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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30年来，取得的骄人成绩既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学人的肯定，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深化发展的夯实基础。展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必然涉及突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开放性，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的新思路，提高学科知识生产能力，注重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的科学性等主题。聚焦时代背景下的重要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和践行、社会共识问题、宗教问题、教育国际化等是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构建； 知识生产； 人才培养； 时代课题
中图分类号： G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4）06-0013-04
30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在学科体系建构与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无论是学科归属的界定还是理论研究的定位都彰显科学化的特征；无论是学科队伍建设还是专业规划都凸显新兴发展的趋势；无论是学生培养还是课程设置都体现出创新开放的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取得的成绩是不易的，当今极速变化的社会环境更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实境遇。因此，在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转型时期，回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历程，在梳理历史的基础上探求创新发展机制，聚焦研究的重要课题是推进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着力点。作为未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从业人员和正在思政专业中学习的年轻人，我们也十分关心本学科的发展和前景。我作为众多年轻学子中的一员，最近有机会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推陈出新的问题专门采访了我的导师——30余年来始终默默耕耘于思政学科学术领地的学术前辈——复旦大学邱柏生教授，于是形成了这份访谈录。
李敏：邱老师，您好！今年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成立30周年，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队伍中的一名老教师，您见证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成立与发展。从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情感而言，我相信您对思政有着别样的情怀。如果要对思想政治教育作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您会有怎样的概括呢？
邱柏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正式确立于1984年，其标志是在当时十多所高校中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并开始招录本科生，复旦大学就是该年设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点的高校之一。也是那时，我从校党委宣传部转到当时的国际政治系并投入专业建设，一直工作到今天，到目前为止人生的一半时间都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为己任，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确实有着很深的感情。30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取得了令人惊艳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与其他学科比较，本学科现在可能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学科之一。据截至2012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各类高校中设置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博士点的院校有35所，有思政专业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学校近80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超过350个，成规模高校几乎都有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点，据说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点有260多个，全国一般的师范院校都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本科学位。
在理论研究方面，30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主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史、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思想政治教育交叉研究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几个大的研究方向，涌现了许多研究成果（教材、专著、学术论文是主要的表现形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快速发展展示了它强劲的生命力。但不可否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快速发展背后也潜藏不容忽视的问题，它必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暴露出来。
李敏：社会的快速发展与全面转型确实给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提出了新要求。正所谓“反思是进步的前提”，近年来，思政学界针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存在的问题、发展的困境以及解决策略作了大量探讨。您也相继发表了《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若干问题》、《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身的创新问题》、《试论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建设的主要任务》、《试析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建设的有关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研究：评价与展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中的问题意识与对象》等文章，这对引发人们充分思考思政学科的发展问题，有相当的启迪作用。如果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问题进行“把脉”，您是如何诊断的呢？
邱柏生：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现状而言，整个学术研究是比较封闭的，我想这应该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需要重视的问题。如我在上学期的复旦论坛发言上所说，作为党的重要会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其會议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围绕这一主题各学科研究都很开放。政治学热议国家治理，考虑国际化背景下国家与社会的治理问题；法学专业围绕“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进行了大量的讨论研究，公共管理等学科也十分关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等等。但思政学科却没有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开展新的、比较集中的思考和探索。长期以来，思政的理念总是“加强与改善思想政治教育”，但这一理念是否合适还有待考量。尽管文字本身可能不必大加计较，但它们毕竟表征着某种价值倾向性。“加强与改善”总是意味着先行加强后作改善，但如果是不合适的东西得到了加强，然后再改善，那纠正的成本就太大了，仿佛高速公路的入口跑错后，油门加得越大离目的地越远一样。所以究竟是“加强与改善”还是“改善与加强”，这需要厘定清楚。学术封闭还体现在对外界关注的问题思政没有发言权，也没有能耐“插嘴”。就思政学科的研究对象与学科使命而言，关注意识形态掌控能力现代化本应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中心点与着力点：如意识形态掌控能力现代化的标志、要求与实现路径、意识形态生产（包括再生产）、分配、传递和分享价值的能力如何不断增长、如何改善和发挥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阐释能力、如何形成共识等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着力研究，同时还应注重从多学科协同的视角开展研究，甚至注意从其他学科所关注或研究的问题中，寻找出对本学科研究主题有益的启示。如最近国际关系学科关注近年来新冒出来的极端恐怖组织——伊黎组织的一些情况，一些欧洲国家的人员发现，穆斯林移民群体的大部分人始终将对穆斯林族群的忠诚置于对所在国的忠诚之上，由于种种原因，其中激进主义者越来越多，这些人在世界恐怖活动中的分量也越来越重。对此，人们不得不关注伊黎组织的意识形态，它们是怎样影响人们特别是身在西方国家的穆斯林移民。人们曾一度认为只有真知识才能转化为坚定信仰，但现在看来信仰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有许多现象迫使人们不得不关注人的信仰世界的构成与形成，以及信仰形成的条件和方法论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都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哲学、宗教学、政治学等学科产生重要的交集和沟通。当然，这里对方法论的借鉴是指如何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而非是邪教那般给人们“洗脑”。 李敏：也就是说从整体把握而言，树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开放意识、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话语权是学科发展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对学科建设来说，知识创造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您曾在复旦大学举办的前沿问题论坛中探讨了丰富学科知识的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中的问题意识及对象》一文中提出了学科建设的“几有几缺”：“有专业缺学科”、“有规模缺质量”、“有队伍缺领军”、“有成果缺精品”、“有教学缺训练”、“有科研缺创见”、“有思想缺学术”、“有诠释缺批判”、“有道理缺市场”。从“缺学科”、“缺质量”、“缺精品”、“缺市场”、“缺创见”、“缺学术”等几方面而言，似乎都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创造紧密相联。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创造问题，能谈谈您的想法吗？
邱柏生：可能还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生产”为宜，首要是我们需要界分知识的不同类型，在此基础上才能明确思政学科需要生产和分享哪些知识才是比较恰当的。就知识类型来讲，当然可以做许多分类。我们这里仅就下述分类的三类知识而言，即知识可分为事实性知识、概念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对它们的传递和分享之要求就有不同的特点。如普通教育阶段可以以事实性知识为主，而在高等教育阶段应以概念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为主。所谓概念性知识，即关于事物的概念、定义与内涵的知识。定义的能力非常重要，哲学就是帮助人们厘定准确的含义。通过概念性的掌握以发展归纳、演绎等思维能力。如黑格尔就是把弄概念的高手，在《精神现象学》中，他坚持认识真理只能靠概念、不能凭热情的主张，运用正题——反题——合题的理路，论证意识到绝对精神的发展过程，阐述主客分离到主客统一的路径。他的《逻辑学》三大篇章，就是存在论、本质论与概念论。概念性知识实际上有助于形成与发展人们的思维方式。而程序性知识主要表现为“如何做”的问题，这里所说的程序是指各种各类程序的总和，这些程序的展开过程既是概定的，又是不确定的，因此存在着“流程再造”的问题。如果人们把程序性知识讲“死”了，或者讲得缺乏内在规定性，那就导致学生不是犯教条主义就是犯机会主义。从一定意义上看，程序性知识留给学生以巨大的思想空间，他们可以构想出不同于教师教授的更新、更管用或更合适的活动程序来。在今天，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信息化、教育国际化等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不可回避的外部环境特征，我们怎样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奉行权变观点，即在立足于坚守与变通相结合的基础上，坚持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地开展活动，是很值得研究的。
我们目前是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分支学科确立的视角看待专业知识生产问题的，如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史、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等。其实还可对这些分支学科不断分野，如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可界分成概论层面、原理层面和哲学层面的不同研究和生产。就目前看来，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的研究显得特别重要。关于何为哲学的问题，已有很多研究。就我的观点而言，哲学就是研究概念预设及其意义的过程和学问。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也应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概念预设及其意义阐释的问题，这些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应该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中若干重大关系的反映和体现。不难看到，人们有时候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和凝练出一些概念很管用，由于它们反映了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和本质，所以能够在学术研究甚至日常生活中沉淀下来，成为重要的学术范畴和生活话语，而有些费劲编造出来的名词概念却比较“短命”，可能在当时由于行政推动或宣传造势的需要，还能够崭露头角，但一过时节立马就会销声匿迹。这样的概念预设就很有问题。
李敏：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来说，学科体系框架结构的构建是非常重要的。传统的原理研究路径主要从学科研究对象、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等方面着手研究。新的社会环境给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对于学科体系建构，您有怎样的思考呢？
邱柏生：思想政治教育學科是一门由经验型知识抽象为理论性知识的知识体系。学科建立之初，教材的编写不仅是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急切需求，也是建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但现在看来，由于我们教材的风格和思路比较同质化，在一定意义上固化了人们的思维，使得后人的研究和编写教材形成了明显的“路径依赖”，如传统的思政原理研究路径，思政人对其都已很熟悉，在这里就不再多讲。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思路，我近年来也做了一定的思考。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建构应包含环境要素与教、学、管等方面的协同作用体系。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发展面临的环境特征是思想政治教育生存与发展的场域。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信息化与教育国际化是当今世界的显著特征，也是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外部环境。曾几何时，教育国际化还在人们的反对声中没有定位。但如今教育国际化成为不可阻挡的浪潮，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在教育国际化浪潮中把握应有的分寸是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其次，对于教、学、管应各自有各自的理论体系。教的理论应涵括教师的主导、教育方式、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教学理论等内容。学的理论应包含对学生成长、价值观形成、大学生社团、大学生社会实践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理论，长期不在研究热点中，成为理论研究的边缘区，然而管理的部分却是非常重要的。在实践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进程离不开管理体制和良好的政策支撑，因此需要人们至少在管理体制和政策制定两大方面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以实现教、学、管三位一体的协同作用，努力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明显化和被认可。
李敏：对于学科体系建设，您谈了在把握当今世界特征的外部环境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如何教、如何学、如何管并要求三方协同作用的体系建构。就我理解，教与学的最后落脚点都在于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将什么样的知识传递给教育对象，以提升教育对象的思想观念。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定位和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规律至关重要，而学生培养是检验的重要标准。 邱柏生：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规律关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建设的良好发展，也关涉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运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较其他学科而言，它有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既追求学科性也肩负意识形态性；既研究科学性也要凸显艺术性。然而学科性与意识形态性、科学性与艺术性这些属性之间也隐约存在着矛盾。掌握思想政治学科规律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看到，与其他任何学科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遵循的规律要丰富得多，即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必须充分兼顾学生思想形成发展的规律、教育活动规律、政治运作规律和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而这四个规律又是综合运行的。在政治运作规律中意识形态具有辩护性，是为权力服务的，但政治运作规律必须符合学生思想形成发展规律，否则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就难以提高，也就更不必言说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政治社会化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坚持政治方向的同时，必须凸显自己的学术品格和学术旨趣，就一门学科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说，它需要秉持学术至上的精神。但学科建设又不能脱离学生思想活动规律和教育活动规律，所以它应该成为多种作用力的合力。
在遵循若干规律的情况下实现学生培养目标是检验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准。在学生培养方面应注意三个阶段的界分和有效衔接，即关注本科生阶段、硕士生阶段和博士生阶段的培养侧重点与三者的有机联系。一般说来，我们不能将三阶段学生的培养看作像“拉面”一样：面一直就是那个面，充其量就是拉拉长、拉拉细改变形态而已。必须在培养要求和训练方式上区分出有实质差别的阶段特征，例如本科阶段更多是课堂教学为主并引导学生阅读相关的经典名典，同时训练一些开展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硕士阶段则要求学生大量阅读经典名典，同时参与老师的有关科研项目，发展出应有的研究旨趣和研究能力；博士生阶段则主要以科研为主，发展强烈的问题意识，精确钻研问题并以此为主轴掌握更广博的研究文献。
李敏：如前所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大范围布点以来，学科建设的成绩日益展露，但作为独立的二级学科，它应该有彰显自身特色的研究方向。您认为应聚焦于哪些方面呢？
邱柏生：思想政治教育之根源就是意识形态的矛盾之所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人的思想的形成发展，但人的思想问题要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矛盾中去找生成原因，以求发现真问题。对于博士阶段的学生来说，更应该具备发现问题的敏锐度。你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应重视的问题，我以为如下几个方面需要重点研究：
第一个方面要着重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的一面核心旗帜。如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提炼为24个字，反映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但所谓“核心”就应该是最根本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既反映人们所共有的精神需求和价值期待，不同阶层的人们也都能以核心价值观为指导，进行大同小异的理解和把握。如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其核心就是“仁”，以仁为核心再进一步衍生出礼、义、智、信等次等价值，就概念规定而言它意涵各方面的内容，也能被不同层级的人们感知并掌握。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而言，关系到意识形态掌控能力现代化的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引领人们言行的问题，因而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必须高度重视的研究课题。当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不少，但人们究竟应如何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条件又当如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应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路径。要注意克服一些我们原先研究所形成的不良惯习，如研究观念的东西就把它框定在观念领域，就观念而论观念，结果是问题很难得到根本性解决。
第二个方面是对当前社会如何达成共识的研究。如何在全社会实现社會共识也是理论研究中的一块“硬骨头”。有人说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已经分离甚至撕裂，就精英阶层而言，至少“左”与右的论战几乎已经到了不可对话的地步。时下中国正面临社会全面转型时期，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样化、阶层分化和固化并存等问题都反映到思想层面，表现出思想的多元化、多样化与碎片化。思想的多元化也包含着思想异质性甚至对冲性的存在，思想的碎片化造成思想的漂浮，现实问题折射出相关研究的急切性与重要性。如何促进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在利益分化的情况下凝聚社会共识，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面临的重大问题。
第三个方面应关注宗教问题。宗教问题始终是中国绕不开的问题。毋庸置疑，中国是一个拥有多民族的国家，也是一个存在多宗教的国家。民族问题多与宗教问题错综交织。如果不能科学处理宗教问题，这也会成为国家认同的阻碍面。正如上述的伊黎组织，宗教教义如此的“洗脑入心”，如果忽视掉此问题，则势必影响全面把握人们的思想现状。在公民教育中，西方国家比较重视宗教影响与德育的关联，通过各种方式也包括宗教影响进行公民教育，以实现对国家与政府的认同。如此，研究宗教问题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而言，不仅在于全面把握人们的思想现状以及宗教思想影响下人们的生活方式，还在于借鉴宗教的某些教化方法论。
第四个方面应关注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若干问题。如果起初对教育国际化问题还犹豫不决不敢确认其发展的趋势，那么如今教育国际化的程度足以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在教育国际化背景下，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问题，文化吸收与输出的度的问题，文化输出的方式、途径、媒介等问题都关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治理能力问题。在教育交互过程中，如何始终能够使青年坚守正确的理想信念，如何使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被海外国家认知、认同，这都是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
[责任编辑：孙明哲]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构建； 知识生产； 人才培养； 时代课题
中图分类号： G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4）06-0013-04
30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在学科体系建构与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无论是学科归属的界定还是理论研究的定位都彰显科学化的特征；无论是学科队伍建设还是专业规划都凸显新兴发展的趋势；无论是学生培养还是课程设置都体现出创新开放的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取得的成绩是不易的，当今极速变化的社会环境更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实境遇。因此，在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转型时期，回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历程，在梳理历史的基础上探求创新发展机制，聚焦研究的重要课题是推进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着力点。作为未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从业人员和正在思政专业中学习的年轻人，我们也十分关心本学科的发展和前景。我作为众多年轻学子中的一员，最近有机会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推陈出新的问题专门采访了我的导师——30余年来始终默默耕耘于思政学科学术领地的学术前辈——复旦大学邱柏生教授，于是形成了这份访谈录。
李敏：邱老师，您好！今年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成立30周年，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队伍中的一名老教师，您见证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成立与发展。从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情感而言，我相信您对思政有着别样的情怀。如果要对思想政治教育作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您会有怎样的概括呢？
邱柏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正式确立于1984年，其标志是在当时十多所高校中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并开始招录本科生，复旦大学就是该年设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点的高校之一。也是那时，我从校党委宣传部转到当时的国际政治系并投入专业建设，一直工作到今天，到目前为止人生的一半时间都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为己任，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确实有着很深的感情。30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取得了令人惊艳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与其他学科比较，本学科现在可能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学科之一。据截至2012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各类高校中设置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博士点的院校有35所，有思政专业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学校近80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超过350个，成规模高校几乎都有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点，据说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点有260多个，全国一般的师范院校都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本科学位。
在理论研究方面，30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主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史、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思想政治教育交叉研究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几个大的研究方向，涌现了许多研究成果（教材、专著、学术论文是主要的表现形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快速发展展示了它强劲的生命力。但不可否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快速发展背后也潜藏不容忽视的问题，它必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暴露出来。
李敏：社会的快速发展与全面转型确实给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提出了新要求。正所谓“反思是进步的前提”，近年来，思政学界针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存在的问题、发展的困境以及解决策略作了大量探讨。您也相继发表了《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若干问题》、《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身的创新问题》、《试论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建设的主要任务》、《试析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建设的有关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研究：评价与展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中的问题意识与对象》等文章，这对引发人们充分思考思政学科的发展问题，有相当的启迪作用。如果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问题进行“把脉”，您是如何诊断的呢？
邱柏生：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现状而言，整个学术研究是比较封闭的，我想这应该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需要重视的问题。如我在上学期的复旦论坛发言上所说，作为党的重要会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其會议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围绕这一主题各学科研究都很开放。政治学热议国家治理，考虑国际化背景下国家与社会的治理问题；法学专业围绕“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进行了大量的讨论研究，公共管理等学科也十分关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等等。但思政学科却没有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开展新的、比较集中的思考和探索。长期以来，思政的理念总是“加强与改善思想政治教育”，但这一理念是否合适还有待考量。尽管文字本身可能不必大加计较，但它们毕竟表征着某种价值倾向性。“加强与改善”总是意味着先行加强后作改善，但如果是不合适的东西得到了加强，然后再改善，那纠正的成本就太大了，仿佛高速公路的入口跑错后，油门加得越大离目的地越远一样。所以究竟是“加强与改善”还是“改善与加强”，这需要厘定清楚。学术封闭还体现在对外界关注的问题思政没有发言权，也没有能耐“插嘴”。就思政学科的研究对象与学科使命而言，关注意识形态掌控能力现代化本应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中心点与着力点：如意识形态掌控能力现代化的标志、要求与实现路径、意识形态生产（包括再生产）、分配、传递和分享价值的能力如何不断增长、如何改善和发挥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阐释能力、如何形成共识等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着力研究，同时还应注重从多学科协同的视角开展研究，甚至注意从其他学科所关注或研究的问题中，寻找出对本学科研究主题有益的启示。如最近国际关系学科关注近年来新冒出来的极端恐怖组织——伊黎组织的一些情况，一些欧洲国家的人员发现，穆斯林移民群体的大部分人始终将对穆斯林族群的忠诚置于对所在国的忠诚之上，由于种种原因，其中激进主义者越来越多，这些人在世界恐怖活动中的分量也越来越重。对此，人们不得不关注伊黎组织的意识形态，它们是怎样影响人们特别是身在西方国家的穆斯林移民。人们曾一度认为只有真知识才能转化为坚定信仰，但现在看来信仰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有许多现象迫使人们不得不关注人的信仰世界的构成与形成，以及信仰形成的条件和方法论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都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哲学、宗教学、政治学等学科产生重要的交集和沟通。当然，这里对方法论的借鉴是指如何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而非是邪教那般给人们“洗脑”。 李敏：也就是说从整体把握而言，树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开放意识、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话语权是学科发展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对学科建设来说，知识创造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您曾在复旦大学举办的前沿问题论坛中探讨了丰富学科知识的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中的问题意识及对象》一文中提出了学科建设的“几有几缺”：“有专业缺学科”、“有规模缺质量”、“有队伍缺领军”、“有成果缺精品”、“有教学缺训练”、“有科研缺创见”、“有思想缺学术”、“有诠释缺批判”、“有道理缺市场”。从“缺学科”、“缺质量”、“缺精品”、“缺市场”、“缺创见”、“缺学术”等几方面而言，似乎都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创造紧密相联。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创造问题，能谈谈您的想法吗？
邱柏生：可能还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生产”为宜，首要是我们需要界分知识的不同类型，在此基础上才能明确思政学科需要生产和分享哪些知识才是比较恰当的。就知识类型来讲，当然可以做许多分类。我们这里仅就下述分类的三类知识而言，即知识可分为事实性知识、概念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对它们的传递和分享之要求就有不同的特点。如普通教育阶段可以以事实性知识为主，而在高等教育阶段应以概念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为主。所谓概念性知识，即关于事物的概念、定义与内涵的知识。定义的能力非常重要，哲学就是帮助人们厘定准确的含义。通过概念性的掌握以发展归纳、演绎等思维能力。如黑格尔就是把弄概念的高手，在《精神现象学》中，他坚持认识真理只能靠概念、不能凭热情的主张，运用正题——反题——合题的理路，论证意识到绝对精神的发展过程，阐述主客分离到主客统一的路径。他的《逻辑学》三大篇章，就是存在论、本质论与概念论。概念性知识实际上有助于形成与发展人们的思维方式。而程序性知识主要表现为“如何做”的问题，这里所说的程序是指各种各类程序的总和，这些程序的展开过程既是概定的，又是不确定的，因此存在着“流程再造”的问题。如果人们把程序性知识讲“死”了，或者讲得缺乏内在规定性，那就导致学生不是犯教条主义就是犯机会主义。从一定意义上看，程序性知识留给学生以巨大的思想空间，他们可以构想出不同于教师教授的更新、更管用或更合适的活动程序来。在今天，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信息化、教育国际化等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不可回避的外部环境特征，我们怎样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奉行权变观点，即在立足于坚守与变通相结合的基础上，坚持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地开展活动，是很值得研究的。
我们目前是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分支学科确立的视角看待专业知识生产问题的，如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史、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等。其实还可对这些分支学科不断分野，如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可界分成概论层面、原理层面和哲学层面的不同研究和生产。就目前看来，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的研究显得特别重要。关于何为哲学的问题，已有很多研究。就我的观点而言，哲学就是研究概念预设及其意义的过程和学问。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也应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概念预设及其意义阐释的问题，这些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应该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中若干重大关系的反映和体现。不难看到，人们有时候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和凝练出一些概念很管用，由于它们反映了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和本质，所以能够在学术研究甚至日常生活中沉淀下来，成为重要的学术范畴和生活话语，而有些费劲编造出来的名词概念却比较“短命”，可能在当时由于行政推动或宣传造势的需要，还能够崭露头角，但一过时节立马就会销声匿迹。这样的概念预设就很有问题。
李敏：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来说，学科体系框架结构的构建是非常重要的。传统的原理研究路径主要从学科研究对象、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等方面着手研究。新的社会环境给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对于学科体系建构，您有怎样的思考呢？
邱柏生：思想政治教育學科是一门由经验型知识抽象为理论性知识的知识体系。学科建立之初，教材的编写不仅是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急切需求，也是建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但现在看来，由于我们教材的风格和思路比较同质化，在一定意义上固化了人们的思维，使得后人的研究和编写教材形成了明显的“路径依赖”，如传统的思政原理研究路径，思政人对其都已很熟悉，在这里就不再多讲。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思路，我近年来也做了一定的思考。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建构应包含环境要素与教、学、管等方面的协同作用体系。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发展面临的环境特征是思想政治教育生存与发展的场域。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信息化与教育国际化是当今世界的显著特征，也是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外部环境。曾几何时，教育国际化还在人们的反对声中没有定位。但如今教育国际化成为不可阻挡的浪潮，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在教育国际化浪潮中把握应有的分寸是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其次，对于教、学、管应各自有各自的理论体系。教的理论应涵括教师的主导、教育方式、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教学理论等内容。学的理论应包含对学生成长、价值观形成、大学生社团、大学生社会实践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理论，长期不在研究热点中，成为理论研究的边缘区，然而管理的部分却是非常重要的。在实践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进程离不开管理体制和良好的政策支撑，因此需要人们至少在管理体制和政策制定两大方面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以实现教、学、管三位一体的协同作用，努力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明显化和被认可。
李敏：对于学科体系建设，您谈了在把握当今世界特征的外部环境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如何教、如何学、如何管并要求三方协同作用的体系建构。就我理解，教与学的最后落脚点都在于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将什么样的知识传递给教育对象，以提升教育对象的思想观念。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定位和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规律至关重要，而学生培养是检验的重要标准。 邱柏生：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规律关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建设的良好发展，也关涉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运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较其他学科而言，它有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既追求学科性也肩负意识形态性；既研究科学性也要凸显艺术性。然而学科性与意识形态性、科学性与艺术性这些属性之间也隐约存在着矛盾。掌握思想政治学科规律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看到，与其他任何学科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遵循的规律要丰富得多，即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必须充分兼顾学生思想形成发展的规律、教育活动规律、政治运作规律和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而这四个规律又是综合运行的。在政治运作规律中意识形态具有辩护性，是为权力服务的，但政治运作规律必须符合学生思想形成发展规律，否则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就难以提高，也就更不必言说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政治社会化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坚持政治方向的同时，必须凸显自己的学术品格和学术旨趣，就一门学科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说，它需要秉持学术至上的精神。但学科建设又不能脱离学生思想活动规律和教育活动规律，所以它应该成为多种作用力的合力。
在遵循若干规律的情况下实现学生培养目标是检验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准。在学生培养方面应注意三个阶段的界分和有效衔接，即关注本科生阶段、硕士生阶段和博士生阶段的培养侧重点与三者的有机联系。一般说来，我们不能将三阶段学生的培养看作像“拉面”一样：面一直就是那个面，充其量就是拉拉长、拉拉细改变形态而已。必须在培养要求和训练方式上区分出有实质差别的阶段特征，例如本科阶段更多是课堂教学为主并引导学生阅读相关的经典名典，同时训练一些开展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硕士阶段则要求学生大量阅读经典名典，同时参与老师的有关科研项目，发展出应有的研究旨趣和研究能力；博士生阶段则主要以科研为主，发展强烈的问题意识，精确钻研问题并以此为主轴掌握更广博的研究文献。
李敏：如前所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大范围布点以来，学科建设的成绩日益展露，但作为独立的二级学科，它应该有彰显自身特色的研究方向。您认为应聚焦于哪些方面呢？
邱柏生：思想政治教育之根源就是意识形态的矛盾之所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人的思想的形成发展，但人的思想问题要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矛盾中去找生成原因，以求发现真问题。对于博士阶段的学生来说，更应该具备发现问题的敏锐度。你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应重视的问题，我以为如下几个方面需要重点研究：
第一个方面要着重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的一面核心旗帜。如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提炼为24个字，反映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但所谓“核心”就应该是最根本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既反映人们所共有的精神需求和价值期待，不同阶层的人们也都能以核心价值观为指导，进行大同小异的理解和把握。如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其核心就是“仁”，以仁为核心再进一步衍生出礼、义、智、信等次等价值，就概念规定而言它意涵各方面的内容，也能被不同层级的人们感知并掌握。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而言，关系到意识形态掌控能力现代化的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引领人们言行的问题，因而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必须高度重视的研究课题。当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不少，但人们究竟应如何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条件又当如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应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路径。要注意克服一些我们原先研究所形成的不良惯习，如研究观念的东西就把它框定在观念领域，就观念而论观念，结果是问题很难得到根本性解决。
第二个方面是对当前社会如何达成共识的研究。如何在全社会实现社會共识也是理论研究中的一块“硬骨头”。有人说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已经分离甚至撕裂，就精英阶层而言，至少“左”与右的论战几乎已经到了不可对话的地步。时下中国正面临社会全面转型时期，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样化、阶层分化和固化并存等问题都反映到思想层面，表现出思想的多元化、多样化与碎片化。思想的多元化也包含着思想异质性甚至对冲性的存在，思想的碎片化造成思想的漂浮，现实问题折射出相关研究的急切性与重要性。如何促进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在利益分化的情况下凝聚社会共识，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面临的重大问题。
第三个方面应关注宗教问题。宗教问题始终是中国绕不开的问题。毋庸置疑，中国是一个拥有多民族的国家，也是一个存在多宗教的国家。民族问题多与宗教问题错综交织。如果不能科学处理宗教问题，这也会成为国家认同的阻碍面。正如上述的伊黎组织，宗教教义如此的“洗脑入心”，如果忽视掉此问题，则势必影响全面把握人们的思想现状。在公民教育中，西方国家比较重视宗教影响与德育的关联，通过各种方式也包括宗教影响进行公民教育，以实现对国家与政府的认同。如此，研究宗教问题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而言，不仅在于全面把握人们的思想现状以及宗教思想影响下人们的生活方式，还在于借鉴宗教的某些教化方法论。
第四个方面应关注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若干问题。如果起初对教育国际化问题还犹豫不决不敢确认其发展的趋势，那么如今教育国际化的程度足以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在教育国际化背景下，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问题，文化吸收与输出的度的问题，文化输出的方式、途径、媒介等问题都关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治理能力问题。在教育交互过程中，如何始终能够使青年坚守正确的理想信念，如何使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被海外国家认知、认同，这都是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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