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显扬有四个儿子，长子乐凤翔、次子乐凤鸣、三子乐凤仪，四子乐凤歧。乐凤鸣本来排行第三，因乐显扬的次子早夭，他便排行第二了。乐凤鸣字梧岗，生于顺治十八年（辛丑年，公元1661年）。乐显扬很喜欢乐凤鸣，不过“爱之越深，责之越苛”，乐显扬对他的教育也非常严格，除了常给他讲人生的道理，讲世上的忠奸善恶之外，也讲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医药知识。只是年幼的乐凤鸣此时还不能完全领悟。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按照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是壬午年，乐凤鸣乡试归来了。这可是一件大事，乡试通过就是举人了。可是乐凤鸣回来后，却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也不看那些四书五经了，也不写那些八股文章了，像是个闲人一样。
　　人们都感到奇怪：“他是中举了呢，还是名落孙山了呢？”
　　“是啊，要是中了举，那就应当准备会考。要是没有中举，就当再接再厉，哪能这样清闲无事。”
　　乐凤鸣有没有中过举，还真是一个谜。任何时代都有一股社会潮流，推动着人们身不由己，随波逐流地前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考科举，走仕途，就是这样一股强大的潮流，它让读书人把做官当成人生的唯一目标。乐凤鸣因为父亲的成功，比他的前辈们受到了更好的教育，因此，考科举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按清朝的科举制度，没有任何功名的学子称为“童生”，童生要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才能成为秀才。当了秀才之后，再通过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乡试”成为举人。中举之后，还要参加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会试”。经过了会试，即使落榜，也有了当官的资格，以后的事，就是考进士了。进士分为三甲，头甲的第一名便是才子佳人戏里的主角——“状元”了。
　　乐凤鸣曾在自叙中说过“壬午年乡比后，闲居无事”。有人因而认定他没有中举，但是乐家的族谱上又记载着他受封为“内阁中书”。“内阁中书”是清代设的官职，官阶为从七品，掌管撰拟、记载、翻译、缮写之类的事。只有“秀才”的功名是不可能受封为“内阁中书”的。这和乐家族谱的记载不是矛盾吗？一个可能是，乐凤鸣在壬午年乡试时中了举，中举之后，就有资格参加会试。按清朝的制度，会试落榜的举人，也有当官的资格。因此即使乐凤鸣会试落第，他仍有资格受封为“内阁中书”。
　　不避讳言，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内阁中书”是“捐纳”而得。“捐纳”就是捐钱做官。清朝有一个和科举制度并行不悖的选官制度，就是“捐纳制”。卖官鬻爵在清朝是合法的“政府行为”，是国家募集资金的重要手段，卖官所得悉数纳入国库，当然，这中间有没有“跑冒滴漏”，那就只有天知道了。捐纳的名目不尽一样，康熙平定准噶尔汗噶尔丹的叛乱（1688年-1697年）时，因为缺乏资金，曾下令卖官募捐。不管这种募捐方式是否妥当，为制止国家分裂而捐纳也应当算善举。清王朝，捐纳的人很多，而且价钱也不是很高，在乾隆时，二十担米就可以捐个七品官。因此商人为经营方便、士绅为游走上层，文人为结交广泛，常常会捐个官职。“捐纳制”的弊端早有定论，不必赘言，但也应当看到，在当时的条件下，乐凤鸣捐个官，不仅是合法的，而且也是拓展事业的权宜之计。其实，更值得人们关注的，不是乐凤鸣中没中过举，怎么得到的“内阁中书”，而是乐凤鸣为什么会在壬午年乡试之后“闲居无事”？这是因为，他突然对人生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
　　乐凤鸣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他参加过两次乡试：第一次是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第二次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都没有被录取。他只是凭着意志，才两落两起，没有自暴自弃。壬午年（1702年）乡试时，他已经四十一岁了，即使中了举，也要等到三年后才能参加会试，会试通过之后，还要再过三年才能参加殿试。到那时，他已年近半百了，如何能和那些二、三十岁便中状元的“青年才俊”相比？回想以往，他自嗟自叹，深感年华虚掷；瞻念前程，他自怨自艾，不免心灰意懒。他又想到父亲讲过的皇亲国戚为角逐权力明争暗斗的宫闱秘事，达官显贵为升官发财不顾廉耻的官场丑闻，感到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梦。他突然醒悟到，要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之路。为此，他常常白日对窗苦思，夜间望月冥想，表面上是“闲居无事”，其实内心的争斗又岂是“翻江倒海”所能形容得了的？
　　处于人生的岔路口时，谁都难免会惆怅、彷徨。乐凤鸣也和那时的人们一样，逢此时，常会向已经辞世的先辈求助。于是，他在父亲的牌位前燃起了一柱香，香烟袅袅升起时，父亲仿佛又来到了他身边，父亲的眼光还是那样慈爱又那样严厉，他好像又回到了少年时代。
　　那时，乐家因为世代行医，已经有了一些名气，再加上父亲乐显扬的太医身份和不分贵贱亲疏的医德医风，就有了“乐太医待病人一视同仁”的美誉。乐凤鸣经常看见父亲在一豆烛光下翻检堆积如山的医书，在一缕阳光里品察古古怪怪的药材，在一线希望中救治“无药可救”的病患。
　　父亲的德、行和学识都很让他钦佩，但无论怎么繁忙，父亲都不放松家庭教育。他想到，那时父亲经常教诲他，“可以养生，可以济人者，惟医药为最。”
　　他还记起，那是康熙己酉年（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他才八岁。一个春日，父亲正在给他讲古人自小立大志的故事，忽见一队大雁排成“人”字，在白云蓝天间向北飞去，于是父亲就指着雁阵对他讲什么叫“鸿鹄之志”。讲完了，父亲又问他，将来要做什么，那时的孩子大都会说，要金榜高中、骑马坐轿，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可是乐凤鸣却脱口而出：“将来开药铺”。此言一出，其他长辈都暗暗吃惊，担心乐显扬会生气动怒，不想他竟欣慰地点点头，连连说好，在场的人都为他的豁达开明感到惊奇。
　　不久，父亲和几位亲戚、朋友在一起议论道，乐家已经有了一份基业，也有了相当的名声，以后还要发展，要立一个堂名才好。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堂名本是姓氏，宗族或家族的称号。因为堂名与姓氏的发祥地相关，也称作“郡号”或“总堂名”。堂名常被制成匾，悬于祠堂或府第。后来，堂名的作用大大延展了：有的是表示对祖先的尊崇，如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有赵姓取“半部堂”为堂名。周敦颐有名作《爱莲说》，就有周姓取“爱莲堂”为堂名。有的堂名是对后人的劝戒，如“孝思堂”、“克己堂”、“务本堂”等；也有的堂名是表现主人的志趣，如“无欲堂”、“耕读堂”、“有竹堂”等等。堂名后来也演变成文人的书斋名，如陆游的“双清堂”，汤显祖的“玉茗堂”等。这种堂名又称斋名。总之，许多名门望族，书香之家都有自己的堂名。
　　乐凤鸣记得父亲曾说到：“‘同仁’二字可命堂名，吾爱其公而雅，须志之。”并且挥毫写下了“同仁堂”三个字，只是乐凤鸣当时还是个孩子，不可能理解“同仁”二字的深意。现在，过了不惑之年，历经坎坷又饱读诗书的乐凤鸣，才真正理解了父亲的苦心孤诣。
　　儒家经典《周易》中就有“和同于人”的思想。“同人卦”中有“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意思是：“能够与众人同心协力跋涉于野外，一切亨通，有利于涉过大河急流，有利于君子坚守正道。”
　　唐代韩愈的《原人》中又有“是故圣人一视同仁，笃近而举远。”一语。
　　后来，人们还赋予了“同仁”更多的含义：如称呼志同道合者为“同仁”等等。乐显扬喜欢其“公而雅”，而这正是“同仁”的精髓。“公”，即是儒家推崇的“天下为公”。儒家学者曾经假托孔子之名，在《礼记·礼运》中描叙了一个“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其实，这也正是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的“大同世界”。
　　至于“雅”，《尔雅》中有这样的解释：“雅，义也；义，正也。”也就是公正、正义、正直的意思。
　　由此，乐凤鸣想到，父亲以“养生济人”为己任，不羡高官，不慕虚名，并且乐此不疲，不就是追求一个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讲求公平正义的境界吗？而自己这三十多年不仅碌碌无为，还几乎把父亲的教诲——“可以养生，可以济人者，惟医药为最。”都忘记了。
　　父亲的风范，使乐凤鸣自感羞惭，又深受鼓舞，他眼前豁然开朗，对逝去年华的嗟叹，对前路茫茫的惆怅，以及所有的沮丧和失落都烟消云散了。他作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从此抛开功名，不涉宦海，按父亲的教诲去做，投身于最能养生，最能济世的医药事业中。
　　——乐凤鸣勃然奋起了！
　　能够不受社会潮流裹挟，敢于特立独行的人，往往会在历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迹，乐凤鸣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