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早的情人节，是古希腊人每年2月15日举行的牧神节，年轻男女在狂欢日择偶。公元5世纪，罗马教廷为了打杀并取代希腊文化，抬出了一位早在273年2月14日殉难的瓦伦汀神父，不仅为他封圣，还把牧神节提前了一天，改为“圣瓦伦汀节”。此前，暴戾的罗马皇帝克拉迪乌斯二世由于担心男人们眷恋家人而不肯服役，下了《禁婚令》。瓦伦汀神父不顾法令，继续为年轻人举办婚礼，结果被送上绞架。表面上看，用“圣瓦伦汀”命名情人节，包含了“让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寓意，但究其动机，则是文化上的偷梁换柱。
　　在欧洲，人们无时无地不在表达浪漫：地铁里，少男少女旁若无人地接吻；闹市中，老夫老妻相濡以沫地牵手而行；剧院内，中年人衣冠楚楚地演绎风情；大选后，政治家对着镜头与亲人热吻；草坪上，热恋的年轻人拥抱打滚；即便那些流落街头的无家可归者，也会拎着酒瓶相互调情。无论在欧洲的哪种语言里，“情人”一词听起来都要比“恋人”“伴侣”“配偶”更浪漫，原因是情人关系以爱为核心、以情为主线，不强调情爱的形式。毕竟恋人抱有婚姻目的，伴侣考虑生存压力，配偶受到法律制约，而对情人来说，只要有爱有情，不仅能超越世俗、法律、道德与责任，还可超越空间与时间、和平与战争。
　　一说起浪漫，我们总习惯想到法国人，殊不知，法国人的浪漫是从大不列颠群岛舶来的，“圣瓦伦汀节”的盛行，最初是在中世纪后的英国。想当年，当英格兰的情人们在花前月下自由约会，可怜的法国年轻人还受到父母的监视或神职人员的看管，女孩们守在闺阁，参加舞会要由父母陪同。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人认为肉体脆弱，只有严加监管才能保住少女贞操；而清教徒的英国人则更愿在年轻人的理智上下赌注，认为爱情不仅是一种情感教育，而且是一种生存训练。
　　直到19世纪，欧洲大陆还实行配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情人”是个被分裂的词汇，一方面流传着动人的传说，另一个方面被列入隐含堕落与罪孽意味的贬义词典。1871年，法国人败给了德国人，无能的法王将败因归于人口过少，于是将雪耻的使命交给了女人，鼓励她们多生健康的后代。根据《育儿法》，少女们在医生的鼓励下走到户外，跟异性一起体育锻炼，骑马、骑车、打球、游泳，第一次有了名正言顺的男女交往。这场“浪漫主义的海啸”从法国掀起，席卷欧洲，青春的情感获得了释放，自由的空间萌发出幻想，年轻人对情爱的渴望变得合情合理，“情人”一词也被赋予了积极、健康的美好含义，情人节随之风行欧陆。
　　不过，那时的情人关系还像诗一样暧昧，像水一样清纯。起于爱情，止于心悸，便是情人世界的全部内容。如果情人交往中稍有过火，就会陷入欲望与恐惧、感情于礼教之间的痛苦挣扎。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俄罗斯没落贵族出身的玛丽·芭丝吉尔瑟夫，直到2000年，这位既被后人骂为“半处女的婊子”，又被奉为“世纪情人”的美女《日记》才得以完整出版。我读了之后惊诧地发现：玛丽除了跟几位贵族、议员、商人调过几回情外，并没做过出格的举动，直到1884年病故，25岁的她还是个处女！
　　“情人”这个词微妙暧昧，不像“恋人”“未婚夫（妻）”或“婚外恋人”那样简单明了。茨威格在小说《灼烧的秘密》里讲了一位独身外出的寂寞男人与一位带儿子度假的陌生女子之间明知短暂、但难克制的眩晕爱慕。这种微妙的情愫既非恋爱，更远离婚姻，但真实、强烈、美妙、理智，恰恰说明了情人关系的复杂性。
　　战争在“情人”二字上投下悲壮的影子，赋予了它从未有过的复杂内涵。硝烟之中，护士与士兵们结成了一种感人至深的情人关系。如果你看过电影《赎罪》，肯定不会忘记那位重伤士兵临死前对女护士的情感依恋，那种感情对人心灵冲击的强度之大，难以言表。
　　法国诗人列克莱尔写过一首叙事诗《护士》：一位女护士的未婚夫为国捐躯，她将全部的爱心给了她看护的伤员们。营帐里，一位濒死的士兵抓住她的手高呼未婚妻的名字，想要吻她，女护士流着泪、浑身颤抖地参与了这场无言的游戏。第二天，士兵死了，女护士发疯地揉着她哭肿的眼睛。这远远超越了世俗概念，是直抵灵魂的伟大情人。
　　也许，在情人节里讲这类故事有些沉重，但我还是觉得应该讲。特别是在拜金的时代，在浮华的市井，我们过度削减了“情人”的本质，并缠裹上浓艳的世俗彩纸。萨特与西蒙，创立了“契约式婚姻”的情人关系；垮掉的一代，拓宽了情人的传统含义；性解放运动，反叛出形形色色的情爱关系；信息时代，出现了网恋同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