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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掌军后，力挽狂澜，重手治吏，廓清了军改的气候与土壤。此次军改是军队系统最大的一次深刻变革，其意义不亚于“1980年代初地方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改变”，其更深远的影响可能需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看得清楚。
“这是中国60年来最大一次军事改革”
11月24至26日，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200余名军地高级领导干部悉数正装出席，闭门会议连开三天，这是继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后的又一次高规格的重要会议。
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就军改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军队深改组副组长范长龙就落实阶段性改革任务提出要求，常务副组长许其亮就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总体方案作了说明。
“这是中国60年来最大一次军事改革”，外媒称。
有观察人士称，中国军队从1955年左右正式确立了苏式建制模式，此后60余年基本不变，此次军改是军队系统最大的一次深刻变革，其意义不亚于“1980年代初地方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改变”，也是以往若干次部队精简整编或者编制体制改革所不能比拟的。此次变革更深远的影响可能需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看得更清楚。
遍数中国人民解放军60余年来的多次调整精简变革，对军队重构式的变革基本没有过，很多只着眼于裁减员额，做一些边边角角的改变，各种既定的格局无法打破;也因为观念和思想的陈旧，导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体制编制至今落后欧美诸国军队。
在中共基层和军委领导机关都有任职经历的习近平掌军后，力挽狂澜，重手治吏，廓清了有利军改的气候与土壤。此时，习近平以其大智大勇，将中国军改快速全面推开，也可谓正当其时。
改革主要是动“脖子以上”
军委扩权强军、四大总部分拆、组建陆军管理机构、重新调整划设战区……军方转述官媒文章称，这场被称为“史上最牛”军改的特异之处，在于直指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是一场整体性、革命性变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实现领导掌握部队和高效指挥部队的有机统一，让军队的“中枢神经”更加高效灵敏。
不过，该文章也称，改革不像“剪指甲”那样无关痛痒，必然会触动许多人的切身利益。单位撤并降改，部队转隶换防，一些军人将脱下军装，有的面临再次择业、家属安置、孩子入学等实际困难。对改革中的失利者，该文晓以大义，“若以小利计，何必披征衣”。
军方《人民前线报》微信公众号11月30日发表《谁将在军队改革中经受利益考验？》一文指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既是一场体系性、结构性、突破性转型重塑，也是一次利益的大调整，必然会深刻触及现存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谁将在这次大变革中经受利益考验？这个问号已实实在在摆在军人面前。
该微信公众号称，军改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军队的领导干部。“从披露的方案看，这次改革主要是动‘脖子以上’，动首脑机关。无论是调整军委总部体制、实行军委多部门制，还是重新调整划设战区，动的主要是高级领导机关，影响的主要是中高级领导干部。可以肯定，这轮改革后，机关领导干部的调整面将非常大，许多师以上干部可能不仅个人进步受阻，甚至会成了编余或过早地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有分析人士称，以领导管理体制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为主线的这次军队变革，的确是自上而下，从军委机关到四总部、七大军区、军兵种领导机关开始“下刀”，逐步延至省军区以下部队行政机关，几乎全部触动;新旧官衔叠现，各种职位纷纷易面。
《解放军报》12月1日以《重塑我军领导指挥体制是强军兴军的必然选择》为题，发表评论称，长期以来，我军“头重脚轻尾巴长”的突出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机关臃肿、机构重叠、层级太多、直属单位庞杂等问题表现突出，严重制约影响部队领导管理效率和联合作战行动的高效指挥。
有军事专家此前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目前是生活型的体制结构，从官兵比例结构看，官兵比例目前是1比1.47。官多兵少，也是军队庞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更为重要的是，打仗要靠一线士兵，养那么多干部，不仅加重了养兵的负担，打起仗来还会出现缺兵的现象。
而发达国家军队十分重视保持合理的官兵比例，美国是1比4.28，日本是1比4.12，英国是1比3.66，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官兵比例已经达到了1比18.33。习近平曾就此深刻地指出：“军队是要打仗的”。
按军队的编制和职级排序，军委以下，总参、总政、总后、总装四总部称为一级部，都是高于大军区正级的单位;另还有七大军区、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大军区正级的单位，共有11个。一级部以下是各种二级部，如总政的干部部、宣传部，总参的军训部、信息化部之类，这些二级部长们都属正军级。七大军区也有各种二级部，这种二级部一般为正师级。
四总部内部也稍有差异，总参的副总长和总政的副主任，都是大军区正职，而总后、总装的副部长则一般为大军区副职，总后和总装还编列配备了大军区正职级别的政委。
这次军改整合收权，指向明确无误，就是动这些“脖子以上”的人，大批中将、少将等高级军官将挪位转岗，甚至有的可能将黯然退役。
军报这篇评论员文章还透露，“这次改革，坚决贯彻精简高效的原则。特别是军委机关带头精简，局以上减少一个领导层级，普遍降低机构等级，大量压缩机构数量和人员编制员额，大幅度减少直属单位，在解决‘头重脚轻尾巴长’问题上迈出了一大步，为全军调整改革带了好头。”
“瘦身”基调一致
军改后的军委大部制下，部门更加精干，权力划分精细，实际上以“战区主战，军种主建”两条线运转。这套军政、军令分线管理体系革新了沿袭60余年的军队内部管理体系。按新的体制编制要求，军队官场的官衔、职级要重新编配。
目前来看，军委、总部机关、各大军区、军兵种的“瘦身”基调是一致的，比如过去四总部一把手都是军委委员，相当于地方副国级官员。但军改后这些部门变成军委的一份子，四总部的职能做了分离、合并和调整。 裁撤部门、降低职级、合并重组，这类词汇在这次军改中将频密出现。担任四总部一把手的军委委员们，成为这次大军改过程中的重要担当者，角色最为吃重，任务更为艰巨繁复。从编制到体制，从组织到人事，从军内到军外，他们责无旁贷，既是无数棘手矛盾的操刀者，也是问题的责任人。仅就国防大学和军事科学院而言，机构和职能重叠，传闻合并已有数年。国防大学的校长和政委、军科的院长和政委都是大区正级，他们以下还有若干个中将级别的常务副校长、校长、副政委，再以下还有各大教研部、军事战略研究部，起码也是正军少将级别。
如这两大单位合并重组，这几百个少将、中将恐怕有不少无合适官位可放;再说原七大军区14个大区正的司令、政委以下，也有为数众多的大区副的副政委、副司令员，还有各大高校的院长、政委，这些军内的高官们，随着这轮军事改革的调整，不少人的去向未知。
七大军区以下18个集团军、31个省军区，将军云集。特别是省军区，在过去军队内部被视为仕途即将到点的最佳去处。虽然省军区、军分区、地方人武部不从事一线作战任务，但工作生活稳定，家属子女工作入学条件优厚。若军改涉及军、师和地方部队一级，庞大的军、师级军官将面临转岗或退役。
这次中央军委改革会议的不同之处，不仅全军重要将领悉数出席，还有国务院相关各大部委要员参与，不过从历次军改来看，军改都需要取得地方的支持才能顺利推进。如“百万大裁军”那年，十余万军队干部被裁撤向后转，都无一例外地需要地方消化。
作为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在当天的会议上也要求中央国家机关、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强化大局观念，把支持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当作份内的事，拿出一些特殊措施和倾斜政策，主动帮助解决好退役军人、职工安置工作，“党政军民齐心协力，共同落实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各项任务”。
大调整时期，官场也一定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在新的编制单位确立后，一些过去十几年历经各种考验、治军清廉，又与腐败势力无任何瓜葛的高级干部，现在可能会调整到重要岗位。懂军事、会管理的军队新人亦可能会担任新职。按一位军队专家的说法，这次编制体制改革调整的原则是“一切按照打仗的标准”。
习近平在11月下旬的中央军委改革会议上表示，要着眼于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抓住治权这个关键，构建严密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按照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原则区分和配置权力，重点解决军队纪检、巡视、审计、司法监督独立性和权威性不够的问题，以编密扎紧制度的笼子，努力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我军改革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
解放军军队的历次改革，多把军事改革的重点置于减少人员数量，而对优化部队整体机构考虑得不是很多，许多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弊端和问题没有得到根除。
纵观历史，破除部队的和平积习，根本出路在于从制度设计出发，形成以实战化为改革指向的军队建设发展新常态，确保部队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2006年以来，美军对其现行领导指挥进一步调整职能、精简机构，在总部层级，国防部精简约50个将军岗位和150个高级文职岗位。新型作战力量得到加强，继网络司令部正式组建后，各军种也组建了相应指挥机构和作战部队。国防大学研究外军的一名专家表示，美军现在实行全域战略布防，军队编成模式完全按照作战需要，随时转化、变化、更新。
中国国力的发展也给军改提供了必要的外部环境和充分的物质条件。有军事专家认为，中国国际和周边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可控，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60万亿元大关，财政收入超过14万亿元，这为推进实战化军事改革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外部环境和雄厚的财力支撑。
“不管在何种背景下发起的军事改革运动，都有一个最佳的窗口期，一旦改革窗口期过去，就会失去发展的机遇。”全军上下对改革期望很高、呼声很大，实战化的军改具有极为有利的社会环境。在《实战化的军事改革》一书中，多位军内专家都持有相同观点。
与以往历次由单一部门牵头的军改不同，目前军内推行的这次军改方案，由中央军委深改组统筹指导，全军全局论证，自上而下，统筹兼顾，科学合理。军委深改组下设改革办，改革办下又分设二十余小组，参与军改论证的是由全军抽调的精兵强将。据参与军改的一位军事专家透露，军改方案全部由各方背靠背编制而成，多个小组不跑风透气，各种编成的方案提交深改组领导小组统筹综合，之后才最终定稿。现定稿的军改方案原本计划2014年草案论证，年底公布方案，但军改千头万绪，事涉多方利益盘整，延宕至今年年初。今年的计划是在6月底拿出方案，完成论证，却也无果，又推迟半年。至国内外诸多大事完美收官，军改综合方案才终于出笼，获领导层面权衡审定。军改方案的插曲，可见其推进之不易，变革之艰难。
“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只有相对合适的方案。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只要不犯颠覆性失误，改革方案就不必过于追求完美，否则有可能错失改革良机。”上述军事专家表示，“现在我军改革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同时也要看到改革窗口期不是无限的，必须抓住机遇，实现弯道超车，才能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
（《看天下》、《解放军报》2015.12.17等）
“这是中国60年来最大一次军事改革”
11月24至26日，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200余名军地高级领导干部悉数正装出席，闭门会议连开三天，这是继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后的又一次高规格的重要会议。
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就军改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军队深改组副组长范长龙就落实阶段性改革任务提出要求，常务副组长许其亮就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总体方案作了说明。
“这是中国60年来最大一次军事改革”，外媒称。
有观察人士称，中国军队从1955年左右正式确立了苏式建制模式，此后60余年基本不变，此次军改是军队系统最大的一次深刻变革，其意义不亚于“1980年代初地方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改变”，也是以往若干次部队精简整编或者编制体制改革所不能比拟的。此次变革更深远的影响可能需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看得更清楚。
遍数中国人民解放军60余年来的多次调整精简变革，对军队重构式的变革基本没有过，很多只着眼于裁减员额，做一些边边角角的改变，各种既定的格局无法打破;也因为观念和思想的陈旧，导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体制编制至今落后欧美诸国军队。
在中共基层和军委领导机关都有任职经历的习近平掌军后，力挽狂澜，重手治吏，廓清了有利军改的气候与土壤。此时，习近平以其大智大勇，将中国军改快速全面推开，也可谓正当其时。
改革主要是动“脖子以上”
军委扩权强军、四大总部分拆、组建陆军管理机构、重新调整划设战区……军方转述官媒文章称，这场被称为“史上最牛”军改的特异之处，在于直指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是一场整体性、革命性变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实现领导掌握部队和高效指挥部队的有机统一，让军队的“中枢神经”更加高效灵敏。
不过，该文章也称，改革不像“剪指甲”那样无关痛痒，必然会触动许多人的切身利益。单位撤并降改，部队转隶换防，一些军人将脱下军装，有的面临再次择业、家属安置、孩子入学等实际困难。对改革中的失利者，该文晓以大义，“若以小利计，何必披征衣”。
军方《人民前线报》微信公众号11月30日发表《谁将在军队改革中经受利益考验？》一文指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既是一场体系性、结构性、突破性转型重塑，也是一次利益的大调整，必然会深刻触及现存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谁将在这次大变革中经受利益考验？这个问号已实实在在摆在军人面前。
该微信公众号称，军改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军队的领导干部。“从披露的方案看，这次改革主要是动‘脖子以上’，动首脑机关。无论是调整军委总部体制、实行军委多部门制，还是重新调整划设战区，动的主要是高级领导机关，影响的主要是中高级领导干部。可以肯定，这轮改革后，机关领导干部的调整面将非常大，许多师以上干部可能不仅个人进步受阻，甚至会成了编余或过早地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有分析人士称，以领导管理体制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为主线的这次军队变革，的确是自上而下，从军委机关到四总部、七大军区、军兵种领导机关开始“下刀”，逐步延至省军区以下部队行政机关，几乎全部触动;新旧官衔叠现，各种职位纷纷易面。
《解放军报》12月1日以《重塑我军领导指挥体制是强军兴军的必然选择》为题，发表评论称，长期以来，我军“头重脚轻尾巴长”的突出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机关臃肿、机构重叠、层级太多、直属单位庞杂等问题表现突出，严重制约影响部队领导管理效率和联合作战行动的高效指挥。
有军事专家此前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目前是生活型的体制结构，从官兵比例结构看，官兵比例目前是1比1.47。官多兵少，也是军队庞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更为重要的是，打仗要靠一线士兵，养那么多干部，不仅加重了养兵的负担，打起仗来还会出现缺兵的现象。
而发达国家军队十分重视保持合理的官兵比例，美国是1比4.28，日本是1比4.12，英国是1比3.66，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官兵比例已经达到了1比18.33。习近平曾就此深刻地指出：“军队是要打仗的”。
按军队的编制和职级排序，军委以下，总参、总政、总后、总装四总部称为一级部，都是高于大军区正级的单位;另还有七大军区、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大军区正级的单位，共有11个。一级部以下是各种二级部，如总政的干部部、宣传部，总参的军训部、信息化部之类，这些二级部长们都属正军级。七大军区也有各种二级部，这种二级部一般为正师级。
四总部内部也稍有差异，总参的副总长和总政的副主任，都是大军区正职，而总后、总装的副部长则一般为大军区副职，总后和总装还编列配备了大军区正职级别的政委。
这次军改整合收权，指向明确无误，就是动这些“脖子以上”的人，大批中将、少将等高级军官将挪位转岗，甚至有的可能将黯然退役。
军报这篇评论员文章还透露，“这次改革，坚决贯彻精简高效的原则。特别是军委机关带头精简，局以上减少一个领导层级，普遍降低机构等级，大量压缩机构数量和人员编制员额，大幅度减少直属单位，在解决‘头重脚轻尾巴长’问题上迈出了一大步，为全军调整改革带了好头。”
“瘦身”基调一致
军改后的军委大部制下，部门更加精干，权力划分精细，实际上以“战区主战，军种主建”两条线运转。这套军政、军令分线管理体系革新了沿袭60余年的军队内部管理体系。按新的体制编制要求，军队官场的官衔、职级要重新编配。
目前来看，军委、总部机关、各大军区、军兵种的“瘦身”基调是一致的，比如过去四总部一把手都是军委委员，相当于地方副国级官员。但军改后这些部门变成军委的一份子，四总部的职能做了分离、合并和调整。 裁撤部门、降低职级、合并重组，这类词汇在这次军改中将频密出现。担任四总部一把手的军委委员们，成为这次大军改过程中的重要担当者，角色最为吃重，任务更为艰巨繁复。从编制到体制，从组织到人事，从军内到军外，他们责无旁贷，既是无数棘手矛盾的操刀者，也是问题的责任人。仅就国防大学和军事科学院而言，机构和职能重叠，传闻合并已有数年。国防大学的校长和政委、军科的院长和政委都是大区正级，他们以下还有若干个中将级别的常务副校长、校长、副政委，再以下还有各大教研部、军事战略研究部，起码也是正军少将级别。
如这两大单位合并重组，这几百个少将、中将恐怕有不少无合适官位可放;再说原七大军区14个大区正的司令、政委以下，也有为数众多的大区副的副政委、副司令员，还有各大高校的院长、政委，这些军内的高官们，随着这轮军事改革的调整，不少人的去向未知。
七大军区以下18个集团军、31个省军区，将军云集。特别是省军区，在过去军队内部被视为仕途即将到点的最佳去处。虽然省军区、军分区、地方人武部不从事一线作战任务，但工作生活稳定，家属子女工作入学条件优厚。若军改涉及军、师和地方部队一级，庞大的军、师级军官将面临转岗或退役。
这次中央军委改革会议的不同之处，不仅全军重要将领悉数出席，还有国务院相关各大部委要员参与，不过从历次军改来看，军改都需要取得地方的支持才能顺利推进。如“百万大裁军”那年，十余万军队干部被裁撤向后转，都无一例外地需要地方消化。
作为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在当天的会议上也要求中央国家机关、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强化大局观念，把支持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当作份内的事，拿出一些特殊措施和倾斜政策，主动帮助解决好退役军人、职工安置工作，“党政军民齐心协力，共同落实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各项任务”。
大调整时期，官场也一定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在新的编制单位确立后，一些过去十几年历经各种考验、治军清廉，又与腐败势力无任何瓜葛的高级干部，现在可能会调整到重要岗位。懂军事、会管理的军队新人亦可能会担任新职。按一位军队专家的说法，这次编制体制改革调整的原则是“一切按照打仗的标准”。
习近平在11月下旬的中央军委改革会议上表示，要着眼于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抓住治权这个关键，构建严密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按照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原则区分和配置权力，重点解决军队纪检、巡视、审计、司法监督独立性和权威性不够的问题，以编密扎紧制度的笼子，努力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我军改革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
解放军军队的历次改革，多把军事改革的重点置于减少人员数量，而对优化部队整体机构考虑得不是很多，许多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弊端和问题没有得到根除。
纵观历史，破除部队的和平积习，根本出路在于从制度设计出发，形成以实战化为改革指向的军队建设发展新常态，确保部队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2006年以来，美军对其现行领导指挥进一步调整职能、精简机构，在总部层级，国防部精简约50个将军岗位和150个高级文职岗位。新型作战力量得到加强，继网络司令部正式组建后，各军种也组建了相应指挥机构和作战部队。国防大学研究外军的一名专家表示，美军现在实行全域战略布防，军队编成模式完全按照作战需要，随时转化、变化、更新。
中国国力的发展也给军改提供了必要的外部环境和充分的物质条件。有军事专家认为，中国国际和周边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可控，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60万亿元大关，财政收入超过14万亿元，这为推进实战化军事改革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外部环境和雄厚的财力支撑。
“不管在何种背景下发起的军事改革运动，都有一个最佳的窗口期，一旦改革窗口期过去，就会失去发展的机遇。”全军上下对改革期望很高、呼声很大，实战化的军改具有极为有利的社会环境。在《实战化的军事改革》一书中，多位军内专家都持有相同观点。
与以往历次由单一部门牵头的军改不同，目前军内推行的这次军改方案，由中央军委深改组统筹指导，全军全局论证，自上而下，统筹兼顾，科学合理。军委深改组下设改革办，改革办下又分设二十余小组，参与军改论证的是由全军抽调的精兵强将。据参与军改的一位军事专家透露，军改方案全部由各方背靠背编制而成，多个小组不跑风透气，各种编成的方案提交深改组领导小组统筹综合，之后才最终定稿。现定稿的军改方案原本计划2014年草案论证，年底公布方案，但军改千头万绪，事涉多方利益盘整，延宕至今年年初。今年的计划是在6月底拿出方案，完成论证，却也无果，又推迟半年。至国内外诸多大事完美收官，军改综合方案才终于出笼，获领导层面权衡审定。军改方案的插曲，可见其推进之不易，变革之艰难。
“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只有相对合适的方案。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只要不犯颠覆性失误，改革方案就不必过于追求完美，否则有可能错失改革良机。”上述军事专家表示，“现在我军改革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同时也要看到改革窗口期不是无限的，必须抓住机遇，实现弯道超车，才能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
（《看天下》、《解放军报》2015.12.1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