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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即使在高速城镇化的今天，农民仍占总人口的一半左右。当前，各界都十分关注农民问题，但在增加农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也应关注和支持农民的社会参与问题。可以说，农民社会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和推动农民的公民化都是很有意义的，其中慈善也是社会参与的重要领域和形式。
一、农民慈善参与的价值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一方面积极从事经济和政治活动，另一方面社会参与热情也不断提高。故鼓励和引导农民参与慈善活动，可以提高现代慈善的大众化程度、促进社区团结和提升农民的公民观念。
（一）提高慈善参与的社会化程度
作为一项传统的社会事业，慈善存在于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之中，但也要看到，传统时代的慈善虽是社会救助的主要形式，但参与的人数却相对有限。在现代社会，慈善不再是少数人的活动，而是成为大众化的一种事业。以美国为例，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均养成了从事慈善活动的习惯，甚至把慈善看做了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或捐助善款善物、或从事志愿服务等。据统计，全美国70%以上的家庭都对慈善事业有某种程度的捐赠，在所有慈善捐款中，约有85%来自普通百姓，而这正是美国慈善事业发达的主要原因。大陆当代慈善事业起步稍晚，仅有20多年的时间，但一开始就是在普通民众的支持和参与下发展起来的，如希望工程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就产生了广泛的效益，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获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支持。下一步若能推动更多的农民参与慈善活动，将有利于尽快形成浓郁的社会慈善风气、壮大社会慈善力量。
（二）促进社区团结、提高社区认同感
社区是人们生活的主要场所，慈善则是培养人们社区情感的重要方式之一。早在先秦时代，孟子就提出了“死徒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主张。可见，互助、互济是维系乡村社区和睦与情感的重要条件。事实上，村庄内的人们或因同族的关系或因常年的生活等因素，确实也养成了互济、互帮的习俗和传统，这既保护了村内不幸者的生活，也缓解了村庄内的矛盾和紧张。在市场化的今天，农民已习惯了外出务工经商，很多农民尤其是青壮年农民只有在春节和农忙时节才回村，原来的熟人关系变得有些陌生起来，且社会分工也使得农民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减少。虽然说并未出现像城市社区居民那样“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但相互间的关照确实有降低的趋势。因此，推动村庄慈善事业的发展，引导更多的农民参与其中，最终可进一步强化农民的村庄情感，增强村庄的凝聚力、融洽人际关系。
（三）提高自身的公民化程度
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拉动下，愈来愈多的农民开始走出乡村，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在政治民主化进程尤其是村民自治的推动下，农民政治事务参与热情逐步高涨。但也应看到，当前农民的文化素养和社会观念等还与现代化建设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等不相适应。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观点，目的在于克服传统农民狭隘自私的观念和习惯。今天的农民仍面临着尽快适应公民社会发展的问题，其中除了各界有意识地向农民灌输公民知识、开展公民教育之外，也应通过参与的形式，培养和提高农民的社会公共责任意识。现代慈善不仅体现在对他人关怀、同情和献爱心的活动，而且也是一种亲近社会的行为，体现着公民的社会责任和利他主义情怀。从这个角度说，农民参与慈善活动就是强化自身公民意识的重要途径。
二、当前农民慈善参与的障碍
在历史上，一些农民也以各种方式从事慈善活动。在现代社会，农民的慈善认知和参与意识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但由于种种因素，农民的慈善参与还尚未形成一种普遍的风气。
（一）对当代农民的慈善能力缺乏评估
当前各界对农民和农村的认知，大多停留在贫困方面。其实，并非所有的农民都是贫困者，不少农民的生活已经比较富裕，何况，民众的慈善能力固然与其经济状况有很大的联系，但却不是绝对的正相关系，也不能说只有真正富裕起来后才能从事慈善活动。事实上，愈来愈多的农民慈善参与意识不断提升，慈善视角甚至超出了村庄和熟人的层面，而拓展到全国乃至世界。2005年印度洋海啸发生后，不少农民工也曾捐款献爱心。2008年四川大地震发生后，一些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前往灾区从事救援活动，如河南开封的10位农民开着装满食品的3辆三轮车前往灾区救灾。即使在社区慈善方面，一些地方也摸索出了较为成功的模式，如被称为“慈善村”的山东平阴县孝子村，农民的慈善认知和参与热情却是很多更加富裕村庄的农民所无法比的，这其中固然有村组织的动员和引导因素，不过也说明，现代农民同样有慈善参与的内在需求和愿望。但社会各界似乎更多地把农民看做慈善工作的对象，而非慈善行动的主体，忽视了对于他们慈善意识的培育和助人能力的挖掘，这也使得农民看不到自身的慈善能力。
（二）村级慈善机构数量不足
典型的现代慈善事业是由慈善机构来运作的，慈善机构的大量出现，既提高了公民慈善参与的可及性，也能够充分整合社会慈善资源。据估计，美国拥有上百万个大大小小的慈善机构，分布于城乡各个社区，既便利了民众的慈善活动，也便于公众直接观察和了解慈善组织。正因为如此，民众才比较信任慈善机构并直接捐款给慈善机构。近年来，大陆的慈善机构虽然在数量上显著增加，特别是愈来愈多的社区慈善机构，如村慈善工作站也已开始涌现，这既有利于公众的普遍参与，也扩大了慈善的社区影响力，推动着慈善事业社区化的发展。但绝大多数村级的慈善工作站常常是自上而下推动建立的，而非农民自主设立的。结果是，多数村级慈善工作站自身活力不足，缺少经常性的活动，且其运作等也没有充分地吸收农民参加，且慈善工作站的活动，也仅仅是募捐一些款物发放给贫民而已。
（三）慈善捐助认知存在着一些偏差
一般认为，慈善捐助既包括了物质上的捐赠，也包括了技术和时间方面的捐赠，即志愿服务等。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慈善捐赠更加符合农民的实际情况，且不少农民也采用这方面的捐赠。如四川大地震发生后，河南省偃师市顾县镇的农民李顺卿、李玉强等24位“好汉”组成的抢险救灾队奔赴都江堰灾区，山东莒县的10位农民奔赴灾区帮助搭盖帐篷、铺地砖、拉电线、清理垃圾等活动，也属于一种慈善捐赠。另外，不少农民在闯市场的过程中也摸索或积累了很多丰富实用的技术和经验等，成为农村慈善扶贫的重要潜在资源，如果能够引导他们把这些技术和技能捐出来扶持那些贫困的农民，无疑会大大丰富农村的扶贫方法、开阔扶贫视野。但是，中国大陆的慈善一开始就被定位在了扶危助困以及社会救助的配套工程方面，政府、媒体以及慈善机构等往往十分看重捐赠的数额，常常把捐助多寡与慈善工作的好与差等同起来，如此难免给社会传递一个错误的信息，似乎慈善就是捐款捐物，忽视了农民技术和经验的慈善价值。
三、农民慈善参与的条件和选择
总的来看，现代农民大多具备了慈善行动的意识和能力，若要动员和引导更多的农民参与到慈善行动之中来，除了农民自身增强社会责任观念、社会提供参与机会、政府和媒体宣传外，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快创建村庄慈善机构
研究表明，社团组织在建立广泛的社会信任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参加团体次数愈多，各种捐赠就越慷慨，也就是说慈善参与和加入团体是相互增强的，而且，慈善机构也是推动慈善规范化和经常化的主要方式。下一步政府等社会组织在积极维护农民权益的同时，也应把农民参与慈善列入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工作之中，在规范村庄慈善工作站管理的同时，支持村庄设立小型的、主要在村内活动的慈善机构，使之成为联结农民的桥梁和纽带。其实，不少村庄已出现了慈善机构。如2008年浙江省乐清市前横村在外经商的农民精英出资设立了“在外经商基金会”，并专门在从事本村的慈善活动。该省宁波市李家村农民的慈善活动参与率达到了80%，正是得益于村慈善组织的动员。
（二）引导农民多参与社区慈善活动
虽然说现代农民的活动范围和交往范围明显扩大，但社区仍是农民生活的主要场所，故农民的慈善活动最好是以社区为中心。如美国民众的慈善活动大多是以社区为单位的，中国历史上的民间慈善也是如此。农民特别是农民工等在城市多参加一些社区志愿服务和捐赠活动，可以进一步强化自身的社区观念和认同感，有助于其融入城市社会。另外，作为村民，他们回乡期间还应多参与村里的慈善活动，既可增加与家乡的联系，也可以提高村庄的福利水平。当然，在村庄慈善活动中，应充分发挥农民精英的作用，毕竟他们的眼界和经济实力都是一般农民所不能比的，他们的行动将会起到带动和示范的作用。
（三）充分发挥农民自身的特点
一般说来，捐赠是慈善参与的主要形式，且不说一些精英会慷慨解囊，捐出巨资，就是很普通的农民也会做出惊人之举。如被称为“草根慈善家”的张世文自1998年开始就用辛苦打工挣来的70万元从事慈善活动，资助贫困老人、失学儿童等，但这种举动很难为多数农民所效仿，其中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民可以多捐助，以改善社会形象和提高社会声望。而建立一种经常性的、小额募捐机制并逐步形成一种风气，可能更符合农民的实际状况。另外就是引导农民以更加有意义的方式参与慈善捐助，特别是让农民捐出自己的实用种养殖等技术，尽管说这些可能不是什么更专业的技能，但在日常生活，特别是农村生产中还是很有作用的。无偿献血也是一种慈善捐助行为，在当前的献血者队伍中农民工也占了不小的比例，这种捐助体现着互惠的价值取向，未来应加大这方面的宣传和引导。
（四）塑造村庄的慈善舆论氛围
比较而言，在村庄这样一个熟人社会里，农民间有着互助互济的本能，即使在市场化时代，村内的农民也有互助的习惯和意识，但要想使之经常化和规范化，则离不开村组织的参与。一些著名“慈善村”的经验表明，能否形成一种参与的机制和氛围，决定着农民的慈善观念和行为，村组织在塑造村庄慈善风气、动员农民从事慈善活动方面往往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一方面村干部是村民所选举出的村庄管理者，代表村组织行使权力，具有权威性；另一方面他们与村民间存在着一种熟人关系，且是村里的精英人物，其言行等可直接影响农民的行为，其慈善倡导和动员很容易赢得村民的响应和支持。倘若村干部能够拥有较多的现代慈善知识，并针对不同农民的情况而制订合理的村庄慈善发展措施，这将会大大激发本村农民的参与热情，形成良好的村庄慈善风气。
总之，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公众的积极参与，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就是这个道理。作为社会一份子的农民，参与慈善行动，既有利于加速慈善事业的社会化，也是增强农民归属感、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手段。
一、农民慈善参与的价值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一方面积极从事经济和政治活动，另一方面社会参与热情也不断提高。故鼓励和引导农民参与慈善活动，可以提高现代慈善的大众化程度、促进社区团结和提升农民的公民观念。
（一）提高慈善参与的社会化程度
作为一项传统的社会事业，慈善存在于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之中，但也要看到，传统时代的慈善虽是社会救助的主要形式，但参与的人数却相对有限。在现代社会，慈善不再是少数人的活动，而是成为大众化的一种事业。以美国为例，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均养成了从事慈善活动的习惯，甚至把慈善看做了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或捐助善款善物、或从事志愿服务等。据统计，全美国70%以上的家庭都对慈善事业有某种程度的捐赠，在所有慈善捐款中，约有85%来自普通百姓，而这正是美国慈善事业发达的主要原因。大陆当代慈善事业起步稍晚，仅有20多年的时间，但一开始就是在普通民众的支持和参与下发展起来的，如希望工程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就产生了广泛的效益，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获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支持。下一步若能推动更多的农民参与慈善活动，将有利于尽快形成浓郁的社会慈善风气、壮大社会慈善力量。
（二）促进社区团结、提高社区认同感
社区是人们生活的主要场所，慈善则是培养人们社区情感的重要方式之一。早在先秦时代，孟子就提出了“死徒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主张。可见，互助、互济是维系乡村社区和睦与情感的重要条件。事实上，村庄内的人们或因同族的关系或因常年的生活等因素，确实也养成了互济、互帮的习俗和传统，这既保护了村内不幸者的生活，也缓解了村庄内的矛盾和紧张。在市场化的今天，农民已习惯了外出务工经商，很多农民尤其是青壮年农民只有在春节和农忙时节才回村，原来的熟人关系变得有些陌生起来，且社会分工也使得农民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减少。虽然说并未出现像城市社区居民那样“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但相互间的关照确实有降低的趋势。因此，推动村庄慈善事业的发展，引导更多的农民参与其中，最终可进一步强化农民的村庄情感，增强村庄的凝聚力、融洽人际关系。
（三）提高自身的公民化程度
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拉动下，愈来愈多的农民开始走出乡村，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在政治民主化进程尤其是村民自治的推动下，农民政治事务参与热情逐步高涨。但也应看到，当前农民的文化素养和社会观念等还与现代化建设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等不相适应。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观点，目的在于克服传统农民狭隘自私的观念和习惯。今天的农民仍面临着尽快适应公民社会发展的问题，其中除了各界有意识地向农民灌输公民知识、开展公民教育之外，也应通过参与的形式，培养和提高农民的社会公共责任意识。现代慈善不仅体现在对他人关怀、同情和献爱心的活动，而且也是一种亲近社会的行为，体现着公民的社会责任和利他主义情怀。从这个角度说，农民参与慈善活动就是强化自身公民意识的重要途径。
二、当前农民慈善参与的障碍
在历史上，一些农民也以各种方式从事慈善活动。在现代社会，农民的慈善认知和参与意识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但由于种种因素，农民的慈善参与还尚未形成一种普遍的风气。
（一）对当代农民的慈善能力缺乏评估
当前各界对农民和农村的认知，大多停留在贫困方面。其实，并非所有的农民都是贫困者，不少农民的生活已经比较富裕，何况，民众的慈善能力固然与其经济状况有很大的联系，但却不是绝对的正相关系，也不能说只有真正富裕起来后才能从事慈善活动。事实上，愈来愈多的农民慈善参与意识不断提升，慈善视角甚至超出了村庄和熟人的层面，而拓展到全国乃至世界。2005年印度洋海啸发生后，不少农民工也曾捐款献爱心。2008年四川大地震发生后，一些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前往灾区从事救援活动，如河南开封的10位农民开着装满食品的3辆三轮车前往灾区救灾。即使在社区慈善方面，一些地方也摸索出了较为成功的模式，如被称为“慈善村”的山东平阴县孝子村，农民的慈善认知和参与热情却是很多更加富裕村庄的农民所无法比的，这其中固然有村组织的动员和引导因素，不过也说明，现代农民同样有慈善参与的内在需求和愿望。但社会各界似乎更多地把农民看做慈善工作的对象，而非慈善行动的主体，忽视了对于他们慈善意识的培育和助人能力的挖掘，这也使得农民看不到自身的慈善能力。
（二）村级慈善机构数量不足
典型的现代慈善事业是由慈善机构来运作的，慈善机构的大量出现，既提高了公民慈善参与的可及性，也能够充分整合社会慈善资源。据估计，美国拥有上百万个大大小小的慈善机构，分布于城乡各个社区，既便利了民众的慈善活动，也便于公众直接观察和了解慈善组织。正因为如此，民众才比较信任慈善机构并直接捐款给慈善机构。近年来，大陆的慈善机构虽然在数量上显著增加，特别是愈来愈多的社区慈善机构，如村慈善工作站也已开始涌现，这既有利于公众的普遍参与，也扩大了慈善的社区影响力，推动着慈善事业社区化的发展。但绝大多数村级的慈善工作站常常是自上而下推动建立的，而非农民自主设立的。结果是，多数村级慈善工作站自身活力不足，缺少经常性的活动，且其运作等也没有充分地吸收农民参加，且慈善工作站的活动，也仅仅是募捐一些款物发放给贫民而已。
（三）慈善捐助认知存在着一些偏差
一般认为，慈善捐助既包括了物质上的捐赠，也包括了技术和时间方面的捐赠，即志愿服务等。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慈善捐赠更加符合农民的实际情况，且不少农民也采用这方面的捐赠。如四川大地震发生后，河南省偃师市顾县镇的农民李顺卿、李玉强等24位“好汉”组成的抢险救灾队奔赴都江堰灾区，山东莒县的10位农民奔赴灾区帮助搭盖帐篷、铺地砖、拉电线、清理垃圾等活动，也属于一种慈善捐赠。另外，不少农民在闯市场的过程中也摸索或积累了很多丰富实用的技术和经验等，成为农村慈善扶贫的重要潜在资源，如果能够引导他们把这些技术和技能捐出来扶持那些贫困的农民，无疑会大大丰富农村的扶贫方法、开阔扶贫视野。但是，中国大陆的慈善一开始就被定位在了扶危助困以及社会救助的配套工程方面，政府、媒体以及慈善机构等往往十分看重捐赠的数额，常常把捐助多寡与慈善工作的好与差等同起来，如此难免给社会传递一个错误的信息，似乎慈善就是捐款捐物，忽视了农民技术和经验的慈善价值。
三、农民慈善参与的条件和选择
总的来看，现代农民大多具备了慈善行动的意识和能力，若要动员和引导更多的农民参与到慈善行动之中来，除了农民自身增强社会责任观念、社会提供参与机会、政府和媒体宣传外，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快创建村庄慈善机构
研究表明，社团组织在建立广泛的社会信任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参加团体次数愈多，各种捐赠就越慷慨，也就是说慈善参与和加入团体是相互增强的，而且，慈善机构也是推动慈善规范化和经常化的主要方式。下一步政府等社会组织在积极维护农民权益的同时，也应把农民参与慈善列入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工作之中，在规范村庄慈善工作站管理的同时，支持村庄设立小型的、主要在村内活动的慈善机构，使之成为联结农民的桥梁和纽带。其实，不少村庄已出现了慈善机构。如2008年浙江省乐清市前横村在外经商的农民精英出资设立了“在外经商基金会”，并专门在从事本村的慈善活动。该省宁波市李家村农民的慈善活动参与率达到了80%，正是得益于村慈善组织的动员。
（二）引导农民多参与社区慈善活动
虽然说现代农民的活动范围和交往范围明显扩大，但社区仍是农民生活的主要场所，故农民的慈善活动最好是以社区为中心。如美国民众的慈善活动大多是以社区为单位的，中国历史上的民间慈善也是如此。农民特别是农民工等在城市多参加一些社区志愿服务和捐赠活动，可以进一步强化自身的社区观念和认同感，有助于其融入城市社会。另外，作为村民，他们回乡期间还应多参与村里的慈善活动，既可增加与家乡的联系，也可以提高村庄的福利水平。当然，在村庄慈善活动中，应充分发挥农民精英的作用，毕竟他们的眼界和经济实力都是一般农民所不能比的，他们的行动将会起到带动和示范的作用。
（三）充分发挥农民自身的特点
一般说来，捐赠是慈善参与的主要形式，且不说一些精英会慷慨解囊，捐出巨资，就是很普通的农民也会做出惊人之举。如被称为“草根慈善家”的张世文自1998年开始就用辛苦打工挣来的70万元从事慈善活动，资助贫困老人、失学儿童等，但这种举动很难为多数农民所效仿，其中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民可以多捐助，以改善社会形象和提高社会声望。而建立一种经常性的、小额募捐机制并逐步形成一种风气，可能更符合农民的实际状况。另外就是引导农民以更加有意义的方式参与慈善捐助，特别是让农民捐出自己的实用种养殖等技术，尽管说这些可能不是什么更专业的技能，但在日常生活，特别是农村生产中还是很有作用的。无偿献血也是一种慈善捐助行为，在当前的献血者队伍中农民工也占了不小的比例，这种捐助体现着互惠的价值取向，未来应加大这方面的宣传和引导。
（四）塑造村庄的慈善舆论氛围
比较而言，在村庄这样一个熟人社会里，农民间有着互助互济的本能，即使在市场化时代，村内的农民也有互助的习惯和意识，但要想使之经常化和规范化，则离不开村组织的参与。一些著名“慈善村”的经验表明，能否形成一种参与的机制和氛围，决定着农民的慈善观念和行为，村组织在塑造村庄慈善风气、动员农民从事慈善活动方面往往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一方面村干部是村民所选举出的村庄管理者，代表村组织行使权力，具有权威性；另一方面他们与村民间存在着一种熟人关系，且是村里的精英人物，其言行等可直接影响农民的行为，其慈善倡导和动员很容易赢得村民的响应和支持。倘若村干部能够拥有较多的现代慈善知识，并针对不同农民的情况而制订合理的村庄慈善发展措施，这将会大大激发本村农民的参与热情，形成良好的村庄慈善风气。
总之，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公众的积极参与，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就是这个道理。作为社会一份子的农民，参与慈善行动，既有利于加速慈善事业的社会化，也是增强农民归属感、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