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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5年到21世纪初，华人文艺界大大小小明星、著名非著名艺术家，但凡想在纽约登台亮相，几乎都是周龙章在幕后张罗。于是，在媒体笔下，他戴上了一顶神奇的“纽约华人艺术教父”的帽子
周龙章身材不高，满头银发，戴一副又大又圆的眼镜，穿一件灰白纹西装，一条蓝色牛仔裤。他让大家叫他Alan，别叫周老师。总是微笑，说话非常温柔，像个脾气顶好的老师，或者和蔼又健谈的“老阿姨”。单看这些，很难把他与混迹纽约华人文艺道场四十余载，游刃于艺术家、明星、政客、GO-GO-BOY之间，阅人无数的“人精”联想到一起。
2017年12月4日晚8点，广州正佳广场四楼的1200书店挤满了各式各样的椅子，来的多半是年轻人。周龙章唱着黄梅戏走到台前，深情地说：“这么好的天，这么好的地，这么好的观众，这么好的祖国。大家好！我是纽约回来的周龙章。”
自1975年到21世纪初，华人文艺界大大小小明星、著名非著名艺术家，但凡想在纽约登台亮相，几乎都是他在幕后张罗。于是，在媒体笔下，他戴上了一顶神奇的“纽约华人艺术教父”的帽子。
“讲得太过分了。”他抱怨道，“你看我这样子也不像是个教父。都是媒体作怪，派记者来采访我，回去就说，‘我连纽约的艺术教父都找到了。’不要相信。我只是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书店里，周龙章眉飞色舞，讲述自己过去六十多年的经历。说到年轻时在香港学戏剧，唱念做打，一板一眼，无不严苛，及至纽约，常常外出表演，俨然成了唐人街的戏剧红人。书店里的粉丝想听他唱戏，他二话不说，现场开唱。
“蒙恩赏/谢君王/无才无德怎敢当/说不尽心中感/忍不住泪两行/千言万语难启口/但求永远莫相忘。”
曲子叫《莫相忘》，是李翰祥1959年执导的黄梅戏电影《江山美人》中的一段。粉丝听他唱了一段，不过瘾，让他“再来一个”。他很开心，又唱了一节，手舞，足蹈，动作颇有旦角李凤之态。
周龙章长期从事戏剧表演，常演花旦，在纽约林肯中心演过《白蛇传》中的青蛇，有人称他为戏曲表演艺术家。他不以为然，说自己只是一个为戏剧服务的工作者。
周龙章从小接触戏剧。1950年代的台北，百业待兴，人们晚上除了看戏，没有别的娱乐。他家附近有家永乐戏院，每天晚上都有京剧表演。两岁开始，他被祖父抱着去戏院，咿咿呀呀跟着台上叫唤。几年后，他每天踩着单车去看戏。
1952年，周龙章生于富商之家。祖父周邦俊是上海滩名人，经营中西大药房、上海民谊药厂和中西电台，1929年创办明星化工有限公司，公司生产的“明星”牌花露水家喻户晓。周邦俊有四个妻子，十个子女。
1949年开始，周家分批迁往台湾。1958年，周龙章四姐弟跟着父母偷渡到台湾，两个妹妹来不及走，留在大陆。
迁台不久，母亲徐慧珠过世，父亲周文同再娶，从此无心经商，家族产业交由寄妈（姑妈）周文玑掌管，周龙章和姐姐周凤章也交给寄妈抚养。
他从小舞枪弄棒，自学戏曲，想拜师学艺。寄妈对戏剧有偏见，把“戏子与婊子、叫花子并列”，不许他学戏。
1964年周龙章在台北念强恕初中，因考试作弊被退学。他想去香港学戏。那是邵氏公司最鼎盛的年代。他在姑父方砚农的帮助下弄到一张偷渡香港的船票。临行时，寄妈面无表情，给了他一点钱，用上海话说了句：“时乎，时乎，不再来。”
他从高雄登船，在海上颠簸三天三夜，抵达香港。在家族故交黄柱中的帮助下，花3500港币买了一个夭折小孩的身份，办了护照，安顿好。之后考入珠海学院，学习艺术教育。第二年，他在报纸上看到邵氏公司旗下南国实验剧团招考演员，就去報名，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成为第四期学员。
周龙章在庙街租了一个床位，除了打工和在珠海学院读书，还要跑到南国剧团，系统地学习中国传统戏剧和电影表演。“唱念做打，很专业。”周龙章回忆，剧校教他们表演的除了校长顾文宗，还有严峻、何梦华等导演，舞蹈老师是江青和郑佩佩。
周龙章从南国剧团毕业后，与邵氏签约六年，开始接戏，每个月报酬只有200港币，主演一部戏有500块奖金。当时，何梦华执导电影《西游记》系列，需要一名个子小的演员饰演孙悟空。顾文宗把周龙章介绍给何梦华。这是周龙章的第一个主角，收到录用通知，他高兴得躲在厕所里哭。
为演孙悟空，他每天跑到香港植物园观察猴子的生活习性，几个月下来，俨然成了一只猴子。随后两年时间里，他先后主演了电影《盘丝洞》和《女儿国》，拿了1000港币的报酬。
电影热映，周龙章却没红起来。与他同一天签约的潘迎紫等人渐渐变成大明星，他却一直跑龙套。胡金铨、张彻等导演都跟他说过，他个子太矮，没有做明星的条件，很难出头。
听到这些，他自然难过，却对现实有很清楚的认识：“人家那样的个头才可以做明星。我要做就做大明星，不做龙套。做不了，只有走咯。我很感谢老天爷，让我这么年轻就知道可以退。”
1971年，周龙章告别三年演艺生涯，离开香港。他想去美国，但因为英文差，申请不到大学，最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酒店管理专业接受了他。
周龙章在多伦多只待了半年就去了纽约，因为二弟周美章在那里留学。他刚到纽约，只有80美元。朋友介绍他到布鲁克林一家中餐馆。他有点骄傲，伺候人的侍应不干，即便有小费，只好在厨房里洗碗，每天洗10小时，赚6块钱。做了三个月，适应不了，又去表姐方能芬（方砚农之女）的礼品店打工。
两个月后，在周美章的帮助下，他在曼哈顿十四街开了一家小礼品店——“垃圾罐礼品”。礼品店不到20平米，月租300美金，货物大多是寄妈周文玑资助的。赚的钱不多，勉强养活自己，偶尔还有人拿着枪过来抢劫。他曾经亲眼看着自己的小弟兄死在当地黑社会的枪口下。后来，他凑了三万美元，以礼品店的名义拿到了美国绿卡。 他依然痴迷表演，工作之余，办了一个“龙章舞蹈团”，和几个朋友一起，教舞、教戏，周末或假日常在当地唐人街社区表演中国舞和戏剧。纽约只要有华人活动，他都积极参加。
1974年虎年春节，纽约市政府组织化装大游行。周龙章带着一支队伍参加了。他是领队，化装成孙悟空，身穿金甲衣，腰系虎皮裙，耍一根金箍铁棒，身后跟着扮成仙女和十八罗汉的华人同伴，绕着市政府和唐人街游行。因为罕见，当地媒体纷纷报道。这一年，他作为纽约华人代表团团长，受邀去巴西参加了一个文化博览会，表演中国民族舞。
周龙章渐渐在纽约华人圈有了名气，越来越多的华人社区开始邀请他组团前去演出。
1975年，纽约已经有80万华人，却一直没有专门为华人社会服务的艺术社团。当地政府的文化部门鼓励推广多元文化，联邦艺术委员会驻纽约的一名代表找到周龙章，希望他牵头成立华人艺术社团。当地华人朋友也鼓动他。这一年，他和朋友成立华美艺术协会。这件事决定了他此后的人生。
华美艺术协会总部所在的百老汇，是纽约最知名的艺术区。办公室是纽约华人策划协会提供的。
成立协会后，会长周龙章除了在各大节日组织艺人在唐人街、公园表演中国歌舞、戏剧，还要到外国社区举办展览、讲座，推广华人文化。“一有节日，我们就去表演。还有很多当地的社区、医院、学校、老人中心邀请我们去表演，甚至去美军部队表演。”
业余演出团成员都是两岸三地过去的专业演员，多是京剧、粤剧名角，或者邵氏公司演员，比如香港七小福戏班的虞元红、陈元香。“大家平时都有各自的工作，修指甲，做服务员，教舞蹈，或者做其他工作，但一有演出，便归队排练。”周龙章介绍。
华美艺术协会办公室空间大，周龙章专门辟出一块，改为“456画廊”，用来展出华人艺术家作品。如今，这里已经成为纽约的知名画廊，先后展出两百多名艺术家的画作。
林肯艺术中心一度被视为艺术家的殿堂。1970年代以前，华人很少获得在此表演的机会。周龙章改变了这种状况。
周龙章在纽约文艺圈很活跃，经常与纽约各大文化机构，以及州长、市长、议员等官员打交道，也要与各路艺术界人士周旋。跟各种人接触多了，他觉得自己有点像人精，在江湖行走，运用各种街头智慧，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该磕头的时候磕头。他的口头禅是“神仙老虎狗”，说自己有时做神仙，有时又得夹着尾巴。
1978年，Henry Geldzahler出任纽约市文化局局长，他是当地知名的“同志”，非常欣赏周龙章的才能。这一年，周龙章向纽约市政府提交企划案，申请每年春节期间在林肯中心举办“中国城万岁”的表演节目。Henry同意了。华人艺术家开始登上林肯中心舞台。
周龙章与政府的关系越来越熟稔，曾在1981年至1987年担任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评审委员，是林肯中心年度户外艺术节创办者之一。他与林肯中心社区部主任Leonard De Paur也很熟，见Leonard以林肯艺术中心的名义为伊丽莎白·泰勒颁发终身艺术成就奖，受到启发，开始筹划亚洲最杰出艺人奖。他的提议得到纽约市文化局和林肯中心的赞同。
“美国鼓励多元文化，过去中华文化在美国一系列文化推广活动中一直是空白，我们是最早做的，美国人很欢迎。”
1981年，周龙章以纽约市文化局和林肯中心、华美艺术协会的名义，创立亚洲最杰出艺人奖（1992年开始增设终身成就奖），在林肯中心向表演艺术家李丽华颁发第一届大奖。第二年，他把奖项颁给了大提琴家马友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前往林肯中心领取这一奖项的，都是华人世界如雷贯耳的人物，包括童芷苓、林昭亮、傅聪、常香玉、罗大佑、梅葆玖、顾正秋、新凤霞、红线女等。
除了给这些艺术家颁奖，周龙章还要安排他们进行一系列表演，负责他们的吃住行。他会找当地的华人粉丝、票友“领养艺术家”，赞助钢琴、头等舱机票以及食宿，有时候也会安排艺术家们住在朋友张北海（作家）的豪宅里。“他们住的都是大宅子，比酒店招呼得好。美华协会太穷了，住不起酒店。”
他曾经三次邀请傅聪到林肯中心演奏，所用钢琴也是粉丝赞助的。他先是安排傅聪住在百人会创始人杨雪兰家中，后者是纽约著名华人社会活动家。后来几次，傅聪直接住在周的小公寓里，一起交流音乐，周睡沙发，傅睡卧室。这间小公寓位于曼哈顿42街，紧邻时报广场，是向市政府申请的一套一室一厅。周龙章至今已经住了37年。这之后，甄妮、刘文正、罗大佑、费翔、杨凡等也曾到此拜访或小住，可谓往来无白丁。
有了林肯中心的名头，周龙章几乎可以邀请到两岸三地的任何艺术家，他也因此声名大振。1991年，他邀请大陆京剧名旦张君秋和台湾名旦顾正秋到美国，在林肯中心同台表演《游园惊梦》，轰动梨园行。许多美国华人票友专程赶到纽约，只为一睹大师风采。当时两岸关系紧张，周龙章遭受巨大压力，甚至被指控“蓄意挑拨”。周龙章很紧张，在后台给众人下跪，以明心志，最终因过度激动引发旧病，流血，一只耳朵几乎全聋。罗大佑后来回忆说这是当天神经过度紧绷的后遗症。
1990年，罗大佑到纽约，周龙章为他在林肯中心年度户外艺术节上举办了一场演唱会。这一年，罗大佑在纽约创立音乐工厂，办公室设在456画廊。当时，罗大佑签了两名新艺人——王靖雯和娃娃，把她们带到纽约训练。周龙章负责为两名新人找学校报名学习表演和声乐，每天开车接送她们，接待了半年多。“那时候王菲不起眼，平常在卡拉OK唱得也一般，性格又冷，我不看好她，没想到后来红成了天后，唱歌那么好。”周龙章说自己看走了眼。
两岸三地的艺术工作者初到美国，几乎都会找他帮忙。他在华美艺术协会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接待一个个艺术工作者，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接待的演艺明星、艺术家多达数百人，他们的演出、展览、培训，包括去林肯中心这样的艺术殿堂表演，也都是他一手操办。“80年代的林肯中心可不像现在这样，有钱就可以租场地。”周龙章说。每年大大小小活动两百多场。其中一些艺术家日后成了大腕，他們背后都有周龙章的身影。 陈丹青说，海峡两岸所有艺术门类的名角儿——演艺、戏曲、电影、音乐——只要谁想来纽约混个临时半会儿的世面，讨个亦真亦假的说法，兜来转去，不得门径，但凡摸到周龙章这一脉，便有戏份，便有斩获。
“各式各样人，能够帮就帮。我们来者不拒，也从来不收钱。”周龙章说。
对于不少华人艺术家而言，在纽约有一次成功的展览、演出，或者拿一次大奖，镀了一层金，回国之后，往往身价翻倍，事业峰回路转。陈丹青说，在这个文艺道场，周龙章一边短袖善舞，为他人作嫁衣裳，一边用另一只眼看。“半真半假，就是个游戏嘛。”周龙章心里很清楚。
最近一些年，专门的演艺机构越来越多，他觉得自己似乎已不如八九十年代那般风光，有点力不从心。“今天的周龙章不是当年的周龙章，过气了。”他笑了笑，喝一口茶。
让他担心的还有美华藝术协会的未来。美国各级政府每年都会补贴美华艺术协会，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万美元，此外，还有企业赞助。协会除了他，只有两名助理，举办活动则临时聘请工作人员或请义工，每个月开销奖金1.5万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补贴逐年缩减，他只能“厚着脸皮”募款，但杯水车薪。
2010年，中央电视台与林肯中心、华美艺术协会合作，把亚洲最杰出艺人奖改为纽约中国电影节，领奖者只有导演和演员，人气更旺，这是林肯中心更愿意看到的结果。不过，周龙章认为获奖者名单与过去“不能比了”。“全世界的颁奖，不过是游戏，是鼓励，是锦上添花。”如今，他对这一奖项的决定权也被削弱了很多。
12月4日晚的1200书店，到场粉丝也包括一些同志。周龙章并不忌讳谈自己同志的身份。现场主持说他只喜欢帅哥，他大方地笑道：“我不只喜欢帅哥，我还喜欢像你这样的辣妹。”
周龙章很小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与旁人不同。寄妈不喜欢他，说他是个怪小孩。他从小自卑，但不明白这跟他的家庭有关，还是因为性取向。
过了10岁，他开始觉察到自己的性取向，因为看到年轻漂亮男子的照片或者海报，他总会兴奋。他把戏剧小生的半裸海报剪下来，贴在本子上，晚上抱着本子睡觉。
“实际上我并没有那么明显，不像现在电视台里面的伪娘哦。”他笑道，“只是比一般男孩细腻、温柔一些。现在老了，反而有人说周龙章很优雅。”
在纽约，他交往过不少男友，多是年轻、俊秀的东方男子，其中一些染上恶习，比如吸毒，分手的时候，他还为此花了一些钱。开礼品店的时候，一些欧美人知道他是“同志”，会跑去跟他聊天，请吃饭，看他生活不易，赠他几十美金。“那时候亚裔被人知道的‘同志’比较少，他们好奇。”他的画家朋友吴谦解释。
周龙章有过游移的阶段。他也希望与大多数人一样，有婚姻、家庭。
1983年，京剧名角童芷苓给周龙章介绍了自己的学生王敏。王敏是专业的京剧大青衣，离婚后想带着孩子到美国。童芷苓想撮合两人。周龙章听从建议，飞回中国，两人很快登记结婚。回纽约后，两人努力像普通的夫妻一样生活。“她是非常好的一个女人。”周龙章喜欢这种家庭的感觉，一直想让自己爱上这个女人。两人都做过一些尝试，都不成功。周龙章喜欢妻子，但不清楚他们之间是爱情还是亲情。“唉，亦真亦假。”周龙章叹了口气，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他们在结婚六年后和平分手。
周龙章不敢公开自己的性取向，担心来自家庭的压力，也怕好朋友因此远离他，或者对他另眼相看。这种压抑之苦折磨了他三十多年。直到1989年，因为父亲去世，他打电话给好友陈丹青，说自己受够了，要站出去。这一年，他接受《世界日报》采访，宣布自己的性取向。第二年，他飞到香港，参加了第一次华人同性恋会议，当时参会的还有白先勇和张国荣。
出柜后，他很快和朋友在纽约58街附近开了一家“同志”酒吧，取名盘丝洞，主要服务亚裔。彼时，纽约两百多间“同志”酒吧里没有一间专属亚裔。“纽约有四五万“同志”，但因为语言问题，一般不轻易涉足洋人开的酒吧，很容易被敲诈。”周龙章在自传中写道。盘丝洞开业之后一直生意红火，持续到“9·11”以后。酒吧除了卖酒，还有GO-GO-BOY表演。周龙章每天9点多去酒吧转转，有时会穿着性感，上台表演。
1996年夏，周龙章开始参加每年一度的纽约“同志”大游行。陈丹青为他的酒吧专门设计了游行花车。周龙章领头走在花车前，上身赤裸，穿着戏裤，耍着花枪棒，“瞧着像个少年。”陈丹青在周龙章自传的序中写道。
如今周龙章对家庭已经不抱什么希望。“现在太老了，过了这个村，都小孩子的事儿了。”他平静地说。
编辑 杨子 rwyzz@126.com
周龙章身材不高，满头银发，戴一副又大又圆的眼镜，穿一件灰白纹西装，一条蓝色牛仔裤。他让大家叫他Alan，别叫周老师。总是微笑，说话非常温柔，像个脾气顶好的老师，或者和蔼又健谈的“老阿姨”。单看这些，很难把他与混迹纽约华人文艺道场四十余载，游刃于艺术家、明星、政客、GO-GO-BOY之间，阅人无数的“人精”联想到一起。
2017年12月4日晚8点，广州正佳广场四楼的1200书店挤满了各式各样的椅子，来的多半是年轻人。周龙章唱着黄梅戏走到台前，深情地说：“这么好的天，这么好的地，这么好的观众，这么好的祖国。大家好！我是纽约回来的周龙章。”
自1975年到21世纪初，华人文艺界大大小小明星、著名非著名艺术家，但凡想在纽约登台亮相，几乎都是他在幕后张罗。于是，在媒体笔下，他戴上了一顶神奇的“纽约华人艺术教父”的帽子。
“讲得太过分了。”他抱怨道，“你看我这样子也不像是个教父。都是媒体作怪，派记者来采访我，回去就说，‘我连纽约的艺术教父都找到了。’不要相信。我只是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知道自己做不了大明星
书店里，周龙章眉飞色舞，讲述自己过去六十多年的经历。说到年轻时在香港学戏剧，唱念做打，一板一眼，无不严苛，及至纽约，常常外出表演，俨然成了唐人街的戏剧红人。书店里的粉丝想听他唱戏，他二话不说，现场开唱。
“蒙恩赏/谢君王/无才无德怎敢当/说不尽心中感/忍不住泪两行/千言万语难启口/但求永远莫相忘。”
曲子叫《莫相忘》，是李翰祥1959年执导的黄梅戏电影《江山美人》中的一段。粉丝听他唱了一段，不过瘾，让他“再来一个”。他很开心，又唱了一节，手舞，足蹈，动作颇有旦角李凤之态。
周龙章长期从事戏剧表演，常演花旦，在纽约林肯中心演过《白蛇传》中的青蛇，有人称他为戏曲表演艺术家。他不以为然，说自己只是一个为戏剧服务的工作者。
周龙章从小接触戏剧。1950年代的台北，百业待兴，人们晚上除了看戏，没有别的娱乐。他家附近有家永乐戏院，每天晚上都有京剧表演。两岁开始，他被祖父抱着去戏院，咿咿呀呀跟着台上叫唤。几年后，他每天踩着单车去看戏。
1952年，周龙章生于富商之家。祖父周邦俊是上海滩名人，经营中西大药房、上海民谊药厂和中西电台，1929年创办明星化工有限公司，公司生产的“明星”牌花露水家喻户晓。周邦俊有四个妻子，十个子女。
1949年开始，周家分批迁往台湾。1958年，周龙章四姐弟跟着父母偷渡到台湾，两个妹妹来不及走，留在大陆。
迁台不久，母亲徐慧珠过世，父亲周文同再娶，从此无心经商，家族产业交由寄妈（姑妈）周文玑掌管，周龙章和姐姐周凤章也交给寄妈抚养。
他从小舞枪弄棒，自学戏曲，想拜师学艺。寄妈对戏剧有偏见，把“戏子与婊子、叫花子并列”，不许他学戏。
1964年周龙章在台北念强恕初中，因考试作弊被退学。他想去香港学戏。那是邵氏公司最鼎盛的年代。他在姑父方砚农的帮助下弄到一张偷渡香港的船票。临行时，寄妈面无表情，给了他一点钱，用上海话说了句：“时乎，时乎，不再来。”
他从高雄登船，在海上颠簸三天三夜，抵达香港。在家族故交黄柱中的帮助下，花3500港币买了一个夭折小孩的身份，办了护照，安顿好。之后考入珠海学院，学习艺术教育。第二年，他在报纸上看到邵氏公司旗下南国实验剧团招考演员，就去報名，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成为第四期学员。
周龙章在庙街租了一个床位，除了打工和在珠海学院读书，还要跑到南国剧团，系统地学习中国传统戏剧和电影表演。“唱念做打，很专业。”周龙章回忆，剧校教他们表演的除了校长顾文宗，还有严峻、何梦华等导演，舞蹈老师是江青和郑佩佩。
周龙章从南国剧团毕业后，与邵氏签约六年，开始接戏，每个月报酬只有200港币，主演一部戏有500块奖金。当时，何梦华执导电影《西游记》系列，需要一名个子小的演员饰演孙悟空。顾文宗把周龙章介绍给何梦华。这是周龙章的第一个主角，收到录用通知，他高兴得躲在厕所里哭。
为演孙悟空，他每天跑到香港植物园观察猴子的生活习性，几个月下来，俨然成了一只猴子。随后两年时间里，他先后主演了电影《盘丝洞》和《女儿国》，拿了1000港币的报酬。
电影热映，周龙章却没红起来。与他同一天签约的潘迎紫等人渐渐变成大明星，他却一直跑龙套。胡金铨、张彻等导演都跟他说过，他个子太矮，没有做明星的条件，很难出头。
听到这些，他自然难过，却对现实有很清楚的认识：“人家那样的个头才可以做明星。我要做就做大明星，不做龙套。做不了，只有走咯。我很感谢老天爷，让我这么年轻就知道可以退。”
1971年，周龙章告别三年演艺生涯，离开香港。他想去美国，但因为英文差，申请不到大学，最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酒店管理专业接受了他。
纽约华人艺术推手
周龙章在多伦多只待了半年就去了纽约，因为二弟周美章在那里留学。他刚到纽约，只有80美元。朋友介绍他到布鲁克林一家中餐馆。他有点骄傲，伺候人的侍应不干，即便有小费，只好在厨房里洗碗，每天洗10小时，赚6块钱。做了三个月，适应不了，又去表姐方能芬（方砚农之女）的礼品店打工。
两个月后，在周美章的帮助下，他在曼哈顿十四街开了一家小礼品店——“垃圾罐礼品”。礼品店不到20平米，月租300美金，货物大多是寄妈周文玑资助的。赚的钱不多，勉强养活自己，偶尔还有人拿着枪过来抢劫。他曾经亲眼看着自己的小弟兄死在当地黑社会的枪口下。后来，他凑了三万美元，以礼品店的名义拿到了美国绿卡。 他依然痴迷表演，工作之余，办了一个“龙章舞蹈团”，和几个朋友一起，教舞、教戏，周末或假日常在当地唐人街社区表演中国舞和戏剧。纽约只要有华人活动，他都积极参加。
1974年虎年春节，纽约市政府组织化装大游行。周龙章带着一支队伍参加了。他是领队，化装成孙悟空，身穿金甲衣，腰系虎皮裙，耍一根金箍铁棒，身后跟着扮成仙女和十八罗汉的华人同伴，绕着市政府和唐人街游行。因为罕见，当地媒体纷纷报道。这一年，他作为纽约华人代表团团长，受邀去巴西参加了一个文化博览会，表演中国民族舞。
周龙章渐渐在纽约华人圈有了名气，越来越多的华人社区开始邀请他组团前去演出。
1975年，纽约已经有80万华人，却一直没有专门为华人社会服务的艺术社团。当地政府的文化部门鼓励推广多元文化，联邦艺术委员会驻纽约的一名代表找到周龙章，希望他牵头成立华人艺术社团。当地华人朋友也鼓动他。这一年，他和朋友成立华美艺术协会。这件事决定了他此后的人生。
华美艺术协会总部所在的百老汇，是纽约最知名的艺术区。办公室是纽约华人策划协会提供的。
成立协会后，会长周龙章除了在各大节日组织艺人在唐人街、公园表演中国歌舞、戏剧，还要到外国社区举办展览、讲座，推广华人文化。“一有节日，我们就去表演。还有很多当地的社区、医院、学校、老人中心邀请我们去表演，甚至去美军部队表演。”
业余演出团成员都是两岸三地过去的专业演员，多是京剧、粤剧名角，或者邵氏公司演员，比如香港七小福戏班的虞元红、陈元香。“大家平时都有各自的工作，修指甲，做服务员，教舞蹈，或者做其他工作，但一有演出，便归队排练。”周龙章介绍。
华美艺术协会办公室空间大，周龙章专门辟出一块，改为“456画廊”，用来展出华人艺术家作品。如今，这里已经成为纽约的知名画廊，先后展出两百多名艺术家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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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艺术中心一度被视为艺术家的殿堂。1970年代以前，华人很少获得在此表演的机会。周龙章改变了这种状况。
周龙章在纽约文艺圈很活跃，经常与纽约各大文化机构，以及州长、市长、议员等官员打交道，也要与各路艺术界人士周旋。跟各种人接触多了，他觉得自己有点像人精，在江湖行走，运用各种街头智慧，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该磕头的时候磕头。他的口头禅是“神仙老虎狗”，说自己有时做神仙，有时又得夹着尾巴。
1978年，Henry Geldzahler出任纽约市文化局局长，他是当地知名的“同志”，非常欣赏周龙章的才能。这一年，周龙章向纽约市政府提交企划案，申请每年春节期间在林肯中心举办“中国城万岁”的表演节目。Henry同意了。华人艺术家开始登上林肯中心舞台。
周龙章与政府的关系越来越熟稔，曾在1981年至1987年担任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评审委员，是林肯中心年度户外艺术节创办者之一。他与林肯中心社区部主任Leonard De Paur也很熟，见Leonard以林肯艺术中心的名义为伊丽莎白·泰勒颁发终身艺术成就奖，受到启发，开始筹划亚洲最杰出艺人奖。他的提议得到纽约市文化局和林肯中心的赞同。
“美国鼓励多元文化，过去中华文化在美国一系列文化推广活动中一直是空白，我们是最早做的，美国人很欢迎。”
1981年，周龙章以纽约市文化局和林肯中心、华美艺术协会的名义，创立亚洲最杰出艺人奖（1992年开始增设终身成就奖），在林肯中心向表演艺术家李丽华颁发第一届大奖。第二年，他把奖项颁给了大提琴家马友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前往林肯中心领取这一奖项的，都是华人世界如雷贯耳的人物，包括童芷苓、林昭亮、傅聪、常香玉、罗大佑、梅葆玖、顾正秋、新凤霞、红线女等。
除了给这些艺术家颁奖，周龙章还要安排他们进行一系列表演，负责他们的吃住行。他会找当地的华人粉丝、票友“领养艺术家”，赞助钢琴、头等舱机票以及食宿，有时候也会安排艺术家们住在朋友张北海（作家）的豪宅里。“他们住的都是大宅子，比酒店招呼得好。美华协会太穷了，住不起酒店。”
他曾经三次邀请傅聪到林肯中心演奏，所用钢琴也是粉丝赞助的。他先是安排傅聪住在百人会创始人杨雪兰家中，后者是纽约著名华人社会活动家。后来几次，傅聪直接住在周的小公寓里，一起交流音乐，周睡沙发，傅睡卧室。这间小公寓位于曼哈顿42街，紧邻时报广场，是向市政府申请的一套一室一厅。周龙章至今已经住了37年。这之后，甄妮、刘文正、罗大佑、费翔、杨凡等也曾到此拜访或小住，可谓往来无白丁。
有了林肯中心的名头，周龙章几乎可以邀请到两岸三地的任何艺术家，他也因此声名大振。1991年，他邀请大陆京剧名旦张君秋和台湾名旦顾正秋到美国，在林肯中心同台表演《游园惊梦》，轰动梨园行。许多美国华人票友专程赶到纽约，只为一睹大师风采。当时两岸关系紧张，周龙章遭受巨大压力，甚至被指控“蓄意挑拨”。周龙章很紧张，在后台给众人下跪，以明心志，最终因过度激动引发旧病，流血，一只耳朵几乎全聋。罗大佑后来回忆说这是当天神经过度紧绷的后遗症。
1990年，罗大佑到纽约，周龙章为他在林肯中心年度户外艺术节上举办了一场演唱会。这一年，罗大佑在纽约创立音乐工厂，办公室设在456画廊。当时，罗大佑签了两名新艺人——王靖雯和娃娃，把她们带到纽约训练。周龙章负责为两名新人找学校报名学习表演和声乐，每天开车接送她们，接待了半年多。“那时候王菲不起眼，平常在卡拉OK唱得也一般，性格又冷，我不看好她，没想到后来红成了天后，唱歌那么好。”周龙章说自己看走了眼。
两岸三地的艺术工作者初到美国，几乎都会找他帮忙。他在华美艺术协会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接待一个个艺术工作者，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接待的演艺明星、艺术家多达数百人，他们的演出、展览、培训，包括去林肯中心这样的艺术殿堂表演，也都是他一手操办。“80年代的林肯中心可不像现在这样，有钱就可以租场地。”周龙章说。每年大大小小活动两百多场。其中一些艺术家日后成了大腕，他們背后都有周龙章的身影。 陈丹青说，海峡两岸所有艺术门类的名角儿——演艺、戏曲、电影、音乐——只要谁想来纽约混个临时半会儿的世面，讨个亦真亦假的说法，兜来转去，不得门径，但凡摸到周龙章这一脉，便有戏份，便有斩获。
“各式各样人，能够帮就帮。我们来者不拒，也从来不收钱。”周龙章说。
对于不少华人艺术家而言，在纽约有一次成功的展览、演出，或者拿一次大奖，镀了一层金，回国之后，往往身价翻倍，事业峰回路转。陈丹青说，在这个文艺道场，周龙章一边短袖善舞，为他人作嫁衣裳，一边用另一只眼看。“半真半假，就是个游戏嘛。”周龙章心里很清楚。
最近一些年，专门的演艺机构越来越多，他觉得自己似乎已不如八九十年代那般风光，有点力不从心。“今天的周龙章不是当年的周龙章，过气了。”他笑了笑，喝一口茶。
让他担心的还有美华藝术协会的未来。美国各级政府每年都会补贴美华艺术协会，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万美元，此外，还有企业赞助。协会除了他，只有两名助理，举办活动则临时聘请工作人员或请义工，每个月开销奖金1.5万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补贴逐年缩减，他只能“厚着脸皮”募款，但杯水车薪。
2010年，中央电视台与林肯中心、华美艺术协会合作，把亚洲最杰出艺人奖改为纽约中国电影节，领奖者只有导演和演员，人气更旺，这是林肯中心更愿意看到的结果。不过，周龙章认为获奖者名单与过去“不能比了”。“全世界的颁奖，不过是游戏，是鼓励，是锦上添花。”如今，他对这一奖项的决定权也被削弱了很多。
怪小孩与“盘丝洞”
12月4日晚的1200书店，到场粉丝也包括一些同志。周龙章并不忌讳谈自己同志的身份。现场主持说他只喜欢帅哥，他大方地笑道：“我不只喜欢帅哥，我还喜欢像你这样的辣妹。”
周龙章很小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与旁人不同。寄妈不喜欢他，说他是个怪小孩。他从小自卑，但不明白这跟他的家庭有关，还是因为性取向。
过了10岁，他开始觉察到自己的性取向，因为看到年轻漂亮男子的照片或者海报，他总会兴奋。他把戏剧小生的半裸海报剪下来，贴在本子上，晚上抱着本子睡觉。
“实际上我并没有那么明显，不像现在电视台里面的伪娘哦。”他笑道，“只是比一般男孩细腻、温柔一些。现在老了，反而有人说周龙章很优雅。”
在纽约，他交往过不少男友，多是年轻、俊秀的东方男子，其中一些染上恶习，比如吸毒，分手的时候，他还为此花了一些钱。开礼品店的时候，一些欧美人知道他是“同志”，会跑去跟他聊天，请吃饭，看他生活不易，赠他几十美金。“那时候亚裔被人知道的‘同志’比较少，他们好奇。”他的画家朋友吴谦解释。
周龙章有过游移的阶段。他也希望与大多数人一样，有婚姻、家庭。
1983年，京剧名角童芷苓给周龙章介绍了自己的学生王敏。王敏是专业的京剧大青衣，离婚后想带着孩子到美国。童芷苓想撮合两人。周龙章听从建议，飞回中国，两人很快登记结婚。回纽约后，两人努力像普通的夫妻一样生活。“她是非常好的一个女人。”周龙章喜欢这种家庭的感觉，一直想让自己爱上这个女人。两人都做过一些尝试，都不成功。周龙章喜欢妻子，但不清楚他们之间是爱情还是亲情。“唉，亦真亦假。”周龙章叹了口气，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他们在结婚六年后和平分手。
周龙章不敢公开自己的性取向，担心来自家庭的压力，也怕好朋友因此远离他，或者对他另眼相看。这种压抑之苦折磨了他三十多年。直到1989年，因为父亲去世，他打电话给好友陈丹青，说自己受够了，要站出去。这一年，他接受《世界日报》采访，宣布自己的性取向。第二年，他飞到香港，参加了第一次华人同性恋会议，当时参会的还有白先勇和张国荣。
出柜后，他很快和朋友在纽约58街附近开了一家“同志”酒吧，取名盘丝洞，主要服务亚裔。彼时，纽约两百多间“同志”酒吧里没有一间专属亚裔。“纽约有四五万“同志”，但因为语言问题，一般不轻易涉足洋人开的酒吧，很容易被敲诈。”周龙章在自传中写道。盘丝洞开业之后一直生意红火，持续到“9·11”以后。酒吧除了卖酒，还有GO-GO-BOY表演。周龙章每天9点多去酒吧转转，有时会穿着性感，上台表演。
1996年夏，周龙章开始参加每年一度的纽约“同志”大游行。陈丹青为他的酒吧专门设计了游行花车。周龙章领头走在花车前，上身赤裸，穿着戏裤，耍着花枪棒，“瞧着像个少年。”陈丹青在周龙章自传的序中写道。
如今周龙章对家庭已经不抱什么希望。“现在太老了，过了这个村，都小孩子的事儿了。”他平静地说。
编辑 杨子 rwyzz@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