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公平公正地办理好每一起案件，既要对被害人负责，也要对被告人负责。”李老师当时的这番话我到现在仍记忆犹新，这成为我后来从事公诉工作衡量自己良知的重要标准
　　岁月如梭。一转眼，我自打2018年9月从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退休已经整整一年了。在家里，我时不时翻开老相册，回想起这段人生最宝贵的从检青春岁月，我觉得很幸福，因为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职业——检察官。同时，我也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能够成为检察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一名参与者和见证者。

80年代：从检察门外汉变成办案熟练工

　　1979年2月，20岁的我还是一个青春年少的愣小伙，从部队退伍后进入了检察院工作。那年正好是检察机关恢复重建的第二年，当时的工作条件与现在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非常寒酸艰苦。为数不多的干警们都来自不同的基层，文化结构普遍偏低，连中专生都是宝贝，分配来的工农兵大学生更是凤毛麟角。单位里的公车数量还是个位数，大家平时办案要么坐公共汽车，要么骑自行车。那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电脑，就连询问笔录、撰写报告也全靠干警们手写完成。
　　即使这样，那些年，我仍能从周围的领导、同事们身上感受到那种对检察工作的执着和热爱。大家努力地克服硬件的不足，通过培训、自学等方式，尽可能地去弥补法律素养的欠缺。
　　1983年，我所在公诉部门遇到了一起轰动一时的故意杀人案，案发地就在原重庆市大足县的一个偏远小村庄里。犯罪嫌疑人林某是一名刚退伍的军人，行凶的理由仅仅是未婚妻叶某悔婚。一个雨天的晚上，林某把叶某约了出来，然后将她残忍地杀害了，还悄悄地把尸体抛进了附近的鱼塘里。东窗事发后，林某被捕。领导要求还是书记员的我协助检察官李老师承办此案。

　　在认真研读案卷之后，我觉得有些疑惑，犯罪嫌疑人林某仅仅因为女方悔婚就杀人，这样的理由未免太过简单敷衍，或许另有隐情也说不定。“如果想要查明林某杀人的真实动机，可能得从他的家人和周围邻居入手。”我把自己的想法给一向敬重的李老师和盘托出。李老师赞同了我的想法，提出一同到案发地去复核主要的证人证言。
　　大足县距离重庆主城区100多公里，当时不仅没有高速公路，路况也特别不好。我们一大早出门，交通工具从公共汽车换成拖拉机，再换成了牛车。最后在田间小路徒步几个小时后，我们总算辗转来到了案发地所在的偏远山村。那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只好暂时借住在村支书家里。
　　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我们在乡间四处寻访当事人的亲戚朋友、介绍人、邻居等主要证人，对犯罪嫌疑人林某的杀人动机及案情进行一一核实。平均下来我们每天都需要走好几十里路，完全赶不上正点吃饭。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在村里老乡家里凑合，我们还尽量把伙食费多补贴给人家。李老师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说：“小顾啊，咱们在给乡亲们添麻烦的同时，绝不能让人家吃亏。”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总算还原了案件的真相。原来，几年前林某和被害人叶某曾按照当地风俗订了婚，林某当即给了叶某一家相应的彩礼钱，这笔钱对于家境贫穷的林某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订婚后，林某一心一意对待叶某，经常给她写信送礼物。可当林某转业后准备和叶某结婚时，却发现叶某已经爱上了别人，一门心思想悔婚。林某见人财两空，在盛怒之下将未婚妻叶某给杀害了。最终，林某受到法律公正的判决。
　　“我们要公平公正地办理好每一起案件，既要对被害人负责，也要对被告人负责。”李老师当时的这番话我到现在仍记忆犹新，这成为我后来从事公诉工作衡量自己良知的重要标准。
　　那些年，我就在大大小小的刑事案件办理中磨砺学习，不经意间，发现自己已经从一个检察门外汉变成了一个办案熟练工。之后，我又被派往多个不同业务岗位进行锻炼。不过，我心中最大的焦虑却是“本领恐慌”，毕竟不是法律院校生、科班出身，法律理论知识的储备远远不够，尤其是办理疑难复杂案件的时候，仍有很大的欠缺。该充的电还真得充，和不少同事一样，90年代中期，我便向组织申请攻读法律专业本科学历，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90年代：努力修炼成优秀公诉人

　　1997年，快到不惑之年的我又再次重返公诉岗位。那时的我，既有一定的实操经验又有一定的理论储备，案子办起来似乎得心应手了许多，对如何全面审核证据、如何破解证据体系中的难题、如何梳理起缜密的证据体系等都有了不少自己的见地和方法。与此同时，我们的办公状况也有了明显的改观。
　　1999年1月4日，重庆綦江虹桥整体垮塌，造成40人死亡、14人轻重伤，我和同事受命负责了綦江虹桥垮塌案的审查起诉工作。针对这起全国有影响的重大案件，当时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对境外实况转播庭审现场，庭审历时三天。作为公诉人，那种压力是实实在在的，不仅仅是案件办理不能出纰漏，我们在法庭上举手投足、语言表达也丝毫不能出错。这起案件让我感触挺深的，作为一名公诉人，我们除了法律知识外，還必须掌握涉及犯罪的其他专业知识，比如此案涉及的工程建筑材料方面的专业知识。也是在那年，我被评为了全市检察机关首届“十佳优秀公诉人”。
　　那几年，我参与办理了不少大要案件，但让我至今印象最深的却是一桩看似普通的故意杀人案。2004年，31岁性格内向的江宇（化名）因姐夫姐姐不关心他，先用菜刀将姐姐砍死，后来又将姐夫等3人砍成重伤。作为承办人，我在仔细研究全案证据材料后，产生了种种疑问：是什么能让江宇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连砍4人，而且选择在自己爷爷下葬的当天？仅仅因为与姐姐家存在一般财产纠纷，觉得别人瞧不起他，便生杀机？杀姐姐是因为怕杀死姐夫后她会“孤单”？
　　“你为什么要砍杀其他的亲友呢？”询问江宇时，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时江宇很激动地说：“谁让他们对我吐口水，明显是看不起我噻。”这样不着边际的杀人动机让我匪夷所思。同时，在与江宇的多次接触中，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平时少言寡语，但脾气显得特别暴躁。“江宇精神方面会不会有问题呢？”带着疑问，我迅速向公安机关建议对江宇进行精神病鉴定。 　　果然不出所料，由重庆市司法鉴定委员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证实了我的推测。江宇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最后，我将该案退回了公安机关，不久公安机关将此案作撤案处理，江宇因无刑事责任能力被免予刑事处罚。
　　当年，检察日报等媒体以“精神病“凶手”免予刑罚 重庆细心审查防止一起重大错案”等标題争相报道了一起发生在重庆市荣昌县的真实案例，同事们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其实，我心里不禁为自己捏了一把汗，庆幸当时及时发现端倪，不然真的成了一桩错案。作为公诉人，我们真的不能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这样才能还原案件本身，这才是对案件当事人的最大尊重。我真的没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无非和其他的检察官一样，尽量地做好本职工作而已。

00年代至退休：做好传帮带是件快乐而有意义的事

　　2008年，考虑到我这个“老公诉”办案经验相对比较丰富，院领导将我调整到公诉部门专门负责分院对辖区9个基层院的公诉指导工作。分院对基层院公诉工作的指导是难点，“度”不好把握，于我而言，这既是新的岗位，也是新的挑战。之后，无论是举办观摩庭，还是开展优秀公诉人培训，无论是组织案件经验交流会，还是到基层院进行案件指导，我都会尽自己所能，把梳理、总结的一些经验方法传授给年轻人，能够帮助他们提升业务能力和办案质量，是一件快乐而有意义的事。
　　我性格比较直爽，在工作圈子里也是出了名的“较真”，比如在平时的案件指导和对基层院庭审点评上，针对存在的问题，我经常都是一针见血地当面指出，因此，也得到了领导、同事乃至辖区同行的认可。“80后”的女同事胡丹丹经常把我比作是一名剑客，分析案情、答疑解惑时，命中要害，能让他们茅塞顿开。但也有同事好心提醒我，这样面对面地指出问题会不会得罪别人，让人家难堪。我的回答是：“办案来不得半点虚假，无私才能无畏，一切以工作为中心，不计较个人得失，别人应该能够理解和认可。”那几年，在我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辖区院的公诉执法规范化建设、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都有了明显提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14年底，重庆市检察院组织的在对2013-2014年全市检察机关公诉法律文书的评比中，全市检察机关共有25份文书获评优秀，五分院辖区就有11份入选。

　　说到荣誉，我比较淡定，还真不是虚伪。回想从检这40年，我也获得过一些荣誉，比如全市检察机关首届“十佳优秀公诉人”等，可最让我自豪的是，我所在的“虹桥”案专案组和“白云湖”专案组被荣记集体二等功。有一年院里推荐处室先进个人（优秀），挺意外的是我竟然高票当选，可我觉得都是快退休的老同志了，真的应该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当时我们公诉二处处长贺忠说：“顾老师，你也太淡泊名利了，这荣誉你都推让了几年，你是理所当然的先进啊。”
　　回想这40年的工作经历，我真的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丰功伟绩，但我努力干好本职工作，没留下遗憾，能为自己的检察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我心满意足了。说心里话，我特别感谢检察机关给了我们这代人实现理想的舞台，虽然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但我仍会继续关注、关心检察事业的发展，我也相信凭着一代代检察人的携手努力，一定能续写好新时代检察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