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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作家张承志在《斯诺的预旺堡》中曾经说过：“可能是因为见惯了腐败奸狡官僚的缘故吧，这两年，有时突然对真正的革命觉得感兴趣。南至金瑞，北到预旺，到了一处处的红色遗址。我在那儿徘徊寻味，想试着捕捉点湮没的什么。”他还在《谁曾经宣言》一文中说：“革命确实已经退潮了，但对革命的追究才开始。”
谈及广西的革命，离不开韦拔群，他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符号、一个象征意义的人物。我曾与宜州西竺寺住持来光法师交谈过，我向他询问：“你认为河池最有价值的是什么？”令我非常惊讶的是，这位来自湖南株洲的年轻僧人居然说出了三个字：“韦拔群。”看来，一种改变旧秩序的革命思想影响深远。联系张承志的话，我认为，今天我们回忆韦拔群，的确具有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当下全国人民努力实现“中国梦，我的梦”的情境下，我们会对这位河池先贤的开拓精神充满钦佩之情。
我在东兰武篆列宁岩的宣传窗里读到韦拔群写给他的朋友覃瑞五的一封信，信是1924年4月5日他去广州农讲所学习前写的。信里流露了他的志向，“人民虽受重大损失，然其心不死，革命时日不断，强权虽猛，公理尤刚”。这是他的民本思想：主张人人平等，对封建世袭思想深恶痛绝。他还说：“去之目的必在求学，学到用时方能少恨。不然人生世间等于与鸡犬争食耳。”如果没有理想追求，活在这个世界上，纵然你餐餐燕窝鲍鱼，也无非是在跟鸡狗争抢东西吃而已，高贵不到哪里去。韦拔群搞革命不为衣食，他家境殷实，若是需要物质享受的话，根本用不着走上这么一条道路！他非常清楚怎样的人生才有意义。他是个勇士，更是一个思想者，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无私无畏，方向明确。
到过列宁岩好几次了，深感这个岩洞蕴藏的力量。如果洞里藏有一坛酒，那一定是芳香千载的、红红的革命酒。列宁岩原名北帝岩，韦拔群的革命活动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个山洞，记录着一幕幕历史往事。原来洞中供奉的北帝就是真武大帝，这位神灵，应该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民国十一年三月三十日，那一天是农历三月初三，武篆的热血青年韦拔群、黄大权、陈伯民等11人在北帝岩召开革命同盟会，讨论通过了《敬告同胞书》，并以“中国国民党广西特别党部”名义印发广西各地。这篇檄文语言生動，把中国积贫积弱的原由分析得十分透彻。着是经过几年游历全国所看到的和想到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很接地气，并不是闭门造车。《敬告同胞书》向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士兵、绿林豪杰发出了呼声，号召他们觉悟起来，加入时代的变革。非常难得的是，通篇檄文语言不呆板，文风灵活，还运用了口语，可以看到强烈的情感流露，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不像后来的“党八股”，全是框框条条。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革命先贤从事革命的率真。革命的源头是清澈活泼的泉流，而不是老气横秋，城府极深的深渊！革命不是患得患失的种种权衡，革命是自然天性的一声呼喊。他们为心目中的理想而奋斗，因此，经历任何艰险都无怨无悔。
东兰出了很多将才，但至今人们最为怀念的还是韦拔群。可能正是因为他提供了很多精粹的思想，他的事业具有强大的开创性。这是他能在历史的天空中留下一道闪光弧线的原因。历史总是会记住与众不同的人。韦拔群做的事业，超越了一己之私，完完全全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他憎恨社会不平等的秩序，有决心荡涤旧时代的封建恶习，他渴望开创一个新的世界。事实上，他做到了。韦拔群开创的东兰农会“各男女会员，日间去耕作，夜间到补习学校，毫无倦态”，“现在有组织之农民领域内烟赌已绝迹。路途行走皆坦然无事，组织比较严密之武篆、兰泗丙区，直可以夜不闭户”。这是当时的文献资料描述的。这不就是一个新世界吗？他的开创精神，就是红水河的精神，他的精神诉求，就是红水河的诉求。河池市烈士纪念碑前的那个手按驳壳枪的英雄雕像，显然不能全部涵盖韦拔群的精神气质。他四处求学，出入军旅，上下求索，视野开阔，思想敏锐，有勇有谋。在那个时候，他是农民运动的先驱，与他齐名的有陕北的刘志丹、广东沿海的彭湃。毛泽东就说过他搞农民运动是受到了韦拔群的启发。
他的革命履历我们有必要在这里稍作回顾，不然无法支撑上述观点。
韦拔群（1894—1932），名秉权，字萃，拔群是他的号，东兰县武篆区中和乡东里村人。东里是个独特的地方，有三眼潭水从地底涌出，号东里三潭。潭里出泉，源源不息。这似乎暗示着革命者韦拔群的思想和革命精神将源远流长。潭也有幽深之处，所以，思想的深邃也可想而知。韦拔群生长在富裕人家，从小就乐于助人，常常以衣物粮食接济贫困的小伙伴，赢得了大家的称赞。一种优良的品行的确会在一个人幼小的时候就显示出来。
早年考入庆远府中学堂读书，因拒绝给举人出身的校长祝寿而被开除。不久，他又考入桂林法政学堂，因不满学校迂腐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愤而退学。在教育司司长到学校视察时，他率性地以甩帽子进行抗议。离开法政学堂后，韦拔群回乡变卖部分家产，筹资游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先后到过武汉、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拓宽了视野，也认识了中国的现状。主动接受外界风气的影响和熏陶，无疑显示了他的过人气概，也培养了他敏锐的洞察能力和形势掌控能力。当时在地方上恐怕很难会有人理解他这样的举动。就像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早年也是变卖家产，外出考察山水，当地人视之为败家子，哪里知道他会写出惊动世界的地理学名著《徐霞客游记》？看来，伟大的人物必有过人之处，不甘心庸庸碌碌待在一个地方吃喝直到老死。人只有增长见识、开阔眼界、胸襟广阔，才有可能产生博大的思想。韦拔群正是这样的人。1916年，袁世凯公然称帝，云南率先成立讨袁护国军，韦拔群变卖家产，筹资招募家乡100多个志士前往投军，当时南丹（时称那地）有个军人叫熊克丞，在护国军中任职，韦拔群就投在熊部。1917年，入贵州讲武堂学军事，毕业后在驻重庆的黔军任参谋。这个时候，他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革命书籍。并以“愤不平”为名广泛张贴传单，还在进步书刊盖上 “愤不平”印记，寄赠东兰好友，以示他要铲除人间不平的志向。后引起军部查究，韦拔群毅然弃职出走。“愤不平”三个字，是韦拔群革命的出发点，哪里有不平哪有我。我们不能否定，这三个字映现着一抹古代侠义精神色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跟他从小受到的教育有关，跟东兰的历史气场有关。 1921年9月，韦拔群再次外出游历后回到东兰。这期间他在广州加入了改造广西同志会，思想上有了进一步提升。回乡后的韦拔群召集进步青年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并建立了国民自卫军。1923年初夏，韦拔群将 改造东兰同志会改为东兰公民会（后改名为农民协会），亲自起草了东兰早期农民运动的战斗纲领《敬告同胞》。同时在东兰县武篆、西山等地以国民自卫军为基础建立农民自卫军（以下简称农军）。建立农军正是全国农民运动的首创行为。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直至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不去认真的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而韦拔群在1921年秋已建立国民自卫军，接着组建农民自卫军。在这一点上，韦拔群站在当时农运的至高点，开了中国现代早期农民运动走上武装斗争的先河，充分表明了韦拔群早期农运思想的前卫性。这些资料和观点，已经出现在历史学家黄现璠先生的皇皇巨著《韦拔群评传》之中，权威性自不必说。历史学家还分析说：这无疑是韦拔群早年吸收马列主义学说主张的“社会革命”思想成果，是他喜读《新青年》与直视东兰农民现实的双重心得。
1923年7月1日和31日，韦拔群率领农军先后两次攻打东兰县城，但都因武器低劣、准备不充分和行动不协调而失利。10月下旬，韦拔群率领农军共1500多人第三次攻打东兰县城告捷。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打东兰”，极大地撼动了旧势力和土豪劣绅反动统治。
1925年9月，韦拔群在北帝岩创办广西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276人，分别来自东兰、凤山、凌云、百色、河池、都安、果德、奉议、恩隆、思林、南丹等县。那时候东兰的农民运动已经开展得有声有色，所以学员的学习积极性相当高。有米的背米来，有钱的拿钱来，有柴火的扛柴火来，全靠自力更生。韦拔群更是把私人田产变卖殆尽，以事供给。他跟学员同吃同住，下河打鱼捞虾，上山砍柴，就是为了补充给养，维持讲习班的教学任务。他从家里带来一床毡子，冬天的夜晚让给学员轮流盖，有时他自己就蜷缩在火堆旁边。天寒地冻的深夜，他就是这样守护着革命的火种。火焰的影子，在北帝岩的洞壁上摇曳。
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这对当时的广西来说，的确是个壮举。他认识到革命需要人才的储备，先后举办了三届农讲所，亲自担任教员，共培养了600多名农民运动骨干。这些学员，把北帝岩的火种带到了右江各地，农民运动的火焰开始哔剥哔剥地燃烧。
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右江革命的火种，是百色起义红七军的主要力量源泉。参加过百色起义的红七军二十一师政委陈洪涛、二十一师六十一团团长韦箐、二十一师政治部主任陆浩仁、二十一师参谋长黄大权、二十一师独立团团长黄书祥以及后来的韦杰中将、覃健中将等，都曾是农讲所的教员或者学员。
1926年2月，土豪劣绅与反动军阀制造了震惊省内外的东兰农民惨案，700多个农民惨遭屠杀。韦拔群利用当时国共合作的时机，调动多方积极因素，以一篇充满力量的《快邮代电》向外界揭露惨案的真相，在舆论上获得广泛支持。在这篇短文中，韦拔群表达了对东兰农民惨遭军阀官僚劣绅土豪杀戮的悲痛之情，提出了严正的惩办要求。同时也明确自己救东兰民众于水火的初衷。“忖思拔群等本爱国爱民之热忱，努力农民革命工作，不惜以个人私财，创办农所，何等光大，何等热烈，口碑所传，童叟咸欣。”他所从事的事业，是光明的事业，是“光大”“热烈”的事业。迫于压力，广西省政府被迫两度派出调查组前往东兰调查，澄清事实。最后，屠杀农民的刽子手受到惩罚，东兰农民运动的合法地位也得到承认。整个过程，体现了韦拔群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非凡的应变能力。他的确是一个有勇有谋的革命者，一个充满智慧的农民领袖。192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提供的农运情况，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高度评价了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其中就提到“东兰惨案”之后，经韦拔群的努力，又将东兰农民组织好。“韦同志在东兰已成了海陆丰之彭湃，极得农民信仰。”这样的评价，足以看到韦拔群在当时中国农民运动革命中的前沿意义。这种敢为天下精神是河池弟子特别要铭记的，也是特别要发扬的。
当时就有民歌将韦拔群传唱。“天上有颗北斗星，东兰有个韦拔群。北斗星星照大地，拔群哥哥为人民。启明星子带福兆，革命带来好福音。天上有颗北斗星，东兰有个韦拔群。北帝岩里办农所，魅星楼下立农军。北斗星星照大地，拔群哥哥为人民。”
1929年12月，韋拔群组织东兰、凤山两个县的农民自卫军参加了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被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三纵队，韦拔群任纵队长。韦拔群成为百色起义、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指挥员之一。
1930年11月，红七军奉命离开右江，集中到河池六甲一带整编，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和全国红军统一番号，将红七军和龙州起义建立的第八军余部改编为红七军第十九师、二十师和二十一师。第十九师和二十师北上攻打大城市，二十一师留守右江革命根据地，韦拔群任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愉快地接受了军前委的决定，把自己从东兰、凤山带来的第三纵队1000多人马、武器，几乎全部交给第十九师和二十师，自己只带着印有二十一师番号的一面旗帜和100多名老弱病残部下回东兰。即将北上的东兰、凤山子弟哪里舍得离开追随多年的韦拔群，他们纷纷拉住他的手，韦拔群专门作了动员报告，劝他们顾全大局，随军北上。他动情地说：“革命者处处是故乡。”这是何等超迈的气度！何等坦荡的胸襟！在分别那天晚上，月色很好，张云逸军长亲自为韦拔群送行，他们在月光中携手，叙说着革命战友的深情和对未来的向往，走了很远很远。韦拔群最后又回送一程。河池的山川和晴朗的夜空应该会为那一夜动容。在往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韦拔群以非凡的组织能力重组二十一师，组建第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团三个团和一个独立营，共2000多人。
二十一师以难以想象的勇气和智慧反击桂系军阀前后三次血腥的“围剿”。桂系为什么会声嘶力竭，动用庞大兵力和现代化武器，一心一意扑灭红二十一师，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种蓬勃生长的力量太让人恐惧了。韦拔群给他刚出生的儿子取名坚持，以勉励军民坚持斗争，战斗到底。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山川阻隔，韦拔群没有到会，但是韦拔群依然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可见韦拔群领导的革命斗争，已成为不可忽略的存在。
1932年10月19日凌晨，身患疟疾的韦拔群在东里屯对面山的香刷洞被叛徒韦昂杀害，年仅38岁。山上的夜晚极其寒冷和深邃。有人说过，所谓智者都恐惧三样东西：风暴中的大海，没有月亮的夜晚，还有性格温和之人的愤怒。韦拔群是个智者，他当然也有这三样恐惧。风暴中的大海他是经历过的，什么大风大浪他都挺过来了。性格温和之人之愤怒不知道他遇到过没有。但是，没有月亮的夜晚他遇上了。韦昂是他的侄儿，在严酷的斗争中把持不住，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在那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就连枭鸟也停止聒噪的夜晚，韦昂杀害了自己的叔叔韦拔群。革命，也是一场人性的考验，其结果是忠奸呈现。桂系军阀将韦拔群的头颅用药水浸泡，送到南宁、桂林、柳州、梧州等地示众。为了革命，他真正做到了抛头颅，洒热血。
家乡东里的村民冒着生命危险到香刷洞将韦拔群的遗骸背回，安葬在他的故居特牙山上，为了掩人耳目，在坟上盖一座小庙，叫特牙庙，当地人知道这座庙的都称其为“红神庙”，至今庙依然在，绿树如荫。庙中有一抔土，上面有几条纸幡。尽管新中国成立以后韦拔群的遗骨已迁葬东兰烈士陵园，但人们仍然保留这座庙，保留那一抔隆起的土，每到清明，都来祭扫。
庙的上方，有一排整齐的坟墓，恐怕有十多座，坟墓里安息的都是韦拔群的亲人，他们为了革命，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62年12月，邓小平对韦拔群总结非常到位：他是一个英雄，他是一个领袖，他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他把他的“一生给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同样，与他并肩作战过的张云逸将军这样评价他：“他在长期与敌人斗争中，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劳动人民无限热爱，英勇顽强，艰苦朴素，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党为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
历史学家黄现璠对韦拔群的评价也颇具代表性。他在学术专著《韦拔群评传》中说：“韦拔群不仅是一位农民运动领袖，还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他既是时代的产物，社会的产物，革命的产物，更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那方水土和那方文化的产物。”黄先生对“那方水土”也有高度评价：“……流经韦拔群家乡的红水河……素有壮族母亲河之称……她那红绿交替的色彩重墨着壮族厚重的历史的文化积淀……”
也因为如此，韦拔群的精神是红水河畔的一盏明灯，永远不会熄灭。无论时代如何更改，为大多數人谋求自由的献身精神和牺牲精神是无上高贵的。百折不挠，在逆境中绝不低头的英雄主义是值得人讴歌的，是足以载入史册的。而打破禁锢人心的旧秩序，追求人生的平等，建立美好的家园则是任何时候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本诉求。因此，河池这块土地能够诞生韦拔群这样的人物，的确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河池人，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不会忘记“拔哥”。他们血液深处奔腾着的一种力量，或多或少跟韦拔群有关联。
从河池走出来了很多将军和士兵，他们为了民族的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韦拔群是他们的榜样和动力。
从东兰走出来的老将军，比如共和国上将韦国清，中将韦杰、覃健，少将韦祖珍、覃士冕等回到东兰，第一件事肯定是到韦拔群墓前鞠个躬。这不是形势的需要，这是精神的认同。将军们辉煌的业绩已让人肃然起敬，他们的这一举动，更显示了他们的英雄本色。
如今的东兰，对韦拔群的怀念依然不减。刚刚打完“东巴凤大会战”的东兰人民，兴建拔群广场和韦拔群众纪念馆，用以永远纪念这位杰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早期将领，这位壮民族杰出的领袖和史诗般的英雄。他的革命精神和光辉事迹，将永远鼓舞着后来者。
如今，到东兰参观的人都会去看岩洞，去列宁岩缅怀那一段艰辛、热烈、光大而神圣的历史，去体味拔哥快乐事业的真正含义。在最艰难的时期，革命同志躲在岩洞里，保存革命火种。韦拔群的一生都离不开山洞，他在自创山歌中说：“志在高山火样热，身居黑洞学马列。”最后牺牲的地方也是山洞。从列宁岩折射出来的光芒照耀了寰宇，香刷洞透出的沉痛也震撼世人的心灵。岩洞的空间是有限的，但是，看不见的光明和精神境界却是无限的。同时岩洞中的险恶也是不可低估的。一不小心，那就成为人性沉沦的深渊！
由是观之，岩洞里的东兰，是能量和高度的积累，是不平则鸣，是雷鸣电闪，是不懈探索，是艰苦奋斗。是洞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
仫佬族，广西罗城人。广西音乐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散文学会会长、鲁迅文学院第九期高研班学员。出版有城市传记《山梦为城》、民族文化随笔《凤兮仫佬》、散文集《隔岸灯火》等。
谈及广西的革命，离不开韦拔群，他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符号、一个象征意义的人物。我曾与宜州西竺寺住持来光法师交谈过，我向他询问：“你认为河池最有价值的是什么？”令我非常惊讶的是，这位来自湖南株洲的年轻僧人居然说出了三个字：“韦拔群。”看来，一种改变旧秩序的革命思想影响深远。联系张承志的话，我认为，今天我们回忆韦拔群，的确具有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当下全国人民努力实现“中国梦，我的梦”的情境下，我们会对这位河池先贤的开拓精神充满钦佩之情。
我在东兰武篆列宁岩的宣传窗里读到韦拔群写给他的朋友覃瑞五的一封信，信是1924年4月5日他去广州农讲所学习前写的。信里流露了他的志向，“人民虽受重大损失，然其心不死，革命时日不断，强权虽猛，公理尤刚”。这是他的民本思想：主张人人平等，对封建世袭思想深恶痛绝。他还说：“去之目的必在求学，学到用时方能少恨。不然人生世间等于与鸡犬争食耳。”如果没有理想追求，活在这个世界上，纵然你餐餐燕窝鲍鱼，也无非是在跟鸡狗争抢东西吃而已，高贵不到哪里去。韦拔群搞革命不为衣食，他家境殷实，若是需要物质享受的话，根本用不着走上这么一条道路！他非常清楚怎样的人生才有意义。他是个勇士，更是一个思想者，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无私无畏，方向明确。
到过列宁岩好几次了，深感这个岩洞蕴藏的力量。如果洞里藏有一坛酒，那一定是芳香千载的、红红的革命酒。列宁岩原名北帝岩，韦拔群的革命活动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个山洞，记录着一幕幕历史往事。原来洞中供奉的北帝就是真武大帝，这位神灵，应该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民国十一年三月三十日，那一天是农历三月初三，武篆的热血青年韦拔群、黄大权、陈伯民等11人在北帝岩召开革命同盟会，讨论通过了《敬告同胞书》，并以“中国国民党广西特别党部”名义印发广西各地。这篇檄文语言生動，把中国积贫积弱的原由分析得十分透彻。着是经过几年游历全国所看到的和想到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很接地气，并不是闭门造车。《敬告同胞书》向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士兵、绿林豪杰发出了呼声，号召他们觉悟起来，加入时代的变革。非常难得的是，通篇檄文语言不呆板，文风灵活，还运用了口语，可以看到强烈的情感流露，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不像后来的“党八股”，全是框框条条。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革命先贤从事革命的率真。革命的源头是清澈活泼的泉流，而不是老气横秋，城府极深的深渊！革命不是患得患失的种种权衡，革命是自然天性的一声呼喊。他们为心目中的理想而奋斗，因此，经历任何艰险都无怨无悔。
东兰出了很多将才，但至今人们最为怀念的还是韦拔群。可能正是因为他提供了很多精粹的思想，他的事业具有强大的开创性。这是他能在历史的天空中留下一道闪光弧线的原因。历史总是会记住与众不同的人。韦拔群做的事业，超越了一己之私，完完全全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他憎恨社会不平等的秩序，有决心荡涤旧时代的封建恶习，他渴望开创一个新的世界。事实上，他做到了。韦拔群开创的东兰农会“各男女会员，日间去耕作，夜间到补习学校，毫无倦态”，“现在有组织之农民领域内烟赌已绝迹。路途行走皆坦然无事，组织比较严密之武篆、兰泗丙区，直可以夜不闭户”。这是当时的文献资料描述的。这不就是一个新世界吗？他的开创精神，就是红水河的精神，他的精神诉求，就是红水河的诉求。河池市烈士纪念碑前的那个手按驳壳枪的英雄雕像，显然不能全部涵盖韦拔群的精神气质。他四处求学，出入军旅，上下求索，视野开阔，思想敏锐，有勇有谋。在那个时候，他是农民运动的先驱，与他齐名的有陕北的刘志丹、广东沿海的彭湃。毛泽东就说过他搞农民运动是受到了韦拔群的启发。
他的革命履历我们有必要在这里稍作回顾，不然无法支撑上述观点。
韦拔群（1894—1932），名秉权，字萃，拔群是他的号，东兰县武篆区中和乡东里村人。东里是个独特的地方，有三眼潭水从地底涌出，号东里三潭。潭里出泉，源源不息。这似乎暗示着革命者韦拔群的思想和革命精神将源远流长。潭也有幽深之处，所以，思想的深邃也可想而知。韦拔群生长在富裕人家，从小就乐于助人，常常以衣物粮食接济贫困的小伙伴，赢得了大家的称赞。一种优良的品行的确会在一个人幼小的时候就显示出来。
早年考入庆远府中学堂读书，因拒绝给举人出身的校长祝寿而被开除。不久，他又考入桂林法政学堂，因不满学校迂腐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愤而退学。在教育司司长到学校视察时，他率性地以甩帽子进行抗议。离开法政学堂后，韦拔群回乡变卖部分家产，筹资游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先后到过武汉、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拓宽了视野，也认识了中国的现状。主动接受外界风气的影响和熏陶，无疑显示了他的过人气概，也培养了他敏锐的洞察能力和形势掌控能力。当时在地方上恐怕很难会有人理解他这样的举动。就像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早年也是变卖家产，外出考察山水，当地人视之为败家子，哪里知道他会写出惊动世界的地理学名著《徐霞客游记》？看来，伟大的人物必有过人之处，不甘心庸庸碌碌待在一个地方吃喝直到老死。人只有增长见识、开阔眼界、胸襟广阔，才有可能产生博大的思想。韦拔群正是这样的人。1916年，袁世凯公然称帝，云南率先成立讨袁护国军，韦拔群变卖家产，筹资招募家乡100多个志士前往投军，当时南丹（时称那地）有个军人叫熊克丞，在护国军中任职，韦拔群就投在熊部。1917年，入贵州讲武堂学军事，毕业后在驻重庆的黔军任参谋。这个时候，他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革命书籍。并以“愤不平”为名广泛张贴传单，还在进步书刊盖上 “愤不平”印记，寄赠东兰好友，以示他要铲除人间不平的志向。后引起军部查究，韦拔群毅然弃职出走。“愤不平”三个字，是韦拔群革命的出发点，哪里有不平哪有我。我们不能否定，这三个字映现着一抹古代侠义精神色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跟他从小受到的教育有关，跟东兰的历史气场有关。 1921年9月，韦拔群再次外出游历后回到东兰。这期间他在广州加入了改造广西同志会，思想上有了进一步提升。回乡后的韦拔群召集进步青年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并建立了国民自卫军。1923年初夏，韦拔群将 改造东兰同志会改为东兰公民会（后改名为农民协会），亲自起草了东兰早期农民运动的战斗纲领《敬告同胞》。同时在东兰县武篆、西山等地以国民自卫军为基础建立农民自卫军（以下简称农军）。建立农军正是全国农民运动的首创行为。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直至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不去认真的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而韦拔群在1921年秋已建立国民自卫军，接着组建农民自卫军。在这一点上，韦拔群站在当时农运的至高点，开了中国现代早期农民运动走上武装斗争的先河，充分表明了韦拔群早期农运思想的前卫性。这些资料和观点，已经出现在历史学家黄现璠先生的皇皇巨著《韦拔群评传》之中，权威性自不必说。历史学家还分析说：这无疑是韦拔群早年吸收马列主义学说主张的“社会革命”思想成果，是他喜读《新青年》与直视东兰农民现实的双重心得。
1923年7月1日和31日，韦拔群率领农军先后两次攻打东兰县城，但都因武器低劣、准备不充分和行动不协调而失利。10月下旬，韦拔群率领农军共1500多人第三次攻打东兰县城告捷。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打东兰”，极大地撼动了旧势力和土豪劣绅反动统治。
1925年9月，韦拔群在北帝岩创办广西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276人，分别来自东兰、凤山、凌云、百色、河池、都安、果德、奉议、恩隆、思林、南丹等县。那时候东兰的农民运动已经开展得有声有色，所以学员的学习积极性相当高。有米的背米来，有钱的拿钱来，有柴火的扛柴火来，全靠自力更生。韦拔群更是把私人田产变卖殆尽，以事供给。他跟学员同吃同住，下河打鱼捞虾，上山砍柴，就是为了补充给养，维持讲习班的教学任务。他从家里带来一床毡子，冬天的夜晚让给学员轮流盖，有时他自己就蜷缩在火堆旁边。天寒地冻的深夜，他就是这样守护着革命的火种。火焰的影子，在北帝岩的洞壁上摇曳。
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这对当时的广西来说，的确是个壮举。他认识到革命需要人才的储备，先后举办了三届农讲所，亲自担任教员，共培养了600多名农民运动骨干。这些学员，把北帝岩的火种带到了右江各地，农民运动的火焰开始哔剥哔剥地燃烧。
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右江革命的火种，是百色起义红七军的主要力量源泉。参加过百色起义的红七军二十一师政委陈洪涛、二十一师六十一团团长韦箐、二十一师政治部主任陆浩仁、二十一师参谋长黄大权、二十一师独立团团长黄书祥以及后来的韦杰中将、覃健中将等，都曾是农讲所的教员或者学员。
1926年2月，土豪劣绅与反动军阀制造了震惊省内外的东兰农民惨案，700多个农民惨遭屠杀。韦拔群利用当时国共合作的时机，调动多方积极因素，以一篇充满力量的《快邮代电》向外界揭露惨案的真相，在舆论上获得广泛支持。在这篇短文中，韦拔群表达了对东兰农民惨遭军阀官僚劣绅土豪杀戮的悲痛之情，提出了严正的惩办要求。同时也明确自己救东兰民众于水火的初衷。“忖思拔群等本爱国爱民之热忱，努力农民革命工作，不惜以个人私财，创办农所，何等光大，何等热烈，口碑所传，童叟咸欣。”他所从事的事业，是光明的事业，是“光大”“热烈”的事业。迫于压力，广西省政府被迫两度派出调查组前往东兰调查，澄清事实。最后，屠杀农民的刽子手受到惩罚，东兰农民运动的合法地位也得到承认。整个过程，体现了韦拔群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非凡的应变能力。他的确是一个有勇有谋的革命者，一个充满智慧的农民领袖。192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提供的农运情况，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高度评价了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其中就提到“东兰惨案”之后，经韦拔群的努力，又将东兰农民组织好。“韦同志在东兰已成了海陆丰之彭湃，极得农民信仰。”这样的评价，足以看到韦拔群在当时中国农民运动革命中的前沿意义。这种敢为天下精神是河池弟子特别要铭记的，也是特别要发扬的。
当时就有民歌将韦拔群传唱。“天上有颗北斗星，东兰有个韦拔群。北斗星星照大地，拔群哥哥为人民。启明星子带福兆，革命带来好福音。天上有颗北斗星，东兰有个韦拔群。北帝岩里办农所，魅星楼下立农军。北斗星星照大地，拔群哥哥为人民。”
1929年12月，韋拔群组织东兰、凤山两个县的农民自卫军参加了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被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三纵队，韦拔群任纵队长。韦拔群成为百色起义、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指挥员之一。
1930年11月，红七军奉命离开右江，集中到河池六甲一带整编，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和全国红军统一番号，将红七军和龙州起义建立的第八军余部改编为红七军第十九师、二十师和二十一师。第十九师和二十师北上攻打大城市，二十一师留守右江革命根据地，韦拔群任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愉快地接受了军前委的决定，把自己从东兰、凤山带来的第三纵队1000多人马、武器，几乎全部交给第十九师和二十师，自己只带着印有二十一师番号的一面旗帜和100多名老弱病残部下回东兰。即将北上的东兰、凤山子弟哪里舍得离开追随多年的韦拔群，他们纷纷拉住他的手，韦拔群专门作了动员报告，劝他们顾全大局，随军北上。他动情地说：“革命者处处是故乡。”这是何等超迈的气度！何等坦荡的胸襟！在分别那天晚上，月色很好，张云逸军长亲自为韦拔群送行，他们在月光中携手，叙说着革命战友的深情和对未来的向往，走了很远很远。韦拔群最后又回送一程。河池的山川和晴朗的夜空应该会为那一夜动容。在往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韦拔群以非凡的组织能力重组二十一师，组建第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团三个团和一个独立营，共2000多人。
二十一师以难以想象的勇气和智慧反击桂系军阀前后三次血腥的“围剿”。桂系为什么会声嘶力竭，动用庞大兵力和现代化武器，一心一意扑灭红二十一师，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种蓬勃生长的力量太让人恐惧了。韦拔群给他刚出生的儿子取名坚持，以勉励军民坚持斗争，战斗到底。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山川阻隔，韦拔群没有到会，但是韦拔群依然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可见韦拔群领导的革命斗争，已成为不可忽略的存在。
1932年10月19日凌晨，身患疟疾的韦拔群在东里屯对面山的香刷洞被叛徒韦昂杀害，年仅38岁。山上的夜晚极其寒冷和深邃。有人说过，所谓智者都恐惧三样东西：风暴中的大海，没有月亮的夜晚，还有性格温和之人的愤怒。韦拔群是个智者，他当然也有这三样恐惧。风暴中的大海他是经历过的，什么大风大浪他都挺过来了。性格温和之人之愤怒不知道他遇到过没有。但是，没有月亮的夜晚他遇上了。韦昂是他的侄儿，在严酷的斗争中把持不住，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在那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就连枭鸟也停止聒噪的夜晚，韦昂杀害了自己的叔叔韦拔群。革命，也是一场人性的考验，其结果是忠奸呈现。桂系军阀将韦拔群的头颅用药水浸泡，送到南宁、桂林、柳州、梧州等地示众。为了革命，他真正做到了抛头颅，洒热血。
家乡东里的村民冒着生命危险到香刷洞将韦拔群的遗骸背回，安葬在他的故居特牙山上，为了掩人耳目，在坟上盖一座小庙，叫特牙庙，当地人知道这座庙的都称其为“红神庙”，至今庙依然在，绿树如荫。庙中有一抔土，上面有几条纸幡。尽管新中国成立以后韦拔群的遗骨已迁葬东兰烈士陵园，但人们仍然保留这座庙，保留那一抔隆起的土，每到清明，都来祭扫。
庙的上方，有一排整齐的坟墓，恐怕有十多座，坟墓里安息的都是韦拔群的亲人，他们为了革命，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62年12月，邓小平对韦拔群总结非常到位：他是一个英雄，他是一个领袖，他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他把他的“一生给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同样，与他并肩作战过的张云逸将军这样评价他：“他在长期与敌人斗争中，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劳动人民无限热爱，英勇顽强，艰苦朴素，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党为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
历史学家黄现璠对韦拔群的评价也颇具代表性。他在学术专著《韦拔群评传》中说：“韦拔群不仅是一位农民运动领袖，还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他既是时代的产物，社会的产物，革命的产物，更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那方水土和那方文化的产物。”黄先生对“那方水土”也有高度评价：“……流经韦拔群家乡的红水河……素有壮族母亲河之称……她那红绿交替的色彩重墨着壮族厚重的历史的文化积淀……”
也因为如此，韦拔群的精神是红水河畔的一盏明灯，永远不会熄灭。无论时代如何更改，为大多數人谋求自由的献身精神和牺牲精神是无上高贵的。百折不挠，在逆境中绝不低头的英雄主义是值得人讴歌的，是足以载入史册的。而打破禁锢人心的旧秩序，追求人生的平等，建立美好的家园则是任何时候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本诉求。因此，河池这块土地能够诞生韦拔群这样的人物，的确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河池人，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不会忘记“拔哥”。他们血液深处奔腾着的一种力量，或多或少跟韦拔群有关联。
从河池走出来了很多将军和士兵，他们为了民族的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韦拔群是他们的榜样和动力。
从东兰走出来的老将军，比如共和国上将韦国清，中将韦杰、覃健，少将韦祖珍、覃士冕等回到东兰，第一件事肯定是到韦拔群墓前鞠个躬。这不是形势的需要，这是精神的认同。将军们辉煌的业绩已让人肃然起敬，他们的这一举动，更显示了他们的英雄本色。
如今的东兰，对韦拔群的怀念依然不减。刚刚打完“东巴凤大会战”的东兰人民，兴建拔群广场和韦拔群众纪念馆，用以永远纪念这位杰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早期将领，这位壮民族杰出的领袖和史诗般的英雄。他的革命精神和光辉事迹，将永远鼓舞着后来者。
如今，到东兰参观的人都会去看岩洞，去列宁岩缅怀那一段艰辛、热烈、光大而神圣的历史，去体味拔哥快乐事业的真正含义。在最艰难的时期，革命同志躲在岩洞里，保存革命火种。韦拔群的一生都离不开山洞，他在自创山歌中说：“志在高山火样热，身居黑洞学马列。”最后牺牲的地方也是山洞。从列宁岩折射出来的光芒照耀了寰宇，香刷洞透出的沉痛也震撼世人的心灵。岩洞的空间是有限的，但是，看不见的光明和精神境界却是无限的。同时岩洞中的险恶也是不可低估的。一不小心，那就成为人性沉沦的深渊！
由是观之，岩洞里的东兰，是能量和高度的积累，是不平则鸣，是雷鸣电闪，是不懈探索，是艰苦奋斗。是洞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
仫佬族，广西罗城人。广西音乐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散文学会会长、鲁迅文学院第九期高研班学员。出版有城市传记《山梦为城》、民族文化随笔《凤兮仫佬》、散文集《隔岸灯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