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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在一篇名为《读书苦乐》的散文中，对读书有一个神妙的比喻：读书，好比到作者那里去“隐身串门儿”。这种串门，无须预约，想去就去，去了就听作者高谈阔论(打开书)，不想听就走(合上书)，没有任何礼仪的约束，这是在读书以外不可能有的最任性的绝对个性自由。我刚旅居巴黎时，就这般绝对自由地跑到英国哲学家、数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素家的书房去串门了。
我可不是逍遥游，而是带着刚到巴黎的新鲜与困惑去的。
刚到巴黎，从蚝蒜皮的生活细节，到高卢民族的价值取向，有着应接不暇的新鲜、层出不穷的困惑。譬如，被称为美食之国、艺术之都的法国，其国民日常主食怎么会是很难看的像棍子一样的长面包?法国人不屑说英语，你用英语问路，他却用法语回答，白领阶层会说也不说，为什么?为什么凡尔赛花园的树木与花圃要用人工修剪成各种几何图案呢?法国独创的“灵秀的雄壮的”巴黎埃菲尔铁塔为什么会在当初遭到莫泊桑等名士的反对?为什么法国哲学家说巴黎的时装杂志是制造神话的工厂，买时装的钱主要是花在买神话上了?按照中国“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观念，拿破仑最后是含恨死在孤岛上的失败者，但历代法国人却为何把他当作大英雄来崇拜?如此等等。好奇丛生，却又恍兮惚兮。
面对着积淀了几千年的浩淼如海的异质文明，我像是大海里的一叶扁舟，绝对自由却绝对茫然，没有GPS(全球定位系统)，不知彼岸在哪里!
“敢问如何是法门”
在迷失的抑郁中忽想到苏轼的诗句：“慇憨稽首维摩诘，敢问如何是法门?”对，我得去找找维摩诘菩萨求法门，装一个心灵的GPS。
于是，我去英国罗素的书房串门——读他1920年来中国讲学后于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
罗素果然是我的维摩诘菩萨!
罗素为了厘清中国问题，特意概括出西方文明的三个源流作为参照系。他写道：“西欧和美洲有着同样的精神生活，那种生活的渊源有三：(一)希腊文化；(二)犹太宗教及伦理；(三)现代工业主义，而工业主义的本身是现代科学的产物。我们可用柏拉图、旧约全书和伽利略代表上述三种文化渊源——从希腊人那里我们获得了文学、艺术、哲学、纯数学以及我们的社会观的更文雅的部分，从犹太人那里，我们得到了被友善地称为“信心”的信仰、道德热诚和罪恶观，宗教上的不容忍，以及我们民族主义的一部分；从被应用于工业主义上的科学我们得到权力和权力观，那种自视为神的信心，——我们也从科学里得到经验法，而一切真实的知识都是从经验法中获得的。”
把罗素的三个源流提纯出来——希腊文化、犹太宗教、现代科学造就的工业主义——这不就可能是我要进入西方文化的三个便捷、高效的法门吗?
好，就从这三个法门进去试试!
按照罗素的提示，这西方文明的第一道法门是由一连串拱门组成的。这些拱门的名称是：古希腊文学(主要是悲剧，也有喜剧)之门、艺术(最高成就是雕塑)之门、哲学(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生三代为代表)之门，还有一个最令人费解的“纯数学”之门。
哦，当真灵验，当我读了几本关于古希腊的书，进得门去(再看现实中的法国，再看欧美各国)，立即获得了“解码”，不仅读出了西方文明中诸多其然，还读出了所以然来了。
走进拿破仑三世时期建造的金碧辉煌的阶梯型巴黎歌剧院，一眼就辨出其“基因”是古希腊因地制宜依山而建的露天阶梯剧场，只是加了一个豪华的“罩”而已。民主制的古希腊剧场出于公民应平等观赏的理念，当时就在追求并拥有了天才的声学设计，即无论前排还是后排的观众所听到的声效基本是一样的。巴黎歌剧院沿袭下来的声学设计，不过是声音在室内条件下传播的均衡性更加精确罢了。对比我们中国千年来(从唐玄宗的梨园算起)的戏台(从乡野草台到皇宫戏台)是迥然不同的。中国戏台高于或站或坐的观众，在一个较小的空间里其声效无需特别设计就能求得前后排差别不大的观赏效果。因此，我们就没有创立独立的声学这门学科。再接着在巴黎歌剧院看上演的歌剧《卡门》，会发现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引申出来的戏剧三一律——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事件——在这里一脉相承，这与中国戏曲的虚拟场景、地点即时转换的戏剧规则迥然相异。由此可见，只要通过古希腊文化的法门，就能便捷地抵达西方文明的某处堂奥。
再来到卢浮宫。三件镇馆之宝——断臂的维纳斯、无头的胜利女神、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前两件都是古希腊的雕塑，第三件《蒙娜·丽莎》的写实主义美学也是秉承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有人说，西方哲学发展了两千多年，不管走多远，只要一回头就能见到柏拉图。西方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换一种说法，如果想进入西方艺术，只要从古希腊艺术的法门进入，你就不会迷失在数千年的西方艺术的迷宫里了。
那么，罗素说的古希腊“纯数学”是什么意思呢?前面说了，凡尔赛花园里修剪成几何形的树木、花坛，就是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万物皆数”理论的具体体现。数，在古希腊成为哲学的本体论。柏拉图学院的大门口就写着“不懂几何学的人别进来”。中国的孔子办学以及后来各个朝代的书院从来没有提过对数学的要求。古代中国著名数学家商高发明过“勾股定律”，他在《九章算术》中写道：“若勾三，股四，则弦五。”其实这不是数学定律而是经验公式。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定律才是“纯数学”，他的定律是抽象出来的几何线条间的数的关系——a2 b2=c2，而与具体数字无关。我还从“纯数学”联想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一个设问：为什么西方发明了交响乐，而中国没有?他的回答是因为西方是基督教伦理、中国是儒家伦理所致。儒家伦理主张大一统，所以不会让音乐有多声部。我却从罗素提出的“纯数学”找到了另一个属于音乐本身的答案。古希腊人发明了多弦的竖琴，十个手指是完全解放的，可以同时演奏一个音也可以演奏多个音。毕达哥拉斯对于同时演奏两个音的和谐度进行了纯数学的论证。他发现，两个音的弦长之比越单纯听起来越和谐，反之亦然。正是由于毕达哥拉斯的这个数学理论，才可能有后来的音程、对位、复调、和弦，直到交响乐的诞生。中国音乐则不然，乐器基本上一次只能演奏一个音(即使多弦的古琴也是演奏连续的单音)，没有毕达哥拉斯关于和谐度的数学研究，即使是千件乐器在一起演奏，也都是同一个声部，所以才会有“滥竽充数”的成语。
到这里，我算是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古希腊是欧洲文明之母”。
“自由、平等、博爱”的宗教伦理“基因”
一位台湾华侨神秘地告诉我，他的朋友拜佛时在佛像前点了六支香，磕了36个响头并念念有词，之后就两眼直 瞪着由香燃烧出来的袅袅飘动的烟雾，观察每一支香飘动的烟像哪个阿拉伯数字，并一一记下，然后按记下的六个数字去买六合彩，居然中了五千万台币的大奖!这就是中国人的宗教观：我烧香拜佛不过是一项投资，你佛菩萨不能白受，必须给我以回报，或保佑我升官发财，或保佑我全家永远健康平安，倘若兑现了，下次我会再花更多的香火钱以及供养三宝的功德钱来还愿。
西方文明中宗教徒的虔诚也是与神做立竿见影的等价交易吗?
按罗素指点的法门，我读了犹太教圣经《旧约》，接着又读了由犹太教发展出来的基督教圣经《新约》。信徒的根本宗旨是解决“原罪”问题，也就是要解决灵魂问题，以求能在“最后的审判”中不下地狱而升入天堂。这就是说，信仰者在此岸(现世)是解决伦理道德问题，以求彼岸(死后)获得升入天堂的回报，而不是保佑现世中六合彩!
旅居西方，到处可以看到多种风格的大教堂，任何城市的名胜景点一定离不开教堂。在现代主义建筑时兴之前，欧洲任何地方代表着建筑最高成就的一定是教堂。可是，法国人告诉我，残酷的历史记录曾证明，基督教对异教徒不宽容，如八次十字军东征、三十年宗教战争、宗教裁判所烧死过几十万人等。文艺复兴作家薄伽丘与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还揭露了教会的极端腐败，从而使得信教的人越来越少，年轻人中的受洗者不会超过10％。那么，这个宗教源流是不是要干涸而断流呢?如果断流，今天的西方文明会不会缺损1／3呢?
“不，不会断流。”有一天我在法国朋友宴请的餐桌上听到主人如是说。“基督教的宗教伦理，例如上帝给予子民独立意志，又如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再如基督徒无条件地爱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敌人，这三条已经转化成我们法国人的‘公民宗教’教义——自由、平等、博爱。你观察不信教的法国青年，当他们得知非洲卢旺达发生大屠杀，或者得知一场寒流袭来冻死了地铁里的流浪汉，大多数人无需政府的号召，更不要舆论树立什么榜样，都会自发地默默地各尽所能地援助我们的同类。基督教的这些伦理已经内化为公民的共同价值观了。好像你们的儒教缺乏这份资源。”
不，有啊。儒家的核心伦理也是“仁者爱人”，这与基督教不是一样吗?但细细一想，在转化为个体行动的机制上，两者是不同的。基督教通过原罪说、彼岸审判说等神秘主义把“爱”·内化成每个信徒的道德命令，个体将自为自动地实施，不再需要外力强制推动。儒教不是教，没有宗教神秘主义的惩罚机制，因此离不开喋喋不休的说教，离不开“立牌坊”树榜样加以强化，还要号召“一日三省”，外化的功夫远远大干内化，效果却是事倍功半。
没想到，“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政治伦理，竟然在宗教伦理中找到了“基因”!德国哲学家尼采曾说过“上帝死了”，而这位法国朋友却对我说：尼采才死了呢，上帝没死，只是退居二线，他编了个政治程序让人类学着自己管理自己!
在宗教法门中看宗教，在社会需要颠覆性变革的时期，它可能是“精神鸦片”(马克思语)；但在漫长而平稳的历史进程中，却有着协和人际关系甚至创立新的社会制度的伟大功能。
现代科学与工业主义
这第三道法门，对于我这个曾接受过工科教育的人来说是熟门熟路，似乎没有“柳暗花明”可以称道的了，无非是些老生常谈：中国虽有四大发明，但都是古代人经验的习得，始终没能上升到西方以伽利略为先导的数学建模、实验验证的现代科学，因此中国就没能产生本土自创的工业文明，也再没产生影响世界的现代科技发明云云。不过我还是豁然解悟了当时的一件新鲜事。那时国内上到元帅下到万众，都在热衷信奉与鼓吹巫术文化——据称气功的特异功能颠覆了物理学，而堪舆风水被奉为科学等等，霎时大气功师以及鼓吹者都发了大财。此时有不少气功师到法国来力推，想开拓广大的“西方市场”赚外汇，结果却门可罗雀少人问津。个中奥秘就是法国人传承的是现代科学，气功师拿不出由数学建构的量化理论，所谓的实证又不可重复，法国人自然而然地产生“笛卡尔的怀疑”而耸耸肩走开了。
还是那段时间，有一名在法国行政学院读博士的中国留学生来找我，说要与我聊聊他博士论文的构思。博士生说，法国导师要他将东西方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做一个比较研究。
我们俩觥筹交错地喝着东西方智慧饮料一乌龙茶与法国咖啡，提着神侃侃而谈。他说：“我们的行政管理制度一直是农业时代最先进的，称之为‘状态管理’。中国皇帝的施政目标别无其他，只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稳定和谐状态。而在西方，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后，兴起了一种新型的管理制度，称为‘目标管理’。西方的君主们，每时都在盘算着扩大殖民地的目标以及经济增长的目标。到了19世纪的鸦片战争，‘目标管理’终于打败了‘状态管理’。后来中国人的救亡图强或改革开放，无非是淘汰状态管理而仿效目标管理，时刻不忘GDP……”
因为我进入了罗素指引的第三道法门，对西方文化已能提纲挈领，对博士生的论说开始提出质疑。我说，通过海洋争得殖民地，掠夺其资源以及进行通商，在古希腊就开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哥伦布并不是始祖。那么，目标管理的诞生时间，就不该是地理大发现时期。按照罗素的第三法门，目标管理应该发祥于现代科学造就的工业主义时期。工业的所谓“主义”，就是创造、生产出大量的产品，并通过科学研究不断地创造新产品，然后给这些产品找到市场。因此，目标管理者的头等目标就是通过殖民战争去占领更大的市场，因此工业革命发源地英国顺理成章地最早成为日不落帝国……
我俩信天游般地接着乱弹下去，出乎意外地又“弹”出了“又一村”。
“状态管理”，毋庸置疑是过时的农业文明的国家管理模式——无为，停滞，死水一潭。同样毋庸置疑的是，“目标管理”乃现代国家惟一可取的管理模式，因此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都加以采用。每个国家的统计局所统计的全是目标。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目标实现速度的竞争。然而，罗马俱乐部的学者们登高一呼，使上述两个“毋庸置疑”颠倒过来了。因为“只有一个地球”，在目标管理的疯狂竞争中惟一的地球越来越不适宜人类的生存，于是人们又开始讴歌“天人合一”的“状态管理”。人们认识到，“目标管理”与“状态管理”的合璧型管理方式才是当下最适宜的选择，这就是所谓的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然而，要让“目标管理”这匹脱缰的马再吃“状态管理”的回头草，恐怕还是“日之所思、夜之所梦”吧。罗素有句为现代科学做注脚的名言：“科学使我们为善或为恶的力量都有所提升。”
我满怀喜悦地从罗素书房串门出来时，脑子里油然生出一个类比性的问题：进入我们东方文化也有便捷的法门吗?
我可不是逍遥游，而是带着刚到巴黎的新鲜与困惑去的。
刚到巴黎，从蚝蒜皮的生活细节，到高卢民族的价值取向，有着应接不暇的新鲜、层出不穷的困惑。譬如，被称为美食之国、艺术之都的法国，其国民日常主食怎么会是很难看的像棍子一样的长面包?法国人不屑说英语，你用英语问路，他却用法语回答，白领阶层会说也不说，为什么?为什么凡尔赛花园的树木与花圃要用人工修剪成各种几何图案呢?法国独创的“灵秀的雄壮的”巴黎埃菲尔铁塔为什么会在当初遭到莫泊桑等名士的反对?为什么法国哲学家说巴黎的时装杂志是制造神话的工厂，买时装的钱主要是花在买神话上了?按照中国“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观念，拿破仑最后是含恨死在孤岛上的失败者，但历代法国人却为何把他当作大英雄来崇拜?如此等等。好奇丛生，却又恍兮惚兮。
面对着积淀了几千年的浩淼如海的异质文明，我像是大海里的一叶扁舟，绝对自由却绝对茫然，没有GPS(全球定位系统)，不知彼岸在哪里!
“敢问如何是法门”
在迷失的抑郁中忽想到苏轼的诗句：“慇憨稽首维摩诘，敢问如何是法门?”对，我得去找找维摩诘菩萨求法门，装一个心灵的GPS。
于是，我去英国罗素的书房串门——读他1920年来中国讲学后于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
罗素果然是我的维摩诘菩萨!
罗素为了厘清中国问题，特意概括出西方文明的三个源流作为参照系。他写道：“西欧和美洲有着同样的精神生活，那种生活的渊源有三：(一)希腊文化；(二)犹太宗教及伦理；(三)现代工业主义，而工业主义的本身是现代科学的产物。我们可用柏拉图、旧约全书和伽利略代表上述三种文化渊源——从希腊人那里我们获得了文学、艺术、哲学、纯数学以及我们的社会观的更文雅的部分，从犹太人那里，我们得到了被友善地称为“信心”的信仰、道德热诚和罪恶观，宗教上的不容忍，以及我们民族主义的一部分；从被应用于工业主义上的科学我们得到权力和权力观，那种自视为神的信心，——我们也从科学里得到经验法，而一切真实的知识都是从经验法中获得的。”
把罗素的三个源流提纯出来——希腊文化、犹太宗教、现代科学造就的工业主义——这不就可能是我要进入西方文化的三个便捷、高效的法门吗?
好，就从这三个法门进去试试!
按照罗素的提示，这西方文明的第一道法门是由一连串拱门组成的。这些拱门的名称是：古希腊文学(主要是悲剧，也有喜剧)之门、艺术(最高成就是雕塑)之门、哲学(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生三代为代表)之门，还有一个最令人费解的“纯数学”之门。
哦，当真灵验，当我读了几本关于古希腊的书，进得门去(再看现实中的法国，再看欧美各国)，立即获得了“解码”，不仅读出了西方文明中诸多其然，还读出了所以然来了。
走进拿破仑三世时期建造的金碧辉煌的阶梯型巴黎歌剧院，一眼就辨出其“基因”是古希腊因地制宜依山而建的露天阶梯剧场，只是加了一个豪华的“罩”而已。民主制的古希腊剧场出于公民应平等观赏的理念，当时就在追求并拥有了天才的声学设计，即无论前排还是后排的观众所听到的声效基本是一样的。巴黎歌剧院沿袭下来的声学设计，不过是声音在室内条件下传播的均衡性更加精确罢了。对比我们中国千年来(从唐玄宗的梨园算起)的戏台(从乡野草台到皇宫戏台)是迥然不同的。中国戏台高于或站或坐的观众，在一个较小的空间里其声效无需特别设计就能求得前后排差别不大的观赏效果。因此，我们就没有创立独立的声学这门学科。再接着在巴黎歌剧院看上演的歌剧《卡门》，会发现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引申出来的戏剧三一律——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事件——在这里一脉相承，这与中国戏曲的虚拟场景、地点即时转换的戏剧规则迥然相异。由此可见，只要通过古希腊文化的法门，就能便捷地抵达西方文明的某处堂奥。
再来到卢浮宫。三件镇馆之宝——断臂的维纳斯、无头的胜利女神、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前两件都是古希腊的雕塑，第三件《蒙娜·丽莎》的写实主义美学也是秉承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有人说，西方哲学发展了两千多年，不管走多远，只要一回头就能见到柏拉图。西方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换一种说法，如果想进入西方艺术，只要从古希腊艺术的法门进入，你就不会迷失在数千年的西方艺术的迷宫里了。
那么，罗素说的古希腊“纯数学”是什么意思呢?前面说了，凡尔赛花园里修剪成几何形的树木、花坛，就是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万物皆数”理论的具体体现。数，在古希腊成为哲学的本体论。柏拉图学院的大门口就写着“不懂几何学的人别进来”。中国的孔子办学以及后来各个朝代的书院从来没有提过对数学的要求。古代中国著名数学家商高发明过“勾股定律”，他在《九章算术》中写道：“若勾三，股四，则弦五。”其实这不是数学定律而是经验公式。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定律才是“纯数学”，他的定律是抽象出来的几何线条间的数的关系——a2 b2=c2，而与具体数字无关。我还从“纯数学”联想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一个设问：为什么西方发明了交响乐，而中国没有?他的回答是因为西方是基督教伦理、中国是儒家伦理所致。儒家伦理主张大一统，所以不会让音乐有多声部。我却从罗素提出的“纯数学”找到了另一个属于音乐本身的答案。古希腊人发明了多弦的竖琴，十个手指是完全解放的，可以同时演奏一个音也可以演奏多个音。毕达哥拉斯对于同时演奏两个音的和谐度进行了纯数学的论证。他发现，两个音的弦长之比越单纯听起来越和谐，反之亦然。正是由于毕达哥拉斯的这个数学理论，才可能有后来的音程、对位、复调、和弦，直到交响乐的诞生。中国音乐则不然，乐器基本上一次只能演奏一个音(即使多弦的古琴也是演奏连续的单音)，没有毕达哥拉斯关于和谐度的数学研究，即使是千件乐器在一起演奏，也都是同一个声部，所以才会有“滥竽充数”的成语。
到这里，我算是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古希腊是欧洲文明之母”。
“自由、平等、博爱”的宗教伦理“基因”
一位台湾华侨神秘地告诉我，他的朋友拜佛时在佛像前点了六支香，磕了36个响头并念念有词，之后就两眼直 瞪着由香燃烧出来的袅袅飘动的烟雾，观察每一支香飘动的烟像哪个阿拉伯数字，并一一记下，然后按记下的六个数字去买六合彩，居然中了五千万台币的大奖!这就是中国人的宗教观：我烧香拜佛不过是一项投资，你佛菩萨不能白受，必须给我以回报，或保佑我升官发财，或保佑我全家永远健康平安，倘若兑现了，下次我会再花更多的香火钱以及供养三宝的功德钱来还愿。
西方文明中宗教徒的虔诚也是与神做立竿见影的等价交易吗?
按罗素指点的法门，我读了犹太教圣经《旧约》，接着又读了由犹太教发展出来的基督教圣经《新约》。信徒的根本宗旨是解决“原罪”问题，也就是要解决灵魂问题，以求能在“最后的审判”中不下地狱而升入天堂。这就是说，信仰者在此岸(现世)是解决伦理道德问题，以求彼岸(死后)获得升入天堂的回报，而不是保佑现世中六合彩!
旅居西方，到处可以看到多种风格的大教堂，任何城市的名胜景点一定离不开教堂。在现代主义建筑时兴之前，欧洲任何地方代表着建筑最高成就的一定是教堂。可是，法国人告诉我，残酷的历史记录曾证明，基督教对异教徒不宽容，如八次十字军东征、三十年宗教战争、宗教裁判所烧死过几十万人等。文艺复兴作家薄伽丘与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还揭露了教会的极端腐败，从而使得信教的人越来越少，年轻人中的受洗者不会超过10％。那么，这个宗教源流是不是要干涸而断流呢?如果断流，今天的西方文明会不会缺损1／3呢?
“不，不会断流。”有一天我在法国朋友宴请的餐桌上听到主人如是说。“基督教的宗教伦理，例如上帝给予子民独立意志，又如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再如基督徒无条件地爱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敌人，这三条已经转化成我们法国人的‘公民宗教’教义——自由、平等、博爱。你观察不信教的法国青年，当他们得知非洲卢旺达发生大屠杀，或者得知一场寒流袭来冻死了地铁里的流浪汉，大多数人无需政府的号召，更不要舆论树立什么榜样，都会自发地默默地各尽所能地援助我们的同类。基督教的这些伦理已经内化为公民的共同价值观了。好像你们的儒教缺乏这份资源。”
不，有啊。儒家的核心伦理也是“仁者爱人”，这与基督教不是一样吗?但细细一想，在转化为个体行动的机制上，两者是不同的。基督教通过原罪说、彼岸审判说等神秘主义把“爱”·内化成每个信徒的道德命令，个体将自为自动地实施，不再需要外力强制推动。儒教不是教，没有宗教神秘主义的惩罚机制，因此离不开喋喋不休的说教，离不开“立牌坊”树榜样加以强化，还要号召“一日三省”，外化的功夫远远大干内化，效果却是事倍功半。
没想到，“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政治伦理，竟然在宗教伦理中找到了“基因”!德国哲学家尼采曾说过“上帝死了”，而这位法国朋友却对我说：尼采才死了呢，上帝没死，只是退居二线，他编了个政治程序让人类学着自己管理自己!
在宗教法门中看宗教，在社会需要颠覆性变革的时期，它可能是“精神鸦片”(马克思语)；但在漫长而平稳的历史进程中，却有着协和人际关系甚至创立新的社会制度的伟大功能。
现代科学与工业主义
这第三道法门，对于我这个曾接受过工科教育的人来说是熟门熟路，似乎没有“柳暗花明”可以称道的了，无非是些老生常谈：中国虽有四大发明，但都是古代人经验的习得，始终没能上升到西方以伽利略为先导的数学建模、实验验证的现代科学，因此中国就没能产生本土自创的工业文明，也再没产生影响世界的现代科技发明云云。不过我还是豁然解悟了当时的一件新鲜事。那时国内上到元帅下到万众，都在热衷信奉与鼓吹巫术文化——据称气功的特异功能颠覆了物理学，而堪舆风水被奉为科学等等，霎时大气功师以及鼓吹者都发了大财。此时有不少气功师到法国来力推，想开拓广大的“西方市场”赚外汇，结果却门可罗雀少人问津。个中奥秘就是法国人传承的是现代科学，气功师拿不出由数学建构的量化理论，所谓的实证又不可重复，法国人自然而然地产生“笛卡尔的怀疑”而耸耸肩走开了。
还是那段时间，有一名在法国行政学院读博士的中国留学生来找我，说要与我聊聊他博士论文的构思。博士生说，法国导师要他将东西方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做一个比较研究。
我们俩觥筹交错地喝着东西方智慧饮料一乌龙茶与法国咖啡，提着神侃侃而谈。他说：“我们的行政管理制度一直是农业时代最先进的，称之为‘状态管理’。中国皇帝的施政目标别无其他，只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稳定和谐状态。而在西方，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后，兴起了一种新型的管理制度，称为‘目标管理’。西方的君主们，每时都在盘算着扩大殖民地的目标以及经济增长的目标。到了19世纪的鸦片战争，‘目标管理’终于打败了‘状态管理’。后来中国人的救亡图强或改革开放，无非是淘汰状态管理而仿效目标管理，时刻不忘GDP……”
因为我进入了罗素指引的第三道法门，对西方文化已能提纲挈领，对博士生的论说开始提出质疑。我说，通过海洋争得殖民地，掠夺其资源以及进行通商，在古希腊就开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哥伦布并不是始祖。那么，目标管理的诞生时间，就不该是地理大发现时期。按照罗素的第三法门，目标管理应该发祥于现代科学造就的工业主义时期。工业的所谓“主义”，就是创造、生产出大量的产品，并通过科学研究不断地创造新产品，然后给这些产品找到市场。因此，目标管理者的头等目标就是通过殖民战争去占领更大的市场，因此工业革命发源地英国顺理成章地最早成为日不落帝国……
我俩信天游般地接着乱弹下去，出乎意外地又“弹”出了“又一村”。
“状态管理”，毋庸置疑是过时的农业文明的国家管理模式——无为，停滞，死水一潭。同样毋庸置疑的是，“目标管理”乃现代国家惟一可取的管理模式，因此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都加以采用。每个国家的统计局所统计的全是目标。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目标实现速度的竞争。然而，罗马俱乐部的学者们登高一呼，使上述两个“毋庸置疑”颠倒过来了。因为“只有一个地球”，在目标管理的疯狂竞争中惟一的地球越来越不适宜人类的生存，于是人们又开始讴歌“天人合一”的“状态管理”。人们认识到，“目标管理”与“状态管理”的合璧型管理方式才是当下最适宜的选择，这就是所谓的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然而，要让“目标管理”这匹脱缰的马再吃“状态管理”的回头草，恐怕还是“日之所思、夜之所梦”吧。罗素有句为现代科学做注脚的名言：“科学使我们为善或为恶的力量都有所提升。”
我满怀喜悦地从罗素书房串门出来时，脑子里油然生出一个类比性的问题：进入我们东方文化也有便捷的法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