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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这是10年前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确定的目标。随着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我国从学前教育起，包括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都实现了普及的目标。
“这是中国一个历史性时刻。”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表示。日前，《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20）》在京发布，杨东平对“后普及教育时代”的中国教育进行了展望。
他提出，我们正在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10年，新的时代有一些特点。
一个是进入后普及教育阶段，因为已经完成教育普及任务。另一个是正在进入后疫情时代，要思考如何让疫情期间的线上教育跟未来学习方式的改变建立连接，从现在走向未来。
在滚滚而来的后浪中，杨东平注意到一个信息，“我们的后浪是个比较小的浪，就是00后这一代，人口总数比80后减少了1.47亿，也就是减少了1/3。”
他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告诉我们教育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也告诉我们要重视每一个人，争取通过教育红利的增长，弥补人口红利的缺失。“这意味着，我们在完成了同一性的以普及为主的教育之后，要更多地重视教育的多样化。”
然而，当前的教育现状让人担忧。城市的家长从孩子上幼儿园起便有教育焦虑，城乡学校普遍存在的“只要死不了，就往死里学”“提高一分，干掉千人”的应试教育，恶性的择校竞争和课外补习仍然是一种普遍现实。
“在后普及教育时代，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是教育軟件的现代化，需要真正建立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价值。”杨东平说，“我们需要树立新的教育理想，促进教育创新和教育治理的现代化，走向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走向学习化社会。”
疫情期间，在线教育走向前台，网课成为学生居家学习的主要方式，几个月的网络教学也将对中国教育产生深远影响。
事实上，00后一代对网络非常熟悉，被称为数字化时代的原住民，是伴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长大的。
但杨东平发现，面对互联网，教育陷入尖锐的矛盾中。
一方面，借教育信息化之名，计算机、智能手机、APP、电子游戏、虚拟现实、3D打印、机器人、编程技术等成为学校素质教育的“新宠”甚至标配，一些未经检验、评价的高技术登堂入室。
这包括用于时时监测学生学习状况的电子头环，用人脸识别和大数据技术装备的“智能教学环境”，还出现了培训机构组织儿童进行的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量子波动速读”等“伪科学”。
另一方面，在应试教育的现实中，以提高考试成绩和升学率为目标，无论学校还是家庭，对电子产品、智能技术、互联网的使用严防死守，严禁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平板电脑。
由于手机和网络游戏导致的家庭冲突，成为青少年自杀的原因之一。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对孩子网瘾、手机控等问题几乎束手无策。
而且，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孩子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又会出现什么新问题，几乎一无所知。
“这提示我们，尽管21世纪已经过去20年，但我们还没有为新的一代和新技术的到来真正做好准备。”杨东平指出。
他认为，面对世界范围内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教育竞争，我们需要重新定义知识学习和教育，走向未来的学习。
“所以，我们要认识互联网教育远程学习的未来性，从疫情时期的特殊教育走向自主学习、个性化学习阶段。”杨东平说。
近年来，中小学减负一直在强力推进，但“校内减负，校外加码”的现象一直存在，不满减负的声音非常多。
2019年12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了PISA 2018测试结果，在79个参测国家（地区）对15岁学生的抽样测试中，我国4省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作为一个整体，取得全部3项科目第一的成绩。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11月，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发布《2018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数学和体育监测结果，显示学生数学学业总体表现良好，但小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仍然堪忧，尤其是视力不良率过高，揭示了课业负担过重的后果。
杨东平认为，教育减负必然是一场持久战，对培训机构、线上教育的规范还是在减负的外围，导致家长恐慌的“基本盘”是学校，许多地方的义务教育学校差距过大，招生过程不透明，事实上存在的择校招生让家长焦虑不已。
他指出，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恶化、青少年视力不良率上升、校园欺凌现象以及正在变异的家庭教育功能，反映出青少年生存环境的复杂问题，指向了改变唯升学、唯分数、唯学历的评价制度，指向了整体教育生态的改善。
杨东平提出，通过改革公办学校体制，激活公办学校来促进义务教育生态的改变，“我希望形成一种新的教育生态，低竞争、低评价、低管控，尤其是在小学阶段，没有作业，没有考试，教育质量却最高。”
（摘自《民生周刊》2020年第15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这是中国一个历史性时刻。”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表示。日前，《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20）》在京发布，杨东平对“后普及教育时代”的中国教育进行了展望。
他提出，我们正在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10年，新的时代有一些特点。
一个是进入后普及教育阶段，因为已经完成教育普及任务。另一个是正在进入后疫情时代，要思考如何让疫情期间的线上教育跟未来学习方式的改变建立连接，从现在走向未来。
后浪来了，要重视教育多样化
在滚滚而来的后浪中，杨东平注意到一个信息，“我们的后浪是个比较小的浪，就是00后这一代，人口总数比80后减少了1.47亿，也就是减少了1/3。”
他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告诉我们教育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也告诉我们要重视每一个人，争取通过教育红利的增长，弥补人口红利的缺失。“这意味着，我们在完成了同一性的以普及为主的教育之后，要更多地重视教育的多样化。”
然而，当前的教育现状让人担忧。城市的家长从孩子上幼儿园起便有教育焦虑，城乡学校普遍存在的“只要死不了，就往死里学”“提高一分，干掉千人”的应试教育，恶性的择校竞争和课外补习仍然是一种普遍现实。
“在后普及教育时代，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是教育軟件的现代化，需要真正建立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价值。”杨东平说，“我们需要树立新的教育理想，促进教育创新和教育治理的现代化，走向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走向学习化社会。”
互联网时代，关注新的教育形态
疫情期间，在线教育走向前台，网课成为学生居家学习的主要方式，几个月的网络教学也将对中国教育产生深远影响。
事实上，00后一代对网络非常熟悉，被称为数字化时代的原住民，是伴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长大的。
但杨东平发现，面对互联网，教育陷入尖锐的矛盾中。
一方面，借教育信息化之名，计算机、智能手机、APP、电子游戏、虚拟现实、3D打印、机器人、编程技术等成为学校素质教育的“新宠”甚至标配，一些未经检验、评价的高技术登堂入室。
这包括用于时时监测学生学习状况的电子头环，用人脸识别和大数据技术装备的“智能教学环境”，还出现了培训机构组织儿童进行的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量子波动速读”等“伪科学”。
另一方面，在应试教育的现实中，以提高考试成绩和升学率为目标，无论学校还是家庭，对电子产品、智能技术、互联网的使用严防死守，严禁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平板电脑。
由于手机和网络游戏导致的家庭冲突，成为青少年自杀的原因之一。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对孩子网瘾、手机控等问题几乎束手无策。
而且，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孩子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又会出现什么新问题，几乎一无所知。
“这提示我们，尽管21世纪已经过去20年，但我们还没有为新的一代和新技术的到来真正做好准备。”杨东平指出。
他认为，面对世界范围内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教育竞争，我们需要重新定义知识学习和教育，走向未来的学习。
“所以，我们要认识互联网教育远程学习的未来性，从疫情时期的特殊教育走向自主学习、个性化学习阶段。”杨东平说。
三低教育生态
近年来，中小学减负一直在强力推进，但“校内减负，校外加码”的现象一直存在，不满减负的声音非常多。
2019年12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了PISA 2018测试结果，在79个参测国家（地区）对15岁学生的抽样测试中，我国4省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作为一个整体，取得全部3项科目第一的成绩。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11月，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发布《2018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数学和体育监测结果，显示学生数学学业总体表现良好，但小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仍然堪忧，尤其是视力不良率过高，揭示了课业负担过重的后果。
杨东平认为，教育减负必然是一场持久战，对培训机构、线上教育的规范还是在减负的外围，导致家长恐慌的“基本盘”是学校，许多地方的义务教育学校差距过大，招生过程不透明，事实上存在的择校招生让家长焦虑不已。
他指出，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恶化、青少年视力不良率上升、校园欺凌现象以及正在变异的家庭教育功能，反映出青少年生存环境的复杂问题，指向了改变唯升学、唯分数、唯学历的评价制度，指向了整体教育生态的改善。
杨东平提出，通过改革公办学校体制，激活公办学校来促进义务教育生态的改变，“我希望形成一种新的教育生态，低竞争、低评价、低管控，尤其是在小学阶段，没有作业，没有考试，教育质量却最高。”
（摘自《民生周刊》2020年第15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