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政治经济逻辑(1949~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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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非正式金融主导,变为正式金融主导,由传统的民间自发和社会主导,迅速转变为行政主导;改革开放四十年期间,又经历了由行政主导到市场主导的改革进程。本文提出了“中国农村金融之谜”,即为何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金融迅速发展,而农村分享较少,基本金融服务依然缺乏?对此问题,本文探究了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政治经济逻辑,从系统层面对改革过程做历史与政治经济分析,并对改革策略和计划做出评估。本文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路径,逐渐从行政主导下的行政捕获,走到了市场主导下的市场抽取:在行政主导时期,金融机构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建设扮演储蓄动员机器角色;在市场主导时期,市场体系继续将农村资金抽取到利润更丰厚的城市和工业部门。行政捕获和市场抽取的交替变化,使得农村一直未得到金融自主权,带来了持续多年的选择性信贷政策和金融抑制。当国内资金供求形势由短缺走向过剩后,国家开始对农村金融体系进行方向性转变的系统改革,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依次实施,意图将汲取之手转为帮助之手,重振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然而,国家的支农政策依然受到市场主导的妨碍。利用并跳出“政府-市场”的两只手逻辑,引入“政府-市场-社会”的大三角逻辑,才能系统地整合正式和非正式金融,构建政策金融、商业金融和社会金融三者协调的农村金融新格局,促进城乡金融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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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基于2010年、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利用始于1979年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作为外生的冲击,基于断点回归设计,估计子女数量对农村老年人精神状况的影响,同时还检验了相关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生育一个孩子而言,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农村老年人的精神状况明显更好一些,具体反映在感到沮丧悲伤的概率更低,幸福感明显更高一些。异质性检验则发现,相对于生育多个孩子而言,当独生子女为女性时,老年人的精神状况明显更差。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相对于生育多个子女的老年人来说,生育独
有效提升深度贫困地区农户脱贫质量是实现脱贫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基于深度贫困地区农户调查数据,本文以"聚类-粗糙集"方法构建了深度贫困地区农户脱贫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综合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与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法实证考察了农户借贷对脱贫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正规借贷能显著提升深度贫困地区农户的脱贫质量,但这一作用具有群体异质性,即更有利于提升"精英农户"的脱贫质量,对于深度贫困户的作用并不显著;深度贫困地区农户非正规借贷不利于农户脱贫质量的提升,这一抑制作用集中表现在深度贫困群体当中。因此,
结合中国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的农户采用现状,本文构建了农户秸秆机械化持续还田行为分析模型,利用冀、皖、鄂三省1288份农户调查数据,探讨感知价值和政府规制及其交互项对农户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持续采用行为的影响,并揭示农户秸秆机械化持续还田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本文研究发现:第一,政府规制的实施和农户积极的感知价值可以有效地促进农户秸秆机械化持续还田。其中,政府的项目示范和农户的感知技术适用对农户秸秆机械化持续还田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第二,政府规制和感知价值对农户秸秆机械化持续还田行为的影响存在交互效应。政
本文构建了一个以子女特征为基础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并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数据,检验了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随着子女数量增加,农村家庭的食品消费支出逐渐增加,而文娱消费支出逐渐减少。第二,整体而言,有女孩的家庭在日用品与衣物上的消费支出显著高于没有女孩的家庭。第三,在中青年阶段的家庭中,有男孩家庭的教育消费支出要高于没有男孩的家庭;而在中老年阶段的家庭中,有女孩或女孩较多的家庭在教育消费支出方面要高于没有女孩或女孩较少的家庭。第四,中青年家庭在交通、衣
本文利用交易费用理论,将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机制细分为外部治理环境与内部治理结构,通过构建二者与农地经营权抵押品有效性之间的作用机制,结合已有实践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以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政府行政干预措施为主的外部治理环境优化通过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促进作用,间接提高了农地经营权作为抵押品的有效性;②以直接抵押、担保、反担保等贷款模式和第三方组织或个人为核心的内部治理结构优化能减少相关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但其选择受制于差异化的政府财力和基层治理水平;③虽然外部治理环境的优化能够显著提升农地经营权作为抵押品的
随着《保护植物新品种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定》的实施,农产品知识产权保护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加强。本文基于1995~2017年中国与100个国家的贸易面板数据,在评估进口国农业领域内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基础上,定量分析其对中国植物类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植物类农产品出口贸易同时产生"跳板"和"屏障"效应,前者主要正向作用于贸易广度,而后者则抑制了贸易深度增长;通过采用不同类型知识产权保护指标、制度距离以及比较优势检验,验证了农产品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形式;异
基于对贵州等地农户农作物种植决策的田野调查,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农作物种植选择模型,以分析人力资本及其与技术进步的适配性影响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微观机制,为宏观层面上研究农业种植结构变迁提供微观基础;然后,采用省级宏观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模型和分析方法对理论模型推论进行了严谨的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以及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的适配性越强,农户越有可能种植经济作物,越是有助于该地区农作物种植结构转型。进一步的地形约束机制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及其与技术进步的适配性对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影响受地形的制约。
基于第二期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中的706个合作社样本,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了盈余分配制度对合作社经营绩效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二次返利具有明显的增收效应,以无盈余分配为参照,不同盈余分配方式都能够显著提升合作社经营绩效,公平且有效率的盈余分配方式的增收效应最明显。多种倾向得分匹配方法、Rosenbaum边界估计和内生转换回归模型的稳健性检验均表明,二次返利对合作社经营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盈余分配制度通过激励相容机制促进了惠顾提升、风险分摊、产品市场深化,
在“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战略背景下,粮食供给侧生产端对于保障中国粮食安全起到关键性作用。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土地规模化经营快速发展,粮食生产在质量效益和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其土地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市场风险的防范面临挑战;粮食生产成本的攀升和比较收益的下降,使农业支持家庭生计的功能不断弱化,导致农户种粮意愿普遍降低;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引致种植结构调整,使保障口粮绝对安全的政策成本上升。粮食生产主体结构与行为、生产成本与比较收益、供需匹配关系等生产端
本文利用最新的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2016年和2017年两期数据,考察了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对规模农户种粮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无论是纯粮食种植户还是粮食为主种植户,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皆显著扩大了规模农户的粮食播种面积;第二,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主要是通过促进规模农户转入更多土地来扩大粮食生产,对农户的种植结构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农业补贴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同时,加大对农地经营者的补贴支持可成为解决当前农地流转不畅、促进规模经营、保障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