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伪自由书》中，讲过一则笑话：夏日正午，一农妇做事做得正苦，忽然叹息，“皇后娘娘真不知道多么快活，这时，还不是在床上睡午觉。醒过来的时候，就叫道‘太监，拿个柿饼来！’”娘娘都如此奢侈，皇帝自然可以“饿了吃油条，渴了喝香油”，肯定“想咋着就咋着”！
　　这是个看事物的角度问题。站在“农妇”角度，猜“想咋着就咋着”的皇帝，中间隔着长城一样的“阶层固化”，结果如“哥德巴赫猜想”难解。换做皇帝的角度，也不是每件事情，都能“想咋着就咋着”。据《清室外纪》载，道光三十年，“上一日思食片儿汤，令膳房进之。次晨，内务府即递封奏，请添置御膳房一所，专供此物，尚须设专官管理，计开办费若干万金，常年经费，又数千金”。道光说“前门外某饭馆，制此最佳，一碗直四十文耳，可令内竖往购之。”内务府回复“饭馆已关闭多年矣。”道光皇帝感叹“朕终不以口腹之故，妄费一钱而已”。
　　身为“一国之君”的皇帝，远非“农妇”想的“想咋着就咋着”，真实情况，甚至有一点窝囊。徐珂《清稗类钞》载，道光帝有件黑狐端罩，衬缎稍大，需到宫外改制。内务府报告，改制须1000两白银。道光看出内务府在“添置新衣”上的“猫腻”，朝服补丁摞补丁，“艰苦朴素”是做到了，由“补丁”又引出新的贪腐。有一次，道光见曹振镛的朝服也打了补丁，高兴之余问曹振镛补缀费用。曹说，打一块补丁，需银三钱。道光立刻明白，内务府补缀一块补丁五两白银。按道光当年白银价算，五两白银合八十钱，一块补丁相差七十七钱。也就是说，道光帝一块补丁的价格，是曹振镛一块补丁的二十七倍！
　　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晚清小说家李伯元，在《南亭笔记》中，记有光绪帝吃鸡蛋的往事。光绪幼年很喜欢吃鸡蛋，但又不敢放开胆子满足食欲，只能一天吃四枚鸡蛋。原因是御膳房所购鸡蛋价格太高，一枚鸡蛋需白银三十四两。一天仅鸡蛋，光绪帝就需花掉白银136两。按光绪朝物价，内务府一枚鸡蛋的价格，市场上可买5000枚鸡蛋。有一天，光绪问老师翁同龢，鸡蛋“此种贵物，师傅亦尝食否？” 翁同龢觉察到其中猫腻，回答很巧妙“臣家中或遇祭祀大典， 偶一用之， 否则不敢也。” 光绪最终没弄清其中道理。
　　在“雞蛋”价格上，被人愚弄的皇帝，不止光绪一人。就连以“文治武功”闻名于世的乾隆，同样在“鸡蛋”上栽了跟头。据《春冰室野乘》载，有一天，乾隆早朝召见汪由敦，乾隆问：“卿昧爽趋朝，在家亦曾用点心否？”汪由敦回答：“臣家计贫，每晨餐不过鸡子四枚而已。”乾隆听了大惊：“鸡子一枚，需十金，四枚则四十金矣。朕尚不敢如此纵欲，卿乃自言贫乎？”汪由敦赶紧诡辩：“外间所售鸡子，皆残破不中上供者，臣故能以贱值得之，每枚不过数文而已。”听了汪由敦的解释“上乃颔之”。
　　从文人的角度看，好像皇帝是连鸡蛋价格都“搞不定”的白痴，实则大错特错。有清一代，内务府大臣绝对是皇族直系，旁系或汉臣绝无染指可能。所以，汪由敦、曹振镛、翁同龢在乾隆、道光、光绪面前，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王顾左右而言他”。从他们的角度，明白那是“皇族家事”，作为“职业经理人”，是无权干预“董事会分红”的。站在皇帝角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判断臣子对错的标准，在对自己忠诚与否，至于政绩与贪腐，并不重要。
　　先贤治国，儒家讲“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道家讲“治大国，若烹小鲜”。从不同角度，阐述“治国之道”。如同厨师烧菜，色、香、味、型俱佳，从而“众口不再难调”。同样问题，站在农妇、文人、重臣、皇帝不同角度，结果不再大相径庭。办法是，让“农妇”和“皇帝”，享有平等、自由的权力和保障权利的“制度”。
　　看问题的角度，可“远近高低各不同”；制度却只可“风能进，雨能进，皇帝不能进”，讲究“人人平等”。“烹小鲜”之“烹”，是厨师对火候的拿捏；“治大国”之“治”，乃“制度对人治的制约”。“烹”与“治”“大”与“小”，权力若装进“制度的笼子”，结果就不会因看问题的角度而改变。
　　（摘自《思维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