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忘却了历史就意味着背叛。2005年东邻韩国正如火如荼地清查、编撰日占期间国内“韩奸”名录，且将之公布于众，以警戒后人。尘埃未落，国内却爆出新闻：秦桧夫妻“站起来了”，有艺术家采用后现代主义的手法，仿拟了杭州西湖岳王庙中秦桧夫妻反剪跪立的塑像，题日：“跪了492年，我们想站起来歇歇了”，展于上海。新塑像二人昂然站立，阐释者说，这是现代人道主义法律理念尊重人性的体现。
　　为卖国贼、汉奸翻案，其实早已不是什么奇闻怪谈，历史上就有为秦桧辩护之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周作人就在《秦桧与岳飞》、《谈油炸鬼》等文章中为秦桧叫屈，汪精卫也大谈“主和”投降之“必要”。
　　近年来，少许国人常做怪异之语，在网络和媒体上偶见替周作人、汪精卫鸣冤之文。前几年还有个王直墓事件：明嘉靖年间，安徽奸商王直勾结倭寇骚扰沿海百姓，为祸一方，被明廷正法。数百年后，汉奸的家乡居然为其修坟树碑，理由是为了招引日资。此类事情真令人咄咄称奇、扼腕愤愤。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的．既往的历史总在对现实发挥着潜在的作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历史是今人阐释的结果。但是，历史并不是一块柔软的橡皮泥，可以随心所欲地捏塑。对于历史，人们应该心存神圣感和敬畏感，不能取其所取、用其所用，毫无顾忌地进行任意的阐释与解说。可是今天，历史在某些人手中早被弄成一堆破烂，“戏说”历史的泛滥是表现之一。他们评说历史中的人与事，不是站在现实的角度上，还原其应有的历史语境，在历史前后的承续中探讨它的价值、意义与影响，而是随意拨弄、翻来覆去，强奸事实。
　　一个民族的前行，尤应对民族曾经的屈辱，以及屈辱中的卑劣不能忘却。直面自己民族中的罪恶、阴暗，我们要学习韩国，惟有无情地解剖曾经发生的历史，引以为戒，才会有民族后继行进中肌体的免疫与健康。世界任何一个优秀的民族，其文化中难免有污败的因子，历史上难免有不能曝光的罪恶。有意丑诋不必要，存心涂饰亦无需；荣耀辉煌坦然面对，污秽疮疤亦不遮羞。中华民族是伟大、优秀的民族，可由于历史久远、人口众多，其中不免出现些许害群之马，但我们不能漠然无视或隐藏遮掩，而应该怵然警惕，以之为羞，垂示后人，且莫再去袭蹈前辙。
　　中国的汉奸问题就不该有意回避，对此国人尚且存在诸多模糊的认识。一些人以为汉奸只在抗战期间才有，是个别的、偶然的。其实不然，有资料统计，八年抗战，投降、效劳日本之伪军前后有300万之众，如果再包括日占区各级伪政府官吏、警察、特务，确切数目难以估算。而日军战败投降时部队人数为120万，被中国军队歼灭、俘获约52万人，侵华期间日本在华总兵力不会超过200万。如此说来，中国汉奸的人数是日军的数倍。有人戏言抗日主要是抗伪，这话不是没有道理。如此多的汉奸，在“五四”新文化改造国民性启蒙运动几十年后产生，其历史与心理原因确实费人思量。
　　去其不远，不可解之事还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英军里居然有一支“中国军团”，被称为“华勇营”。此部队是英军1899年于威海卫招募中国的流民、地痞、流氓300A,．组成，受命于英军。八国联军攻打天津时，以“英军第一军团”编于作战部队序列。这只“中国军团”作战不怕死，协助英军攻下了天津城。英军以天津城楼为构图，为其设计团徽，以“表彰”他们的功绩。此军团士兵居然恬不知耻，佩于帽、领之上，洋洋自得、招摇过市。1902年，英王爱德华七世即位，其中12名士兵还参加了加冕典礼。
　　历史再行前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战败，李鸿章去日本下关签订了《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第9款规定：“此次交仗之所有涉日本军队之中国臣民，概予宽待，并饬有司不得擅为逮系。”清政府不得逮捕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人员，看来战争中为日本当爪牙、做间谍的中国人必有不少。
　　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民族冲突与战争，总有恬然事敌分子，如明清之际的吴三桂、钱谦益、阮大铖、孙之獬之徒。鲁迅在《北人与南人》中有言：“历史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没有降者的帮助，侵入者欲成其事，要多费些周折，至少不会那么迅速、顺利。或许经过一段历史时期．民族间的冲突从大的方面看，如同庄子之语“此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恩怨是非还真让人难以说清，然而一个人的人品、人格、情操，却往往有着历史的超越性。卖友求贵、卖国求荣、苟且偷生、仗势欺人、甘心为奴、助纣为虐，在任何历史时期、在任何国家与民族中，都不是值得肯定的品行。
　　卑劣分子大约不会如此考虑，他们的智商有时确实令人生疑。1904-1905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打响。本来是强盗们分赃不均的内讧，或者说“黑吃黑”，以李敖的语言就是“乌龟打王八蛋”。日俄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争夺中国资源而战，可是却偏偏有国人，或则事俄、或则事日，于其中忙个不亦乐乎。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写道：年轻的他于日本仙台学医，看日俄战争幻灯片，其中替俄人做奸细的中国人被日军杀头，旁边围看着欢呼的中国人的镜头，深深刺激了他。这正是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从精神上来疗救麻木愚昧民众灵魂的契机。
　　愚暗的魂灵、卑污的人格，启蒙思想者将其归之为国民性中的“劣根”，怒其不幸，哀其不争。同鲁迅一样，老舍先生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国人的“劣根性”也多有揭露与剖析，《四世同堂》对汉奸的嘴脸勾画栩栩：祁瑞丰、冠晓荷在日本人面前温顺如狗、任人呵使，在普通百姓面前却时露凶齿、神气活现、飞扬跋扈，觉得自己很是出人头地。《茶馆》中，老舍借走狗吴祥子、宋恩子之口，揭露了此类人的人生哲学：“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我们给袁大总统效力”、“谁给饭吃．咱们就给谁效力”。此类人的人生哲学的中心是“唯我”，发展到极至便是“有奶就是娘”，日本人来了，他们怎能不屈膝投靠呢?
　　在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信仰体系中，我们的确存在着相悖的两极：高昂与卑下。譬如，一方面主流文化宣扬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民族精神；一方面世俗文化又在信奉着“好死不如赖活”的苟命哲学，这使得人们在矛盾的调和中，常常放弃了信仰、理想、立场与原则。适我者取，违己者弃，实用、功利是部分国人信仰的写照。如果一个民族或个人只讲求实用、功利，就如同浮云遮望眼，前不见过去，后不见未来，斤斤于名利，行进中难免要陷落失足。由此看来，今天国民性的改造与启蒙，仍背负着太重的历史与文化因袭，任重而道远，依然踟蹰于途。
　　人性中的阴暗、伪劣、凶残看得太多，会使人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失掉前行的信心与动力。例如美籍华人张纯如写完《南京大屠杀》后，就因人类种种的丑恶而污目污心，最后精神抑郁而自杀。因此知人论世，必须自其向背两面看之，我们还应该看到人性中有美好、真善与崇高，我们民族中虽有少数汉奸之徒，但更多的是民族脊梁之英雄：岳飞、文天祥、郑成功、杨靖宇，还有众多有头脑的思想者：鲁迅、老舍、巴金等等，这才是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的灵魂，是民族前行的精神动力与支撑。
　　历史不容忘却，不能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