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减速期，执政党更须抓紧时间，以积极进取的姿态主动地推进全面改革。
　　今年以来的经济形势表明，放缓已成定局。对一个转型经济体而言，经验表明，一系列由社会转型而来的问题会被经济高增长带来的繁荣景象而暂时遮蔽或延缓。但是，经济一旦减速，原先被遮蔽的各种问题就会充分显露出来，好比退潮后裸露的海滩一样。
　　经济减速带来的一大直接后果，是就业机会的减少，很多人将因此失业。这一问题已经开始显现。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签约率的锐减，不能不说有经济增速下降的因素在内。第二大后果，则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前四个月，中央本级财产收入出现负增长，虽然5月开始转正，但也只有6%的增长率，这势必会让政府对民生和社会保障网络的投入和建设力度下调，甚至可能降低民众的福利水准。当然，政府也可用发钞的方式弥补福利刚性支出而导致的财政缺口，但这又会引来通胀。无论哪种方式，对公众而言均非好事。第三大后果是，经济减速也使得中产阶层财富缩水，不利其发展壮大，而中产阶层的健康成长，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此外，经济一旦陷入长期低迷，过去被泡沫经济所遮蔽的银行不良贷款风险和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会立即暴露出来，有可能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上述经济和社会问题会互相传导、影响并放大。对执政党来说，当经济减速造成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严重，中产阶层恐惧于被抛入贫困行列时，将容易产生社会危机。所以，对经济减速带来的一系列后果，执政党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此轮经济增速的下降，究其深层原因，既在于长期以来的资源错配及体制扭曲，也是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轮历史性、战略性、阶段性调整的结果。要化解此危机，全社会尤其是执政党需要主动开启、谋划和推进全面改革，释放改革红利，以系统性的制度改革来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领域的改革，对土地、劳动力、资金和资源型产品等生产要素真正推进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适应社会需求变化加快以及服务业全面开放的要求，进一步放开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取消经营范围限制，以使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蓄水池功能得到充分发挥。自然，这也就要求打破对某些服务行业的垄断，让民资进入这些行业。
　　社会转型的关键则在于破解收入分配差距加剧难题，尽快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化解中低收入者难以向上流动的问题。阶层流动困难是导致近年收入分配扩大的一个因素，同时亦是社会利益冲突和社会危机事件增多的特定因素。为此，须清除阶层流动障碍，尤其是要打破户籍制度的藩篱，后者不仅是畅通流通渠道的需要，也是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网络的需要。与此同时，应加大一次分配的调节力度，加强社会保障网络的建设，提高社保水平。
　　政府改革也必然涉及到政治改革。因为政府改革的重点虽是转变职能，但实质是限制政府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所以，它不但是一个放权问题，还要分权、限权和防止越权。就后者而言，当前需要建立和完善公共政策社会参与制度，形成多渠道的利益协商对话机制，凡涉及大众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要让公众参与讨论；重构听证会制度，使之成为公众表达利益诉求、监督权力运行的重要平台；建立和完善政府的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以政府内部的分权制衡，达致政策制定和政府行为的公平。
　　必须指出，经济减速下的中国改革，需要向社会更多放权，推进社会组织发展，鼓励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与企业组织一样，社会组织也是构成市场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发育不良，同样会影响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而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缺少能把微观主体和宏观管理连接互动的社会组织机制。没有各类体现自组织形态的行业协会、利益群体代表组织发挥沟通协调、自组织管理功能，政府职能的转变最终也不可能到位。不仅如此，社会组织的良好发展，也将为民主发展奠定一个好的社会基础。因为现代社会组织内部的权力配置、议事方式和运作机制，基本是以民主为基础的。
　　市场经济的原动力在于竞争，而竞争的有效性依存于平等与公平。平等是对公民权利而言，公平是对政府服务而言。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要一致、权力和责任要对应，这就需要包括规则平等、机会平等、起点平等在内的权利平等，否则，不可能建立起现代的市场经济。鉴此，须建立起法治社会，树立法律应有的权威。法治将为政府在公共服务上提供更均等和公平的服务提供必要保障。
　　总之，在经济减速期，执政党更须抓紧时间，以积极进取的姿态主动地推进全面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