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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化带来了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相互交融与激荡，它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交往方武和利益格局，而且深层次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取向。在全球化浪潮中，以“非意识形态化”为依托的西方思潮及意识形态的全球性扩张，挤迫着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教育滑向“边缘化”与“弱势化”。面对挑战，秉持可接受性与世俗化原则，坚持和而不同中求主导、包容多样中求共识、双向互动中求能力，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教育现代化转换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全球化；意识形态教育；可接受性；世俗化；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12010)06－0008－03
一、全球化境遇中意识形态教育遭遇的复杂情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全球化已成为国际社会一股强劲的历史潮流和发展趋势。作为世界性的发展趋势，全球化不仅外化于物质、技术层面，在民族国家仍然构成国际社会最基本行为主体的今天，由西方少数发达国家主导“游戏规则”的全球化必然投射到文化、价值层面，外化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意图。“意识形态锣馘的对抗呈现出新的态势，其主要表现是“意识形态淡化”思潮与“西化”、“分化”战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双重推进，其实质和目的在于消解人们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观，确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至尊”地位。
全球化境遇中的意识形态冲突与较量大体上是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展开。伴随着意识形态运动的全球化浪潮，“趋同论”、“过时论”、“无用论”、“中立论”、“虚假论”、“终结论”、“新自由主义论”、“全球民主论”、“消费主义论”、“民主社会主义”等形态各异的西方思潮以“非意识形态化”方式陆续入境。这股思潮最早以加缪和丹尼尔·贝尔为代表，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已经走向了自我毁灭”，宣称“曾经是通向行动之路的意识形态已变成了一条死路”。稍后的雷蒙德·阿隆、布热津斯基、弗兰西斯·福山等则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来证明西方政治价值及其制度的不可超越，认为“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然而，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中国反而成功崛起，西方一些国家于是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中国，形态各异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管理学院院长约瑟夫·奈认为，中国作为“具有文化优越感和在历史上曾遭受世界上其他国家痛苦对待的国家，是难以安于现状的”。“一个独立的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对美国和世界秩序的其他部分形成挑战。因此，美国外交的一个最重要挑战就是设法将中国融人亚洲和全球政治秩序”。纵观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尽管其立论的意旨和视角彼此不同，但其渗透方式与政治意图昭然若揭，无非是借助全球化浪潮以“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消解和弱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自由主义取代社会主义。
在全面遭遇这股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冲击时，处于跌宕巨变中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教育面临着一系列富于挑战性的问题和情势。一方面，为适应全球化浪潮而实行的市场化改革为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发展注入了难得的生机和活力，同时，也给整个社会生活带来了一系列“阵痛”、“冲突”和新的矛盾，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媒介宣传与民众期望之间的落差等均加深了现代民众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认同的多变性：不确定性与差异性，少数民众似乎陷人了海德格尔所谓的“旧的神祗纷纷离去，而新的上帝尚未露面的时代”，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独特的话语方式和教化功能。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利用经济、科技、信息优势和渗透着西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各种文化产品对我国强行的“市场准入”，不遗余力地宣扬西方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念，以单一的视角强调西方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一元性。特别是消费主义思潮的全球性扩张和飙兴，更是潜移默化地诱使现代民众在审美情趣、生活方式、处世哲学以及社会心理等方面日益向西方认同，不断削弱和剥离着民众对理想信念、政治信仰、精神支柱的神圣感和崇高感。这种思潮一味强调个人主义、个人自由选择，社会的全部意识都被卷入到了市场化的轨道。正如西方学者比尔·麦克基本提出的那样：“消费主义是到目前为止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现在，地球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逃脱我们的良好生活愿望的魔法。”在中外文化、意识形态的较量与冲突过程中，民众获得了新的价值参照系，一切传统的价值观念、信仰体系被重新审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教育主导性与多元化的矛盾日益凸显。
综上，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教育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面临着“淡化”和“失语”的风险。因此，抵制种种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干扰，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理念、途径和方法，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可接受与世俗化：现代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原则
面对全球化浪潮中引发的意识形态较量问题，面对多元文化的激荡与冲击，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教育应坚持如下两个基本原则。
第一，可接受原则。把“可接受”作为意识形态教育的基本原则，最基本缘由是意识形态与其他一般的科学知识不同，意识形态是人类价值认识的成果，同时，接受主体又具有一定的价值倾向性。如果意识形态不能满足接受主体的价值需求，无法激发他们的需要情感，他们就会对此种意识形态采取抵触、抗拒的态度。这样，再正确的理论，再闪光的思想，在教化功能上，也是无济于事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意识形态并不供社会成员自由选择，不管人们是否愿意，他们都得接受。谁不与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认可，谁就不能进入这个社会。所以，意识形态基本是通过强制的、无意识的方式对社会成员进行灌输的。”而在多元文化、多种意识形态并存与对峙的市场经济时代，民众对意识形态认同的选择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某种意识形态是否具有话语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多数社会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因此，现代意识形态教育要赢得绝大多数的社会民众，相信这种意识形态能够代表池们的根本利益，必须坚持“可接受”原则，寻找社会民众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最大的“可接受’契合点，在研究民众需要、动机的基础上，引导、调动民众的接受兴趣，使意识形态教育与民众的内在需要相吻合。
第二，世俗化原则。世俗化是与超越性相对的概念，表示民众关注现实生活的价值取向。世俗化在西方社会学中，是指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从宗教统治中逐渐摆脱出来，以理性原则取代神学教条的过程。从意识形态视角而言，世俗化是指在重新整合传统意识形态资源的基础上去除某些神秘和唯心的元素，建构能够代表社会民众最根本利益和最广泛精神需求的现代意识形态的路径依赖。这种意识形态不再仅仅是专属于少数社会精英和特定阶层倡导的学说主张和政策纲领，而是能够被绝大多数社会民众以一种 平等性的主体姿态来共同持有的价值取向、规范体系和行为准则。
传统意识形态教育受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推崇的是目标超前的理想教育、圣人教育，这种教育以同一理想层次规范各阶层、各年龄层次的社会民众，强行要求大众达到不切实际的政治目标，意识形态教育走上了以思想改造为主要目的、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形式的路径。与高度集权的传统政治生活相反，开放社会践行的是相对民主的政治，大多数社会民众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成为了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全方位开放的社会变革，原有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发生裂变，依附意识、等级意识让位于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安贫观念、保守观念被致富意识、开拓意识所取代，理想目标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屡屡受挫，引发了民众对传统意识形态的误解甚至反感。因此，现代意识形态教育要获得广大民众的合理性认同和合法性支持，成为执政党统一思想意识、凝聚党心民心的精神动力，必须坚持世俗化教育原则，即在保持意识形态核心话语和价值不受损害的前提下，根据社会变迁从新的角度对传统意识形态作出的新的诠释和调整，使其真正融入现代民众的日常生活，赢得现代民众的情感认同，真正体现教育的“现代性”，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核心灵魂。
三、意识形态教育现代性转换的路径依赖
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思潮在我国的大范围登陆，一方面是少数发达国家有预谋地意识形态侵蚀和渗透的结果；另一方面是西方价值观念自发影响、潜移默化的结果。对于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讲，无论是自发的影响还是有预谋地渗透，结果都会冲击和弱化我国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面对此种复杂情势，如果一味地依赖于传统思维模式，用回避甚至于“拒敌于国门之外”的办法来回应挑战，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会造成意识形态教化功能的弱化。为此，我们必须转换思维视角，坚持与时俱进，以社会现实变迁作为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生长点，不断创新理念、调整方法，在坚守意识形态核心话语的前提下寻求社会思想共识来凝聚社会发展的强大合力。
第一，理念转换：和而不同中求共识。“和而不同”语出《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指和谐、调和；“同”指同一、认同。“和而不同”，意思是说要承认“不同”，以“不同”为前提，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和”，这样，才能使事物得到更好的发展。“把这种理念引入到现代意识形态教育上来，首先要承认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之间存在差异，通过比较教育，求同存异，可以达成“和”。“和而不同”以简约的形式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的共存理念，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教育提供了最具深意的启示。
在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意识形态在教育过程中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意识形态教育的思维模式是“和而同”，“不同就不和”。一些人极端地认为，只有将“不同”变为“同”，才能有效地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意识形态。为了维护他们的“同”，就是要确立某种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唯我独尊”地位。在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开放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日益由封闭走向开放，意识形态领域既对立又对话，既交锋又交流。东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相互借鉴、相互吸纳，极大地开放了现代民众的视野，意识形态领域空前活跃，民众认知世界的理性程度获得极大提升。传统的“唯我独尊”意识形态教育理念受到极大的挑战。因此，意识形态教育要破解多元价值冲突引发的思想困惑，最理想就是倡导“和而不同”理念。
“和而不同”理念表现在意识形态教育上，就是要“善解能容”，要承认差异，宽容差异，尊重差异，在坚守本国核心价值体系和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础上，积极接纳和善待其他国家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相互取长补短、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前提是承认“不同”，不同乃多元，它并非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民主与不民主、正义与不正义的不同，而是要承认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制度模式、不同的意见和看法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和理由。当然，“善解能容”并不意味着在意识形态教育中要淡化本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价值观念厦不意味着让思想理论界出现的错误理论和思潮自由泛滥。“善解能容”的重点在于‘球得共识’”即在承认多元文化和意识形态既并存又对峙的基础上引导民众学会相互宽容、相互理解、平等对话，以寻求生态意识、正义意识、合作与对话意识、和平与统一意识等诸如此类的共享价值观。
第二，内容承栽：包容多样中求主导。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社会信息过滤功能弱化，意识形态领域内容纷繁复杂，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之间的冲突与较量比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来得激烈。迥异的意识形态和多样化的社会思潮通过其特有的渗透力给予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导致社会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但是，正因为有了冲突、才会有比较，才会有竞争，才更能激发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教育的创造性和活力。因此，现代意识形态教育要有效地引领社会思潮，整合多元价值取向，更好地实现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必须坚持“包容多样中求主导”，根据时代变迁，借鉴、吸纳多样化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中的合理成分，使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教育更具有灵活性和生命力。
“包容多样中求主导”并不意味着要抛弃主流，毫无原则地兼收并蓄，而是通过反思与比较以求得主导，即通过摈弃那种不健康的、神秘的、唯心的因素，有意识地弘扬传统思想理论资源中仍闪烁着真知灼见的元素，提炼能够体现时代要求、反映时代呼声、把握政治大局的核心价值理念，使现代意识形态教育内容体系真正成为真理。因为内容本身的真理性是意识形态教育最具有说服力和包容性的基本条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教育必须以理服人，并且要具有最大包容，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世界上其他民族和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的长处，并加以吸取，使自身更加完善，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主导意识形态教育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另一方面，要坚守当代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核心元素，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教育民众，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真正增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教育的说服力、亲和力、吸引力和感召力。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理应成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教育的根本和灵魂。意识形态自身固有的发展规律及其功能实现特点决定了意识形态教育并不能仅仅依靠政治权力的促动，而更需要保持在_种民主、竞争的氛围中，只有在与外来思潮和外来文化的撞击中才会产生思想的火化、充满思想的活力、增强其教化的能力。实际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当代社会思潮正是在不断地互动与互渗中生成演化的。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理想、信念和社会风尚引领引领多元、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另一方面，多样化的社会思潮也以各自 迥异的影响方式丰富和完善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因此，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教育，必须以我为主，包容多样，一切有利于统一思想意识、凝聚党心民心的内容都可以利用，不管这些资源是来自东方还是西方，一切是非曲直、一切价值评价，都必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为尺度。只有做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现代意识形态教育才能真正赢得受众最为广泛的情感认同，才能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民众的思想共识。
第三，方法选择：双向互动中求能力。意识形态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双向互动过程，教育者的主导作用和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一方面，没有受教育者主体作用的发挥，意识形态教育内容就不可能为受教育者有效地接受和认同；另一方面，离开了教育者主导作用的发挥，受教育者的思想也会放任自流，也就不可能形成自觉的意识形态教育过程。既然意识形态教育过程是教育者的主导作用和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辩证统一过程，那么，现代意识形态教育要增强其话语能力，在方法选择上就必须注重在双向互动规律的基础上以培养受教育者的能力为目标。
然而，受计划体制、高度集权的影响，传统意识形态教育呈现出强势性特点，教育方法局限于自上而下的片面性、单向度的灌输模式，即停留在你上我下、你说我听的说教与服从层面。这种自上而下的灌输模式在革命战争时期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同社会开放程度的日益加大而对意识形态教育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相比，总体上呈现出一种被动性和滞后性。传统的灌输模式在获得绝对的地位和绝对权力的同时，会产生对其他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的一味排斥，同时，此模式习惯于“自上而下”的路径，倾向于采取“封、管、堵、压”的方式来统一思想意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部分社会民众的“逆反”心理和“厌烦”情绪。
因此，现代意识形态教育要取得实效性，要持续发挥自己的话语威力，赢得尽可能多的民众相信其核心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是正确的与合理的，就必须调整那种一味强调灌输的单向性说教模式，在运用双向互动规律的基础上以培养社会民众的能力为目标，将那种盲目硬灌、你打我通的强制性的单流程转换为一种情通气顺、心理相融的双向互动过程。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在现代意识形态教育中，教会民众以辩证的、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纷繁复杂的社会万象，以求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之真，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实，这才是意识形教育的根本目的。现代意识形态教育尤其要注意社会民众的分析力、判断力理解力、选择力和反思力的培养，更需要社会民众的积极参与，正确分辨，理性选择，即在开放社会条件下，现代意识形态教育要善于引导民众进行价值比较和取向判断，分辨优劣和理性抉择。从而自觉按照社会主导价值观牢固确立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关键词：全球化；意识形态教育；可接受性；世俗化；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12010)06－0008－03
一、全球化境遇中意识形态教育遭遇的复杂情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全球化已成为国际社会一股强劲的历史潮流和发展趋势。作为世界性的发展趋势，全球化不仅外化于物质、技术层面，在民族国家仍然构成国际社会最基本行为主体的今天，由西方少数发达国家主导“游戏规则”的全球化必然投射到文化、价值层面，外化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意图。“意识形态锣馘的对抗呈现出新的态势，其主要表现是“意识形态淡化”思潮与“西化”、“分化”战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双重推进，其实质和目的在于消解人们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观，确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至尊”地位。
全球化境遇中的意识形态冲突与较量大体上是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展开。伴随着意识形态运动的全球化浪潮，“趋同论”、“过时论”、“无用论”、“中立论”、“虚假论”、“终结论”、“新自由主义论”、“全球民主论”、“消费主义论”、“民主社会主义”等形态各异的西方思潮以“非意识形态化”方式陆续入境。这股思潮最早以加缪和丹尼尔·贝尔为代表，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已经走向了自我毁灭”，宣称“曾经是通向行动之路的意识形态已变成了一条死路”。稍后的雷蒙德·阿隆、布热津斯基、弗兰西斯·福山等则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来证明西方政治价值及其制度的不可超越，认为“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然而，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中国反而成功崛起，西方一些国家于是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中国，形态各异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管理学院院长约瑟夫·奈认为，中国作为“具有文化优越感和在历史上曾遭受世界上其他国家痛苦对待的国家，是难以安于现状的”。“一个独立的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对美国和世界秩序的其他部分形成挑战。因此，美国外交的一个最重要挑战就是设法将中国融人亚洲和全球政治秩序”。纵观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尽管其立论的意旨和视角彼此不同，但其渗透方式与政治意图昭然若揭，无非是借助全球化浪潮以“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消解和弱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自由主义取代社会主义。
在全面遭遇这股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冲击时，处于跌宕巨变中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教育面临着一系列富于挑战性的问题和情势。一方面，为适应全球化浪潮而实行的市场化改革为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发展注入了难得的生机和活力，同时，也给整个社会生活带来了一系列“阵痛”、“冲突”和新的矛盾，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媒介宣传与民众期望之间的落差等均加深了现代民众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认同的多变性：不确定性与差异性，少数民众似乎陷人了海德格尔所谓的“旧的神祗纷纷离去，而新的上帝尚未露面的时代”，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独特的话语方式和教化功能。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利用经济、科技、信息优势和渗透着西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各种文化产品对我国强行的“市场准入”，不遗余力地宣扬西方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念，以单一的视角强调西方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一元性。特别是消费主义思潮的全球性扩张和飙兴，更是潜移默化地诱使现代民众在审美情趣、生活方式、处世哲学以及社会心理等方面日益向西方认同，不断削弱和剥离着民众对理想信念、政治信仰、精神支柱的神圣感和崇高感。这种思潮一味强调个人主义、个人自由选择，社会的全部意识都被卷入到了市场化的轨道。正如西方学者比尔·麦克基本提出的那样：“消费主义是到目前为止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现在，地球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逃脱我们的良好生活愿望的魔法。”在中外文化、意识形态的较量与冲突过程中，民众获得了新的价值参照系，一切传统的价值观念、信仰体系被重新审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教育主导性与多元化的矛盾日益凸显。
综上，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教育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面临着“淡化”和“失语”的风险。因此，抵制种种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干扰，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理念、途径和方法，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可接受与世俗化：现代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原则
面对全球化浪潮中引发的意识形态较量问题，面对多元文化的激荡与冲击，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教育应坚持如下两个基本原则。
第一，可接受原则。把“可接受”作为意识形态教育的基本原则，最基本缘由是意识形态与其他一般的科学知识不同，意识形态是人类价值认识的成果，同时，接受主体又具有一定的价值倾向性。如果意识形态不能满足接受主体的价值需求，无法激发他们的需要情感，他们就会对此种意识形态采取抵触、抗拒的态度。这样，再正确的理论，再闪光的思想，在教化功能上，也是无济于事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意识形态并不供社会成员自由选择，不管人们是否愿意，他们都得接受。谁不与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认可，谁就不能进入这个社会。所以，意识形态基本是通过强制的、无意识的方式对社会成员进行灌输的。”而在多元文化、多种意识形态并存与对峙的市场经济时代，民众对意识形态认同的选择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某种意识形态是否具有话语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多数社会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因此，现代意识形态教育要赢得绝大多数的社会民众，相信这种意识形态能够代表池们的根本利益，必须坚持“可接受”原则，寻找社会民众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最大的“可接受’契合点，在研究民众需要、动机的基础上，引导、调动民众的接受兴趣，使意识形态教育与民众的内在需要相吻合。
第二，世俗化原则。世俗化是与超越性相对的概念，表示民众关注现实生活的价值取向。世俗化在西方社会学中，是指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从宗教统治中逐渐摆脱出来，以理性原则取代神学教条的过程。从意识形态视角而言，世俗化是指在重新整合传统意识形态资源的基础上去除某些神秘和唯心的元素，建构能够代表社会民众最根本利益和最广泛精神需求的现代意识形态的路径依赖。这种意识形态不再仅仅是专属于少数社会精英和特定阶层倡导的学说主张和政策纲领，而是能够被绝大多数社会民众以一种 平等性的主体姿态来共同持有的价值取向、规范体系和行为准则。
传统意识形态教育受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推崇的是目标超前的理想教育、圣人教育，这种教育以同一理想层次规范各阶层、各年龄层次的社会民众，强行要求大众达到不切实际的政治目标，意识形态教育走上了以思想改造为主要目的、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形式的路径。与高度集权的传统政治生活相反，开放社会践行的是相对民主的政治，大多数社会民众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成为了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全方位开放的社会变革，原有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发生裂变，依附意识、等级意识让位于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安贫观念、保守观念被致富意识、开拓意识所取代，理想目标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屡屡受挫，引发了民众对传统意识形态的误解甚至反感。因此，现代意识形态教育要获得广大民众的合理性认同和合法性支持，成为执政党统一思想意识、凝聚党心民心的精神动力，必须坚持世俗化教育原则，即在保持意识形态核心话语和价值不受损害的前提下，根据社会变迁从新的角度对传统意识形态作出的新的诠释和调整，使其真正融入现代民众的日常生活，赢得现代民众的情感认同，真正体现教育的“现代性”，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核心灵魂。
三、意识形态教育现代性转换的路径依赖
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思潮在我国的大范围登陆，一方面是少数发达国家有预谋地意识形态侵蚀和渗透的结果；另一方面是西方价值观念自发影响、潜移默化的结果。对于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讲，无论是自发的影响还是有预谋地渗透，结果都会冲击和弱化我国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面对此种复杂情势，如果一味地依赖于传统思维模式，用回避甚至于“拒敌于国门之外”的办法来回应挑战，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会造成意识形态教化功能的弱化。为此，我们必须转换思维视角，坚持与时俱进，以社会现实变迁作为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生长点，不断创新理念、调整方法，在坚守意识形态核心话语的前提下寻求社会思想共识来凝聚社会发展的强大合力。
第一，理念转换：和而不同中求共识。“和而不同”语出《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指和谐、调和；“同”指同一、认同。“和而不同”，意思是说要承认“不同”，以“不同”为前提，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和”，这样，才能使事物得到更好的发展。“把这种理念引入到现代意识形态教育上来，首先要承认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之间存在差异，通过比较教育，求同存异，可以达成“和”。“和而不同”以简约的形式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的共存理念，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教育提供了最具深意的启示。
在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意识形态在教育过程中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意识形态教育的思维模式是“和而同”，“不同就不和”。一些人极端地认为，只有将“不同”变为“同”，才能有效地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意识形态。为了维护他们的“同”，就是要确立某种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唯我独尊”地位。在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开放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日益由封闭走向开放，意识形态领域既对立又对话，既交锋又交流。东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相互借鉴、相互吸纳，极大地开放了现代民众的视野，意识形态领域空前活跃，民众认知世界的理性程度获得极大提升。传统的“唯我独尊”意识形态教育理念受到极大的挑战。因此，意识形态教育要破解多元价值冲突引发的思想困惑，最理想就是倡导“和而不同”理念。
“和而不同”理念表现在意识形态教育上，就是要“善解能容”，要承认差异，宽容差异，尊重差异，在坚守本国核心价值体系和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础上，积极接纳和善待其他国家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相互取长补短、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前提是承认“不同”，不同乃多元，它并非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民主与不民主、正义与不正义的不同，而是要承认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制度模式、不同的意见和看法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和理由。当然，“善解能容”并不意味着在意识形态教育中要淡化本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价值观念厦不意味着让思想理论界出现的错误理论和思潮自由泛滥。“善解能容”的重点在于‘球得共识’”即在承认多元文化和意识形态既并存又对峙的基础上引导民众学会相互宽容、相互理解、平等对话，以寻求生态意识、正义意识、合作与对话意识、和平与统一意识等诸如此类的共享价值观。
第二，内容承栽：包容多样中求主导。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社会信息过滤功能弱化，意识形态领域内容纷繁复杂，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之间的冲突与较量比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来得激烈。迥异的意识形态和多样化的社会思潮通过其特有的渗透力给予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导致社会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但是，正因为有了冲突、才会有比较，才会有竞争，才更能激发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教育的创造性和活力。因此，现代意识形态教育要有效地引领社会思潮，整合多元价值取向，更好地实现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必须坚持“包容多样中求主导”，根据时代变迁，借鉴、吸纳多样化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中的合理成分，使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教育更具有灵活性和生命力。
“包容多样中求主导”并不意味着要抛弃主流，毫无原则地兼收并蓄，而是通过反思与比较以求得主导，即通过摈弃那种不健康的、神秘的、唯心的因素，有意识地弘扬传统思想理论资源中仍闪烁着真知灼见的元素，提炼能够体现时代要求、反映时代呼声、把握政治大局的核心价值理念，使现代意识形态教育内容体系真正成为真理。因为内容本身的真理性是意识形态教育最具有说服力和包容性的基本条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教育必须以理服人，并且要具有最大包容，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世界上其他民族和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的长处，并加以吸取，使自身更加完善，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主导意识形态教育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另一方面，要坚守当代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核心元素，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教育民众，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真正增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教育的说服力、亲和力、吸引力和感召力。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理应成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教育的根本和灵魂。意识形态自身固有的发展规律及其功能实现特点决定了意识形态教育并不能仅仅依靠政治权力的促动，而更需要保持在_种民主、竞争的氛围中，只有在与外来思潮和外来文化的撞击中才会产生思想的火化、充满思想的活力、增强其教化的能力。实际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当代社会思潮正是在不断地互动与互渗中生成演化的。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理想、信念和社会风尚引领引领多元、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另一方面，多样化的社会思潮也以各自 迥异的影响方式丰富和完善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因此，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教育，必须以我为主，包容多样，一切有利于统一思想意识、凝聚党心民心的内容都可以利用，不管这些资源是来自东方还是西方，一切是非曲直、一切价值评价，都必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为尺度。只有做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现代意识形态教育才能真正赢得受众最为广泛的情感认同，才能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民众的思想共识。
第三，方法选择：双向互动中求能力。意识形态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双向互动过程，教育者的主导作用和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一方面，没有受教育者主体作用的发挥，意识形态教育内容就不可能为受教育者有效地接受和认同；另一方面，离开了教育者主导作用的发挥，受教育者的思想也会放任自流，也就不可能形成自觉的意识形态教育过程。既然意识形态教育过程是教育者的主导作用和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辩证统一过程，那么，现代意识形态教育要增强其话语能力，在方法选择上就必须注重在双向互动规律的基础上以培养受教育者的能力为目标。
然而，受计划体制、高度集权的影响，传统意识形态教育呈现出强势性特点，教育方法局限于自上而下的片面性、单向度的灌输模式，即停留在你上我下、你说我听的说教与服从层面。这种自上而下的灌输模式在革命战争时期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同社会开放程度的日益加大而对意识形态教育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相比，总体上呈现出一种被动性和滞后性。传统的灌输模式在获得绝对的地位和绝对权力的同时，会产生对其他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的一味排斥，同时，此模式习惯于“自上而下”的路径，倾向于采取“封、管、堵、压”的方式来统一思想意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部分社会民众的“逆反”心理和“厌烦”情绪。
因此，现代意识形态教育要取得实效性，要持续发挥自己的话语威力，赢得尽可能多的民众相信其核心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是正确的与合理的，就必须调整那种一味强调灌输的单向性说教模式，在运用双向互动规律的基础上以培养社会民众的能力为目标，将那种盲目硬灌、你打我通的强制性的单流程转换为一种情通气顺、心理相融的双向互动过程。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在现代意识形态教育中，教会民众以辩证的、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纷繁复杂的社会万象，以求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之真，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实，这才是意识形教育的根本目的。现代意识形态教育尤其要注意社会民众的分析力、判断力理解力、选择力和反思力的培养，更需要社会民众的积极参与，正确分辨，理性选择，即在开放社会条件下，现代意识形态教育要善于引导民众进行价值比较和取向判断，分辨优劣和理性抉择。从而自觉按照社会主导价值观牢固确立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