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春，开封府接到一起诉讼案：一名刘姓老妪状告她的侄子刘保衡“亡赖豪纵，坏刘氏产”。
　　原来，宋政府在转让酒坊、酒场的过程中，逐渐推广了一种极富现代色彩的招投标制度，叫作“扑买”。刘保衡就是一名通过“扑买”承包到京师某个酒场的富商。不知道刘保衡究竟是因为投标时标价过高，还是因为对酒场经营不善，总之亏了大本，欠下政府1000多贯钱。
　　刘保衡被政府追债，只好卖掉祖业——京城中的一处宅院来偿还欠款。那里一放盘，马上就有人买下他的房产了。那时候也没有按揭，都是一次性付清。
　　那名到开封府告状的刘姓老妪，是刘保衡的姑姑；所控告一事，正是刘保衡卖掉祖业还债一事。开封府法官说，刘保衡卖掉的是他自己的物业，没什么不对啊。刘氏姑姑向法官提供了一个对刘保衡极不利的证言：“保衡非刘氏子。”史料没有具体说明，刘保衡也许是养子，没有权利卖掉刘家的祖业。
　　开封府马上派吏员调查，证实刘氏姑姑所言非虚。于是，法官按律判处：取消刘保衡鬻卖刘家祖业的交易，刘保衡将钱款退还买方，买方将物业退还刘家。
　　但是，开封府法官在审案时，得知当时跟刘保衡买下宅院的买家，正是现任三司使张方平。当时，张方平攒了一笔钱，准备买房子。恰好刘保衡因为欠了三司1000多貫酒场的租金，不得不卖房还债，张方平近水楼台先得月，便掏钱将刘保衡的宅第买了下来。
　　权御史中丞包拯很快上书劾奏张方平，他是三司的行政长官，现在刘保衡卖房还债，恰好又是你张方平将房子买下来，那谁知道在交易的过程中有没有存在不正当的利益输送，或者有单方面恃势压价的不公正行为呢？
　　随后，御史台的言官都纷纷要求处分张方平。宋仁宗应御史台的要求，下诏罢免了张方平的三司使之职，外放到陈州（今河南淮阳）。但这起案件引发的连锁反应才刚刚开始。
　　宋仁宗罢去张方平的三司使职务后，任命刚回京述职的益州（今四川成都）知州宋祁接任。但这一人事任命很快又遭到包拯的强烈反对。包拯的理由是，宋祁在益州时，贪图享乐，不宜升迁；而且，宋祁的兄长宋庠是执政官，宋祁应该避嫌。谏官吴及也上书弹劾宋祁，称宋祁以前在定州（今河北定州）为官时，“奢侈过度”。这样，宋祁在三司使的位子上屁股还未坐热，又被改任为郑州（今河南郑州）知州。
　　宋仁宗大概觉得，你包拯认为谁都不合适，那我让你来当三司使，遂下令包拯“权三司使”。御史们有没有意见且不说，翰林学士欧阳修首先就不干了。欧阳修说，以包拯的才干、资望，陛下您给他封一个再大的官，外人也不会说三道四，但如果“逐其人而代其位”，别人要说包拯的嫌话啊。
　　包拯一听说欧阳修的奏疏，也提出辞职，但仁宗皇帝并没有批准，过了一段时间，包拯“乃就职”。
　　此案给政坛带来的震动还不止于此，开封府在审理这个案子时，还发现宰相富弼的女婿、扬州（今江苏扬州）知州冯京也跟刘保衡有牵连。原来，冯京外放扬州之前，在京任馆职，跟刘保衡是邻居。有一次，冯京急需用钱，便以铜器为抵押，向刘保衡借钱。此时刘保衡可能因为酒场经营不善，家里已没什么余钱，却又不便拒绝冯京，便用家里的银器作为抵押物，向质库贷款借给冯京。
　　这本是小事，但毕竟失当，卖房这件事一热议，冯京立即避嫌，提出辞职，申请到边缘山区去，仁宗遂将冯京从繁华大郡扬州调到小地方庐州（今安徽合肥）。
　　宋人这么强调避嫌，与其说是在表达士大夫的某种道德洁癖，不如说，我们的先人们其实信奉一种比较务实的人性预设：人皆有私心，如果有机会，谁都可能会徇私。也因此，宋人不但将避嫌当成一种自觉的政治伦理，并且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回避制度，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