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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也逐步显现。除了加大科技投入，加速培养适合中国经济社会未来持续发展所需的各类人才外，如何使科技进步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并且不断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科技成果，成为世纪之交中国经济界、科技界以及企业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
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无疑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经历了30年发展的风尘，我们再提起这次大会时，首先联想到的可能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两个成为此后中国科技政策基石的论断，接着可能还会想起“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号召和当年对 “科学的春天”的期盼，大会制订的中国第三个科技发展规划则常会被大家淡忘。
这个《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简称《八年规划》）集中反映了文革刚刚结束后中国科技界急于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心情。规划提出了一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后来发现其中有些目标不太切乎实际。更重要的是，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个规划的调整也就成为中国科技发展方针和政策调整的一个起点。
一
科技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发展方针是从1981年开始的。在1980年底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批评了《八年规划》的赶超战略，“国外有的，我们都要有”、“建立完整的体系”等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要求”。后来国家科委党组向中央提交的《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中明确提出新时期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主要内容包括：1．科技要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2．着重加强生产技术研究，正确选择技术，形成合理技术结构；3．加强厂矿企业的技术开发与推广工作；4．保证基础研究在稳定基础上逐步有所发展；5．把学习、消化、吸收国外科技成就作为发展我国科技的重要途径。
这个发展方针所反映的指导思想有三点重要变化。一是放弃构建完整的中国科学技术体系的目标；二是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作为发展中国科技的重要途径；三是科技要将促进消费品的生产作为主要任务，而不是过去的以生产资料和工农业生产装备为主。其中，将“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地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作为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之一，是在1981年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新方针的完整表述是国务院领导人在1982年10月以《经济振兴的一个战略问题》为题的讲话中提出的，即：经济振兴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根据新的科技发展方针，《八年规划》确定的108项重点项目被调整为38项，并经五届人大五次会议讨论通过，成为《“六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
二
在《科技攻关计划》之后，系列的指令性和指导性科技计划陆续出台，如，“863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等等。“科技计划”因此成为改革开放后，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适应国内经济运行环境和应对世界经济科技力量激烈竞争的形势，实施科技发展方针的重要形式。
20世纪80年代初的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推动了中国相关技术政策的研究和制定。这些技术政策对于之后的经济和技术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中国通讯行业的飞跃发展，与当时制定的技术政策密切相关。
在科技体制方面，经过了几年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讨、酝酿和试点实践，1984年中央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为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的一个重要部分，1985年3月《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出台，自此开始了以“依靠”、“面向”为方针的“坚决的有步骤的”科技体制改革。
当时所认识到的问题是所谓“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现象，即，科技工作与经济需求脱节，科技成果不能迅速地推广到经济建设上去，转变为生产力；以及管理体制束缚了科技人员才能的发挥。因此，通过改革拨款制度和扩大科研机构的自主权，推动科技成果商品化，促使科研机构主动面向经济建设，科技人员“下海”则成为人才流动的主要形式。虽然，科技和经济相脱节的“两张皮”现象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但削减科研经费对科研机构自身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明显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也多少反映了科技人员当时的经济收益情况。
实际上，科技体制改革的过程是复杂的，各种矛盾是交织的，要兼顾近期的效益和长远的布局，具体政策需要不断地调整、补充和完善。强调了面向经济建设的应用技术研究，基础科学的学科发展势必受到影响；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得不到必要的保障，则会影响从事基础研究的科技队伍的稳定性。因此，在“面向、依靠”的同时，有了支持基础研究的“攀登计划”；在“放开”科技应用与开发，鼓励科技人员投入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加速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的同时，采取了“稳住”人才、稳定项目和经费的方针。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1993年曾对这些政策方针有过一个概括：“‘面向、依靠’、攀高峰，三个层次，六大计划，稳住一头，放开一片，这一套政策较好地反映了党的基本路线，较紧密地结合了中国的实际，对克服我国科技工作与经济发展联系不密切的缺点能起到关键作用。这一点已成为科技界的共识。我们花了七年时间，才初步形成了一套正确的、稳定的、符合中国实际，也符合国际潮流的科技政策。”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国家的发展战略，“科技创新”则成为科技政策的引导方向。为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开始了以加强科技创新和促进产业化为核心、以应用开发类机构企业化转制和公益类机构分类改革为突破口的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1997年开始实施“973计划”，1998年中国科学院开始实施“知识创新工程”，标志着以项目为核心支持为主的方式，过渡到了支持项目和支持科研基地建设并重的方式。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也逐步显现。除了加大科技投入，加速培养适合中国经济社会未来持续发展所需的各类人才外，如何使科技进步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并且不断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科技成果，成为世纪之交中国经济界、科技界以及企业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在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和充分讨论后，2006年初新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终于发布。规划的指导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成为《规划》的主线，建设创新型国家则是《规划》的奋斗目标。
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通过的《八年规划》和这次的《中长期规划》之间，还制定过三个科技规划，这几个规划虽也反映了制定规划时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不同需求和战略选择，可能由于这几个规划本身的定位，似乎都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的第一个科技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曾对中国科技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我们同样期待《中长期规划》对中国今后10～20年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
三
对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来中国科技政策演化的简要回顾，并不能给我们评价这些政策的得失提供依据，但我们可以借由这些回顾启发一些对未来的思考。
中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这可能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基本判断，也是《中长期规划》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指导方针的根本原因。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仍然不足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前面提到新时期科技发展方针指导思想的三点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利用国外先进技术，改变中国的经济产业结构，提高技术利用水平，发展生产力是十分必要的。但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由于经济效益的导向，在利用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形成对国外技术一定的依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严重依赖国外技术，将会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效益产生极大的制约。问题可能主要并不在所谓缺乏竞争和创新意识，或中国传统文化阻碍创新，而在于这30年经济发展中，没有形成对中国自己科研力量的有效的创新需求。对比20世纪60年代“自力更生、迎头赶上”的情形，虽然当时苏联撕毁了科技合作协议，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但苏联此前对中国的经济、技术援助使中国在最短的时间接受了全面的技术转让，构筑了较为坚实的工业化基础，特别是《十二年规划》有意识地培育了中国自己的科学技术力量并形成了科学技术研究体系，故才具备了“自力更生”能力基础，并在外部压力和内部需求下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辉煌的科技成就。现在而言，20多年的技术引进也同样为中国的自主创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同时知识产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也构成了自主创新的外部压力和内部需求，现在最需要的应该是我们把握住“自主创新”的时机和具备“自主创新”的勇气及胆识。
2003年中央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作出了新的部署，指出国家科研机构“要按照职责明确、评价科学、开放有序、管理规范的原则建立现代科研院所制度”。这被解读为，建立适合科技自身规律和中国国情的现代科研院所制度，是科技体制改革始终强调的一个重要目标。在1995年、1996年有关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中央文件中，也表述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科技体制。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在为有关科技政策的偏差检讨时，通常会说“违反了科技自身发展规律”或“没有依据科技自身规律”。什么是“科技自身发展规律”？有没有一个“科技自身规律”？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这些特征部分地可以用“科技经济一体化”、“科学技术一体化”、“科学国家化”等等来概括，而且这些特征本身也越来越强化，同时，我们也越发同样强烈地感受到，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既是一种发展的资源，也已成为国家经济竞争力中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我们已很难将科学技术像20世纪初以前那样孤立开来，谈论它们“自身的发展规律”。我们可能更需要研究近几十年来科技发展的主要特征（或规律），把握它们的演变趋势，服务于我们的战略和政策制定。
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无疑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经历了30年发展的风尘，我们再提起这次大会时，首先联想到的可能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两个成为此后中国科技政策基石的论断，接着可能还会想起“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号召和当年对 “科学的春天”的期盼，大会制订的中国第三个科技发展规划则常会被大家淡忘。
这个《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简称《八年规划》）集中反映了文革刚刚结束后中国科技界急于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心情。规划提出了一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后来发现其中有些目标不太切乎实际。更重要的是，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个规划的调整也就成为中国科技发展方针和政策调整的一个起点。
一
科技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发展方针是从1981年开始的。在1980年底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批评了《八年规划》的赶超战略，“国外有的，我们都要有”、“建立完整的体系”等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要求”。后来国家科委党组向中央提交的《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中明确提出新时期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主要内容包括：1．科技要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2．着重加强生产技术研究，正确选择技术，形成合理技术结构；3．加强厂矿企业的技术开发与推广工作；4．保证基础研究在稳定基础上逐步有所发展；5．把学习、消化、吸收国外科技成就作为发展我国科技的重要途径。
这个发展方针所反映的指导思想有三点重要变化。一是放弃构建完整的中国科学技术体系的目标；二是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作为发展中国科技的重要途径；三是科技要将促进消费品的生产作为主要任务，而不是过去的以生产资料和工农业生产装备为主。其中，将“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地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作为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之一，是在1981年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新方针的完整表述是国务院领导人在1982年10月以《经济振兴的一个战略问题》为题的讲话中提出的，即：经济振兴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根据新的科技发展方针，《八年规划》确定的108项重点项目被调整为38项，并经五届人大五次会议讨论通过，成为《“六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
二
在《科技攻关计划》之后，系列的指令性和指导性科技计划陆续出台，如，“863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等等。“科技计划”因此成为改革开放后，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适应国内经济运行环境和应对世界经济科技力量激烈竞争的形势，实施科技发展方针的重要形式。
20世纪80年代初的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推动了中国相关技术政策的研究和制定。这些技术政策对于之后的经济和技术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中国通讯行业的飞跃发展，与当时制定的技术政策密切相关。
在科技体制方面，经过了几年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讨、酝酿和试点实践，1984年中央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为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的一个重要部分，1985年3月《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出台，自此开始了以“依靠”、“面向”为方针的“坚决的有步骤的”科技体制改革。
当时所认识到的问题是所谓“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现象，即，科技工作与经济需求脱节，科技成果不能迅速地推广到经济建设上去，转变为生产力；以及管理体制束缚了科技人员才能的发挥。因此，通过改革拨款制度和扩大科研机构的自主权，推动科技成果商品化，促使科研机构主动面向经济建设，科技人员“下海”则成为人才流动的主要形式。虽然，科技和经济相脱节的“两张皮”现象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但削减科研经费对科研机构自身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明显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也多少反映了科技人员当时的经济收益情况。
实际上，科技体制改革的过程是复杂的，各种矛盾是交织的，要兼顾近期的效益和长远的布局，具体政策需要不断地调整、补充和完善。强调了面向经济建设的应用技术研究，基础科学的学科发展势必受到影响；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得不到必要的保障，则会影响从事基础研究的科技队伍的稳定性。因此，在“面向、依靠”的同时，有了支持基础研究的“攀登计划”；在“放开”科技应用与开发，鼓励科技人员投入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加速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的同时，采取了“稳住”人才、稳定项目和经费的方针。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1993年曾对这些政策方针有过一个概括：“‘面向、依靠’、攀高峰，三个层次，六大计划，稳住一头，放开一片，这一套政策较好地反映了党的基本路线，较紧密地结合了中国的实际，对克服我国科技工作与经济发展联系不密切的缺点能起到关键作用。这一点已成为科技界的共识。我们花了七年时间，才初步形成了一套正确的、稳定的、符合中国实际，也符合国际潮流的科技政策。”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国家的发展战略，“科技创新”则成为科技政策的引导方向。为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开始了以加强科技创新和促进产业化为核心、以应用开发类机构企业化转制和公益类机构分类改革为突破口的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1997年开始实施“973计划”，1998年中国科学院开始实施“知识创新工程”，标志着以项目为核心支持为主的方式，过渡到了支持项目和支持科研基地建设并重的方式。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也逐步显现。除了加大科技投入，加速培养适合中国经济社会未来持续发展所需的各类人才外，如何使科技进步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并且不断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科技成果，成为世纪之交中国经济界、科技界以及企业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在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和充分讨论后，2006年初新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终于发布。规划的指导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成为《规划》的主线，建设创新型国家则是《规划》的奋斗目标。
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通过的《八年规划》和这次的《中长期规划》之间，还制定过三个科技规划，这几个规划虽也反映了制定规划时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不同需求和战略选择，可能由于这几个规划本身的定位，似乎都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的第一个科技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曾对中国科技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我们同样期待《中长期规划》对中国今后10～20年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
三
对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来中国科技政策演化的简要回顾，并不能给我们评价这些政策的得失提供依据，但我们可以借由这些回顾启发一些对未来的思考。
中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这可能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基本判断，也是《中长期规划》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指导方针的根本原因。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仍然不足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前面提到新时期科技发展方针指导思想的三点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利用国外先进技术，改变中国的经济产业结构，提高技术利用水平，发展生产力是十分必要的。但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由于经济效益的导向，在利用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形成对国外技术一定的依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严重依赖国外技术，将会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效益产生极大的制约。问题可能主要并不在所谓缺乏竞争和创新意识，或中国传统文化阻碍创新，而在于这30年经济发展中，没有形成对中国自己科研力量的有效的创新需求。对比20世纪60年代“自力更生、迎头赶上”的情形，虽然当时苏联撕毁了科技合作协议，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但苏联此前对中国的经济、技术援助使中国在最短的时间接受了全面的技术转让，构筑了较为坚实的工业化基础，特别是《十二年规划》有意识地培育了中国自己的科学技术力量并形成了科学技术研究体系，故才具备了“自力更生”能力基础，并在外部压力和内部需求下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辉煌的科技成就。现在而言，20多年的技术引进也同样为中国的自主创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同时知识产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也构成了自主创新的外部压力和内部需求，现在最需要的应该是我们把握住“自主创新”的时机和具备“自主创新”的勇气及胆识。
2003年中央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作出了新的部署，指出国家科研机构“要按照职责明确、评价科学、开放有序、管理规范的原则建立现代科研院所制度”。这被解读为，建立适合科技自身规律和中国国情的现代科研院所制度，是科技体制改革始终强调的一个重要目标。在1995年、1996年有关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中央文件中，也表述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科技体制。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在为有关科技政策的偏差检讨时，通常会说“违反了科技自身发展规律”或“没有依据科技自身规律”。什么是“科技自身发展规律”？有没有一个“科技自身规律”？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这些特征部分地可以用“科技经济一体化”、“科学技术一体化”、“科学国家化”等等来概括，而且这些特征本身也越来越强化，同时，我们也越发同样强烈地感受到，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既是一种发展的资源，也已成为国家经济竞争力中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我们已很难将科学技术像20世纪初以前那样孤立开来，谈论它们“自身的发展规律”。我们可能更需要研究近几十年来科技发展的主要特征（或规律），把握它们的演变趋势，服务于我们的战略和政策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