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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宋时期，一批犹太人来到了当时的都城汴京（今开封，以下通称开封），因其愿意接受中央制约，受到宋朝当局的友好接待，被允准归依中国，并可保持本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切特批定居于开封。作为犹太民族最重要的传承即其信仰——犹太教也被允许自我发展，犹太教作为犹太民族的宗教伴随犹太人进入中国，其传入大抵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传入我国的时间相同。有关史料证明，犹太教一直存在于中国社会，只是其不像佛教那样大范围的扩大传播其教义，因而被“忽视”。开封作为最早的、也是当今仅存的犹太社团活动地，学界对于其起源、发展以及演变均有较多的研究，如郑州大学张倩红教授、河南大学张礼刚教授均有专门的起源考文章，此外，河南大学刘百陆教授在其硕士论文曾就开封犹太碑文进行考证研究，得出很多有益于开封犹太教研究的史料。由于能力有限，本文仅从开封犹太教和与其他外来教派的交流来尝试探讨犹太教在开封的日常生活变迁方面影响，希望能有所收获。
关键词：犹太教；一赐乐业教；开封犹太人；生活习惯
中图分类号：B9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45-02
追根溯源才能去了解犹太人在开封的活动。关于开封犹太人的起源众说纷纭，史学界主要依据三块碑的碑文进行研究，分别是弘治二年碑载：“出自天竺，奉命而来……进贡西洋布于宋，帝曰：归我华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正德七年的《尊崇道经寺记》碑讲到：“……厥后原教自汉时入居中国。宋孝隆兴元年葵未，建祠于汴。”而在康熙二年碑的碑文上讲：“教起于天竺，周时始传于中州，建祠于大梁……其寺俺都刺始创于宋孝隆兴元年……”虽然这三块碑记载其“来路”不同，但我们能够发现其中的共点，比如：“来自天竺”、“宋孝隆兴元年建祠”等，基本可以确定，开封犹太人是在北宋定居的开封。[1]犹太教作为犹太民族的宗教伴随犹太人进入中国，其传入大抵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传入我国的时间相同，有关史料证明，犹太教一直存在于中国社会，只是其不像佛教那样大范围的扩大传播其教义，因而被“忽视”。解决了开封犹太人的来源问题，我们就很清楚的得到了一条时间轴，那就是从北宋真宗咸平元年开始，直到今天，历时千年，其教徒逐渐汉化。本文尝试从在开封的犹太人的变迁和与其他外来教派的交流来探讨犹太教在开封的影响变化以及对开封犹太人的转化。
一、开封犹太教的历史
大批犹太人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境内，并散居在许多城市，指导北宋时才出现了一定规模的的开封犹太社团。“此后他们在居住、迁徙、谋业、就学、土地买卖、宗教信仰、通婚等诸方面均享受与汉人同样的权利和待遇，从未受到歧视。”[2]潘光教授在其著作中提到，开封犹太人从来就享有和汉族或者称作华夏族相同的权利，但限于资料，笔者看到开封犹太人的“受重视”是犹太人艾田在同耶稣会士利玛窦的偶然晤面，并谈到一些宗教问题时，“博学的利玛窦识别出这是一位具有明显汉文化色彩的犹太人”[3]，这引起了利玛窦的强烈兴趣。随后，关于开封犹太社团的现状引起了欧洲传教士们的关注。公元1613年耶稣会士艾儒略到达开封，在调查当地犹太社团的情况的同时，寻求《圣经》。这些都证明着，开封犹太教在明清以前与外界传教士交流较为频繁。
据弘治碑记载“有李、俺、艾、高、穆、赵、金、周、张、石、黄、李、聂、金、张、左、白七十姓等，进贡西洋布于宋。”据魏千志先生考证，七十姓应为十七姓，碑文有误。这不是政府与政府的交流，而是皇帝与当时犹太人的“个体交流”，古代犹太人因此获得居住权。“这一批人于公元1163年建造了犹太会堂，在随后的的700年余年间，犹太教一直在开封留存和发展。”[4]根据史料记载，19世纪以前，开封犹太教自称为“一赐乐业教”，有专职神职人员“以是寺不可无典守者。惟李诚、李实……张浩等，正经熟晓，劝人为善，呼为满刺。”然而，其区别于正统犹太教，“其教道相传，至今衣冠礼乐，遵行时制，语言动静，循由旧章，人人遵守成法，而知敬天尊祖，忠君孝亲者，皆出其力也。”“寺中奉大明皇帝万万岁牌”可见其已经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碑载，开封犹太会堂修葺了十余次，充分的表明在古代开封犹太教社团依然有其自我的信仰，其被同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开封犹太教仅在16世纪至17世纪之间就曾培养出拉比近20名。”[5]专门的宗教场所和专业的神职人员，开封犹太教社团依据政府的宗教宽容政策，尤其是元朝时候，开封犹太人被称为“术忽”回回[6]，位居第二等色目人种，可见古代开封犹太人的所受恩宠和优待。17世纪时，利玛窦派人来调查开封犹太人，发现其“会堂被称为清真寺、神职人员被称为满刺，这些都留下了回回的痕迹”。[7]
根据相关记载，笔者发现，古代开封犹太教被称为挑筋教、一赐乐业教，他们受到中国传统政府的认可，借助自身力量，在吸收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同时保留着自己的特色——逾越节、割礼等宗教形式、会堂等集会场地。但学而优则仕的观念逐渐的被开封犹太人所接受乃至奉为至理，并且“在开封的犹太会堂……靠犹太人中科举榜上提名者的发起和赞助来振兴的。”[8]明清时期，大量的犹太人入仕就是证明：“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赵映乘又利用自己的影响，主次重建犹太清真寺。”赵映乘是顺治年间开封犹太出身的举人，其实际在当时碑开封犹太人当做楷模。
二、开封犹太教与中国其他外来教的联系
在中国，自汉代佛教传来后，伊斯兰教、基督教相继传来，再加上本土的道教和“儒教”，均在中国占有一定的地位。探讨开封犹太教和中国其他同时期外来教派的联系，则必须弄清这几种教派的当时地位。在传统帝制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尤其是宋代以后儒家已经被上升到信仰的高度，虽然其在元代有所下降，但儒家一直以来均居于统治地位；而道教的发展是一个“不争”的过程，据弘治碑载：“在道有玉皇殿，尊崇三清”，它贯穿整个王朝的兴衰之中，必然与开封犹太教有所联系；就佛教而言，其也是外来教派，只是在传入后碑逐渐的汉化，演变的更适应了华夏的文化内涵，开封作为古代重要城市，其传播必然较广，不可避免的要与开封犹太教有所接触；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天主教），是正宗的外来宗教，其在演变流传中，一直扮演着传教士的角色，因此对同样是外来宗教的开封犹太教十分的关注。 据资料记载，开封犹太被欧洲宗教界关注是因为一次偶然，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6月的一天，开封犹太人艾田到北京谋求差事，与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偶遇，利玛窦在与其交谈中发现，开封还存在一群具有汉化特征的犹太社团，并将其转达回欧洲，引起了欧洲宗教界的关注。此后，不仅利玛窦本人到开封调查，各时期均有传教士如艾儒略、郭教士等人也相继来到开封调查并访求《圣经》（希伯来文），郭教士在其报告中称“开封有犹太教寺一……教众凡二三千人，群呼为挑筋教徒”。[9]此后传教士的调查直到康熙五十九年才被迫结束“当时罗马教廷在中国礼仪问题上作出了危害我国主权的决定，所以遭到了康熙皇帝的坚决抵制，并对传教士的行动采取了严密的控制”。[10]在此之中，笔者发现，正是这些交流才使得我们现在能看到当时开封犹太教的相关情况。比如康熙四十一年，天主教士郭教士在其报告中称开封犹太人“每安息日则诵经礼拜与寺中，其人仍守割礼、逾越构庐等节。”“中央供奉万岁牌”等等信息。两年后，传教士骆保禄和苏霖对开封犹太人遵守律法和典章等状况坐了比较细致的调查；康熙六十年，天主教杜教士“手绘之开封一赐乐业寺图二帧”。[11]它成为研究中国犹太人的珍品。
开封犹太教和其他外来教派的交流，限于资料笔者只看到了外来者对其的影响，在这些西方人的眼中，开封犹太人被视为其扩大天主教影响的最佳人选、藏有未经修改的最古本的《圣经》以及可被欧洲学术界挖掘新史料的团体。[12]
此外，开封犹太人和穆斯林的交流不容忽视，其相近的传入时间、路线以及当时中国传统帝制对其的大致一样的政策，“又共同经历了宗教儒化进程”，[13]乃至在开封，他们被主流社会称为“回回”。而在传教士的文献中，开封犹太人因大多带蓝帽，并自称为“蓝帽回回”，以与“白帽回回”（伊斯兰教徒）相区别。[14]众所周知，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的礼拜寺名称，然而开封犹太会堂也叫做清真寺，并赋予“清真”新的内涵，即“然道必本于清真礼拜，清者，精一无二；真者，正而无邪；礼者，敬而已矣；拜下，礼也。”[15]虽然中间，开封犹太会堂一度改为“尊崇道经寺”、“礼拜寺”，但“至少说明了开封犹太人与穆斯林在文化上的涵化与相互影响。”[16]虽然在开封犹太人的记载里，很少提及与穆斯林的交往，但据王一沙先生考证，少数开封犹太后裔确有与回族通婚的现象。[17]笔者发现，在与穆斯林的交往过程中，开封犹太人或许出于宗教信仰的考虑，很少在史料中记载，但依据开封的现实情况，两者作为“近邻”，必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通过比较开封犹太教与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联系，我们发现，开封犹太人仍然或者说大部分时候是保存着其宗教的一部分形式和内涵的。但是，在中国的大环境之下，开封犹太教的生活习惯必然发生着变化，以便于更加融入中国的主流社会。
三、结语
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到来以前，犹太教不仅存在于开封，还存在于我国若干其他城市，如宁波、宁夏、杭州、广州、泉州、扬州等。”[18]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封一直是犹太人在中国的中心之一，因而开封犹太教也是中国犹太教的中心之一。开封犹太教的早期，犹太人尚能维持严格的宗教形式，遵守犹太教的风俗习惯。但在17世纪以后，中国犹太人开始被同化，部分人热衷于参加科举考试，这也是历史上有那么多犹太人做官的原因，如艾田“从小就全力攻读中国文学，放弃希伯来语，照犹太教高级神职人员的看法，由于他学习中文，他本人几乎不配算作希伯来同胞。”[19]18世纪时，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更是彻底的中断了开封犹太教于外界的联系，加快了同化的步伐，如骆保禄讲：“他们的文人和学士们和异教徒一样，也都尊孔祭祖，并按照汉人的方式保留了灵牌” [20]总体上，此时的犹太社团已出现由盛转衰的趋势。[21]同样，我们也应看到，随着开封犹太被同化的发展，开封犹太人也越来越融入这个社会，“中国人对开封犹太人认识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深刻，从感性到理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2]
总结起来，开封犹太人的生活习惯演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开封犹太人被汉文化所同化，他们放弃希伯来文的学习和继承，转学“尊孔祭祖”的儒家文化；（二）社会价值观念转变，“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出现，开封犹太人在辛亥革命前，基本上不从事商业活动[23]，他们在古代（辛亥革命前），大多数时间致力于科举来补贴社团活动，在近代，部分开封犹太人甚至贩卖经文作为生活资料；（三）随时间的推移，开封犹太人越来越融入主流社会，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很难找出与周围人的不同；（四）通婚现象普遍存在，其真正的犹太“血统”越来越稀薄，“在我接触到的开封犹太人后裔的五十五户中，男性都取汉族的女性，女性都嫁汉族之男性”[24]，无论古代是否也是如此，关乎生计，我们相信通婚是必定存在的。（五）其它方面，犹太教教义在时间的长河中流逝殆尽，挑筋教的传统不复存在、春节和汉人一样贴春联甚至不知“割礼”为何，这无不表明着，开封犹太人已经融入或者彻底的被汉化。当然，还有其它一些不同存在，限于篇幅和笔者水平，并不能进行完备的描述，但是我也深信：“在历史上，应该存在的总会存在，应该消亡的，一定会消亡，这是事物存在和演进的规律。”[25]开封犹太人很难再寻回其原有的“面貌”即犹太教的宗教信仰。
注释：
[1]这一观点，魏千志先生在其《中国犹太人定居开封时间考》（史学月刊，1993（05期））上进行了相信的考证，并得出：开封犹太人是于北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正月进贡来到东京开封，并提出了留居的要求，得到了宋朝皇帝的恩准。
[2]潘光：《犹太人在中国（上）》【M】，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P13
[3]张绥：《犹太教与中国开封犹太人》【M】，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P54
[4]徐新：《犹太教在中国》【J】，《世界宗教研究（犹太教研究）》，2000年（02期）
[5]Donald Daniel Leslie：《The Chinese——Hebrew Memorial Bood》【M】， 《Canberra College of Advanced Education》， 1984，P303
[6]白寿彝：《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P176—P177
[7]潘光旦：《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P2—P12
[8]张绥：《犹太教与中国开封犹太人》【M】，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P107
[9]张绥：《犹太教与中国开封犹太人》【M】，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P55
[10]同[9]
[11]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J】，《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1980（01）
[12][13]张倩红：《西方教士视野中的开封犹太社团》【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11年（01期）
[14]荣振华，李渡南：《中国的犹太人》【M】，耿译，大象出版社，2005，P130
[15]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碑碑文【Z】
[16][17]同[12]
[18]同[4]
[19]利玛窦，金妮阁（何高济，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M】，中华书局，2001，P117
[20]荣振华，李渡南：《中国的犹太人》【M】，耿译，大象出版社，2005，P48
[21]同[12]
[22]张礼刚：《中国人视野中的古代开封犹太人》【D】，《河南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张倩红）》，2005年
[23]同[8]
[24]张绥：《犹太教与中国开封犹太人》【M】，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P117
[25]张绥：《犹太教与中国开封犹太人》【M】，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P122
关键词：犹太教；一赐乐业教；开封犹太人；生活习惯
中图分类号：B9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45-02
追根溯源才能去了解犹太人在开封的活动。关于开封犹太人的起源众说纷纭，史学界主要依据三块碑的碑文进行研究，分别是弘治二年碑载：“出自天竺，奉命而来……进贡西洋布于宋，帝曰：归我华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正德七年的《尊崇道经寺记》碑讲到：“……厥后原教自汉时入居中国。宋孝隆兴元年葵未，建祠于汴。”而在康熙二年碑的碑文上讲：“教起于天竺，周时始传于中州，建祠于大梁……其寺俺都刺始创于宋孝隆兴元年……”虽然这三块碑记载其“来路”不同，但我们能够发现其中的共点，比如：“来自天竺”、“宋孝隆兴元年建祠”等，基本可以确定，开封犹太人是在北宋定居的开封。[1]犹太教作为犹太民族的宗教伴随犹太人进入中国，其传入大抵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传入我国的时间相同，有关史料证明，犹太教一直存在于中国社会，只是其不像佛教那样大范围的扩大传播其教义，因而被“忽视”。解决了开封犹太人的来源问题，我们就很清楚的得到了一条时间轴，那就是从北宋真宗咸平元年开始，直到今天，历时千年，其教徒逐渐汉化。本文尝试从在开封的犹太人的变迁和与其他外来教派的交流来探讨犹太教在开封的影响变化以及对开封犹太人的转化。
一、开封犹太教的历史
大批犹太人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境内，并散居在许多城市，指导北宋时才出现了一定规模的的开封犹太社团。“此后他们在居住、迁徙、谋业、就学、土地买卖、宗教信仰、通婚等诸方面均享受与汉人同样的权利和待遇，从未受到歧视。”[2]潘光教授在其著作中提到，开封犹太人从来就享有和汉族或者称作华夏族相同的权利，但限于资料，笔者看到开封犹太人的“受重视”是犹太人艾田在同耶稣会士利玛窦的偶然晤面，并谈到一些宗教问题时，“博学的利玛窦识别出这是一位具有明显汉文化色彩的犹太人”[3]，这引起了利玛窦的强烈兴趣。随后，关于开封犹太社团的现状引起了欧洲传教士们的关注。公元1613年耶稣会士艾儒略到达开封，在调查当地犹太社团的情况的同时，寻求《圣经》。这些都证明着，开封犹太教在明清以前与外界传教士交流较为频繁。
据弘治碑记载“有李、俺、艾、高、穆、赵、金、周、张、石、黄、李、聂、金、张、左、白七十姓等，进贡西洋布于宋。”据魏千志先生考证，七十姓应为十七姓，碑文有误。这不是政府与政府的交流，而是皇帝与当时犹太人的“个体交流”，古代犹太人因此获得居住权。“这一批人于公元1163年建造了犹太会堂，在随后的的700年余年间，犹太教一直在开封留存和发展。”[4]根据史料记载，19世纪以前，开封犹太教自称为“一赐乐业教”，有专职神职人员“以是寺不可无典守者。惟李诚、李实……张浩等，正经熟晓，劝人为善，呼为满刺。”然而，其区别于正统犹太教，“其教道相传，至今衣冠礼乐，遵行时制，语言动静，循由旧章，人人遵守成法，而知敬天尊祖，忠君孝亲者，皆出其力也。”“寺中奉大明皇帝万万岁牌”可见其已经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碑载，开封犹太会堂修葺了十余次，充分的表明在古代开封犹太教社团依然有其自我的信仰，其被同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开封犹太教仅在16世纪至17世纪之间就曾培养出拉比近20名。”[5]专门的宗教场所和专业的神职人员，开封犹太教社团依据政府的宗教宽容政策，尤其是元朝时候，开封犹太人被称为“术忽”回回[6]，位居第二等色目人种，可见古代开封犹太人的所受恩宠和优待。17世纪时，利玛窦派人来调查开封犹太人，发现其“会堂被称为清真寺、神职人员被称为满刺，这些都留下了回回的痕迹”。[7]
根据相关记载，笔者发现，古代开封犹太教被称为挑筋教、一赐乐业教，他们受到中国传统政府的认可，借助自身力量，在吸收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同时保留着自己的特色——逾越节、割礼等宗教形式、会堂等集会场地。但学而优则仕的观念逐渐的被开封犹太人所接受乃至奉为至理，并且“在开封的犹太会堂……靠犹太人中科举榜上提名者的发起和赞助来振兴的。”[8]明清时期，大量的犹太人入仕就是证明：“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赵映乘又利用自己的影响，主次重建犹太清真寺。”赵映乘是顺治年间开封犹太出身的举人，其实际在当时碑开封犹太人当做楷模。
二、开封犹太教与中国其他外来教的联系
在中国，自汉代佛教传来后，伊斯兰教、基督教相继传来，再加上本土的道教和“儒教”，均在中国占有一定的地位。探讨开封犹太教和中国其他同时期外来教派的联系，则必须弄清这几种教派的当时地位。在传统帝制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尤其是宋代以后儒家已经被上升到信仰的高度，虽然其在元代有所下降，但儒家一直以来均居于统治地位；而道教的发展是一个“不争”的过程，据弘治碑载：“在道有玉皇殿，尊崇三清”，它贯穿整个王朝的兴衰之中，必然与开封犹太教有所联系；就佛教而言，其也是外来教派，只是在传入后碑逐渐的汉化，演变的更适应了华夏的文化内涵，开封作为古代重要城市，其传播必然较广，不可避免的要与开封犹太教有所接触；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天主教），是正宗的外来宗教，其在演变流传中，一直扮演着传教士的角色，因此对同样是外来宗教的开封犹太教十分的关注。 据资料记载，开封犹太被欧洲宗教界关注是因为一次偶然，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6月的一天，开封犹太人艾田到北京谋求差事，与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偶遇，利玛窦在与其交谈中发现，开封还存在一群具有汉化特征的犹太社团，并将其转达回欧洲，引起了欧洲宗教界的关注。此后，不仅利玛窦本人到开封调查，各时期均有传教士如艾儒略、郭教士等人也相继来到开封调查并访求《圣经》（希伯来文），郭教士在其报告中称“开封有犹太教寺一……教众凡二三千人，群呼为挑筋教徒”。[9]此后传教士的调查直到康熙五十九年才被迫结束“当时罗马教廷在中国礼仪问题上作出了危害我国主权的决定，所以遭到了康熙皇帝的坚决抵制，并对传教士的行动采取了严密的控制”。[10]在此之中，笔者发现，正是这些交流才使得我们现在能看到当时开封犹太教的相关情况。比如康熙四十一年，天主教士郭教士在其报告中称开封犹太人“每安息日则诵经礼拜与寺中，其人仍守割礼、逾越构庐等节。”“中央供奉万岁牌”等等信息。两年后，传教士骆保禄和苏霖对开封犹太人遵守律法和典章等状况坐了比较细致的调查；康熙六十年，天主教杜教士“手绘之开封一赐乐业寺图二帧”。[11]它成为研究中国犹太人的珍品。
开封犹太教和其他外来教派的交流，限于资料笔者只看到了外来者对其的影响，在这些西方人的眼中，开封犹太人被视为其扩大天主教影响的最佳人选、藏有未经修改的最古本的《圣经》以及可被欧洲学术界挖掘新史料的团体。[12]
此外，开封犹太人和穆斯林的交流不容忽视，其相近的传入时间、路线以及当时中国传统帝制对其的大致一样的政策，“又共同经历了宗教儒化进程”，[13]乃至在开封，他们被主流社会称为“回回”。而在传教士的文献中，开封犹太人因大多带蓝帽，并自称为“蓝帽回回”，以与“白帽回回”（伊斯兰教徒）相区别。[14]众所周知，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的礼拜寺名称，然而开封犹太会堂也叫做清真寺，并赋予“清真”新的内涵，即“然道必本于清真礼拜，清者，精一无二；真者，正而无邪；礼者，敬而已矣；拜下，礼也。”[15]虽然中间，开封犹太会堂一度改为“尊崇道经寺”、“礼拜寺”，但“至少说明了开封犹太人与穆斯林在文化上的涵化与相互影响。”[16]虽然在开封犹太人的记载里，很少提及与穆斯林的交往，但据王一沙先生考证，少数开封犹太后裔确有与回族通婚的现象。[17]笔者发现，在与穆斯林的交往过程中，开封犹太人或许出于宗教信仰的考虑，很少在史料中记载，但依据开封的现实情况，两者作为“近邻”，必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通过比较开封犹太教与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联系，我们发现，开封犹太人仍然或者说大部分时候是保存着其宗教的一部分形式和内涵的。但是，在中国的大环境之下，开封犹太教的生活习惯必然发生着变化，以便于更加融入中国的主流社会。
三、结语
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到来以前，犹太教不仅存在于开封，还存在于我国若干其他城市，如宁波、宁夏、杭州、广州、泉州、扬州等。”[18]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封一直是犹太人在中国的中心之一，因而开封犹太教也是中国犹太教的中心之一。开封犹太教的早期，犹太人尚能维持严格的宗教形式，遵守犹太教的风俗习惯。但在17世纪以后，中国犹太人开始被同化，部分人热衷于参加科举考试，这也是历史上有那么多犹太人做官的原因，如艾田“从小就全力攻读中国文学，放弃希伯来语，照犹太教高级神职人员的看法，由于他学习中文，他本人几乎不配算作希伯来同胞。”[19]18世纪时，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更是彻底的中断了开封犹太教于外界的联系，加快了同化的步伐，如骆保禄讲：“他们的文人和学士们和异教徒一样，也都尊孔祭祖，并按照汉人的方式保留了灵牌” [20]总体上，此时的犹太社团已出现由盛转衰的趋势。[21]同样，我们也应看到，随着开封犹太被同化的发展，开封犹太人也越来越融入这个社会，“中国人对开封犹太人认识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深刻，从感性到理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2]
总结起来，开封犹太人的生活习惯演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开封犹太人被汉文化所同化，他们放弃希伯来文的学习和继承，转学“尊孔祭祖”的儒家文化；（二）社会价值观念转变，“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出现，开封犹太人在辛亥革命前，基本上不从事商业活动[23]，他们在古代（辛亥革命前），大多数时间致力于科举来补贴社团活动，在近代，部分开封犹太人甚至贩卖经文作为生活资料；（三）随时间的推移，开封犹太人越来越融入主流社会，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很难找出与周围人的不同；（四）通婚现象普遍存在，其真正的犹太“血统”越来越稀薄，“在我接触到的开封犹太人后裔的五十五户中，男性都取汉族的女性，女性都嫁汉族之男性”[24]，无论古代是否也是如此，关乎生计，我们相信通婚是必定存在的。（五）其它方面，犹太教教义在时间的长河中流逝殆尽，挑筋教的传统不复存在、春节和汉人一样贴春联甚至不知“割礼”为何，这无不表明着，开封犹太人已经融入或者彻底的被汉化。当然，还有其它一些不同存在，限于篇幅和笔者水平，并不能进行完备的描述，但是我也深信：“在历史上，应该存在的总会存在，应该消亡的，一定会消亡，这是事物存在和演进的规律。”[25]开封犹太人很难再寻回其原有的“面貌”即犹太教的宗教信仰。
注释：
[1]这一观点，魏千志先生在其《中国犹太人定居开封时间考》（史学月刊，1993（05期））上进行了相信的考证，并得出：开封犹太人是于北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正月进贡来到东京开封，并提出了留居的要求，得到了宋朝皇帝的恩准。
[2]潘光：《犹太人在中国（上）》【M】，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P13
[3]张绥：《犹太教与中国开封犹太人》【M】，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P54
[4]徐新：《犹太教在中国》【J】，《世界宗教研究（犹太教研究）》，2000年（02期）
[5]Donald Daniel Leslie：《The Chinese——Hebrew Memorial Bood》【M】， 《Canberra College of Advanced Education》， 1984，P303
[6]白寿彝：《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P176—P177
[7]潘光旦：《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P2—P12
[8]张绥：《犹太教与中国开封犹太人》【M】，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P107
[9]张绥：《犹太教与中国开封犹太人》【M】，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P55
[10]同[9]
[11]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J】，《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1980（01）
[12][13]张倩红：《西方教士视野中的开封犹太社团》【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11年（01期）
[14]荣振华，李渡南：《中国的犹太人》【M】，耿译，大象出版社，2005，P130
[15]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碑碑文【Z】
[16][17]同[12]
[18]同[4]
[19]利玛窦，金妮阁（何高济，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M】，中华书局，2001，P117
[20]荣振华，李渡南：《中国的犹太人》【M】，耿译，大象出版社，2005，P48
[21]同[12]
[22]张礼刚：《中国人视野中的古代开封犹太人》【D】，《河南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张倩红）》，2005年
[23]同[8]
[24]张绥：《犹太教与中国开封犹太人》【M】，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P117
[25]张绥：《犹太教与中国开封犹太人》【M】，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P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