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夏天，一起导致超过10人丧命、危害范围涉及10多个省份的药物致命事件刚刚宣告平息。10月中旬，国家药监局宣布了对肇事企业的处理决定——安徽华源药业公司生产的克林霉素磷酸酯葡萄糖注射液（欣弗）被裁定为劣药，药厂大容量注射剂生产资格和“欣弗”药品批准文号被撤消，所有召回的劣药全部销毁，药厂同时被罚款600万元。
　　
　　即便这样，也不需要太担心他们会滥权，FDA内部有独立的稽查队伍，他们会采用跟踪、窃听等方式实行对官员的监控，加之有非常严厉的惩罚性措施，那些受人尊敬有着良好社会地位和稳固收入的官员们往往不愿意冒险营私。
　　中国的SFDA有一些不同。中国SFDA是技术组织者，是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机构，他们的具体执行人又都是行政管理官员。当涉及到具体的技术问题，他们需要专门组织一批技术专家来应对。
　　这使人们不禁疑惑，中国是否需要SFDA？如果需要，怎么去抑制和约束他们的不轨行为？
　　“中国当然需要药监部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李丹阳说，“谁来监管监管者？这是监管理论的经典问题。”
　　李丹阳说，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对管制者的约束至少有几个方面：政治约束。一方面，药监部门的负责人与任命他的政治家同进退，受选举机制的制约；另一方面，代议机关的有关委员会定期或不定期对药监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质询。
　　法律约束。药品管制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政策通常是一系列的法律。药监部门的职能与行为方式由这些法律详细规定，没有法律的授权，药监部门不得扩大职权范围，执法方式必须规范严谨。
　　行政约束。通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管制改革，从审批流程再造的角度，提高管制程序的便捷性、回应性和开放性，从而增强受管制者对药监部门的约束力。
　　舆论约束。《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广泛制定，使新闻舆论对药监部门及其官员行为的监督约束力度得到极大的增强。
　　上述四个方面的综合约束效力，使一些发达国家药监部门更好地履行职责，避免滥权腐败，但在中国SFDA那里没有迹象显示已获得很好的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