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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村庄不同收入群体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三个不同的阶层：富人阶层、一般村民、贫弱群体。富人炫富、高消费造成了沿海发达地区越来越畸形的场面消费。
数额巨大的场面消费
浙江宁波、绍兴的农村是全国最富裕的农村，同时那里的铺张也让人十分惊讶。只要有宅基地，农民一定会建别墅式的住房。
宁波市宁海桃源街道村旧村改造，给每户划三块宅基地，几乎所有农户都自建四层别墅式住房，建筑面积普遍有400平米左右，仅建筑成本即达60万元左右，此外还要花40万元装修，一套住房建下来，花费百万元是很常见的事情。
有趣的是，宁绍地区的农民似乎认为每一代人都应当建造属于自己的房子，即使父辈所造房子仍然相当好。
改革开放以来，宁绍地区乃至长三角地区的农村一直处在建房的亢奋之中，至今不息。对于一家三口最多五口的农户来讲，400平方米的住房实在太大，真正住得上的，最多也只有一半。
与高耸的精致装修的农民住房一样，可以展示宁绍农民富庶的还有酒席的档次。
在柯桥安昌镇，一般酒席，一桌的花费是4000多元，婚丧嫁娶最少要置办20-30桌，多则要置办50桌，甚至更多。仅酒席花费就要10万元以上。村民们觉得一千多元的酒席没有什么可以吃。而实际上，4000元一桌的酒席，真正能吃掉的也不过1/3，大量都是浪费掉了。
除了建房子、办酒席以外，场面上另一个很重要的消费就是买车。买车的主要目的显然不是代步，而是不能落后。若是买不起好点的车，就不如不买，因为车价高低都是明摆着的。
建房、办酒、买车等等场面上的消费，数额巨大，对于村中办厂经商的富人群体来讲，这个支出当然只是九牛一毛，算不得什么。问题是，就是在富庶的长三角地区，绝大多数农民的主要收入还是来自“上班”。所谓“上班”其实也就是在附近工厂打工。这些打工的收入与外来农民工打工收入相差不多。
当然，本地人在附近工厂打工或“上班”，较外地人有几个优势，一是更可能做技术工或管理者;二是相对轻松的工种;三是年龄比较大的当地人也容易找到适合的工作。与中西部农村老年人只要能动就仍然下地种田一样，宁绍地区农村老年人只要身体健康就一定会想方设法挣钱;四是不用租房，不用付房租。
但即使如此，当地农民“上班”所获收入也不会比外来农民工高很多。也是因此，相对于巨额的场面消费，宁绍地区或长三角地区或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一般农民，其收入就十分有限了。
为了用有限的收入去应对巨额的场面消费，一般农户的办法就是精打细算，不该支出的地方一律不支出。
农村为何炫富：富人的刺激
宁绍地区的农民为何一面勤扒苦做、精打细算，而另一面又毫无理性地摆出排场？
改革开放以来，宁绍地区乃至整个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因为集体企业、个私企业或者“三来一补”的发展，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集体、个体以及外来资本的乡村工业快速发展。
持续的经济发展不仅吸引了大量外来劳动力，也形成了产业集群，农村从而出现了大量办厂经商致富的企业家群体。这些企业家经济收入很高，其收入水平远远超过了村中的一般村民。
同时，他们又仍然生活在村中，且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因为经济收入高，他们就可以将自己过去的旧房拆掉建豪华别墅，就买得起豪车，就可以办得起豪华婚礼，就提高酒席标准与人情往来的标准。
在熟人社会中，这些富人的场面消费不仅会刺激本村村民，而且直接与村民发生联系。婚丧嫁娶，无论是人情的标准还是酒席的标准，一开始大都是一致的。婚丧嫁娶，送人情一次1000元，还人情也就一次1000元。吃酒席一桌3000元，办酒席也就不能低于一桌3000元。
贫弱村民被排斥、边缘化
村庄富人群体在场面消费上是九牛一毛，一般村民却越来越感到吃力。最终，有少数贫弱的村民难以应对这样的场面消费，他们被排斥出去，并因此成为村庄中办不成事、说不起话的边缘群体，成为了熟人社会中的边缘人甚至陌生人。大部分村民则会想方设法通过勤扒苦做、精打细算，在场面消费跟上形势。
富人求异，他们有追求不同于一般村民状况的更高消费与品味的能力。一般村民则是竭力求同，少数最为贫弱的群体则被排斥出村庄的场面消费的竞争。
在富人求异、一般村民求同的这个进程中，村庄熟人社会即形成了一种以消费论高低的地方性规范。富人通过在村庄内的消费将村庄熟人社会变成了自我实现的场所，富人的场面消费主导了村庄内的文化再生产，成为标准，成为规范，成为对弱势群体的排斥机制。
在这个过程中，人数很少的富人群体获得了体面、尊严、美好感受;大多数村民疲于奔命;最弱势群体则被排斥出去，他们具有强烈的无力感、自卑，甚至自暴自弃。
为什么作为多数人的一般村民缺少了主导自己消费的能力，丧失了主导权？
当富人很少时，富人炫富、高消费就只是特例，没有人跟进。富人无法主导公共生活。富人人数有一定规模，且一般村民也开始有人有能力跟从时，少数富人的场面消费就逐渐有了对所有人的示范压力，这种压力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成为霸权性的，就无条件成为所有人必须遵从的规范。
但若是村庄中富人群体与一般村民之间的流动性降低，富人群体相对稳定，一般村民也很难再有上升空间时，村庄内可能出现结构的固化，典型是富人与一般村民之间出现明显区隔，富人与一般村民之间的联系大幅度下降，各有各的朋友圈，各有各的文化，这个时候，一般村民反而具有了文化的主体性。
当前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仍然处在快速变动中，村庄社会结构也在重构。在熟人社会内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通过面对面的压力，以人情、消费等构成的互动越来越具有阶层性质。或者说，正是熟人社会的背景为村庄中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动力，在这个动力作用的过程中，村庄不同收入群体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三个不同的阶层：富人阶层、一般村民、贫弱群体。正是富人群体所主导的场面文化造成了沿海发达地区越来越畸形的场面消费，造成了农村中的文化问题。
（新华社 2015.12.10）
数额巨大的场面消费
浙江宁波、绍兴的农村是全国最富裕的农村，同时那里的铺张也让人十分惊讶。只要有宅基地，农民一定会建别墅式的住房。
宁波市宁海桃源街道村旧村改造，给每户划三块宅基地，几乎所有农户都自建四层别墅式住房，建筑面积普遍有400平米左右，仅建筑成本即达60万元左右，此外还要花40万元装修，一套住房建下来，花费百万元是很常见的事情。
有趣的是，宁绍地区的农民似乎认为每一代人都应当建造属于自己的房子，即使父辈所造房子仍然相当好。
改革开放以来，宁绍地区乃至长三角地区的农村一直处在建房的亢奋之中，至今不息。对于一家三口最多五口的农户来讲，400平方米的住房实在太大，真正住得上的，最多也只有一半。
与高耸的精致装修的农民住房一样，可以展示宁绍农民富庶的还有酒席的档次。
在柯桥安昌镇，一般酒席，一桌的花费是4000多元，婚丧嫁娶最少要置办20-30桌，多则要置办50桌，甚至更多。仅酒席花费就要10万元以上。村民们觉得一千多元的酒席没有什么可以吃。而实际上，4000元一桌的酒席，真正能吃掉的也不过1/3，大量都是浪费掉了。
除了建房子、办酒席以外，场面上另一个很重要的消费就是买车。买车的主要目的显然不是代步，而是不能落后。若是买不起好点的车，就不如不买，因为车价高低都是明摆着的。
建房、办酒、买车等等场面上的消费，数额巨大，对于村中办厂经商的富人群体来讲，这个支出当然只是九牛一毛，算不得什么。问题是，就是在富庶的长三角地区，绝大多数农民的主要收入还是来自“上班”。所谓“上班”其实也就是在附近工厂打工。这些打工的收入与外来农民工打工收入相差不多。
当然，本地人在附近工厂打工或“上班”，较外地人有几个优势，一是更可能做技术工或管理者;二是相对轻松的工种;三是年龄比较大的当地人也容易找到适合的工作。与中西部农村老年人只要能动就仍然下地种田一样，宁绍地区农村老年人只要身体健康就一定会想方设法挣钱;四是不用租房，不用付房租。
但即使如此，当地农民“上班”所获收入也不会比外来农民工高很多。也是因此，相对于巨额的场面消费，宁绍地区或长三角地区或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一般农民，其收入就十分有限了。
为了用有限的收入去应对巨额的场面消费，一般农户的办法就是精打细算，不该支出的地方一律不支出。
农村为何炫富：富人的刺激
宁绍地区的农民为何一面勤扒苦做、精打细算，而另一面又毫无理性地摆出排场？
改革开放以来，宁绍地区乃至整个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因为集体企业、个私企业或者“三来一补”的发展，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集体、个体以及外来资本的乡村工业快速发展。
持续的经济发展不仅吸引了大量外来劳动力，也形成了产业集群，农村从而出现了大量办厂经商致富的企业家群体。这些企业家经济收入很高，其收入水平远远超过了村中的一般村民。
同时，他们又仍然生活在村中，且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因为经济收入高，他们就可以将自己过去的旧房拆掉建豪华别墅，就买得起豪车，就可以办得起豪华婚礼，就提高酒席标准与人情往来的标准。
在熟人社会中，这些富人的场面消费不仅会刺激本村村民，而且直接与村民发生联系。婚丧嫁娶，无论是人情的标准还是酒席的标准，一开始大都是一致的。婚丧嫁娶，送人情一次1000元，还人情也就一次1000元。吃酒席一桌3000元，办酒席也就不能低于一桌3000元。
贫弱村民被排斥、边缘化
村庄富人群体在场面消费上是九牛一毛，一般村民却越来越感到吃力。最终，有少数贫弱的村民难以应对这样的场面消费，他们被排斥出去，并因此成为村庄中办不成事、说不起话的边缘群体，成为了熟人社会中的边缘人甚至陌生人。大部分村民则会想方设法通过勤扒苦做、精打细算，在场面消费跟上形势。
富人求异，他们有追求不同于一般村民状况的更高消费与品味的能力。一般村民则是竭力求同，少数最为贫弱的群体则被排斥出村庄的场面消费的竞争。
在富人求异、一般村民求同的这个进程中，村庄熟人社会即形成了一种以消费论高低的地方性规范。富人通过在村庄内的消费将村庄熟人社会变成了自我实现的场所，富人的场面消费主导了村庄内的文化再生产，成为标准，成为规范，成为对弱势群体的排斥机制。
在这个过程中，人数很少的富人群体获得了体面、尊严、美好感受;大多数村民疲于奔命;最弱势群体则被排斥出去，他们具有强烈的无力感、自卑，甚至自暴自弃。
为什么作为多数人的一般村民缺少了主导自己消费的能力，丧失了主导权？
当富人很少时，富人炫富、高消费就只是特例，没有人跟进。富人无法主导公共生活。富人人数有一定规模，且一般村民也开始有人有能力跟从时，少数富人的场面消费就逐渐有了对所有人的示范压力，这种压力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成为霸权性的，就无条件成为所有人必须遵从的规范。
但若是村庄中富人群体与一般村民之间的流动性降低，富人群体相对稳定，一般村民也很难再有上升空间时，村庄内可能出现结构的固化，典型是富人与一般村民之间出现明显区隔，富人与一般村民之间的联系大幅度下降，各有各的朋友圈，各有各的文化，这个时候，一般村民反而具有了文化的主体性。
当前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仍然处在快速变动中，村庄社会结构也在重构。在熟人社会内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通过面对面的压力，以人情、消费等构成的互动越来越具有阶层性质。或者说，正是熟人社会的背景为村庄中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动力，在这个动力作用的过程中，村庄不同收入群体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三个不同的阶层：富人阶层、一般村民、贫弱群体。正是富人群体所主导的场面文化造成了沿海发达地区越来越畸形的场面消费，造成了农村中的文化问题。
（新华社 2015.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