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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是传承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与艺术价值。散落各地的华夏金石文献，以存于山东、浙江等文化底蕴深厚之省份为多。清代，受乾嘉学派影响，地方金石志的编修始于其时亦盛于其时，阮元主持编纂的《两浙金石志》便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部著作。
乾嘉道三朝阁老阮元为官政绩卓著，学问广博精深，金石仅为其经学研究的附庸，却是最为丰硕的学术成果之一。乾隆五十九年（1794），阮元出任山东学政，他与山东巡抚毕沅共商《山左金石志》（以下简称《山左》）的编纂事宜。此书后来由阮元经手主编完成。乾隆六十年（1795），阮元调任浙江学政，这使其对两浙金石文献有了初次认识。嘉庆四年（1799），阮元奉署浙江巡抚，则是其编修《两浙金石志》（以下简称《两浙》）大展拳脚的契机。
浙江的地方金石志除去《两浙》外，其他还有不少，如丁敬的《武林金石记》、陆心源的《吴兴金石记》、钱大昕的《天一阁碑目》等，无一不在金石史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惟有阮元主编的《两浙》囊括一省地域，收录自秦代至元代至正年间的金石铭文共680种，是迄今为止浙江地方金石志中最为完备的一种。这正是官私之别。浙江的金石大家多为布衣，其所编撰的金石志即便倾尽个人收藏，加上个人声望的影响，所得也无非只是浙江境内一隅的金石文献。而阮元作为一省大员，身边幕僚成群，其主持编纂的金石志带有半官修的性质，对于金石文献的搜罗范围既广，考证又能取各人所长，大大缩短了成书时间。《两浙》编纂历时十年（嘉庆元年[1796]至嘉庆十年[1805]），其间阮元还编辑了《两浙輶轩录》《两浙防护录》两种书，照他在《两浙》序中所说，《两浙》仅是在这两种书的编纂之余完成的，可见他对于记载与传播浙江文化的使命感与紧迫感。
阮元一生在金石学研究上的成就有“十事”，地方金石志的编纂占二，即《山左》与《两浙》。《两浙》是其作为一省地方大员延揽幕席、首次独立主编的地方金石志，无论在责任上还是感情上自然投入更多；而《山左》是他的初次尝试，也是地方金石志的典范之作，在用心程度上较《两浙》必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我认为《两浙》在金石收录的原则上，比《山左》更加严谨。
一地的金石收录按说是择取诞生于此地的金石资料，再宽泛点可选取长期留存于此地者，后者主要指原出产地不在此却因人、事搬迁至此的一些金石资料，多出于收藏原因。《山左》搜罗金石之宏富是其特点之一，却有一味求其宏富的嫌疑。该书在金石收录上既不问出处，就连是否长期留存于山东一地的编纂原则也一并忽略，比如孙星衍当时在山东任职，所藏金石碑刻较多，阮元将孙星衍的收藏悉数编入《山左》中，并提出“金之为物，迁移无定，皆就乾隆五十八年至六十年在山东者为断”。而《两浙》在金石收录的原则上则比前者严谨得多。书中对于每一种金石的来源都有记载，如非本就存于浙江的金石像砖瓦之类，而藏家是浙人，便正好符合长期留存此地的金石收录原则。从《两浙》序中可知：“道光四年（1824），粤中有钞本十八卷，校原稿文有所删，钟鼎钱印之不定属浙物者亦多所删，然亦简明可喜。”《两浙》于道光中阮元任两广总督期间在粤中删刻，原稿部分被删的原因序中没有写明，不知是阮元主张还是阮元认同。我想其原因除了简明扼要外，更重要的是回归到地方金石志的金石收录原则罢。
至今《两浙》无简本，我手中的“浙江文丛”中之《两浙》，是据浙江图书馆藏浙江书局光绪十六年（1890）刻本的影印本，重回那个指读手记的年代却也让人多了份独立静思。金石志是颇为枯燥乏味的志书，无非将搜罗的金石资料，大到摩崖，小至残砖，单独立篇幅，“录其全文，附以考证，记其广修尺寸、字径大小、行数多少”等等，可是慢慢体味其中的金石文字记载，遥想古人治学之细致严谨，又是极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选取内中三种金石稍作剖析。
“汉宜子孙残砖”在书中占有的篇幅并不长。“右残砖长四寸，厚一寸，八分文曰‘宜子孙’三字。何氏（元锡）得于临安道中，琢为砚。梁山舟侍讲为之铭曰：‘青黄斑驳，似石非石，来自于潛山，疑东汉时物。磨镜无光，琢砚则良，宜尔子孙，长为书田之耕氓。嘉庆辛未仲春为梦华世友铭。八十九老人山舟书’。”介绍文字，短短几句，却足以将那一幕幕雅好金石的收藏家们互动的场景生动地还原出来。何元锡将在临安得到的残砖打磨成砚台，使其成为一件新的艺术品，别具匠心，这是藏家的活动；梁山舟通过残砖质地判定其时代产地及其琢磨成何物的优劣，眼光独到，这是鉴定家的活动；梁山舟为此砚作铭，无论是自发行为抑或受人之邀，俱是一场欢快的聚会，这是藏家与鉴定家之间常有的互动往来。原本《两浙》记载的初衷只是此残砖的基本情况，可转瞬又成为一桩轶事。
唐代金石载入《两浙》的不多，经幢占据将近一半，而能够原物幸存至今的怕是更少。《两浙》中记录下来的三座安国寺经幢如今依然屹立，其中属咸通六年（865）的一座最为精致。其高7米，周长4.6米，从底座到顶端共19个层次，是我国最早的石仿木构，座身镌刻“九山八海”及蟠龙图雕，十分逼真。清代的金石志书首重文字考据，同时也会对书法略作品评，前述经幢便是兼具两者的极好范例。“周大令（春）《海宁州碑考》云：‘瑛书出入颜平原徐东海之间，颇得苏胄曹笔意。’”这是引用《海宁州碑考》中记载的对刻工周瑛的书法评价。而就“其书‘募’作‘慕’，……乃俗字”这一论点，阮元有不同看法，他根据《说文解字》、“汉灵台碑”、《仓颉篇》及《广雅释诂》为佐证，说明“慕”并非俗字。只这一段话，当时学者的博涉专精就足以令我辈汗颜。
山川名胜的题刻是金石文献的一大来源。从题刻内容分，有为此景胜之命名，有携手同游之题名，也有触景生情之咏诗等，作者多为文人书家。在浙江为官的文豪，多有题刻者，非苏轼莫属。他至浙江为官，却早已看淡官场，多了份落魄中的快意潇洒。临安玲珑山上的“九折岩”题字，是他多次登山的杰作之一。其余如东坡手笔之《登玲珑山》诗、“醉眠石”三字及相传其醉时高卧枕流处之三休亭，在“九折岩”文后的介绍中均有记载。
金石本身只是死物，但有了文字的镌刻，便有了悲喜，有了姿态，有了传承，再将其搜罗汇编，更有了永恒流传之价值。阮元虽非浙人，但其为浙江学政三年，又抚浙近十年，对浙江感情之深厚，对文化传承之重视，对幕席众人之推重，对自我要求之严苛，单凭《两浙》一书便能一览大概，不由令人唏嘘。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乾嘉道三朝阁老阮元为官政绩卓著，学问广博精深，金石仅为其经学研究的附庸，却是最为丰硕的学术成果之一。乾隆五十九年（1794），阮元出任山东学政，他与山东巡抚毕沅共商《山左金石志》（以下简称《山左》）的编纂事宜。此书后来由阮元经手主编完成。乾隆六十年（1795），阮元调任浙江学政，这使其对两浙金石文献有了初次认识。嘉庆四年（1799），阮元奉署浙江巡抚，则是其编修《两浙金石志》（以下简称《两浙》）大展拳脚的契机。
浙江的地方金石志除去《两浙》外，其他还有不少，如丁敬的《武林金石记》、陆心源的《吴兴金石记》、钱大昕的《天一阁碑目》等，无一不在金石史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惟有阮元主编的《两浙》囊括一省地域，收录自秦代至元代至正年间的金石铭文共680种，是迄今为止浙江地方金石志中最为完备的一种。这正是官私之别。浙江的金石大家多为布衣，其所编撰的金石志即便倾尽个人收藏，加上个人声望的影响，所得也无非只是浙江境内一隅的金石文献。而阮元作为一省大员，身边幕僚成群，其主持编纂的金石志带有半官修的性质，对于金石文献的搜罗范围既广，考证又能取各人所长，大大缩短了成书时间。《两浙》编纂历时十年（嘉庆元年[1796]至嘉庆十年[1805]），其间阮元还编辑了《两浙輶轩录》《两浙防护录》两种书，照他在《两浙》序中所说，《两浙》仅是在这两种书的编纂之余完成的，可见他对于记载与传播浙江文化的使命感与紧迫感。
阮元一生在金石学研究上的成就有“十事”，地方金石志的编纂占二，即《山左》与《两浙》。《两浙》是其作为一省地方大员延揽幕席、首次独立主编的地方金石志，无论在责任上还是感情上自然投入更多；而《山左》是他的初次尝试，也是地方金石志的典范之作，在用心程度上较《两浙》必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我认为《两浙》在金石收录的原则上，比《山左》更加严谨。
一地的金石收录按说是择取诞生于此地的金石资料，再宽泛点可选取长期留存于此地者，后者主要指原出产地不在此却因人、事搬迁至此的一些金石资料，多出于收藏原因。《山左》搜罗金石之宏富是其特点之一，却有一味求其宏富的嫌疑。该书在金石收录上既不问出处，就连是否长期留存于山东一地的编纂原则也一并忽略，比如孙星衍当时在山东任职，所藏金石碑刻较多，阮元将孙星衍的收藏悉数编入《山左》中，并提出“金之为物，迁移无定，皆就乾隆五十八年至六十年在山东者为断”。而《两浙》在金石收录的原则上则比前者严谨得多。书中对于每一种金石的来源都有记载，如非本就存于浙江的金石像砖瓦之类，而藏家是浙人，便正好符合长期留存此地的金石收录原则。从《两浙》序中可知：“道光四年（1824），粤中有钞本十八卷，校原稿文有所删，钟鼎钱印之不定属浙物者亦多所删，然亦简明可喜。”《两浙》于道光中阮元任两广总督期间在粤中删刻，原稿部分被删的原因序中没有写明，不知是阮元主张还是阮元认同。我想其原因除了简明扼要外，更重要的是回归到地方金石志的金石收录原则罢。
至今《两浙》无简本，我手中的“浙江文丛”中之《两浙》，是据浙江图书馆藏浙江书局光绪十六年（1890）刻本的影印本，重回那个指读手记的年代却也让人多了份独立静思。金石志是颇为枯燥乏味的志书，无非将搜罗的金石资料，大到摩崖，小至残砖，单独立篇幅，“录其全文，附以考证，记其广修尺寸、字径大小、行数多少”等等，可是慢慢体味其中的金石文字记载，遥想古人治学之细致严谨，又是极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选取内中三种金石稍作剖析。
“汉宜子孙残砖”在书中占有的篇幅并不长。“右残砖长四寸，厚一寸，八分文曰‘宜子孙’三字。何氏（元锡）得于临安道中，琢为砚。梁山舟侍讲为之铭曰：‘青黄斑驳，似石非石，来自于潛山，疑东汉时物。磨镜无光，琢砚则良，宜尔子孙，长为书田之耕氓。嘉庆辛未仲春为梦华世友铭。八十九老人山舟书’。”介绍文字，短短几句，却足以将那一幕幕雅好金石的收藏家们互动的场景生动地还原出来。何元锡将在临安得到的残砖打磨成砚台，使其成为一件新的艺术品，别具匠心，这是藏家的活动；梁山舟通过残砖质地判定其时代产地及其琢磨成何物的优劣，眼光独到，这是鉴定家的活动；梁山舟为此砚作铭，无论是自发行为抑或受人之邀，俱是一场欢快的聚会，这是藏家与鉴定家之间常有的互动往来。原本《两浙》记载的初衷只是此残砖的基本情况，可转瞬又成为一桩轶事。
唐代金石载入《两浙》的不多，经幢占据将近一半，而能够原物幸存至今的怕是更少。《两浙》中记录下来的三座安国寺经幢如今依然屹立，其中属咸通六年（865）的一座最为精致。其高7米，周长4.6米，从底座到顶端共19个层次，是我国最早的石仿木构，座身镌刻“九山八海”及蟠龙图雕，十分逼真。清代的金石志书首重文字考据，同时也会对书法略作品评，前述经幢便是兼具两者的极好范例。“周大令（春）《海宁州碑考》云：‘瑛书出入颜平原徐东海之间，颇得苏胄曹笔意。’”这是引用《海宁州碑考》中记载的对刻工周瑛的书法评价。而就“其书‘募’作‘慕’，……乃俗字”这一论点，阮元有不同看法，他根据《说文解字》、“汉灵台碑”、《仓颉篇》及《广雅释诂》为佐证，说明“慕”并非俗字。只这一段话，当时学者的博涉专精就足以令我辈汗颜。
山川名胜的题刻是金石文献的一大来源。从题刻内容分，有为此景胜之命名，有携手同游之题名，也有触景生情之咏诗等，作者多为文人书家。在浙江为官的文豪，多有题刻者，非苏轼莫属。他至浙江为官，却早已看淡官场，多了份落魄中的快意潇洒。临安玲珑山上的“九折岩”题字，是他多次登山的杰作之一。其余如东坡手笔之《登玲珑山》诗、“醉眠石”三字及相传其醉时高卧枕流处之三休亭，在“九折岩”文后的介绍中均有记载。
金石本身只是死物，但有了文字的镌刻，便有了悲喜，有了姿态，有了传承，再将其搜罗汇编，更有了永恒流传之价值。阮元虽非浙人，但其为浙江学政三年，又抚浙近十年，对浙江感情之深厚，对文化传承之重视，对幕席众人之推重，对自我要求之严苛，单凭《两浙》一书便能一览大概，不由令人唏嘘。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