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他叫“张梗”还是“张志忠”，都不复为吴下阿蒙。此次回台，他身边还添了一位长相体面、常着旗袍的新娘相伴，说是从海外留学回来，在台北的中学当教员。这番巧心经营，在老台共林樑才之妻柯秀英眼里，却露着一丝破绽：“这位远看俏丽的新娘，近看却发现脸上有白麻点，这是天花留下的痕迹，当时台湾人一出生即种牛痘，稍加分析便可知她是从大陆来的。”

潜伏

　　“张志忠”携妻重归故里，似与过去的“张梗”斩断了联系。邻人们告以“在他偷渡到中国大陆后，日本人常抓他的老母在街上长跪”，他不动声色。过去的老同志在街市撞见，他只装作不认识。亲近他的人，私下里却叫他“老吴”。
　　从妻子季沄寄回大陆的家书里，可知他们抵台后的婚期也一拖再拖，从1946年“双十节”改成了“十二五台湾省光复纪念日”。约定这个日子，是因为“他十年未和家中通讯，母亲逢年过节都哭哭啼啼纪念他，全家以为他早被秘密处死”。
　　张志忠这条命是捡回来的，1928年日警在上海租界、东京和台湾同时展开反共大搜捕，他沿中国东南海岸一路北漂至青岛、大连，侥幸得脱。滞留岛内的台共及其同路人，在这十数年的漫长岁月间，几乎无一幸免牢狱之灾。
　　其间，岛内秘密召开的两次台湾共产党代表大会，都是在重要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1928年8月的台共第一次会议，谢雪红取消了缺席者蔡孝乾等人的党籍；而在1931年5、6月间召开的台共第二次会议上，谢雪红又反过来遭开除出党。
　　这来回往复的拉锯，也是台共党人自1920年代在厦门、上海、东京三地渐成气候起，埋下了此后岛内左翼势力难形成合力的先兆。
　　谢雪红和“表弟”林木顺早在台共“一大”筹备期间就被指定为与日本方面的联络人，依循当时国际共产（第三国际）的指示，在日共领导下开展“台湾支部”的工作，甚至不分疆界地吸收过朝鲜的独立运动激进分子。
　　而在厦门读书时接触到共产主义的那批人，其中就包括张志忠，最早甚至还集体学习过蔡孝乾编写的《新兴经济学》，他们试图在岛内籍民族主义的兴起鼓动共产运动。 　　这两股施之于台湾共产党人的影响，在上海积聚又交错。瞿秋白在遭党内批驳之前，他被谢雪红、蔡孝乾、张志忠等人共奉为师。1928年日警反共大搜捕，台共党人四散后，蔡孝乾、张志忠踏上流亡之途；而滞留东京的共产党人陈来旺，在被日警破获的一份报告中曾写道，“中共支部的成员，竟不知道台湾共产党的存在”。
　　1945年8月，国民政府接手台湾后岛内政治气象突变，不出半年，张志忠奉派秘密潜回，此时的他已颇有革命履历，抗日战争期间他参加了苏北的新四军，此后在冀南军区从事“敌工工作”；而晚他三个月抵台的蔡孝乾更是资历显赫，作为惟一一个参与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台籍党员，他在中共中央“以少数民族代表身份”居于高位。
　　经历了日据时期十数年的“失联”，共产党再次踏上这个形势复杂的岛屿，不由得格外小心翼翼。
　　先期抵达的信使，是一位《大公报》记者李纯青。1945年10月5日下午五时，伴随着三架从重庆九龙坡起飞的美军运输机在台北松山机场降落，他身为记者代表团的一员，混迹于国民政府受降长官的随员之中，实则肩负着周恩来亲自嘱托的“排摸”任务。
　　他捎回的信息是“老台共的人（在日据时期）全部被捕，全部转向（变节），只有谢雪红一个人是可靠的。”此后便有了谢雪红与张志忠接头的一幕。
　　同样为了核实张志忠的身份，谢雪红特意派出一名台北市郊老农，在李纯青的带路下去上海找“组织”。证实了1946年初，经中共华东局同意，设立了归上海局领导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工委”），并任命蔡孝乾为“省工委”书记，乃岛内共产党活动的最高领导；张志忠为武装部长。
　　谨小慎微的接头工作，佐证了旁人的眼光：张志忠那圆滚滚的小腿，确是长期行伍塑造的。此时已铁路贯通南北的台湾，很少有人再靠一副腿帮子东奔西突了。而回归乡里的他，仍沿袭着他在大陆养成的习惯，光着脚丫子，出没于城市边缘的山林地带。

　　谢雪红在台中领导的武装暴动，声威最是壮大。这个老板娘摇身一变成花木兰，挺一支手枪，挥一面小白旗（示意让道），站在满载武装警察的卡车车头，带领群众包围警察署、生擒了当地的贪腐官员。她的这副形象，1947年4月7日登上美国《时代》周刊，成了外媒报道中Snow Red的定妆照。
　　时常孤身跑进山里的张志忠，此时统领着一队武装青年，正准备从南部山区挺进台北西边的桃园。他征募来的人手，有从日据时代被调去南洋从军、或做军夫经受过专业军事训练的闲散归台人员，也不乏地方上的义勇，已在山中跟着他练枪多时。
　　事变后四五日内，起义军几乎攻占了嘉义机场，用“处委会”委员、曾是台共同路人的作家杨逵的话说，“当时连议员也弄不清怎么回事……只消几个钟头就可以把宪兵和军队的武装解除。”
　　待到3月4日，蒋介石派出正规军从基隆扫荡过来，临时凑集的部众面临土崩瓦解，此刻“老郑”（蔡孝乾化名）突然现身大华饭店，也是他回台之后首次与谢雪红见面。
　　故人相见，却是五味杂陈。如今这俩人，一个是大陆派遣台湾的共产党组织最高领导人，一个则是以公开身份活动在岛内颇孚人望的老台共。但深埋了二十年的恩怨过从，让两人之间仍有散不去的火药味。 　　经过长征的洗礼，蔡仍不改他的绅士派。圆框眼镜配白色毛料西裤，一副文弱模样，谢见了劈头就问，“为什么不早点来见我？”
　　蔡沉默不语。冷场很快转变为激烈的争吵：日益危殆的局势，组织上的混乱，武装力量的指挥权，都成了双方争论的焦点。
　　僵持不下时，历史旧账就被翻上台面，谢的党龄问题（1925年入党，后因长期失联而未获承认）至今没有解决；而蔡咬住不放：除非谢先写一份自白，清楚交代日据时期台共变节的经过。
　　意见分歧挟着难言的私怨，让两人的见面最终沦为一场无法做出关键决定的妥协。蔡依仗他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资格，要求部队分散到山里去打游击，同时不放弃在城市的正面宣传战场，“要办日报”。反诘者如杨逵等则认为，“台湾太小了，坚持不了多久”。

瓦解

　　领导意见的分歧，使得撤退至山区的部队各自为战，据台湾“保密局”档案，“台中之谢雪红部，及嘉义之张志忠部，因无联络配合，又互存依赖心理，各自为战，致遭全部覆没”。
　　在蔡孝乾的坚持下公开办起来的报纸《光明报》，在台北街头散发时被国民党情治机构查抄，最终却成了整个“省工委”被破获的关键线索。
　　局势的急剧恶化，使得组织下令以公开身份活动的谢雪红，先批撤出台湾，被推举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后，再也没有涉足故土。她与蔡孝乾、张志忠的最后一次晤面，已是在1948年6月的香港，秘密召开的“台湾工作干部会议”上。
　　据台湾“国安局”档案228-E-3-（14）披露，此次秘密会议规格甚高，参与其事的除了老台共谢雪红、派遣干部蔡孝乾、张志忠等人之外，广东与海南两省也各派出一位代表列席。会上，蔡孝乾检讨了“对形势过于高估”；但他也同样头痛于中共机构在岛内的“双轨制运作，领导台籍同志是一条线，大陆派遣同志则是另一条线”。
　　尽管在“二二八”以后不到半年时间里，共产党在台湾的组织，从1946年初的70余人扩充到了约400人，但“本省籍与外省籍党员的关系”“如何扩大党在工、农中力量”的问题迭出，直至惊动了上海局的领导人张执一出面发话，“谁是谁非，要到台湾解放，掌握了充分资料后方能作出分析……”

在蔡孝乾的坚持下公开办起来的报纸《光明报》，在台北街头散发时被国民党情治机构查抄，最终却成了整个“省工委”被破获的关键线索。

　　在国民党情治系统的相关报告里，甚至指出“中共在岛内未及建立电台”，而中共地下组织的“双轨制运作”，后来竟成国民党间谍瓦解“二二八”后岛内组织残余力量的惯用伎俩。
　　1950年2月的一个夜晚，有陌生人来到尚在三湾坚守的台共组织支部，把一只眼熟的皮箱交给了当地同志。来人信誓旦旦地说，“老吴叫我把这个皮箱交给你们，老吴要我告诉你们，台北的形势很紧张，希望你们赶快把竹南、苗栗地区的主要干部集中起来，二月十五日，他会下来，跟你们讨论重要事情”。撂下话，来人即不见影踪。
　　三湾的同志打开皮箱检查，发现里面有张志忠常穿用的西服一套、收音机一只、一把勃朗宁手枪和三十余发子弹，悉为他平日的随身物品。当他们几乎据此认定来人是“老吴”的信使时，一个机敏的同志，拆解了手枪，才发现撞针已被锯断。“这是老吴在向我们示警，他很可能已经被捕了。”
　　1950年3月，从四川派遣来担任“省工委”宣传部长的洪幼樵，刚在基隆登岸，误以为遇上了接船的“自己人”，即束手就擒；而以半公开身份活动的蔡孝乾，则在厦门街的家中被埋伏逾月的特务逮捕。再加上半年前《光明报》事发后，遭叛徒出卖被捕的“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明，在台的共产党四位主要领导人至此悉数落网。
　　狱中，以破获“省工委”机关邀获大功的国民党保密局上校谷正文，刻意安排了一桌酒席，让四人相对而坐。最早被捕的“省工委”副主任陈泽明，按耐不住冲蔡孝乾发难，“我们的失败都是你一个人造成的！回台湾之前，你从未交代自己的老台共身份……”
　　在同志逼问下，这位台共领导人从此竟一个人躲进狱房角落，没日没夜赶写自白书，稿纸堆垛成半人高，碰倒了，他也无所知觉。最终谷正文把他的写字桌，从保密局监狱搬进了台大精神病院。
　　四人当中唯一一个拒不自新，而遭枪决的是张志忠。他在牢房里监押到1953年底，鹿窟的最后一熄武装斗争被掐灭之后，才被押赴刑场。曾与他同监的狱友石聪金记得，他临行前劝慰：“两万五千里长征，失掉联络的党员，二十年、三十年再联络上的也有；不要大家都去当烈士。”
　　他的妻子季沄，被以“与老郑（蔡孝乾的化名）有通讯往来”的罪名同遭枪决，在国内的家人直到1950年代晚期才闻此噩耗，但从未得到“烈士家属”的待遇。曾为女儿的天花痊愈四处求拜观音的季同老太，一直到死都难以释怀：“领导不该派她去台湾做地下工作的”。
　　此后蔡孝乾变节加入国民党，直到1982年10月在台湾病逝前遭长期监视。先一步撤出岛内的谢雪红，也未能逃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陆政治风波的整肃。她早年与日共乃至国民党纠缠不清的关系，日后都成为了指摘共产党人在岛内失败的口实。倒是1930年代她被日警抓捕时的当庭审判一语成谶，蔡孝乾等台湾的共产党人“大多是与实际运动疏离的日本及中国留学生，他们训练组织程度之贫乏，乃是不争的事实。”
　　（感谢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口述史组秘书沈怀玉先生提供的帮助。参考资料：《戒严时期台北地区政治案件口述历史（全三辑）》；陈芳明《殖民地台湾：左翼政治运动史论》《谢雪红评传》；蓝博洲《台共党人悲歌》、《幌马车之歌》；杨克煌、吴克泰、张执一、李伟光、谷正文、李世杰等人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