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校中学生参与卖淫和介绍卖淫，刺痛了社会的神经。涉案的女孩并不是天生的罪犯，也不能单纯用“寡廉鲜耻”来理解她们的行为。从某种角度看，她们一定是要以自己特定的方式追求着什么——或许是她们心目中的“幸福”，或许是比她们所付出的更有价值的某种“奋斗目标”。而在幸福被扭曲的世界里，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堕落和进步，或只在一念之间。
青少年在追求什么
青少年的幸福观出现危机，奋斗目标发生扭曲，并不是今天才发生在这些援交少女身上。两年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开展了一项主题为“你正在为什么而奋斗”的在线调查，9844名参与者中，84.3%的人确认自己“正在奋斗”。而人们眼中的奋斗目标排名比较靠前的依次为“房子和车子（53.5%）”“更理想的生活（44.0%）”“成为有钱人（43.70%）”“找个好工作（23.9%）”。显然，金钱和物质在当今社会中已成为最重要的成功标志，而任何一种可能的方法，包括援交，只要能快速挣钱，都被功利地认为追求个人心目中“幸福”和“好生活”的“正当”手段。
在伦理哲学中，好生活的“好”往往是用“幸福”这个概念来表述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或者好生活是一种进行中的生活方式，一种以德行为目的的行为。“那最为平庸的人，把幸福和快乐等同，因此，他们以生活享受为满足。” “很明显是一种奴性的生活，然而却显得蛮有道理”。在他看来，享乐生活是最低层次的幸福，更高的幸福是“政治生活”和“思辨的静观的生活”。
对于今天大多数追求幸福的中国青少年来说，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两种更高的幸福是他们想都没有想过的。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认真思考“享乐生活是最低层次的幸福”这句话，因为援交少女让人们看到，最低层次竟然可以低到什么程度。在这个极低的层次上，“幸福”完全受人的自然欲望支配，变得完全不受羞耻和其他道德观念的约束。
被扭曲的“幸福”
在完全被金钱和自然欲望支配的世界里，人们往往对幸福不能形成正确的观念。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能感觉到某种幸福，而是说他们的幸福感会被极度扭曲。这种扭曲被认为幸福是基于达到个人“需要”的某种满足程度。满足了就“快乐”，反之则“痛苦”。
但是，社会价值和伦理的“幸福”并不仅仅是以上的感觉，而是一种意义。著名犹太心理学家弗兰克在总结人生时说：对人来说，最要紧的“不是趋乐避苦，而是在乐或苦中看到价值意义”。“羞耻”便是一种被人类普遍认为重要的价值意义，这又恰恰与性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人生活在一个有约束的世界里，不能百无禁忌，习俗道德之所以有权威，是因为大多数成年人自觉地遵守它，而这对青少年有好的示范作用。但在一个失去了禁忌约束的社会里，习俗的道德与个人的羞耻都失去了依据，
当下太多的成年人沉溺于物质享受和声色之乐，这种表面上的奢化甚至经常被误读为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中国人“幸福指数”的提高。
孩子的精神世界，往往是大人世界的真实映照。当许多成年人，尤其是那些在社会中被视为“成功”的人士们——官员、企业家、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的行为严重违背习俗道德规范的时候，青少年的“堕落”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事实上，正如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说的：在这个世界中，成人已经不能扮演年轻人的导师的角色……现在长辈对年轻人的经历，没能比年轻人自己有更多的了解。”
在中国，长期的长官命令和填鸭式的革命道德教育，使得成年人成为缺乏独立价值选择能力的一代。面对女青年援交，他们最有可能持这样两种态度，一种是对她们作居高临下的谴责，另一种是将援交视为一种与其他国家、地区可以类比的“现代青少年现象”。
两种态度都不可取。我们有理由相信，成人世界折射之下的少女援交，会成为一个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青少年新趋势”。
建立好的公共生活
人往往在对价值意义的追求中实现自己幸福生活，脱离了价值，便无“幸福”或“好”可言。由于价值的存在，人不仅能在快乐中，而且也能在痛苦中找到意义。
对援交少女来讲，比法律的惩罚更重要的，是价值观教育。这种教育要放置在全社会的价值讨论之中进行。个人心目中有了好生活的想法，不等于公共社会中就有了共同认可的好生活理念。在讨论好生活时，需要区别对个人来说的“好生活”和对群体来说的“好的公共生活”，前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由个人决定，而后一个则需要由公民群体共同确立和维持，在中国，迫切需要这样一个公共讨论的议题。
好的公共生活，它的价值意义有政治的和普世道德两种不同性质的来源。前者往往以国家、民族、革命事业为中心，它要求牺牲个体，因而也忽视了个体。基于政治信仰之上的幸福感往往是不稳定的，时过境迁后甚至会被发现是荒谬的。
后者往往基于宗教信仰、传统文化或人本价值，它包括自由、平等、尊严、真实、诚信等，这不仅是幸福的来源，也提供获得幸福的途径。同样，这些是普世道德由公民社会而不是靠国家权力维持和再生的。今天，要造就一种能够持续有效的幸福观和好生活观，恐怕还要从培养公民社会，建立好的公共生活价值观开始。
青少年在追求什么
青少年的幸福观出现危机，奋斗目标发生扭曲，并不是今天才发生在这些援交少女身上。两年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开展了一项主题为“你正在为什么而奋斗”的在线调查，9844名参与者中，84.3%的人确认自己“正在奋斗”。而人们眼中的奋斗目标排名比较靠前的依次为“房子和车子（53.5%）”“更理想的生活（44.0%）”“成为有钱人（43.70%）”“找个好工作（23.9%）”。显然，金钱和物质在当今社会中已成为最重要的成功标志，而任何一种可能的方法，包括援交，只要能快速挣钱，都被功利地认为追求个人心目中“幸福”和“好生活”的“正当”手段。
在伦理哲学中，好生活的“好”往往是用“幸福”这个概念来表述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或者好生活是一种进行中的生活方式，一种以德行为目的的行为。“那最为平庸的人，把幸福和快乐等同，因此，他们以生活享受为满足。” “很明显是一种奴性的生活，然而却显得蛮有道理”。在他看来，享乐生活是最低层次的幸福，更高的幸福是“政治生活”和“思辨的静观的生活”。
对于今天大多数追求幸福的中国青少年来说，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两种更高的幸福是他们想都没有想过的。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认真思考“享乐生活是最低层次的幸福”这句话，因为援交少女让人们看到，最低层次竟然可以低到什么程度。在这个极低的层次上，“幸福”完全受人的自然欲望支配，变得完全不受羞耻和其他道德观念的约束。
被扭曲的“幸福”
在完全被金钱和自然欲望支配的世界里，人们往往对幸福不能形成正确的观念。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能感觉到某种幸福，而是说他们的幸福感会被极度扭曲。这种扭曲被认为幸福是基于达到个人“需要”的某种满足程度。满足了就“快乐”，反之则“痛苦”。
但是，社会价值和伦理的“幸福”并不仅仅是以上的感觉，而是一种意义。著名犹太心理学家弗兰克在总结人生时说：对人来说，最要紧的“不是趋乐避苦，而是在乐或苦中看到价值意义”。“羞耻”便是一种被人类普遍认为重要的价值意义，这又恰恰与性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人生活在一个有约束的世界里，不能百无禁忌，习俗道德之所以有权威，是因为大多数成年人自觉地遵守它，而这对青少年有好的示范作用。但在一个失去了禁忌约束的社会里，习俗的道德与个人的羞耻都失去了依据，
当下太多的成年人沉溺于物质享受和声色之乐，这种表面上的奢化甚至经常被误读为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中国人“幸福指数”的提高。
孩子的精神世界，往往是大人世界的真实映照。当许多成年人，尤其是那些在社会中被视为“成功”的人士们——官员、企业家、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的行为严重违背习俗道德规范的时候，青少年的“堕落”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事实上，正如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说的：在这个世界中，成人已经不能扮演年轻人的导师的角色……现在长辈对年轻人的经历，没能比年轻人自己有更多的了解。”
在中国，长期的长官命令和填鸭式的革命道德教育，使得成年人成为缺乏独立价值选择能力的一代。面对女青年援交，他们最有可能持这样两种态度，一种是对她们作居高临下的谴责，另一种是将援交视为一种与其他国家、地区可以类比的“现代青少年现象”。
两种态度都不可取。我们有理由相信，成人世界折射之下的少女援交，会成为一个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青少年新趋势”。
建立好的公共生活
人往往在对价值意义的追求中实现自己幸福生活，脱离了价值，便无“幸福”或“好”可言。由于价值的存在，人不仅能在快乐中，而且也能在痛苦中找到意义。
对援交少女来讲，比法律的惩罚更重要的，是价值观教育。这种教育要放置在全社会的价值讨论之中进行。个人心目中有了好生活的想法，不等于公共社会中就有了共同认可的好生活理念。在讨论好生活时，需要区别对个人来说的“好生活”和对群体来说的“好的公共生活”，前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由个人决定，而后一个则需要由公民群体共同确立和维持，在中国，迫切需要这样一个公共讨论的议题。
好的公共生活，它的价值意义有政治的和普世道德两种不同性质的来源。前者往往以国家、民族、革命事业为中心，它要求牺牲个体，因而也忽视了个体。基于政治信仰之上的幸福感往往是不稳定的，时过境迁后甚至会被发现是荒谬的。
后者往往基于宗教信仰、传统文化或人本价值，它包括自由、平等、尊严、真实、诚信等，这不仅是幸福的来源，也提供获得幸福的途径。同样，这些是普世道德由公民社会而不是靠国家权力维持和再生的。今天，要造就一种能够持续有效的幸福观和好生活观，恐怕还要从培养公民社会，建立好的公共生活价值观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