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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城乡发展是新发展观的第一大课题，也是第一大难题。近年来，中央制定了多项农惠农政策，加大了公共财政和投资向农业的倾斜，对农业生产、农村教育、农村医疗、农村文化以及涉农工业给予了直接的资金支持。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还是在拉大。改革开放近30年，“一号文件”连连发， “增收减负”年年喊，可是在收入差距上至今不见改善，可谓“三农”之啦，难于蜀道!
究其原因，人们往往归罪于历史。可是我总觉得我们应该检讨一下自己，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否已经凿入本质?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不是牵住了“牛鼻子”?
观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时，人们普遍使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它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而实际上，今天中国的经济现实要比二元经济理论复杂得多。比如，“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传统部门”技术不变、边际生产率为零等“假定”已基本不适用。但是，像“现代部门”非熟练工人工资决定的“外生性”问题还存在，今天大量农民工的工资不是由“现代部门”本身决定，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这就是农民工工资低的根本原因。有些情况比刘易斯当时的估计还要严重。比如，两个部门的收入差距，刘易斯“假定”为1／3，而我们今天的实际差距竟有3倍之遥。
问题的严重性不止于此。农民听面临的绝对劣势地位，不只是收入差距过大，而是一个满拧的“二元一元麻花”。在农业产业比较利益低、农民工又受歧视的条件下，农民的收入水平只及城镇居民的30％左右，构成一个明显的“收入二元结构”；但农民却与城镇居民进入同一个市场，在消费品市场上“享受”同样的价格，连城镇居民都感到压力很大的医疗市场、教育市场的价格，也不曾对农民有一分钱的优惠，因此，市场是“一元”的；而在社会保障方面，情况却又来了一个反转的“二元”，城镇居民享受着养老、失业、医疗、最低生活费等多项保障，农民没有任何保障。于是，二元(利益)一一元(市场)－“例二元”(保障)，拧了“麻花”，一个令农民感到苦涩的“麻花”。
这个“麻花”的关键不在中间，而在两头。市场一元化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市场上只有“两个人”：厂商和需求者消费者，不问出身。要“吃掉”这个“麻花”不能指望市场，关键是解决利益的二元化和保障的“例二元化”。
要解决两个“二元化”问题，具体的措施已有不少。诸如免征农业税，粮食生产直补，普及电力等。但我觉得现在需要解决的倒是观念问题。所以提出两个问题进行讨论。
一是解决“三农”问题要“以政府为主、市场为辅”。市场的效率原则决定了财富和贫困将向两极积累。强势者积累更多的财富，弱势者则积累贫困。农产品的提供者是分散的、细小的、无组织、无谈判能力的农民，农产品市场近乎一个完全竞争市场。而非农产品市场却往往是垄断的。因此农民是市场上的弱势群体，他们讨不到便宜，结果完全靠市场，他们的贫穷地位不可能改变。所以，占今中外的政府都把保护农业当作自己的重要职责。古代中国的政府是不大研究经济的，但是“抑商”却是一项长期的、传统的政策。“抑商”的本质是通过调控粮价、防止农村高利贷等措施保护农业。发达国家对农业的保护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措施之多、时间之长，也出乎我们的想象。至今，WTO中的谈判最难的是农业方，摩擦最多的也在农业方面。
如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指标体系测度，我们是“负保护”。我们对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农业方面的教育、农村资金外流、人才外流等，在没有采取强力保护措施的条件下，就把它们推向了市场。 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发达国家用80％农村的人口保护小于20％的农业人口，而我们现在要20％的非农人口去保护80％的农业人口(如今大慨是40％与60％之比)。因此保护不起。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任何国家的经济腾飞都是从大农业起步的，发达国家走向了工农一体化，其经验就是在国家的强力保护下，提高农民收入和受教育水平，然后向非农业转侈，最终使农业与工业一起走向现代化，摆脱二元困境。作为人口大国和人均耕地资源小国，我们不可能像发达国家走得那么容易，但越是这样，我们的措施就应该更加得力。否则， “二元结构”就成了永远跳不出的陷阱，农业就真的成为“口号农业”、“文件农业”了。
新发展观的确市，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等理论的提出，说明从学界到政府都到了“城市本位”的危害性，政府已经担起了支农护农责任。但从运行的结果看，药力还不够“猛”，还不足以扭转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远低于城镇居民的沉疴。新农村建设美好目标的实现，关键是各级政府真正认识到支农护农是自己听面临的最重要、也最沉重的担子，因而痛下决心，挑起这副担子，走下去，赢至最终吃掉“二元麻花”。
二是解决“剪刀差”问题。这是一个颇具争论而且十分敏感的话题。到底有没有“剪刀差”， “剪刀差”到底有多大?改革开放期，人们普遍承认计划体制下有较严重的“剪刀差”问题，它是国家为工业化聚敛资金的。个最重要的手段，力度远大于农业税。有人估计，新中国建国后的50年内，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达万亿元，其中税收不足4000亿元，而China Report中国报道107其他6000多亿元则是“剪刀差”的功劳。但市场经济以来，价格的形成机制已由计划化变为市场化，“剪刀差”好像也就自然消除了。我看事情并非如此。过去由权力垄断造成的不合理比价问题是解决了，但其他形式的垄断依然严重存在。一边是完个竞争的农产品市场，一边是垄断多多的非农产品市场，这种市场态势造成比价扭曲足不奇怪的，“剪刀差”的存在有着必然性。
我们常说国际市场上，低级产品价格过低、技术产品价格过高，是不合理的经济秩序。这种观点不是也可以以用来返观国内吗?人们总是说，我国的粮食其他一些农产品的价格已不低于国际市场，已没有上调的余地。但是人们的直观感觉是，在美、欧、口、韩等国市场上，农产品(特圳足蔬菜和水果)的销售价格都几倍我们。他们为什么能够保持农产品的高价位呢?不管学术上承认不承认“剪刀差”的存在，但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我国的农产品太便宜了，实际上是农产品与非农产品的“剪刀差”在扩大。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在我们的头脑里把粮食价格“政治化”了，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稳定农产品价格就是稳定社会、就是提高居民的富裕程度。
究其原因，人们往往归罪于历史。可是我总觉得我们应该检讨一下自己，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否已经凿入本质?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不是牵住了“牛鼻子”?
观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时，人们普遍使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它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而实际上，今天中国的经济现实要比二元经济理论复杂得多。比如，“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传统部门”技术不变、边际生产率为零等“假定”已基本不适用。但是，像“现代部门”非熟练工人工资决定的“外生性”问题还存在，今天大量农民工的工资不是由“现代部门”本身决定，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这就是农民工工资低的根本原因。有些情况比刘易斯当时的估计还要严重。比如，两个部门的收入差距，刘易斯“假定”为1／3，而我们今天的实际差距竟有3倍之遥。
问题的严重性不止于此。农民听面临的绝对劣势地位，不只是收入差距过大，而是一个满拧的“二元一元麻花”。在农业产业比较利益低、农民工又受歧视的条件下，农民的收入水平只及城镇居民的30％左右，构成一个明显的“收入二元结构”；但农民却与城镇居民进入同一个市场，在消费品市场上“享受”同样的价格，连城镇居民都感到压力很大的医疗市场、教育市场的价格，也不曾对农民有一分钱的优惠，因此，市场是“一元”的；而在社会保障方面，情况却又来了一个反转的“二元”，城镇居民享受着养老、失业、医疗、最低生活费等多项保障，农民没有任何保障。于是，二元(利益)一一元(市场)－“例二元”(保障)，拧了“麻花”，一个令农民感到苦涩的“麻花”。
这个“麻花”的关键不在中间，而在两头。市场一元化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市场上只有“两个人”：厂商和需求者消费者，不问出身。要“吃掉”这个“麻花”不能指望市场，关键是解决利益的二元化和保障的“例二元化”。
要解决两个“二元化”问题，具体的措施已有不少。诸如免征农业税，粮食生产直补，普及电力等。但我觉得现在需要解决的倒是观念问题。所以提出两个问题进行讨论。
一是解决“三农”问题要“以政府为主、市场为辅”。市场的效率原则决定了财富和贫困将向两极积累。强势者积累更多的财富，弱势者则积累贫困。农产品的提供者是分散的、细小的、无组织、无谈判能力的农民，农产品市场近乎一个完全竞争市场。而非农产品市场却往往是垄断的。因此农民是市场上的弱势群体，他们讨不到便宜，结果完全靠市场，他们的贫穷地位不可能改变。所以，占今中外的政府都把保护农业当作自己的重要职责。古代中国的政府是不大研究经济的，但是“抑商”却是一项长期的、传统的政策。“抑商”的本质是通过调控粮价、防止农村高利贷等措施保护农业。发达国家对农业的保护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措施之多、时间之长，也出乎我们的想象。至今，WTO中的谈判最难的是农业方，摩擦最多的也在农业方面。
如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指标体系测度，我们是“负保护”。我们对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农业方面的教育、农村资金外流、人才外流等，在没有采取强力保护措施的条件下，就把它们推向了市场。 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发达国家用80％农村的人口保护小于20％的农业人口，而我们现在要20％的非农人口去保护80％的农业人口(如今大慨是40％与60％之比)。因此保护不起。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任何国家的经济腾飞都是从大农业起步的，发达国家走向了工农一体化，其经验就是在国家的强力保护下，提高农民收入和受教育水平，然后向非农业转侈，最终使农业与工业一起走向现代化，摆脱二元困境。作为人口大国和人均耕地资源小国，我们不可能像发达国家走得那么容易，但越是这样，我们的措施就应该更加得力。否则， “二元结构”就成了永远跳不出的陷阱，农业就真的成为“口号农业”、“文件农业”了。
新发展观的确市，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等理论的提出，说明从学界到政府都到了“城市本位”的危害性，政府已经担起了支农护农责任。但从运行的结果看，药力还不够“猛”，还不足以扭转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远低于城镇居民的沉疴。新农村建设美好目标的实现，关键是各级政府真正认识到支农护农是自己听面临的最重要、也最沉重的担子，因而痛下决心，挑起这副担子，走下去，赢至最终吃掉“二元麻花”。
二是解决“剪刀差”问题。这是一个颇具争论而且十分敏感的话题。到底有没有“剪刀差”， “剪刀差”到底有多大?改革开放期，人们普遍承认计划体制下有较严重的“剪刀差”问题，它是国家为工业化聚敛资金的。个最重要的手段，力度远大于农业税。有人估计，新中国建国后的50年内，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达万亿元，其中税收不足4000亿元，而China Report中国报道107其他6000多亿元则是“剪刀差”的功劳。但市场经济以来，价格的形成机制已由计划化变为市场化，“剪刀差”好像也就自然消除了。我看事情并非如此。过去由权力垄断造成的不合理比价问题是解决了，但其他形式的垄断依然严重存在。一边是完个竞争的农产品市场，一边是垄断多多的非农产品市场，这种市场态势造成比价扭曲足不奇怪的，“剪刀差”的存在有着必然性。
我们常说国际市场上，低级产品价格过低、技术产品价格过高，是不合理的经济秩序。这种观点不是也可以以用来返观国内吗?人们总是说，我国的粮食其他一些农产品的价格已不低于国际市场，已没有上调的余地。但是人们的直观感觉是，在美、欧、口、韩等国市场上，农产品(特圳足蔬菜和水果)的销售价格都几倍我们。他们为什么能够保持农产品的高价位呢?不管学术上承认不承认“剪刀差”的存在，但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我国的农产品太便宜了，实际上是农产品与非农产品的“剪刀差”在扩大。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在我们的头脑里把粮食价格“政治化”了，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稳定农产品价格就是稳定社会、就是提高居民的富裕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