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本文通过梳理上海中国济生会的社会慈善事业和济公扶乩信仰活动，以及主流佛教界批判扶乩和对济生会的接纳，认为近代绅商居士信仰扶乩化与佛教自身现代化的张力在人间化的慈善功用上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绅商居士逐渐独立于僧团，以佛教慈悲理念开展人间救助和教化，势必要融摄传统民间信仰，树立自己的宗教权威，进而网罗更多慈善资源；主流僧界为适应社会现代化发展、竭力摆脱“迷信”标签、与民间信仰划清界限的同时，又必须依赖这些绅商居士力行善举来塑造佛教关怀人间的形象。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通过梳理上海中国济生会的社会慈善事业和济公扶乩信仰活动，以及主流佛教界批判扶乩和对济生会的接纳，认为近代绅商居士信仰扶乩化与佛教自身现代化的张力在人间化的慈善功用上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绅商居士逐渐独立于僧团，以佛教慈悲理念开展人间救助和教化，势必要融摄传统民间信仰，树立自己的宗教权威，进而网罗更多慈善资源；主流僧界为适应社会现代化发展、竭力摆脱“迷信”标签、与民间信仰划清界限的同时，又必须依赖这些绅商居士力行善举来塑造佛教关怀人间的形象。
其他文献
以往有关区分萨满与祭司的研究有两大模式：一是将萨满与祭司分别与小规模社会与复杂社会对应,二是将二者分别与私人仪式与公共仪式对应。经过对两种模式如何区分萨满与祭司的分析并对照民族学田野资料,本文不仅对两种模式的合理性提出质疑,还进一步对萨满/祭司二分理论的必要性提出了否定意见。本文认为,独立的祭司在萨满社会中是不存在的,献祭和仪式不过是萨满职业的组成部分。
跽的姿势,虽然与跪相似,但它具有神秘仪式的意味,一般用于甚为神圣的祭祀仪式空间里。三星堆文化中的古蜀国祭祀仪式由巫师主持,巫师祭献神灵的姿势可以称为跽。考古资料中的跽式人像表明,在巫王时代,巫师以“跽”通神,表达出敬忌不安、严肃神秘的内心情态。跽式体姿是三星堆古蜀国巫师完成天人通达与融合的重要仪式,是巫术信仰的身体表达。
今年8月，第八届全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在银川召开。学者们就当前学术期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从学术期刊的生存环境、自身规律、社会责任、时代要求等多个层面，提出了当下学术期刊生存和发展的新思路：其一，面对市场经济，提出学术期刊的共享性和外部性存在，使得它不适合市场动作，只能采用公共提供的方式，由政府与相关科研机构买单。其二，学术期刊评价问题，转载期刊和评价机构必须秉持公正客观的立场和态度，改变目前学术活动中对转载和引用的过度倚重，要考虑调整评价办法和标准。其三，要体现学术品牌的价值，注重经济
现代民间大儒段正元以道德作为核心价值来构建新的国民信仰体系,对古今中外的上帝观进行了新的整合,超越了历代儒者的思想,试图重建儒家的上帝信仰,提出三教同源,万教归儒,神道设教,尊师重道,救世渡人。近代以来国人信仰危机,段正元办道德学社,回归上帝,对于我们今天重整伦理秩序,重建民族信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840年代,在德意志境内,主张改革的犹太拉比召集了不伦瑞克宗教会议、法兰克福宗教会议和布莱斯劳宗教会议,这三大宗教会议围绕着犹太教改革的原则、律法和礼仪改革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做出了顺应时代发展的一些重要决议。三大宗教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改革运动的基本观念及其与宗教正统派、实证-历史学派的差异,促使带有宗派倾向的犹太教改革派初步形成。
2016年11月4日至7日,由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南京大学道学与东方文化研究中心主办,上海江村市隐文化专修学院协办的“第二届昆仑高峰论坛暨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2016年年会”在陕西楼观台隆重召开。
当代西方互文性理论倡导的双重语境下的“非线形阅读”，对文学接受意义重大。资料表明，钱锺书不仅具有足以与西方互文性理论相互对话的思想，而且其文学批评也体现出“非线形阅读”所具有的语境的广博性与多重性；此外，钱锺书还注意到过于强调双重语境所带来的阅读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三天万福君”系早期天师道正式设立的“财神”。首先，“三天万福君”的神格职能，被明确规定为“招财致利”、“却祸来福”。其次，“三天万福君”的神格品次应属“官君”，并非陶弘景所说的“官将”；“三天万福君”作为“财神”，并非只是单一的职能神灵，而是领属有万福吏、官将等若干神灵而组成的“财神”部门。最后，“三天万福君”的人物原型，极可能渊源于“黄帝”。研究表明，“三天万福君”很可能是道教历史上设立的第一位专职“财神”；通过对“三天万福君”的考察，可以一窥早期天师道的财神信仰及其文化面貌。
陆机《文赋》首次探讨了文学构思活动，而学界对这一思想的来源研究尚不充分。西晋浓厚的道教文化与陆机本人精通书法和文学创作的因素，是他能成功把书法艺术构思理论运用于文学构思理论的原因。书法艺术构思活动的提出，实则又与早期道教思想有着密切关系。
刘国钧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他的突出成就表现在图书馆学的研究和教学中，早年曾做过的中国道教史方面的研究，却逐渐被世人淡忘。20世纪30—40年代，刘国钧先生利用校图书馆的文献资源，选择当时比较冷门的道教史研究，发表了《两汉时期道教概说》、《老子神化考略》和《老子王弼注校记》三篇文章，对两汉时期道教的发展概况以及古代老子神化历程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并在《老子》的校勘上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