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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6点09分，当天安门前雄壮的国歌乐曲响起，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多达12万的群众齐聚在广场上高唱“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共同为祖国庆祝生日。
今天，人们已见惯了阵容庞大的仪仗队，也习惯了国旗升起时相伴的国歌声。许多人开始不远千里来到天安门广场，只为亲睹国旗升起的那一刻。然而，没有多少人知道，自1951年至1977年的26年间，胡其俊曾经独自在天安门上演着“一个人的升旗仪式”。
第一次升旗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按下开关，国旗冉冉升起。那个开关就是由胡其俊所在的北京电力局设计的。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0多年里，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的任务就很自然地落在了北京市供电局的身上。
1951年9月30日晚，刚到北京电力局政治供电科工作不久的胡其俊突然接到通知，从第二天起将由自己负责天安门广场的升降旗任务，这让当时只有22岁的胡其俊兴奋不已。
“30日，我配合保安供电部门一直忙到夜里3点多，后来我又到旗杆下检查了一遍电动装置，确认准确无误后才回到值班室休息，但我睡不着，心情既激动又紧张，生怕出错。” 胡其俊在其生前撰写的《永久的回忆》中这样描述他第一天升旗的情景。
1951年10月1日凌晨，恰逢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二个生日，胡其俊第一次走向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旗杆。没有嘹亮的音乐，没有整齐壮观的仪仗队，也没有人围观，更不会有人来合唱国歌。对那些曾在天安门广场体验升旗盛况的人来说，这一年国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是难以想像的。
但是，当五星红旗冉冉升到旗杆顶端时，胡其俊却觉得全中国都能看见它。在这个不寻常的日子里，胡其俊像所有拥护者一样为新中国的生日感到欢欣雀跃。据他事后回忆，第一次顺利完成任务后，“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比喝了半斤二锅头还带劲儿。”
从那一刻起的26年里，胡其俊便正式成为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手。每逢五一、十一、元旦、春节、国内重要会议、重大外事活动、国家治丧，他就会提前一天到天安门管理处领了旗，第二天天不亮把旗绑在自行车上，从家骑车半小时赶到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上就看得见太阳升起来，等天边的太阳一冒红，他就扳动开关，在国家的心脏升起五星红旗。升完旗后，他还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再看一看，确认国旗是否升到顶了。
做完这一切后再照常上班。升国旗只是胡其俊的一项“业余”任务，他还是北京电力局的一名普通工人，领着微薄的工资，住着平房宿舍。
保密的政治任务
没有人能说清楚，为什么是胡其俊当选升旗手。他的儿女们后来猜测，也许是因为他成分好，人也上进。总之，作为无数枚螺丝钉中的一枚，胡其俊被拧在了天安门的这根旗杆下。
那时候，升降旗时间也完全靠他个人估计。当时的胡其俊甚至买不起一块手表，作为一个“业余”升旗手，为了不耽误工作，他只能以太阳升降为标准来升降旗。尽管只是目测，这种做法却被延续下来，还专门编排了“国旗升降时刻表”，由天文台精确计算时间，保持国旗和太阳同升同落。
由于当年存放国旗的天安门管理处就在金水桥里面，从金水桥上走出来升国旗就成了胡其俊的必经之路。如今，这个路线也已经成为国旗仪仗队的规定路线了。
1953年，斯大林逝世，胡其俊得到通知，要为斯大林降半旗。这是新中国第一次降半旗。胡其俊并不知道该怎样执行，是降到旗杆高度的一半，还是三分之一？是直接升到半旗，还是先升到竿顶，再降下来？
他先把国旗升到杆顶，然后降下来，约摸停在第二节旗杆的中间位置，就固定下来。然后，他还特意跑远了，看看旗子的高度，觉得满意了才离开。这个胡其俊独自琢磨出来的降半旗标准后来也成了惯例，并被写进了《国旗法》。
关于升国旗，无数个第一次都是胡其俊创造的。就是这样一个与国家荣誉联系如此紧密的人却非常低调，以至于连身边最亲近的人都不知道他与国旗有着如此深厚的情缘。
“对我父亲来说，升旗就像是一个组织安排的政治任务，一个默默无闻的保密工作。”胡老的儿子胡克军说。
与国旗有关的工作，胡其俊的家人从未从他口中得知一二。唯一的记忆就是，每到要升旗的那一天，胡其俊就会在前一晚叮嘱妻子喊他早起。
1989年10月，胡其俊退休。退休后，他对往事依然守口如瓶。胡家子女直到1993年才从报上得知父亲职业生涯中的旗手岁月。
2007年9月30日晚，78岁高龄的胡其俊突然问家人，“今天是几号？”当得知是9月30日的时候，他对儿子胡克军说：“明天是10月1日，该升旗了。”
第二天11点左右，国庆节，胡老因心脏病去世，他的遗体被一面国旗从头到脚覆盖着。
没有多少人了解胡其俊生前的旗手生涯，而遗物却多少透露了他的信息——一面小国旗，一本总政治部出版的画册，里面有他跟国旗护卫队的合影——他肩扛国旗正步走。
最后一次升旗
对胡其俊来说，这项荣耀无比的“业余”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整面国旗与旗杆加起来，足足能有15公斤重，一旦旗子被雨水打湿，重量还会增加一倍。
由于天安门广场的开阔性，一到春秋天，风就比较大，而升旗最怕风。大风极易将旗子卷起。每逢遇到大风天，胡其俊便需小心翼翼地、不停地抖动钢丝绳。为保证旗子不被大风刮掉，还要用绳子将旗杆与旗子绑牢。
某年冬天，两尺深的雪没过了靴子，那是胡其俊记忆中“最急人的一次升旗”。为了保证按时升旗，他早早出门，一路推着自行车从右安门跑到天安门。
无论多难，胡其俊的国旗情结也丝毫未减，一如既往。但是，再留恋也有结束的时候。
26年后，他的旗手生涯在1977年5月2日宣告结束。国旗班代替了胡其俊，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从此告别了“业余”时代。1977年5月1日，劳动节，已经48岁的胡其俊像往常一样，再一次把国旗升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空，不过，这是最后一次。
这一天，胡其俊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正式。他特意换上了一套涤卡衣服。傍晚，当他降下国旗，送回天安门管理处后，骑着自行车独自消失在长安街的人流里时，他自行车后座上一直用来绑国旗的绳子，空空地散落在一旁。
一个人升国旗的时代从此结束了，北京卫戍区开始接手升旗工作。
国旗班先是两个人，后来增加到3个。他们身穿军装、手持国旗，那气势比胡其俊要正式得多。不过，他们和当年的胡其俊一样，每次升旗同样需要翻过护栏，才能进入升旗台。
1991年后，当国旗护卫队取代了国旗班，旗台也进行了改造，已经不再需要翻越护栏才能进入了。胡其俊用过的22米高的旗杆，如今也变成了32.6米，升旗的人数也从3个变成了36个。
相比之下，胡其俊和他那些冷冷清清的升旗仪式，因为年代久远，已经很少有人提及。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忘记了他。一个叫邢华琪的军人在自己的文章和书里，反复讲述着胡其俊的故事。哪怕在胡其俊已经去世3年以后，他仍然坚持认为，如果胡其俊一个人的升旗仪式一直保留到今天，“那将是世界上最动人的升旗仪式”。
今天，人们已见惯了阵容庞大的仪仗队，也习惯了国旗升起时相伴的国歌声。许多人开始不远千里来到天安门广场，只为亲睹国旗升起的那一刻。然而，没有多少人知道，自1951年至1977年的26年间，胡其俊曾经独自在天安门上演着“一个人的升旗仪式”。
第一次升旗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按下开关，国旗冉冉升起。那个开关就是由胡其俊所在的北京电力局设计的。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0多年里，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的任务就很自然地落在了北京市供电局的身上。
1951年9月30日晚，刚到北京电力局政治供电科工作不久的胡其俊突然接到通知，从第二天起将由自己负责天安门广场的升降旗任务，这让当时只有22岁的胡其俊兴奋不已。
“30日，我配合保安供电部门一直忙到夜里3点多，后来我又到旗杆下检查了一遍电动装置，确认准确无误后才回到值班室休息，但我睡不着，心情既激动又紧张，生怕出错。” 胡其俊在其生前撰写的《永久的回忆》中这样描述他第一天升旗的情景。
1951年10月1日凌晨，恰逢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二个生日，胡其俊第一次走向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旗杆。没有嘹亮的音乐，没有整齐壮观的仪仗队，也没有人围观，更不会有人来合唱国歌。对那些曾在天安门广场体验升旗盛况的人来说，这一年国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是难以想像的。
但是，当五星红旗冉冉升到旗杆顶端时，胡其俊却觉得全中国都能看见它。在这个不寻常的日子里，胡其俊像所有拥护者一样为新中国的生日感到欢欣雀跃。据他事后回忆，第一次顺利完成任务后，“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比喝了半斤二锅头还带劲儿。”
从那一刻起的26年里，胡其俊便正式成为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手。每逢五一、十一、元旦、春节、国内重要会议、重大外事活动、国家治丧，他就会提前一天到天安门管理处领了旗，第二天天不亮把旗绑在自行车上，从家骑车半小时赶到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上就看得见太阳升起来，等天边的太阳一冒红，他就扳动开关，在国家的心脏升起五星红旗。升完旗后，他还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再看一看，确认国旗是否升到顶了。
做完这一切后再照常上班。升国旗只是胡其俊的一项“业余”任务，他还是北京电力局的一名普通工人，领着微薄的工资，住着平房宿舍。
保密的政治任务
没有人能说清楚，为什么是胡其俊当选升旗手。他的儿女们后来猜测，也许是因为他成分好，人也上进。总之，作为无数枚螺丝钉中的一枚，胡其俊被拧在了天安门的这根旗杆下。
那时候，升降旗时间也完全靠他个人估计。当时的胡其俊甚至买不起一块手表，作为一个“业余”升旗手，为了不耽误工作，他只能以太阳升降为标准来升降旗。尽管只是目测，这种做法却被延续下来，还专门编排了“国旗升降时刻表”，由天文台精确计算时间，保持国旗和太阳同升同落。
由于当年存放国旗的天安门管理处就在金水桥里面，从金水桥上走出来升国旗就成了胡其俊的必经之路。如今，这个路线也已经成为国旗仪仗队的规定路线了。
1953年，斯大林逝世，胡其俊得到通知，要为斯大林降半旗。这是新中国第一次降半旗。胡其俊并不知道该怎样执行，是降到旗杆高度的一半，还是三分之一？是直接升到半旗，还是先升到竿顶，再降下来？
他先把国旗升到杆顶，然后降下来，约摸停在第二节旗杆的中间位置，就固定下来。然后，他还特意跑远了，看看旗子的高度，觉得满意了才离开。这个胡其俊独自琢磨出来的降半旗标准后来也成了惯例，并被写进了《国旗法》。
关于升国旗，无数个第一次都是胡其俊创造的。就是这样一个与国家荣誉联系如此紧密的人却非常低调，以至于连身边最亲近的人都不知道他与国旗有着如此深厚的情缘。
“对我父亲来说，升旗就像是一个组织安排的政治任务，一个默默无闻的保密工作。”胡老的儿子胡克军说。
与国旗有关的工作，胡其俊的家人从未从他口中得知一二。唯一的记忆就是，每到要升旗的那一天，胡其俊就会在前一晚叮嘱妻子喊他早起。
1989年10月，胡其俊退休。退休后，他对往事依然守口如瓶。胡家子女直到1993年才从报上得知父亲职业生涯中的旗手岁月。
2007年9月30日晚，78岁高龄的胡其俊突然问家人，“今天是几号？”当得知是9月30日的时候，他对儿子胡克军说：“明天是10月1日，该升旗了。”
第二天11点左右，国庆节，胡老因心脏病去世，他的遗体被一面国旗从头到脚覆盖着。
没有多少人了解胡其俊生前的旗手生涯，而遗物却多少透露了他的信息——一面小国旗，一本总政治部出版的画册，里面有他跟国旗护卫队的合影——他肩扛国旗正步走。
最后一次升旗
对胡其俊来说，这项荣耀无比的“业余”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整面国旗与旗杆加起来，足足能有15公斤重，一旦旗子被雨水打湿，重量还会增加一倍。
由于天安门广场的开阔性，一到春秋天，风就比较大，而升旗最怕风。大风极易将旗子卷起。每逢遇到大风天，胡其俊便需小心翼翼地、不停地抖动钢丝绳。为保证旗子不被大风刮掉，还要用绳子将旗杆与旗子绑牢。
某年冬天，两尺深的雪没过了靴子，那是胡其俊记忆中“最急人的一次升旗”。为了保证按时升旗，他早早出门，一路推着自行车从右安门跑到天安门。
无论多难，胡其俊的国旗情结也丝毫未减，一如既往。但是，再留恋也有结束的时候。
26年后，他的旗手生涯在1977年5月2日宣告结束。国旗班代替了胡其俊，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从此告别了“业余”时代。1977年5月1日，劳动节，已经48岁的胡其俊像往常一样，再一次把国旗升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空，不过，这是最后一次。
这一天，胡其俊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正式。他特意换上了一套涤卡衣服。傍晚，当他降下国旗，送回天安门管理处后，骑着自行车独自消失在长安街的人流里时，他自行车后座上一直用来绑国旗的绳子，空空地散落在一旁。
一个人升国旗的时代从此结束了，北京卫戍区开始接手升旗工作。
国旗班先是两个人，后来增加到3个。他们身穿军装、手持国旗，那气势比胡其俊要正式得多。不过，他们和当年的胡其俊一样，每次升旗同样需要翻过护栏，才能进入升旗台。
1991年后，当国旗护卫队取代了国旗班，旗台也进行了改造，已经不再需要翻越护栏才能进入了。胡其俊用过的22米高的旗杆，如今也变成了32.6米，升旗的人数也从3个变成了36个。
相比之下，胡其俊和他那些冷冷清清的升旗仪式，因为年代久远，已经很少有人提及。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忘记了他。一个叫邢华琪的军人在自己的文章和书里，反复讲述着胡其俊的故事。哪怕在胡其俊已经去世3年以后，他仍然坚持认为，如果胡其俊一个人的升旗仪式一直保留到今天，“那将是世界上最动人的升旗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