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基金会中国区首席代表李一诺:慈善工作和科研工作都是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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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一诺,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取得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此前就职于麦肯锡公司并调任北京办公室,并成为麦肯锡全球合伙人。2015年6月,李一诺新任盖茨基金会中国区首席代表
  从分子生物学博士、麦肯锡全球合伙人到盖茨基金会中国区首席代表,李一诺完成了从科研到咨询、再从咨询到慈善的跨越。
  李一诺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后来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毕业后, 2005年加入了麦肯锡咨询公司。2008年李一诺在麦肯锡北京办公室,并在后期担任医疗健康以及社会和全球公共卫生业务的共同负责人。在加入麦肯锡6年后,李一诺以外界看来是在“光速”的速度成为了麦肯锡的合伙人。
  李一诺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阶段曾在PNAS杂志上发表过两篇科研论文,但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却并没有选择继续从事科研,而是到了麦肯锡公司做顾问的工作。她觉得“每一名接受高等教育成为优秀博士生的人,都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学习能力,情商的高低在未来的道路上可能才是决定你成功与否的关键。只有那些能从束缚自己的东西中走出来的人,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或许来到麦肯锡,正是她对自己的一种挑战和磨练,最终“破茧成蝶”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在谈到家庭生活的时候,李一诺说,“一个人的生活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平衡,不仅仅是我们常说的事业和家庭。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角色和关系的复杂,相应的平衡也会变得更加困难,那就需要我们对自己的时间管理有一个全局的把握”。
  今年5月,李一诺再次“跨界”,她成为了盖茨基金会中国区首席代表。在盖茨基金会,她领导团队与中国政府、企业以及其他非营利组织一起,致力于解决中国乃至全球的健康、发展和政策问题。盖茨基金会全球政策倡导与国别项目总裁马克·苏斯曼是这样评价李一诺的:“无论是对中国健康与发展领域的关键伙伴、公共和私营部门中的重要议题,还是基金会在实现目标过程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一诺都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洞察。”
  比尔·盖茨全职做公益后对基金会的事情特别上心,将基金会中国区的接力棒交给李一诺之前,他亲自参加面试了。说起这个面试,李一诺倒觉得更像是一次畅谈,原本45分钟的见面,最后聊了2个小时。“我和盖茨聊得比较多的是中国的事情,他非常重视中国。他是一个很睿智的人,他一直知道中国在发展、中国很重要,中国已经在研发、创新方面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工作,也给他很多惊喜。”
  面对熟悉的领域、全新的伙伴,李一诺更愿意将这样一群人称为“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能看到问题,也有热情和理性去一步步解决问题。不论是中国的公益能量之于世界,还是世界的公益资源之于中国,都需要基金会在中间扮演好纽带的作用,发挥更大的价值。
  留学生:在取得博士学位后,你为什么没有沿着科研的道路走下去?
  李一诺:我起初的确是想做教授的,我还挺喜欢教书这样的事,但在美国,我发现要在一流的科研机构工作,教书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工作的早期,你主要的工作是做科研。而做科研跟我之前想的完全不一样:每天你得自己想办法拿科研资金, 雇几个人干活。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正好那时候麦肯锡在招聘,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去申请了。
  留学生:科研工作背景对你在其他领域工作有什么作用吗?
  李一诺:搞科研的这几年表面上看每天是在做实验,但实际上是对思维方式和做事方式的一种训练。这些东西都是有相通性的。麦肯锡工作的最终核心,就是发现问题,再去解决一个个问题,只不过那个时候解决的每一个问题是对客户产生意义,而基金会其实也是在解决问题,但解决的是更大的、着眼全球的问题。
  从这个方面来讲,做科研和做咨询有很多相似性:首先你要形成假设,然后根据假设去设计实验、收集数据,接着再去验证或纠正你的假设。咨询也是,先清楚定义的问题,对问题形成一些假设,然后收集数据、做访谈、得到事实,最后用事实去证明。透过现象看本质,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看到核心问题在哪儿,做科研也好,做咨询也好,这种核心思维方式在不同的领域是非常相通的。
  留学生:你成为盖茨基金会中国区首席代表之前接受了盖茨的面试,当时你们谈了什么?
  李一诺:那次很有趣的是我们约了45分钟的见面,但其实最后聊了2个小时,他在说他对中国的看法,然后我也说了很多自己的想法。比如基金会在中国的品牌影响力其实需要做得更好,盖茨自己做公益并不是追求名声,但其实基金会是需要一个品牌影响力的塑造的,这也是为了体现它的倡导价值,尤其是覆盖不同的阶层,通过让他们的知晓、参与,来传播正能量,
  他是一个很睿智的人,他一直知道中国在发展、中国很重要,中国已经在研发、创新方面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工作,也给他很多惊喜。可这些都是宏观层面的,我问他,你知道中国的80后、90后其实很关注公益吗?他说,真的没有想过。
  他讲到他为什么要做慈善。他到非洲,发现一些很严重的问题,比如健康问题、粮食安全的问题,目前人类还没有任何机制去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我们今天大都不用担心下顿饭吃什么、今年的谷物产量会不会不够,但这件事得有人去考虑,比方说种土豆还是小米,不同的农作物的产量是非常不一样的,对当地人的生活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觉得盖茨跟我聊的这些问题,给我提供了非常不一样的全球化的视野。
  我和盖茨聊得比较多的是中国的事情,他非常重视中国。我觉得中国的社会现在其实在经历巨大的转型,新一代的年轻人,并不是不关心慈善问题、不关心社会问题,而是缺少一个渠道,能让大部分年轻人通过他们的经历和努力,来参与解决和社会有关的大问题。
  留学生:盖茨基金会致力于公共领域的问题解决,比如医疗、农业、消除贫困等,在美国,他们是怎样定位自己和政府关系的?
  李一诺:其实我们的社会按宏观的属性层面划分,可以分为私营领域(盈利性企业)、公共领域(政府和政府举办的组织),和社会领域(除去以上两类之外的,公益组织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各个领域都有其擅长和不擅长的方面,有能解决和不能解决的问题。我和盖茨见面时他曾给我讲过一个例子,比如当年疟疾问题的卫生医药研究是由美国军方出资支持的,但是后来由于各种考量就不再支持了,这个时候出现一个难题:疟疾是不是影响人类的一个严重问题,答案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解决这个问题对盈利性企业来讲没有足够利益,对政府来说可能暂时不是他们最关心的,那怎么办?
  盖茨觉得基金会就是去弥合私营和政府的能力局限,解决关乎更多人的重要问题。当然基金会作为社会组织也有能力局限,这就需要私营、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互相弥补局限。
  留学生:你对现在的留学生有什么建议?
  李一诺:青年人在以后的职场中,最应该学会是厚脸皮,厚脸皮可以帮助获得很多机会,即使有的时候会觉得尴尬,但是习惯之后就会觉得无所谓。其次应该具备一种阿Q精神,不要执泥于做错的事,多往好的方面看,有的时候让自己放松一点,反而会让事情朝着好的一面发展。在生活忙碌的时候,不需要想着如何得到别人的赞美,而是把一个个当下、微观的决定做好。事情堆积的情况下,人不要焦虑,有时候焦虑会带来不必要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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