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老将军是我心中一直敬重的人。还在少年时期，就知道张爱萍将军在西北大漠为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立下的汗马功劳，“文革”中老将军的铮铮铁骨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1983年，曾读过时任国防部部长的张爱萍写的一首《定风波》： “世间偏爱逐炎凉，生而何如鸟虫忙。争权夺利人亦鬼，羞愧，如此人生寄荒唐。贵在青年有理想，高尚，矢志为民正气张。莫让年华空虚度，重负，献身祖国展翅翔。”从中感受到一种正气，一种鞭策，感受到老将军爱憎分明的人品和坚定的信念。26年来一直记忆犹新。
　　最近读了张爱萍之子张胜著述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这部书是张爱萍将军的人生记录，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心路历程。读时如饮清泉甘露，痛快淋漓之后，更引起深深的思考，其中最令人感触的是老将军难能可贵的人格和人生态度。
　　近年来，各种“人生哲学”的书比比皆是，不计其数。看到过的就有《变通学》、《办事学》、《社交术》、《见风使舵》等等，不加掩饰直入主题的更有《官场人事学》、《官场政治学》、《官场保全学》、《官场面子学》、《官场变通学》等等，不一而足，大致的路数都是引古论今，旁征博引，为人指路，导人处世，教人成功。相比之下，《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倒是属于“另类”，决不是教人世俗的处世成功之道，书中展示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有骨头，有思想，有情感，有人格，毕生在思考在追求的老将军的人生心路历程。
　　书中生动地记述了张爱萍从参加红军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文革”十年动乱，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的经历和思考，正如书中所说：“从张爱萍投身革命的那一天开始，就没有离开党和国家命运的个人悲欢，他的荣辱乃至生命，都是和这个党，和这个国家融合在一起了。”张爱萍忠诚于革命事业，一生坚守为之追求、奋斗的理想和信念，历经世事沧桑，仍拒绝圆融世故，这是他鲜明的个性特征，也是此书最耐人寻味的亮点。
　　张爱萍一生最深刻的思考是在“文革”的精神炼狱。正如作者所说：“在‘文革’中以父亲那样的刚直不阿的品格和张扬正义、嫉恶如仇的作风，受尽磨难，应该说是个定数。”张爱萍将军在“文革”中受尽磨难，而真正使他感觉痛苦的是精神上的磨难，他在反思“文革”时说：“也正是这样的痛苦，使我对我们的党，对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有了深层的感悟，达到了我过去不曾企及的深度。可以这样说，‘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的痛苦和创伤，是一件宝贵的遗产。我在中央全会上曾多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文革’带给我们的教训，全党认真思考过了吗？我同意巴金先生所疾呼的‘勿忘文革’！”张爱萍在回忆中说，在解放后的50年代，他对一些现象已有所感悟，“我就看出来了，因为是一言堂，就有人跟着跑，党内生活就不正常了”。针对“文革”中充斥的封建意识和个人崇拜现象，张爱萍深刻地指出：“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败坏了党的风气，一派谄媚迎合之风！”“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搞大树特树，搞四个伟大，……由此导致完全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我是反对的。”他特别强调说：“党允许这些人如此肉麻的吹捧领袖，也是极不正常的，是危险的！”“……滋生的帝王思想。这是腐朽的，违背历史进程的，这将从根本上瓦解我们这个党。”他认为，对“文革”的反思不能回避，“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论者，这是事实，每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都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 《两代军人的对话》的作者在书中提出，应探讨造成“文革”中丑恶现象的党内生活的机制，是有见地，值得思索的。
　　在“十年动乱”结束后，有识之士对于“文革”的反思一直在进行。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做了系统的总结和分析，其中特别阐述了中国作为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长期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仍然不容易肃清，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决议》的这些论述是发人深省的。应该说，对“文革”现象的反思，是几代人的历史性课题。“文革”的教训，应在几代人中警钟长鸣。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文革”又是一部映射中国社会多层面多视角的百科全书，对“文革”教训的反思和得到的启示，将是我们民族的重要遗产。
　　《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中引人深思的是张爱萍的处世理念。张爱萍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人，一个理想主义者，其子称他为“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他忠诚于理想和信仰，忠诚于党的事业，忠于他的人生追求，但从不依附任何人，一生无媚骨。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从来不依附谁，我凭自己的实干！”“不辨真伪，不讲真理，而是依附一种势力，仰人鼻息，无原则的歌功颂德，我做不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做人的节操，何况是一个革命者。但个人又能怎样呢？不愿意依附，唯一的只能是埋头于工作，不看，不听，不参与，除了工作关系外，我没有私人间的往来，因為我厌恶党内那些拉拉扯扯的现象。”张爱萍说：“我谁也不跟，我只跟真理！”
　　正因为一生抱着一个崇高的理想，张爱萍一生都在唾骂争权夺利、以权势谋私利的政治小人；一生都在鄙视贪图享乐、醉生梦死的奢靡生活，尤其不能容忍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封建皇权意识。张爱萍说：“孔子讲三畏，我是三不畏：不畏天命，不畏大人，不畏圣人言，再加上一个，不畏权势，恪守自己做人的求真、求实本质。也就是我的座右铭‘要辨真伪羞奴颜’。这些，你叫它信仰也可以，叫它人生观也可以。”
　　书中记述的几件事，真令人感叹。张爱萍在革命战争的长期经历中切身感受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自觉地拥戴和维护毛泽东同志，但他对毛泽东的认识是理性的，始终不忘党内生活的基本准则，更不能容忍人身依附。“文革”中，确有不少人是想方设法或是迫不得已去疏通毛泽东身边的人，以求达到目的或改善处境。在张爱萍晚年回顾“文革”经历时，张胜曾问父亲，为什么不设法也疏通一下毛泽东身边的人呢？张爱萍激怒了，“要我对那些小人下跪？对不起，我做不到！” 好一条汉子，铁骨铮铮。
　　张爱萍的另一件事就更令人抚案三叹了。众所周知，张爱萍在“文革”后期复出后，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他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在国防工业系统大刀阔斧地整顿，导致了他第二次被打倒。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险风恶浪中，张爱萍是少有的旗帜鲜明地公然拒绝“批邓”，公开质疑“文化大革命”的著名人物。面对围攻和压力，他正色宣告：“泰山压顶也不能把我骨头压碎！”张爱萍在1975年整顿和1976年拒绝“批邓”中的鲜明立场和铿锵言论被传诵一时，并被世人誉为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之一。在张爱萍回忆这段经历时，其子张胜谈起“四大干将”或称“四大金刚”之说，不料竟惹恼了张爱萍，老将军说：“什么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我谁的人也不是！”“说我是邓小平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刚，这是对我的侮辱！一个人怎么能成为某一个人的工具、信徒呢？这是把自己的人格都贬低了。对的、正确的，我能跟着你，不对的错误的，我怎么能跟着你呢？跟着你，也不是跟你个人，而是跟你的思想，你的路线方针。”张爱萍强调，他当年跟随邓小平搞整顿“完全是从工作出发”，“是思想体系的一致”。金石之言，掷地有声。张爱萍显示的是一个大写的“人”。在邓小平同志被打倒，遭恶运之时，他挺身而出，坚持原则，秉公直言，不畏泰山压顶。在邓小平同志的声望如日中天之际，他却拒绝“四大金刚”之称誉。此心可鉴，此魂之纯。这是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同志之道，这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张爱萍晚年语重心长地对张胜说：“我这一生从来不会追逐地位，职位，我不会依附任何势力，也不和任何人走得太近，不管他有多大的势力。因为我不用这些去衡量、评价自己人生意义，包括看待周围的人。我想的是，在自己认定的事业上，尽力了没有，从事的工作是不是做得最好了。只要这样去想，去做，我对自己就满意了……希望你也这样。”“我不要求你们将来一定要干大事，但，一定要干正事，干好事！”“一个人的志向不是越高越远就越好，能够成就多大的事业，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重要的是，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没有认定不变的信念。”这些看似朴素无华的话语，包含了多少处世哲理和人生信念，经历的世事越多，越能体会其中的深邃含义。
　　读完《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我想，凡是心底仍存有信念的人，都会感受这位革命老前辈的人格魅力，这不是通常一些社会知名人物的“人格魅力”做秀，而是一种浸透在骨髓里的真正人格。这种人格精神似乎与我们的社会生活渐行渐远，却越发显得那样的难能可贵。
　　读了张爱萍将军的人生记录，也使我们想到爱因斯坦在怀念居里夫人时说的一段名言：“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一旦她认识到某一条道路是正确的，她就毫不妥协地并且极端顽强地坚持走下去。”“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诚如斯言。换言之，愿欧洲如此，愿中国亦如此；知识分子应如此，党政干部亦然。
　　诚然，人的精神世界乃至人格构成，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生存条件，都必然有历史局限性。但是，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每一代都会有人在毕生坚守和不懈追求。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人的精神世界的进步是最为复杂艰巨和无比漫长的过程。与物质世界的现代化相比，人的现代化的进程将是更长期而路远，很远。
　　（作者单位：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