧怍所在。有平等意识，才会有平等对话，杨绛先生讲求物质上的“平等”，反而忽视了精神上的“亏欠”，因此人人平等的意识应根植于心，而非浅浮于面。
　　 （三）宣扬社会人道主义精神
　　 多数执教者都将此处的“愧怍”解读为由于“我”与老王的交往过程中，付出的不对等而造成的，并就此止步。笔者认为，除了这一主要原因外，还有另一层含义则是杨绛先生为自己的力不从心而心生愧怍，将这种感情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思量，杨绛先生一家身陷于被批判的泥潭，即使有心，恐怕也无暇顾及老王，再者，老王的不幸更有杨绛先生不可把控的社会因素。纵然，现处和谐社会，面对生活在底层没有社会保障的群体，我们凭借一己之力也难以使其摆脱生活的困境。所以在杨绛先生的遗憾与愧怍中，我们还应呼唤更多的社会力量以人道主义精神关怀不幸者，给予他们关怀与尊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其在社会中找到存在感、收获感与幸福感，以期“天下寒士俱欢颜”！
　　 杨绛先生敢于用文字揭露自己的忏悔与不足，是《老王》成为语文课上被反复演绎的经典的魅力所在。至今这一愧怍之情仍为读者留下了深刻思考的空间，我们可在先生的愧怍中反观车夫老王以及普天下“老王”身上所闪耀的人性之美，还可在愧怍中读出更深的意味与期盼——关怀、尊重与平等的并重，于其中我们构建起个人精神的大厦，方能促进全社会的和谐。
　　 注释：
　　 [1]老舍.骆驼祥子[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04）：1-3.
　　 [2]杨绛.我们仨[M].三联书店，2014（10）：142-143.
　　 [3]黄厚江.《老王》教学实录及反思[J].语文教学通讯，2012（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