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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1785年8月30日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州），1811年中进士，1820年放为浙江杭嘉湖道，尔后由按察使、布政使、河督、巡抚，平稳上升，1837年授湖广总督，官至一品，后曾任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是清朝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
林则徐是中英鸦片战争中禁烟抗敌的民族英雄，其虎门销烟的业绩彪炳千秋，但由于其时代和知识的局限，在鸦片战争中也有过严重失误。
1838年6月2日，以“遇事敢言”而得到道光帝青睐的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了一道严禁鸦片的奏折。他认为，鸦片屡禁不绝，愈演愈烈，原因在于以往禁烟的方法不当。他提出一个新的方法：即制定一项新的法律，限期一年戒烟，尔后查获吸食者诛。正为白银外流而困扰的道光帝，将此奏折下发各地将军督抚，令他们“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道光帝收到了29份各将军督抚议复的奏折，但仍未下决心采取行动。就在此时，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10月25日，道光帝获知两名皇室成员吸食鸦片，烟毒已经侵染皇室！二是11月8日，道光帝收到直隶总督琦善的奏折，称其在天津拿获鸦片13万两。这是1729年清政府禁烟以来，一次查获烟土最多的大案。这两件事让道光帝极为震撼。1838年11月9日，道光帝下旨：“林则徐著来京陛见。”
在道光帝的心目中，当时各地大吏中最得意的大约有4人：一是两江总督陶澍，为政老练宽达，但职在海口，且年老多病。二是直隶总督琦善，办事果敢锐捷，但天津禁烟任务不轻。三是云贵总督伊里布，善于镇边，但长处是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四是湖广总督林则徐，理政细密周到。道光帝看中林则徐为主持禁烟的人选，还因为道光帝与满朝文武都觉得禁烟的困难与障碍不小，而林则徐不仅公正清廉、办事认真，而且在官场具有一定地位，能够破除官场旧习而振衰起弊。林则徐作为汉族官员，能够官运亨通，与道光帝对其的器重密不可分。但此次南下禁烟，道光帝给林则徐下达的，却是一道无法完成的旨命：鸦片务须杜绝，边衅绝不可开。
1838年12月26日到1839年1月8日，首尾14天，林则徐在京请训。1838年12月31日，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1839年1月8日中午时分，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林则徐开用钦差关防，“焚香九拜，发传牌，遂启程”，一路南下，奔赴广东。3月10日，经舟车劳顿的林则徐抵达广州。
林则徐在广东的禁烟活动，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针对中国人的，仍由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具体负责；二是针对外国人的，由林亲自负责。3月18日，林则徐召来广州行商，颁下一道严谕，要他们责成外国商人呈缴鸦片。当时清政府的贸易政策是外商通过中国指定的行商进行贸易。这样做有两个用意：一是隔离外国人与一般中国人联系的管道；二是保持“天朝”脸面，清朝官员可避免与“夷人”接触。3月24日，听到英国驻华商业总监督义律帮助大鸦片商颠地逃跑的消息，林则徐下令断绝通商，封锁商馆。此法立马见效，3月28日，义律“遵照钦差大人特谕”，上交鸦片20283箱。1839年6月3日至25日，根据道光帝的谕令，林则徐在虎门共销毁鸦片19179箱又2119袋，实重237万斤，占1838年至1839年季风季节运往中国鸦片总数的六成左右。如此霹雳雷霆手段仅获六成，由此可见禁烟是何等的艰难！
虎门销烟之后，局势不仅没有如林则徐所愿趋于缓和，中英之间的对抗反而更加激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具结（即签订保证书）。林则徐要求义律敦促英商以如果夹带鸦片则“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的格式具结，否则不许通商。义律对此全力阻挠。二是续缴鸦片。随着新的季风的来临，虎门口外新到英國商船数十艘。林则徐命令缴出续到船上的鸦片，义律坚决拒绝。
英国驻华商业总监督义律对林则徐的强硬态度，来自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的支持。为了对华鸦片贸易所带来的滚滚白银，道貌岸然的英国政府不惜以武力为之保驾护航。早在1838年7月13日，即在林则徐赴京请训之前近半年，英国已经派驻印度海军司令马他仑率两艘英舰开到了虎门口外。这是一个重要信号，即英国为了贸易利益（主要是鸦片贸易），准备诉诸武力。可惜的是，清朝上下无人识得这个信号的真切含义。林则徐显然也没有感知这一信号。
一是长期的闭关锁国使林则徐对当时的西方世界一无所知。在林则徐一路舟车劳顿至广州的路上，他深感帝心托付之重。但他将要面对的对手，是一个实现了近代工业化的西方强国、比“天朝”还要强大得多——这一点，他可能和当时中国整个士大夫阶层一样，一点都没有想到。在货物贸易上，林则徐的见识也停留在明末士大夫的认识上：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因此，林则徐认为：中国的物产已经使这些外商们获利三倍，而中国的茶叶、大黄又是“蛮夷”们须臾不可或缺的宝物，否则这些嗜食肉类的“蛮夷”将因消化不良而毙命。在军事上，林则徐也和绝大多数清朝官员一样，认为英人只善海战，由于膝盖不能屈伸，一上陆地，行走不变，一仆而不能起，可任由天朝军民“手刃”。对付英国舰船的战术，林则徐精心设计的，是传统水战中的“火攻”战法，即“多驾拖船，满载车薪，备带火器，分为数队，占住上风，漏夜乘流纵放”，而事实证明这一战法毫无作用。
二是对于查禁鸦片过程中的矛盾转换毫无察觉。在林则徐下令于1839年3月24日封锁商馆的情况下，3月27日，英国驻华商业总监督义律宣布，要求本国鸦片商人将所有鸦片交出，由他转交中国政府。义律的这一做法，把清朝与英国鸦片商人之间的纠葛，变成了清朝与英国政府之间的问题。这一实质性转变，为英国发动对华战争留下了口实。而林则徐囿于时见，对近代国家间关系缺乏了解，对这一重要转变没有察觉。林则徐只看到了义律作为商业总监督的身份，没有看到义律背后作为靠山的英国政府；只看到了义律的屈服，没有看到义律屈服背后所隐藏的巨大陷阱。而在此时，义律正不停地向英国外相巴麦尊写报告，呼唤武力报复。英国的鸦片商人集团和棉纺织业主集团，也纷纷向政府进言，鼓噪战争。巴麦尊是一个醉心于强权霸权的人物，对外事务历来惯用炮舰政策。10月1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前往中国。1840年2月20日，巴麦尊发出致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代表懿律和全权代表义律的详尽训令，并下发了要求获取包括鸦片贸易等英国殖民利益的《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1840年4月7日，英国议会下院辩论对华战争军费案和英国鸦片商人赔偿案，以271票赞同对262票反对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内阁决议。 三是对于即将到来的攸关王朝命运的战争缺乏心理准备。敌人已经磨刀霍霍，而林则徐对敌情的估计却严重不足，林则徐把不断到来的英国即将对中国开战的消息视为“谣言”。林则徐的判断是：“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至多不过是私约夷埠一二兵船，未奉该国主调遣，擅自粤洋游弋，虚张声势。”1840年6月中旬，英国抵达广东沿海的战舰已达4艘，而林则徐给道光的奏折却说：“伏查英夷近日来船，所配兵械较多，实仍载运鸦片。”林则徐对形势的估计严重错误，竟将一次即将到来的改变王朝命运的战争，误判为一次鸦片武装走私。这是林则徐又一个重大的失误。
作为前敌疆臣，对迫在眉睫的战争毫无意识，没有对朝廷发出预警信号，反而误导了最高统治者道光帝，使整个国家机器对即将到来的外敌入侵，没有引起及时、足够的警惕。不能不说，这是道光帝直到英军轻取舟山还不明就里，朝廷上下对已经到来的战争懵懂无知处处被动的一个重要原因。道光帝给林则徐训令中的“边衅绝不可开”，说明道光帝本来就没有进行战争的心理准备，林则徐的误判误报更使道光放松了警惕。
在清朝皇帝、官吏和民众都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英国正将中国一步一步拉入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争。1839年9月4日，义律和“窝拉疑”号舰长斯密率3艘小船至九龙，要求中国官员供应食物，未达目的，斯密下令开炮，这是中英之战的第一炮。1840年6月，以英国远征军司令兼全权代表的懿律率舰队到达中国，包括海军战舰16艘、运兵船和运输船27艘、地面部队4000人，海陆军总兵力达到六七千人，这已经是西方殖民史上一支强大的远征军队。在英国远征军抵达广东海面的次日，并没有就近进攻广州，而是北上进攻舟山。这给了当时和后代很多人一个“英夷惧怕林公”，“如果沿海各地都像林则徐筹划广东防务一样备战，英夷则无从下手”的错觉。其实，英国远征军之所以北上舟山，只是因为其在1840年2月20日，就奉了外相巴麦尊“有效的打击应当到接近首都的地方去”的训令。而林则徐则将其误解为自己御敌方略的成功，当他听到定海失陷的消息，更是指责浙江方面备战不如广东，才招致英军的进攻。但林则徐的这种说法，显然是主观臆断，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的英军具有几乎攻无不克的武力，不攻广东绝非惧怕林的武备。
林则徐在广州的禁烟功绩，最初得到了道光皇帝的充分肯定。1839年（道光十九年）7月28日，道光帝阅毕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报告，誉为：“可称大快人心事！”但时隔不久，林则徐所面临的形势就迅速恶化起来。1840年6月，英军沿海岸北上，于7月5日攻占定海，8月9日抵达天津大沽口，威胁北京。这时，道光帝惊慌失措，急令直隶总督琦善前去“议和”，又命令两江总督伊里布查清英军攻占定海的原因。事实上，面对力量强大而又志在必得的英国的侵略，道光交给林则徐的“鸦片务须杜绝，边衅绝不可开”的使命根本无法完成。昏庸的道光将开“边衅”的责任一意归咎于林则徐：1840年9月28日，道光帝下旨革了林则徐的职。1841年4月16日，林则徐又接到圣旨：降为四品卿衔，速赴浙江镇海听候谕旨。6月28日，道光皇帝下旨，革去林则徐“四品卿衔”，“从重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客观评价林则徐，首先，他是情系国家民族、忠于朝廷社稷、办事认真细密的一代名臣，是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鸦片战争是林则徐命运的转折点，此前，是林则徐的才干和治绩得到道光的赏识，才使得他在仕途上一路暢通。同时，林则徐是最先认识到鸦片危害国家百姓的人之一，“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帝选中他作为钦差大臣去广州禁烟，也是看中他的“理政细密周到”和公正清廉、办事认真。林则徐在禁烟中的肇祸，很大程度上基于清朝较之英国已经远远落后这一他所不能左右的因素。事实上，鸦片战争初期道光看好的四大臣，除陶澍于1839年病逝于任上之外，伊里布、琦善都被鸦片战争折腾得灰头土脸，被革职、议罪，另有多名总督、巡抚、将军要么战死，要么重判，相比之下，正如林则徐自己在家书中感慨的：“雪窑冰堂，亦不幸之幸耳。”1841年7月14日，忍辱负重的林则徐踏上远赴新疆伊犁的戍途。当与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时，林则徐写下了《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此，林则徐仍然是一腔忧国忧民之心，并不为个人的坎坷而唏嘘愁叹。诗句是他爱国情感的抒发，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写照。“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更成为后人自警自励的名句。
其次，林则徐在广东办理禁烟和防务，是恪尽职守的。在禁烟期间，林则徐一方面坚决收缴西方不法商人的鸦片，造成“虎门销烟”的震撼效果；另一方面大力加强防务。英军大部队到达之初，不攻广州而北上舟山，林则徐在防务上部署之严密，也不能不说是英军在对清朝还摸不透的时候，对广州的严密设防有所忌惮。对于鸦片战争战败之后，道光的不究内里，不察缘由，不求进取，林则徐是持批评态度的。在林则徐辑录的《软尘私议》中有“议和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雨过忘雷”导致再次“大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时，仍然无可遮蔽。
第三，林则徐一旦意识到天朝的落后，就全力加以补救。在广州禁烟期间，林则徐不但注意了解敌方当前的动态，组织人员翻译外文报刊，而且主持翻译外国地理书籍，努力改变天朝君臣对西方历史、地理和现状的无知状态，还翻译了国际法，并将其运用到捍卫国家利权中。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成为魏源所撰《海国图志》这一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之重要基础。说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范文澜语），并非过誉。
但是，即使“开眼看世界”之后，林则徐仍有其局限。如《南京条约》签署后，依约外国人可以入城居住。1850年6月，两名英国人来到福州，租住城内神光寺，回乡的林则徐闻讯组织士绅，坚决要求侯官县令驱逐英人。这说明在所谓“严夷夏之防”上，林则徐没有超越时人的见识；而他的局限，既然是时代造成的，也就决定了他难以超越这些局限。对此，我们不可苛责先贤，而应警示自己。
林则徐是中英鸦片战争中禁烟抗敌的民族英雄，其虎门销烟的业绩彪炳千秋，但由于其时代和知识的局限，在鸦片战争中也有过严重失误。
1838年6月2日，以“遇事敢言”而得到道光帝青睐的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了一道严禁鸦片的奏折。他认为，鸦片屡禁不绝，愈演愈烈，原因在于以往禁烟的方法不当。他提出一个新的方法：即制定一项新的法律，限期一年戒烟，尔后查获吸食者诛。正为白银外流而困扰的道光帝，将此奏折下发各地将军督抚，令他们“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道光帝收到了29份各将军督抚议复的奏折，但仍未下决心采取行动。就在此时，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10月25日，道光帝获知两名皇室成员吸食鸦片，烟毒已经侵染皇室！二是11月8日，道光帝收到直隶总督琦善的奏折，称其在天津拿获鸦片13万两。这是1729年清政府禁烟以来，一次查获烟土最多的大案。这两件事让道光帝极为震撼。1838年11月9日，道光帝下旨：“林则徐著来京陛见。”
在道光帝的心目中，当时各地大吏中最得意的大约有4人：一是两江总督陶澍，为政老练宽达，但职在海口，且年老多病。二是直隶总督琦善，办事果敢锐捷，但天津禁烟任务不轻。三是云贵总督伊里布，善于镇边，但长处是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四是湖广总督林则徐，理政细密周到。道光帝看中林则徐为主持禁烟的人选，还因为道光帝与满朝文武都觉得禁烟的困难与障碍不小，而林则徐不仅公正清廉、办事认真，而且在官场具有一定地位，能够破除官场旧习而振衰起弊。林则徐作为汉族官员，能够官运亨通，与道光帝对其的器重密不可分。但此次南下禁烟，道光帝给林则徐下达的，却是一道无法完成的旨命：鸦片务须杜绝，边衅绝不可开。
1838年12月26日到1839年1月8日，首尾14天，林则徐在京请训。1838年12月31日，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1839年1月8日中午时分，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林则徐开用钦差关防，“焚香九拜，发传牌，遂启程”，一路南下，奔赴广东。3月10日，经舟车劳顿的林则徐抵达广州。
林则徐在广东的禁烟活动，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针对中国人的，仍由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具体负责；二是针对外国人的，由林亲自负责。3月18日，林则徐召来广州行商，颁下一道严谕，要他们责成外国商人呈缴鸦片。当时清政府的贸易政策是外商通过中国指定的行商进行贸易。这样做有两个用意：一是隔离外国人与一般中国人联系的管道；二是保持“天朝”脸面，清朝官员可避免与“夷人”接触。3月24日，听到英国驻华商业总监督义律帮助大鸦片商颠地逃跑的消息，林则徐下令断绝通商，封锁商馆。此法立马见效，3月28日，义律“遵照钦差大人特谕”，上交鸦片20283箱。1839年6月3日至25日，根据道光帝的谕令，林则徐在虎门共销毁鸦片19179箱又2119袋，实重237万斤，占1838年至1839年季风季节运往中国鸦片总数的六成左右。如此霹雳雷霆手段仅获六成，由此可见禁烟是何等的艰难！
虎门销烟之后，局势不仅没有如林则徐所愿趋于缓和，中英之间的对抗反而更加激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具结（即签订保证书）。林则徐要求义律敦促英商以如果夹带鸦片则“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的格式具结，否则不许通商。义律对此全力阻挠。二是续缴鸦片。随着新的季风的来临，虎门口外新到英國商船数十艘。林则徐命令缴出续到船上的鸦片，义律坚决拒绝。
英国驻华商业总监督义律对林则徐的强硬态度，来自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的支持。为了对华鸦片贸易所带来的滚滚白银，道貌岸然的英国政府不惜以武力为之保驾护航。早在1838年7月13日，即在林则徐赴京请训之前近半年，英国已经派驻印度海军司令马他仑率两艘英舰开到了虎门口外。这是一个重要信号，即英国为了贸易利益（主要是鸦片贸易），准备诉诸武力。可惜的是，清朝上下无人识得这个信号的真切含义。林则徐显然也没有感知这一信号。
一是长期的闭关锁国使林则徐对当时的西方世界一无所知。在林则徐一路舟车劳顿至广州的路上，他深感帝心托付之重。但他将要面对的对手，是一个实现了近代工业化的西方强国、比“天朝”还要强大得多——这一点，他可能和当时中国整个士大夫阶层一样，一点都没有想到。在货物贸易上，林则徐的见识也停留在明末士大夫的认识上：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因此，林则徐认为：中国的物产已经使这些外商们获利三倍，而中国的茶叶、大黄又是“蛮夷”们须臾不可或缺的宝物，否则这些嗜食肉类的“蛮夷”将因消化不良而毙命。在军事上，林则徐也和绝大多数清朝官员一样，认为英人只善海战，由于膝盖不能屈伸，一上陆地，行走不变，一仆而不能起，可任由天朝军民“手刃”。对付英国舰船的战术，林则徐精心设计的，是传统水战中的“火攻”战法，即“多驾拖船，满载车薪，备带火器，分为数队，占住上风，漏夜乘流纵放”，而事实证明这一战法毫无作用。
二是对于查禁鸦片过程中的矛盾转换毫无察觉。在林则徐下令于1839年3月24日封锁商馆的情况下，3月27日，英国驻华商业总监督义律宣布，要求本国鸦片商人将所有鸦片交出，由他转交中国政府。义律的这一做法，把清朝与英国鸦片商人之间的纠葛，变成了清朝与英国政府之间的问题。这一实质性转变，为英国发动对华战争留下了口实。而林则徐囿于时见，对近代国家间关系缺乏了解，对这一重要转变没有察觉。林则徐只看到了义律作为商业总监督的身份，没有看到义律背后作为靠山的英国政府；只看到了义律的屈服，没有看到义律屈服背后所隐藏的巨大陷阱。而在此时，义律正不停地向英国外相巴麦尊写报告，呼唤武力报复。英国的鸦片商人集团和棉纺织业主集团，也纷纷向政府进言，鼓噪战争。巴麦尊是一个醉心于强权霸权的人物，对外事务历来惯用炮舰政策。10月1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前往中国。1840年2月20日，巴麦尊发出致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代表懿律和全权代表义律的详尽训令，并下发了要求获取包括鸦片贸易等英国殖民利益的《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1840年4月7日，英国议会下院辩论对华战争军费案和英国鸦片商人赔偿案，以271票赞同对262票反对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内阁决议。 三是对于即将到来的攸关王朝命运的战争缺乏心理准备。敌人已经磨刀霍霍，而林则徐对敌情的估计却严重不足，林则徐把不断到来的英国即将对中国开战的消息视为“谣言”。林则徐的判断是：“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至多不过是私约夷埠一二兵船，未奉该国主调遣，擅自粤洋游弋，虚张声势。”1840年6月中旬，英国抵达广东沿海的战舰已达4艘，而林则徐给道光的奏折却说：“伏查英夷近日来船，所配兵械较多，实仍载运鸦片。”林则徐对形势的估计严重错误，竟将一次即将到来的改变王朝命运的战争，误判为一次鸦片武装走私。这是林则徐又一个重大的失误。
作为前敌疆臣，对迫在眉睫的战争毫无意识，没有对朝廷发出预警信号，反而误导了最高统治者道光帝，使整个国家机器对即将到来的外敌入侵，没有引起及时、足够的警惕。不能不说，这是道光帝直到英军轻取舟山还不明就里，朝廷上下对已经到来的战争懵懂无知处处被动的一个重要原因。道光帝给林则徐训令中的“边衅绝不可开”，说明道光帝本来就没有进行战争的心理准备，林则徐的误判误报更使道光放松了警惕。
在清朝皇帝、官吏和民众都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英国正将中国一步一步拉入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争。1839年9月4日，义律和“窝拉疑”号舰长斯密率3艘小船至九龙，要求中国官员供应食物，未达目的，斯密下令开炮，这是中英之战的第一炮。1840年6月，以英国远征军司令兼全权代表的懿律率舰队到达中国，包括海军战舰16艘、运兵船和运输船27艘、地面部队4000人，海陆军总兵力达到六七千人，这已经是西方殖民史上一支强大的远征军队。在英国远征军抵达广东海面的次日，并没有就近进攻广州，而是北上进攻舟山。这给了当时和后代很多人一个“英夷惧怕林公”，“如果沿海各地都像林则徐筹划广东防务一样备战，英夷则无从下手”的错觉。其实，英国远征军之所以北上舟山，只是因为其在1840年2月20日，就奉了外相巴麦尊“有效的打击应当到接近首都的地方去”的训令。而林则徐则将其误解为自己御敌方略的成功，当他听到定海失陷的消息，更是指责浙江方面备战不如广东，才招致英军的进攻。但林则徐的这种说法，显然是主观臆断，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的英军具有几乎攻无不克的武力，不攻广东绝非惧怕林的武备。
林则徐在广州的禁烟功绩，最初得到了道光皇帝的充分肯定。1839年（道光十九年）7月28日，道光帝阅毕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报告，誉为：“可称大快人心事！”但时隔不久，林则徐所面临的形势就迅速恶化起来。1840年6月，英军沿海岸北上，于7月5日攻占定海，8月9日抵达天津大沽口，威胁北京。这时，道光帝惊慌失措，急令直隶总督琦善前去“议和”，又命令两江总督伊里布查清英军攻占定海的原因。事实上，面对力量强大而又志在必得的英国的侵略，道光交给林则徐的“鸦片务须杜绝，边衅绝不可开”的使命根本无法完成。昏庸的道光将开“边衅”的责任一意归咎于林则徐：1840年9月28日，道光帝下旨革了林则徐的职。1841年4月16日，林则徐又接到圣旨：降为四品卿衔，速赴浙江镇海听候谕旨。6月28日，道光皇帝下旨，革去林则徐“四品卿衔”，“从重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客观评价林则徐，首先，他是情系国家民族、忠于朝廷社稷、办事认真细密的一代名臣，是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鸦片战争是林则徐命运的转折点，此前，是林则徐的才干和治绩得到道光的赏识，才使得他在仕途上一路暢通。同时，林则徐是最先认识到鸦片危害国家百姓的人之一，“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帝选中他作为钦差大臣去广州禁烟，也是看中他的“理政细密周到”和公正清廉、办事认真。林则徐在禁烟中的肇祸，很大程度上基于清朝较之英国已经远远落后这一他所不能左右的因素。事实上，鸦片战争初期道光看好的四大臣，除陶澍于1839年病逝于任上之外，伊里布、琦善都被鸦片战争折腾得灰头土脸，被革职、议罪，另有多名总督、巡抚、将军要么战死，要么重判，相比之下，正如林则徐自己在家书中感慨的：“雪窑冰堂，亦不幸之幸耳。”1841年7月14日，忍辱负重的林则徐踏上远赴新疆伊犁的戍途。当与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时，林则徐写下了《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此，林则徐仍然是一腔忧国忧民之心，并不为个人的坎坷而唏嘘愁叹。诗句是他爱国情感的抒发，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写照。“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更成为后人自警自励的名句。
其次，林则徐在广东办理禁烟和防务，是恪尽职守的。在禁烟期间，林则徐一方面坚决收缴西方不法商人的鸦片，造成“虎门销烟”的震撼效果；另一方面大力加强防务。英军大部队到达之初，不攻广州而北上舟山，林则徐在防务上部署之严密，也不能不说是英军在对清朝还摸不透的时候，对广州的严密设防有所忌惮。对于鸦片战争战败之后，道光的不究内里，不察缘由，不求进取，林则徐是持批评态度的。在林则徐辑录的《软尘私议》中有“议和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雨过忘雷”导致再次“大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时，仍然无可遮蔽。
第三，林则徐一旦意识到天朝的落后，就全力加以补救。在广州禁烟期间，林则徐不但注意了解敌方当前的动态，组织人员翻译外文报刊，而且主持翻译外国地理书籍，努力改变天朝君臣对西方历史、地理和现状的无知状态，还翻译了国际法，并将其运用到捍卫国家利权中。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成为魏源所撰《海国图志》这一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之重要基础。说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范文澜语），并非过誉。
但是，即使“开眼看世界”之后，林则徐仍有其局限。如《南京条约》签署后，依约外国人可以入城居住。1850年6月，两名英国人来到福州，租住城内神光寺，回乡的林则徐闻讯组织士绅，坚决要求侯官县令驱逐英人。这说明在所谓“严夷夏之防”上，林则徐没有超越时人的见识；而他的局限，既然是时代造成的，也就决定了他难以超越这些局限。对此，我们不可苛责先贤，而应警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