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快速发展时期，大家云集，岑家梧是其中的一位，在30—40年代与费孝通先生并称“南岑北费”。[1]1966年，岑家梧去世，其身后则稍显寂寞，李鸿然先生认为这是由于岑家梧“研究的问题大多在高、精、尖档次上，相关学科的圈子较小，能够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不多，更不是一般知识分子关注的热点角度”[2]，可谓一语中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生前未发表的作品陆续刊发，已经发表或结集的部分论文又被收录到两部论文集中，一部是《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另一部是《岑家梧学术论文选》（长征出版社2006年版）。前者收录了岑家梧20世纪40年代以来发表的关于民族学的十余篇文章；后者分为两辑，第一辑收录《图腾艺术史》，第二辑主要是关于戏剧、艺术、民族学理论以及海南黎族等方面的文章。这两部选集主题相对集中，所选文章基本代表了岑家梧学术成就，为研究岑家梧学术思想提供了便利，但岑家梧一生涉猎甚广，许多作品无法纳入其中，而部分发表于民国时期的作品则难以检索查阅。随着岑家梧研究的逐步深入，全面辑录、出版其作品集成为时代的期盼。在这一背景下，海南出版社辑录了目前所能收集到的所有岑家梧的重要作品，结集为《岑家梧文集》付梓印行。该书分为四卷，按编年体编排，收录起止年份分别是：第一卷1933年至1937年，第二卷1938年至1943年，第三卷1944年至1950年，第四卷1951年至1966年。為保证作品的时间顺序，身后发表作品则以写作时间编排。岑家梧既是学者，又是文学爱好者与参与者，文笔徐舒细腻，引人入胜。笔者有幸拜读了《岑家梧文集》，心有戚戚焉，并写下以下文字，以与读者探讨。
　　一、国际视野与中国问题：学术眼光与方向
　　民族学、人类学乃西学东渐之学问，这一学科的学者多具有深厚的西学背景。以“南岑北费”而言，费孝通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师从人类学大师马凌诺夫斯基；而岑家梧则求学于日本立教大学，师从人类学家松村僚博士，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
　　西学的知识背景使得他们都具有相当开阔的视野，举例来说，岑家梧《史前艺术史》一书共引用中文著作10种，日文著作19种，西文著作39种，共计68种。《图腾艺术史》附录“中国民族的图腾制度及其研究史略”后“附图腾研究书目”，其中开列了中文著作28种，日文著作8种，西文著作21种，合计57种。日文与西文著作帮助岑家梧打开了广阔的国际视野，其研究贯通了古今中外而能自出新意。
　　学成回国后，岑家梧将所学用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汉族之外，他还广泛关注到黎族、苗族、瑶族、水族、布依族等西南少数民族的艺术、宗教等问题，如《略论花苗与瑶人的几何纹样》《西南部族之舞乐》《仲家作桥的道场与经典》等文章，都属于专题研究，在调查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深刻见解。对历史上存在过的重要族群，岑家梧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如契丹、女真，他专门写了《辽代契丹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与《金代女真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等文章加以探讨。
　　20世纪是中国经历重大历史动荡与发展的时期，事关民族国家之兴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对中国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研究热情，岑家梧是其中成绩较为突出的一个。
　　二、中西比较与有机综合：研究方法之总结
　　以西学的背景来研究中国问题，尤其是中国民族问题，在方法论上面临着诸多不适。1941年，岑家梧已经开始思考民族学与中国问题之间的关系。《西南边疆种族艺术研究之意义》一文，已经看到了中西之间国情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西方民族学难以适应中国民族实际情况的困境，提出要建立一种中国的民族学，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观点、方法。这在当时是非常具有超前性的。1946年，岑家梧发表了《中国民族与中国民族学》，认为西方民族学的研究很难适应中国，尤其是建立在人种不平等基础上的理论，应该予以驳斥。他注意到中国民族学的背景是：中国是多民族不同文化之间融合而成的统一体，各民族之间要在文化上异中求同，以证中华民族文化的统一性与不可分割性。[3]这是一篇系统梳理中国民族与中国民族学的文章，岑家梧深刻分析了中西民族学不同的学术背景，指出中国民族学要用比较的方法力证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联系，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民族学。放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是具有前瞻性的建议。以其出版民族学人类学专著《图腾艺术史》的1936年计，至此不过五年而已，由此可见，岑家梧对中国民族学抱有极大的热情和学术抱负。
　　对于中国文化研究，岑家梧保持着相当开放的心态。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唯一出路是综合”，即“要把自己固有的文化发扬，同时又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的精华，灌注新的血液，二者经过有机的综合，中国文化才能达到更高的境地”。[4]这一观点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坚持以中国文化为主，二是吸收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强调中国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有机综合。作为方法论来讲，“有机的综合”是岑家梧在学术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它为当时与后世的学者指出了一种可行的研究方法。
　　三、生命短促与遗泽长远：学术资源的价值
　　岑家梧从24岁开始进行学术研究，至1966年54岁时去世，期间整整度过了30年的学术生涯。“南岑北费”之费孝通在“文化大革命”后重新焕发了学术生命力，取得了令学界瞩目的巨大成就。相比较而言，岑家梧则学术生命骤然中断，实在令人扼腕。改革开放以后，他的著作《中国原始社会史稿》由夫人冯来仪女士整理出版，未刊文章也陆续发表。这些作品与其生前已经发表的作品一起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宝贵文化遗产。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是关于艺术史的研究。专著方面，从《图腾艺术史》开始，艺术与艺术史的研究就成为岑家梧学术研究的重要主题。《史前艺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中国艺术论集》（广东考古学社1949年版）等著作均体现出岑家梧对艺术史研究的热情。此外尚有大量单篇文章专论或涉及艺术史的研究，如《西南部族之舞乐》（《文讯》1943年第4卷第1期）《略论花苗与瑶人的几何纹样》（《今日评论》1939年第2卷第25期）等。岑家梧在艺术史方面的研究造诣深厚，据不完全统计，1997—2006年，仅《图腾艺术史》即被引用74次，《中国艺术论集》被引用10次。[2] 　　第二类是关于史前社会的研究。1940年，岑家梧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专著《史前史概论》，标志着他对史前社会研究的开始。此后，《史前学研究概述》（《广州学报》1937年第1卷第1期）、《中国石器时代社会研究》（《现代史学》1937年第3卷第2期）、《海南岛文昌县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光明日报》1951—11—24）等文章都倾注了岑家梧对史前社会研究的心血。据岑家梧自述，就读中山大学时，便“醉心摩尔根的工作”，又受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影响，他立志要写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的专著，于是有了《中国原始社会史稿》的写作。
　　第三类是关于民族学的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是岑家梧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手稿《民族关系史初稿》，其他均为单篇论文，分别结集为《西南民族文化论丛》（广州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49年12月印行）和《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两部文集。[5]前者收录了岑家梧西南时期的主要论文，如《水书与水家来源》《瑶麓社会》《中国民族与中国民族学》等。后者有10篇文章与《西南民族文化论丛》重复，增收1950年之前的4篇文章、1950年之后的11篇文章。加之收录于《西南民族文化论丛》而《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未收的《嵩明花苗调查》一文，总计26篇文章。对海南岛而言，《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所收黎族部分文章，涉及黎族“吉贝”“合亩”制、母系民族制等主题，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
　　结语
　　当代学者徐杰舜先生、李鸿然先生对岑家梧有精彩的论断。徐杰舜先生极为推崇岑家梧提出的“综合之法”，认为“岑先生与中国其他老一辈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所运用的综合之法，却不断推动着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6]；李鸿然先生肯定了岑家梧在20世纪文化中国版图上不可忽视的位置，且可“作为现代海南的文化符号和文化旗帜”[2]：评价不可谓不高，但却实事求是。对于岑家梧这样一位人类学民族学宗师，需将其置于中国百年人类学民族学发展历程中来考察，方能理解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与地位。横向来看，岑家梧是一位勤奋的学者，在同時代的学者中取得相当拔尖的成就，成为那个时代的后起之秀；纵向来看，岑家梧的学术思路与学术成就有着清晰的历史脉络，他提出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比较与综合之法，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指明了出路。随着《岑家梧文集》的出版，岑家梧丰厚的学术资源和独到的学术思想会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重视，得到更为深入的研究。
　　注释
　　[1]“南岑北费”之说，最早见于岑家梧先生及门弟子徐杰舜、彭英明的《岑家梧先生的治学经历及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述评》，并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这对于学界重新认识岑家梧先生的学术价值有重要意义。详参徐杰舜、彭英明.岑家梧先生的治学经历及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述评[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6）：18—23.
　　[2]李鸿然.岑家梧学术思想述评[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72—76.
　　[3]岑家梧.岑家梧学术论文选[C].北京：长征出版社，2006：136—139.
　　[4]岑家梧.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368.
　　[5]上文提及的《岑家梧学术论文选》属于“海南风丛书”，主要收录与海南有关的文章，论题不限于民族学方面，且所选与民族学有关之文章都收录于《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中，故不论。
　　[6]徐杰舜、彭英明.岑家梧先生的治学经历及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述评[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6）：1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