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丐尊研究”著述中，汲安庆这部书较为宏观、系统、深入，颇具学术含量。
　　夏丐尊、叶圣陶、朱自清、吕叔湘等这代学人的语文教育研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多没有一部宏观性、体系化的语文教育学理论专著。他们写的多是随笔、杂感、短论，极少称得上论文，而且零散杂乱。少数成系统的著作，一般是语文教学法方面的，也罕见严密的论述、论证，理论性偏低。夏丐尊研究，得从诸多散漫的文章、著作中去归纳、提炼出语文教育思想，理出一个体系化、多层次的认知，这有较大难度。安庆较好地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殊为不易。
　　对夏丐尊语文教育思想进行抽象概括，正确定位，至为关键，因为这是全书的主脑。安庆以“求用、求美、求在”为纲，涵盖夏丐尊语文教育观的整体，这一基本思想的本体论定位，堪称他个人的创新性见解。以这一认知提纲挈领，贯穿语文课程论、教材论、阅读教育论、写作教育论、测评论、形式美学论，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相互支撑、阐发的逻辑结构系统。在平民化的实利主义教育的时代大潮中，夏丐尊是很独特的一位。“求用、求美、求在”的三维结构，确实较好地体现了他的语文教育思想精髓。
　　夏丐尊这代知识分子，处于新旧教育的变革期，一方面是对旧教育知识本位、利禄主义、古典主义毫不留情地一概批判、排斥；另一方面深受美国学者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教育学影响，以“生活本位”——“求用”——为思想基础、思维共性。基于此，他们为平民的文化救济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显然其中也包含着讲求实用、实利的时代局限。夏丐尊是那个时代少数对“实用主义”“实利主义”持否定态度的学者之一。他“求用”，但不是无条件地追求“当前受用”与物质利益，而是在与“求美”“求在”“三位一体”的交融中，有所超脱与坚守，捍卫了“‘人’的教育”之体性，难能可贵。安庆认为：
　　他的“求”很好地注意了“用”的内外兼顾，虚实相生。“求用”的同时，他也注意“求关”——灵魂之美、形式之美、修辞之关、意趣之关、贯通之美，等等。非常可贵的是，夏丐尊在对语文教育本体的思考中，还触及了“求在”的思想。综观其论述，其“在”的内涵涵容了下述三个层面：一是“存在”，即通过阅读、写作、人格修炼等方式，实现确证自我本质力量的坚韧而美好的存在。这主要是从语文学习求真的层面说的。二是“亲在”，即满怀热情、深情、诗情，与语文学习的内容融合，使对象与学习主体的距离消失，彼此之间成为排除了异己性、外在性的存在。……三是“同在”，即把语文学习当作生活的方式，乃至生命的方式，通过语文学习不断地充实自我，净化自我，超越自我，使自我活得更多，活得更好，活得更关。
　　这一分析较全面、透彻、到位。夏丐尊不像同时代许多人那样，向“生活本位”“生活教育”“工具教育”一面倒。尽管他也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应付生活”的观念，但在求用中没有失去求美、求在的精神诉求。以求美、求在，弥补求用之不足。夏丐尊主张涵育立体的学养，就是求用的同时，也求美、求在。既“应付生活”，又超越“应付生活”，坚持住培育人的美好与自在的底线，这体现了夏丐尊超乎常人的智慧、眼光与境界。
　　安庆对求用、求美、求在关系的描述，堪称精彩：
　　求用其表，求关其里，求在其魂，各有侧重，且主次分明。对求美、求在的思考尽管尚无明确的思想体系，而随着夏丐尊的离世，也未得到进一步的展开，但综观其语文教育思想，由实向虚，由外向内，由物向人的发展轨迹，依然清晰可辨。谋求语文的应用性，却极度反感唯实唯利；建构语文的科学性，却不忘美的浸润与提升；关注语文的现代化发展，却更紧扣人的坚韧而美好的存在。
　　不但道出其表里、内外、主次，揭示其思维运行、发展、升华的轨迹，且辨析了三维内部二元对立关系与价值取向。这既是对夏丐尊语文教育思想内在精髓与深层结构的思考，也渗透着作者自身对语文教育的期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对三维关系的认识，已然超出了夏丐尊语文教育思想研究的范畴，达到追索教育普遍规律的层面。
　　教育目的与价值，在相当程度上，便体现在如何正确处理这三维关系上。“求用其表，求美其里，求在其魂”，不失为对教育宗旨的恰当定位。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一表述都具有较高的普适性、合理性。
　　夏丐尊语文教育思想的三维结构，既是夏丐尊创造的一个客观存在，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安庆赋予的。他与其说是研究夏丐尊，不如说是重塑心中的夏丐尊与语文教育理想。任何诠释本质上都是主观的。所谓主客观的统一，没有绝对的量化的标尺，是因人而异的。研究的主观性——主体性，体现的恰是人的生命意志、自由理性、精神能动性，弥足珍贵。
　　在研究方法上，古人有“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之说。其实，这只是表明各有侧重而已：“我注六经”，不会无“我”；“六经注我”，不能无“六经”。“六经注我”须建立在“我注六经”上。要是离开了“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就成了空中楼阁。从侧重而言，不难看出，安庆的研究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他将夏丐尊置于自己的认知网络、话语体系与教育经验、思考中，让夏丐尊的思想在当下语境中复活、重生；他对夏丐尊的诠释，力求超脱、超越，力求个性鲜明、与时俱进地自铸新词，说出自己心目中的夏丐尊，因而有耳目一新之感。
　　仔细揣摩，我们会觉得安庆对夏丐尊思想价值的“六经注我”式研究，仍是建立在对文献最大限度的集纳与对论文之“意”的反复推敲、打磨上的，他在“我注六经”上做足功夫，大致做到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用证据说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是治学的第一法则。安庆的超越与创新，是以这一法则为前提的。要是失去这一前提，任凭主观性泛滥，自说自话，那就不是超越与创新，而是儿戏。在“我”与“六经”二者问拿捏好分寸，对研究者极其重要。
　　从文献资料的搜集、占有、梳理入手，这也许是他与过去写文章的一个最大的不同。安庆是爱读书的，读过很多书，写过很多文章，但为了完成一篇论文，从搜集资料开始，专门读一大批的书；不但尽可能穷尽相关资料，主要是第一手资料，还悉心辨伪考订，写出“年谱”（这超出了论文写作占有资料的要求）；在开题、预答辩、答辩中，受到各位教授毫不留情的挑剔、批评，大幅修改思路，几易其稿，不断自我否定、修改完善，这种体验是他的第一次。他经历了一次读书、写作的方法、态度的嬗变与升华。
　　他对夏丐尊的诠释，显示出积累丰厚的优势。他引入了诸多参照系，不但有与夏丐尊同时代的学者，还有不同时代以至国外的学者。其中最重要的互文性比较勾连的对象是叶圣陶。他研究夏丐尊的同时，也研究叶圣陶，旁及梁启超、胡适、朱自清、朱光潜……他以夏丐尊为入口，为抓手，尽可能地深入到现代语文教育的思想体系内。他重塑夏丐尊还得益于长期读、写的积累，得益于知识面宽，勤于思考，躬耕不辍，因而在论文写作时，得以调动较为充分的思想资源，得心应手地搜罗剔抉、旁征博引……这是值得肯定的。他的积累与求索，超过了很多研究夏丐尊学者的水平，这是本書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