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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怪“非常”两字太过喧宾夺主，扼杀了“林奕华”在创作路上的进退有序。只是“非常”的好处也正在此：爱恨鲜明，一切后果必须自负。
2011年“非常林奕华”二十岁了。真好，理论上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年龄，做创作的我，因为多了一个“分身”，肉身老大了，精神才刚“成年”。我记得“他”是怎样出生的：1991年5月，刚从伦敦通宵开往巴黎的火车下来，住进友人出借的小阁楼，眼睛累得睁不开了，还是在一头睡倒前挑了一首广东歌作催眠曲。那年代没有方便的网络，要听歌就要付钱买。在伦敦住上一段日子，连香港运来的报纸杂谈都是硬着头皮打书钉看的，流行曲的价钱更贵，当然消费不起那样的奢侈。当时最红的是叶倩文，朋友书架上就有她的最新专辑，放进录音机就传来《祝福》和《秋去秋来》，我便是在它们的陪伴下入了梦鄉，然后，半梦半醒地想到以个人名义出师的剧团，何不就叫“非常林奕华”？
原以为“报梦”只会发生在戏曲如《包公审乌盘》的情节里，没想到“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不分朝代与年月的。当年，香港有位文化神童叫罗维明，影评写得一绝，还单人匹马编出一本由头到尾包罗万象的杂志。所谓的“编”，实际是“撰”——百分之九十九的文稿均出自他的手笔。虽然它的寿命就只有“创刊号”，但它的精神却因罗先生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延续至今——杂志叫《非常》，启发了巴黎春梦中的我，从此有了“非常林奕华”。
许是我多年来钟情舞蹈艺术，编舞家以个人名义成立舞团者相当普遍。但若你问我，效法已有成就的编舞家把自己的名字当招牌高高悬挂，是否也代表已有过人自信？那个朦朦胧胧的我，一半是睡意未消，另一半，真只是凭广东人说的“胆正命平”：出于“为什么不可以”的不怕死态度。却没仔细想过，“非常林奕华”在他人眼中不止是团名，更是旗帜，虽然抢眼，不过难逃有正面负面两种效果。
正面的，是“非常”两字一曝光便被大量商号分拆使用。当年根本没有文化产权的概念，即便有，我也顶多是“二房东”，所以眼看不止歌星的演唱会以“非常”冠名，连许多日常用品的宣传广告都是非常这、非常那，我只能在心中对罗先生默默感激和自觉有所交代：总算把“非常”发扬光大了。制造了一番热闹，也让我成了被热闹（骂）的那一个：“你用自己名字作剧团团名，是否为了搏得更多自我宣传？这样搞戏剧，是否只为满足你的个人主义？”类似问题在没有是非的时候还可以心平气和地回答，但在1995年因《男装帝女花》的“无性身体海报事件”闹得“非常林奕华”上了报章头条而在一夜之间暴红，理所当然地，“虚荣心作祟”就是导火线。有些媒体不要说“访”，就是“审”也不用，便判决我“创作戏剧是幌子，出风头才是正经”。
尤其当作品有着一定程度的实验性和挑衅性的时候。实验是为了开拓视野，挑衅是为了刺激观念，这些，我在《进念·二十面体》的年代便做过不少，但原来离开了被认同的阵营，尽管精神是延续性的，社会的认同——犹如申请牌照——还是得从头再来。加上我是个游戏心较重的导演，作品的风貌自然不会“正襟危坐”，于是换来诚信的质疑：一度，我排青年题材便被标签“教坏青年”，尝试“话剧”作品就被批评“那叫读剧不叫话剧”。
二十岁的“非常林奕华”，在老家香港如果不是太“老”，就是太“年轻”：再三“变身”，叫人很难给“他”定位。所以，当我仍一部一部戏剧地持续创作，一种戏剧类型转移至另一种，一个层面的观众开拓到另一层面，一位明明是二十年来见证我的发展的剧评人还是会发出以下感叹：林奕华以明星效应带起自己非传统的剧场叙事手法……却也标志了他义无反顾地走进传统主流框架，透过剧场议论社会现象与价值观念的颠覆作风已成过去式……颠覆不再，林奕华作品成了一个商业品牌。
《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男人与女人之战争与和平》、《命运建筑师之远大前程》无疑是商业戏剧，但三部戏从形式到内容是真的如该剧评人所说的“颠覆不再”，半点商榷余地也没有？
都怪“非常”两字太过喧宾夺主，扼杀了“林奕华”在创作路上的进退有序。只是“非常”的好处也正在此：爱恨鲜明，一切后果必须自负。
2011年“非常林奕华”二十岁了。真好，理论上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年龄，做创作的我，因为多了一个“分身”，肉身老大了，精神才刚“成年”。我记得“他”是怎样出生的：1991年5月，刚从伦敦通宵开往巴黎的火车下来，住进友人出借的小阁楼，眼睛累得睁不开了，还是在一头睡倒前挑了一首广东歌作催眠曲。那年代没有方便的网络，要听歌就要付钱买。在伦敦住上一段日子，连香港运来的报纸杂谈都是硬着头皮打书钉看的，流行曲的价钱更贵，当然消费不起那样的奢侈。当时最红的是叶倩文，朋友书架上就有她的最新专辑，放进录音机就传来《祝福》和《秋去秋来》，我便是在它们的陪伴下入了梦鄉，然后，半梦半醒地想到以个人名义出师的剧团，何不就叫“非常林奕华”？
原以为“报梦”只会发生在戏曲如《包公审乌盘》的情节里，没想到“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不分朝代与年月的。当年，香港有位文化神童叫罗维明，影评写得一绝，还单人匹马编出一本由头到尾包罗万象的杂志。所谓的“编”，实际是“撰”——百分之九十九的文稿均出自他的手笔。虽然它的寿命就只有“创刊号”，但它的精神却因罗先生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延续至今——杂志叫《非常》，启发了巴黎春梦中的我，从此有了“非常林奕华”。
许是我多年来钟情舞蹈艺术，编舞家以个人名义成立舞团者相当普遍。但若你问我，效法已有成就的编舞家把自己的名字当招牌高高悬挂，是否也代表已有过人自信？那个朦朦胧胧的我，一半是睡意未消，另一半，真只是凭广东人说的“胆正命平”：出于“为什么不可以”的不怕死态度。却没仔细想过，“非常林奕华”在他人眼中不止是团名，更是旗帜，虽然抢眼，不过难逃有正面负面两种效果。
正面的，是“非常”两字一曝光便被大量商号分拆使用。当年根本没有文化产权的概念，即便有，我也顶多是“二房东”，所以眼看不止歌星的演唱会以“非常”冠名，连许多日常用品的宣传广告都是非常这、非常那，我只能在心中对罗先生默默感激和自觉有所交代：总算把“非常”发扬光大了。制造了一番热闹，也让我成了被热闹（骂）的那一个：“你用自己名字作剧团团名，是否为了搏得更多自我宣传？这样搞戏剧，是否只为满足你的个人主义？”类似问题在没有是非的时候还可以心平气和地回答，但在1995年因《男装帝女花》的“无性身体海报事件”闹得“非常林奕华”上了报章头条而在一夜之间暴红，理所当然地，“虚荣心作祟”就是导火线。有些媒体不要说“访”，就是“审”也不用，便判决我“创作戏剧是幌子，出风头才是正经”。
尤其当作品有着一定程度的实验性和挑衅性的时候。实验是为了开拓视野，挑衅是为了刺激观念，这些，我在《进念·二十面体》的年代便做过不少，但原来离开了被认同的阵营，尽管精神是延续性的，社会的认同——犹如申请牌照——还是得从头再来。加上我是个游戏心较重的导演，作品的风貌自然不会“正襟危坐”，于是换来诚信的质疑：一度，我排青年题材便被标签“教坏青年”，尝试“话剧”作品就被批评“那叫读剧不叫话剧”。
二十岁的“非常林奕华”，在老家香港如果不是太“老”，就是太“年轻”：再三“变身”，叫人很难给“他”定位。所以，当我仍一部一部戏剧地持续创作，一种戏剧类型转移至另一种，一个层面的观众开拓到另一层面，一位明明是二十年来见证我的发展的剧评人还是会发出以下感叹：林奕华以明星效应带起自己非传统的剧场叙事手法……却也标志了他义无反顾地走进传统主流框架，透过剧场议论社会现象与价值观念的颠覆作风已成过去式……颠覆不再，林奕华作品成了一个商业品牌。
《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男人与女人之战争与和平》、《命运建筑师之远大前程》无疑是商业戏剧，但三部戏从形式到内容是真的如该剧评人所说的“颠覆不再”，半点商榷余地也没有？
都怪“非常”两字太过喧宾夺主，扼杀了“林奕华”在创作路上的进退有序。只是“非常”的好处也正在此：爱恨鲜明，一切后果必须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