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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知识经济时代，世界进入全球化、信息化，传统管理理论及其哲学基础面临变革完善，创新发展的问题。尤其是在以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智能新文化环境下，管理科学面临诸多伦理挑战：讨论人与自然的和谐，探寻人机矛盾冲突的解决之道等面对新形势的管理科学的哲学基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知识经济时代;人机关系;管理科学的哲学
进入新世纪，人类在自然资源竞争中经历了资本资源竞争，知识资源竞争和科学技术资源竞争的历史性飞跃。正如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在《奇点临近》中预言一样，人类在未来文化环境中，智能机器“能融合传统的生物智能与机器智能的双重优势……技术变革的速度将不再受限于人类智能的增长速度。机器智能在反馈循环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并将远远超出无机器辅助的人类智能。”[1]在新时代，管理是使国家活性化的一种方法，完全理解管理的重要性，从哲学高度进行阐释，掌握管理科学的最新知识、灵活运用从而获得竞争优势，战胜未来。
一、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自从有组织活动就有了管理活动，经过不断的积累与总结，人们对管理活动有了新的认识，初步形成了管理思想，为后期管理理念的发展奠定基础。管理学的正式创立，以泰勒1911年发表《科学管理原理》为标志，是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发展的产物。由此开始了科学管理时期。黑格尔后，形而上学的哲学衰落，以实证主义哲学为代表的科学哲学兴起，科学化、专业化兴盛，甚至要否定传统哲学，要哲学科学化。进而催生了管理理论的勃兴，产生各种管理流派，“形成管理理论丛林”。据孔茨1980年考察，梳理出11个主要管理学派：经验案例学派、人际关系学派、群体行为学派、社会协作系统学派、数学学派、社会技术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学派、权变学派、经理角色学派、经营管理学派（管理过程学派）。
管理理论是社会实践的理论反映，各种管理流派是从不同侧面去解释、指导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在经历了“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假设发展起来的蔚蔚大观的管理理论，又将面临新的形势，承担新的任务。
二、知识经济时代更需要管理科学
知识经济发源于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高科技革命，蕴涵三个重要方面：知识、创新、管理。知识经济指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以高新技术产业为第一支柱，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2]。
知识继土地资本之后，成为一种生产要素，一种经济资源。创新是依托智能新文化环境中计算机和互联网，全球参与共享中进行的，因其突破了单个企业、行业甚至国家的界限，焕发出巨大的活力而成为知识经济的内核。而智能机器愈来愈逼近人类智能，甚至有逐渐超越人类智能的势头，所以管理成为必需。管理本身就是一种资源：秩序活着，一切繁荣;没有秩序，势必产生消耗和浪费。管理科学既是一种科学，又是一种方法;管理理论既要解决现实的经济、社会课题，又必须面对新局面创新发展以图解决新问题。管理科学的哲学研究为上述任务的解决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经过哲学指导的新的管理科学，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完善，反过来又促进知识经济更有序而蓬勃的发展。
三、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的内涵
管理是指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管理主体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运用一定的管理职能和手段，对管理客体施加影响和进行控制的过程。它要回答五个方面问题：
1.管理主体 由谁管的问题？
2.管理客体 管什么的问题？
3.管理目的 为何而管的问题？
4.管理职能和方法 怎样管的问题？
5.管理环境或条件 在什么情况下管的问题？
知识经济时代，面对智能新文化环境，在一切智能化、智能化一切的局面下，充分拥抱大智云移、区块链、物联网等高新技术，发展绿色能源产业，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变革完善管理科学理论，以哲学思考对人机冲突进行解构和伦理重构，为“人本主义”在与“机器中心主义”的对抗中不断处于下风，人们感到无奈和恐惧，[3]提供疏解的新思路。面对全球化出现的地域差异、文化冲突、制度藩篱等，都为管理科学的更新发展提供了用武之地。
总而言之，在新形势下，管理科学及其哲学思考拥有丰富的内涵和发展空间。
四、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
管理科学发展是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必然逻辑，哲学与管理科学的结合将使管理产生革命，如果有伦理学加持，可以为智能新文化环境中“人机”竞相发展提供稳定的平台。
（一）管理理念
管理理念主要是指经营者对管理活动思想与价值的开展，管理理论思想形态是根据社会经济所决定的，知识经济的发展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所引起，会导致管理理念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罗尼.莱森倡导：发展型管理理念。比较而言，基础性管理理念是由政治经济学不断发展起来的;理性型管理理念的根本是行政学、行为科学;而发展型管理理念是生物和社会生态学的发展。进而言之，基础性管理追求优秀性;理性型管理追求效率;发展型管理追求组织进化。从结果来说，基础型管理使得经济开始向个性化发展;理性型管理导致企业逐渐组织化;发展型管理結果是个人、企业和社会不断发展。因此发展型理念不再像以往那样体现在财富及个人成果上，而是以科学作为基础，管理中加入非理性因素，强调了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决策的目的是诱导企业与社会的商业关系，促进企业与全球化社会相互依存。决策过程的基本要素是行动、思想和感情。这三个要素不断成长和组合的过程使决策不断优化，而承担这种成长和组合的载体是“学习型组织”。因为“学习型组织”致力于改善思考的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的能力。
（二）管理对象
科学管理时代的管理主体是老板（经理）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等有形要素的管理。当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资源，知识和其载体（具有知识的员工）这些无形要素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企业对知识资源的开发和有效利用，逐渐成为当务之急。尤其是智能机器的出现，亦即知识的载体不仅仅是有经验的技工和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等人类，机器也能掌握知识，特别是当AI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时候，机器还能生产知识。由此，谁最先掌握这类资源，谁就将在全球化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管理科学尤其应该在此处用心和发力。 （三）管理方式
科学管理的发展从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到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管理方式和手段不断多元。从传统管理向综合集成的管理，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传统企业为了获得竞争优势而采用的基于资源的决策方法，限制了企业创新视野和思维，损害了企业的市场合成和商业生存能力。统一概念的提倡被认为是知识经济时代的运营基础。综合管理是实际管理综合思想和概念的科学实践中的创造性应用，也就是说，集成管理依赖于企业内外软硬资源要素，以创新机制为动力，以履行社会责任为条件，以整体优化、利益互补、集约转化为手段，以不同的决策方法和文化兼容性为决定方法，通过连锁相互作用、共同利益实现合作可持续发展的综合目标。
（四）管理科学受益于科学哲学的发展
科学哲学发展到后实证主义，促使各门具体学科都与科学哲学密切相关：许多科学问题的解决，直接与相关的哲学思考联系在一起。例如，同时性问题，大脑和意识问题。[4]对科学哲学的后证实主义研究又使各种专门科学的方法论争论都具有同一个重要的哲学构成：不但否定任何绝对的确定性，而且强调各种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之间的互补性。哲学研究与各种专门的科学研究之间形成了某种恰当的相互作用关系。
管理科学研究与相关哲学研究也具有这种关系。其明显的效果就是哲学研究纠正了科学管理理论过于狭窄的专业视角，及其机械论、还原论范式。同時扩展了管理科学的领域与对环境的适应性。
（五）管理科学受益于文化的融合
全球化遭遇了文化冲突，也为文化互鉴、吸收、融合带来机遇。信息化为这台融合大戏提供了便利。
科学管理肇始于西方，当中国等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时，也势必将其独特的管理思想带入其中。梁漱溟先生提出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指出在征服自然、追求知识方面，源于希腊的西方为强;而和谐自然、修身养性，中国为盛;寄托来世、宗教忘我，印度为宗。
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独特的有机论思维，以伦理为中心、知情意一体化的认知模式，道法自然，比类取象，直观外推的方法论，[4]对解构“人机伦理”冲突，寻求人的内心恬静、幸福以及“人智与机智”的和谐竞争，应可提供不同的视角和方法。
（六）管理科学为机器智慧留一席位
科学哲学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指出，技术（机器）的特点在于它拒绝温情的道德判断。技术绝不接受在道德和非道德运用之间的区分。相反，它旨在创造一种完全独立的技术道德。[5]
人类曾长期相信自己是宇宙唯一的智慧拥有者，当发现要分享这一至高荣誉，尤其是与自己的亲手创造物（AI机器）分享时，其不适甚或惊恐，可想而知。当Deepblue ， Alphago接连战胜人类最强大脑，当“脑机接口”技术普通应用，人类独掌管理科学还是否现实？是时候为下一位“智者”或“管理主体”安排一个位置了？
虽然笔者没有答案，但笔者相信：在智能新文化环境下，管理科学当大有可为，对管理科学进行哲学研究当逢其时。
五、结语
知识经济时代与全球化和信息化有密切关系，AI技术的发展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引发了伦理担忧。一些科学家认为，全球化是知识经济的信息化，全球化带来了人际关系的普遍化和恒常化，实现主要取决于知识、技术和信息流，这意味着人类的数字化和网络化生存。科学家们认为，以这种现象为基础的世界化带来了人们生存的速度和便利，但也有人认为容易动摇人们的生存。像人际关系的疏远，对存在和机器智慧的恐惧，人生意义模糊，幸福感缺乏。因此主张充分发挥哲学反省和批判的功能，为管理科学指明方向，为人的生存提供意义。
参考文献：
[1]雷·库兹韦尔.奇点临近[M].李庆诚、董振华、田源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2]李毅强.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的哲学初探[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1.
[3]徐瑞萍、吴选红、刁生富.从冲突到和谐：智能新文化环境中人机关系的伦理重构[J].自然辩证法通讯，2021，43（04）：16-26.
[4]刘大椿.科学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M].李小兵、谢京、张峰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关键词：知识经济时代;人机关系;管理科学的哲学
进入新世纪，人类在自然资源竞争中经历了资本资源竞争，知识资源竞争和科学技术资源竞争的历史性飞跃。正如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在《奇点临近》中预言一样，人类在未来文化环境中，智能机器“能融合传统的生物智能与机器智能的双重优势……技术变革的速度将不再受限于人类智能的增长速度。机器智能在反馈循环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并将远远超出无机器辅助的人类智能。”[1]在新时代，管理是使国家活性化的一种方法，完全理解管理的重要性，从哲学高度进行阐释，掌握管理科学的最新知识、灵活运用从而获得竞争优势，战胜未来。
一、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自从有组织活动就有了管理活动，经过不断的积累与总结，人们对管理活动有了新的认识，初步形成了管理思想，为后期管理理念的发展奠定基础。管理学的正式创立，以泰勒1911年发表《科学管理原理》为标志，是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发展的产物。由此开始了科学管理时期。黑格尔后，形而上学的哲学衰落，以实证主义哲学为代表的科学哲学兴起，科学化、专业化兴盛，甚至要否定传统哲学，要哲学科学化。进而催生了管理理论的勃兴，产生各种管理流派，“形成管理理论丛林”。据孔茨1980年考察，梳理出11个主要管理学派：经验案例学派、人际关系学派、群体行为学派、社会协作系统学派、数学学派、社会技术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学派、权变学派、经理角色学派、经营管理学派（管理过程学派）。
管理理论是社会实践的理论反映，各种管理流派是从不同侧面去解释、指导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在经历了“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假设发展起来的蔚蔚大观的管理理论，又将面临新的形势，承担新的任务。
二、知识经济时代更需要管理科学
知识经济发源于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高科技革命，蕴涵三个重要方面：知识、创新、管理。知识经济指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以高新技术产业为第一支柱，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2]。
知识继土地资本之后，成为一种生产要素，一种经济资源。创新是依托智能新文化环境中计算机和互联网，全球参与共享中进行的，因其突破了单个企业、行业甚至国家的界限，焕发出巨大的活力而成为知识经济的内核。而智能机器愈来愈逼近人类智能，甚至有逐渐超越人类智能的势头，所以管理成为必需。管理本身就是一种资源：秩序活着，一切繁荣;没有秩序，势必产生消耗和浪费。管理科学既是一种科学，又是一种方法;管理理论既要解决现实的经济、社会课题，又必须面对新局面创新发展以图解决新问题。管理科学的哲学研究为上述任务的解决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经过哲学指导的新的管理科学，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完善，反过来又促进知识经济更有序而蓬勃的发展。
三、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的内涵
管理是指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管理主体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运用一定的管理职能和手段，对管理客体施加影响和进行控制的过程。它要回答五个方面问题：
1.管理主体 由谁管的问题？
2.管理客体 管什么的问题？
3.管理目的 为何而管的问题？
4.管理职能和方法 怎样管的问题？
5.管理环境或条件 在什么情况下管的问题？
知识经济时代，面对智能新文化环境，在一切智能化、智能化一切的局面下，充分拥抱大智云移、区块链、物联网等高新技术，发展绿色能源产业，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变革完善管理科学理论，以哲学思考对人机冲突进行解构和伦理重构，为“人本主义”在与“机器中心主义”的对抗中不断处于下风，人们感到无奈和恐惧，[3]提供疏解的新思路。面对全球化出现的地域差异、文化冲突、制度藩篱等，都为管理科学的更新发展提供了用武之地。
总而言之，在新形势下，管理科学及其哲学思考拥有丰富的内涵和发展空间。
四、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
管理科学发展是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必然逻辑，哲学与管理科学的结合将使管理产生革命，如果有伦理学加持，可以为智能新文化环境中“人机”竞相发展提供稳定的平台。
（一）管理理念
管理理念主要是指经营者对管理活动思想与价值的开展，管理理论思想形态是根据社会经济所决定的，知识经济的发展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所引起，会导致管理理念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罗尼.莱森倡导：发展型管理理念。比较而言，基础性管理理念是由政治经济学不断发展起来的;理性型管理理念的根本是行政学、行为科学;而发展型管理理念是生物和社会生态学的发展。进而言之，基础性管理追求优秀性;理性型管理追求效率;发展型管理追求组织进化。从结果来说，基础型管理使得经济开始向个性化发展;理性型管理导致企业逐渐组织化;发展型管理結果是个人、企业和社会不断发展。因此发展型理念不再像以往那样体现在财富及个人成果上，而是以科学作为基础，管理中加入非理性因素，强调了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决策的目的是诱导企业与社会的商业关系，促进企业与全球化社会相互依存。决策过程的基本要素是行动、思想和感情。这三个要素不断成长和组合的过程使决策不断优化，而承担这种成长和组合的载体是“学习型组织”。因为“学习型组织”致力于改善思考的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的能力。
（二）管理对象
科学管理时代的管理主体是老板（经理）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等有形要素的管理。当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资源，知识和其载体（具有知识的员工）这些无形要素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企业对知识资源的开发和有效利用，逐渐成为当务之急。尤其是智能机器的出现，亦即知识的载体不仅仅是有经验的技工和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等人类，机器也能掌握知识，特别是当AI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时候，机器还能生产知识。由此，谁最先掌握这类资源，谁就将在全球化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管理科学尤其应该在此处用心和发力。 （三）管理方式
科学管理的发展从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到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管理方式和手段不断多元。从传统管理向综合集成的管理，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传统企业为了获得竞争优势而采用的基于资源的决策方法，限制了企业创新视野和思维，损害了企业的市场合成和商业生存能力。统一概念的提倡被认为是知识经济时代的运营基础。综合管理是实际管理综合思想和概念的科学实践中的创造性应用，也就是说，集成管理依赖于企业内外软硬资源要素，以创新机制为动力，以履行社会责任为条件，以整体优化、利益互补、集约转化为手段，以不同的决策方法和文化兼容性为决定方法，通过连锁相互作用、共同利益实现合作可持续发展的综合目标。
（四）管理科学受益于科学哲学的发展
科学哲学发展到后实证主义，促使各门具体学科都与科学哲学密切相关：许多科学问题的解决，直接与相关的哲学思考联系在一起。例如，同时性问题，大脑和意识问题。[4]对科学哲学的后证实主义研究又使各种专门科学的方法论争论都具有同一个重要的哲学构成：不但否定任何绝对的确定性，而且强调各种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之间的互补性。哲学研究与各种专门的科学研究之间形成了某种恰当的相互作用关系。
管理科学研究与相关哲学研究也具有这种关系。其明显的效果就是哲学研究纠正了科学管理理论过于狭窄的专业视角，及其机械论、还原论范式。同時扩展了管理科学的领域与对环境的适应性。
（五）管理科学受益于文化的融合
全球化遭遇了文化冲突，也为文化互鉴、吸收、融合带来机遇。信息化为这台融合大戏提供了便利。
科学管理肇始于西方，当中国等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时，也势必将其独特的管理思想带入其中。梁漱溟先生提出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指出在征服自然、追求知识方面，源于希腊的西方为强;而和谐自然、修身养性，中国为盛;寄托来世、宗教忘我，印度为宗。
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独特的有机论思维，以伦理为中心、知情意一体化的认知模式，道法自然，比类取象，直观外推的方法论，[4]对解构“人机伦理”冲突，寻求人的内心恬静、幸福以及“人智与机智”的和谐竞争，应可提供不同的视角和方法。
（六）管理科学为机器智慧留一席位
科学哲学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指出，技术（机器）的特点在于它拒绝温情的道德判断。技术绝不接受在道德和非道德运用之间的区分。相反，它旨在创造一种完全独立的技术道德。[5]
人类曾长期相信自己是宇宙唯一的智慧拥有者，当发现要分享这一至高荣誉，尤其是与自己的亲手创造物（AI机器）分享时，其不适甚或惊恐，可想而知。当Deepblue ， Alphago接连战胜人类最强大脑，当“脑机接口”技术普通应用，人类独掌管理科学还是否现实？是时候为下一位“智者”或“管理主体”安排一个位置了？
虽然笔者没有答案，但笔者相信：在智能新文化环境下，管理科学当大有可为，对管理科学进行哲学研究当逢其时。
五、结语
知识经济时代与全球化和信息化有密切关系，AI技术的发展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引发了伦理担忧。一些科学家认为，全球化是知识经济的信息化，全球化带来了人际关系的普遍化和恒常化，实现主要取决于知识、技术和信息流，这意味着人类的数字化和网络化生存。科学家们认为，以这种现象为基础的世界化带来了人们生存的速度和便利，但也有人认为容易动摇人们的生存。像人际关系的疏远，对存在和机器智慧的恐惧，人生意义模糊，幸福感缺乏。因此主张充分发挥哲学反省和批判的功能，为管理科学指明方向，为人的生存提供意义。
参考文献：
[1]雷·库兹韦尔.奇点临近[M].李庆诚、董振华、田源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2]李毅强.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的哲学初探[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1.
[3]徐瑞萍、吴选红、刁生富.从冲突到和谐：智能新文化环境中人机关系的伦理重构[J].自然辩证法通讯，2021，43（04）：16-26.
[4]刘大椿.科学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M].李小兵、谢京、张峰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