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重瞳是一种病，无论它长在什么人身上，都不是什么圣人之眼、帝王之相，当然，从古到今，以此来自欺欺人者大有人在，进而以讹传讹，让不明真相的人产生了一种对病态的崇拜。
　　一段时期以来，我深为“专家”这个高大上的名词沦落为普罗大众调侃的对象而不平，专家，即使不能霞光万丈，也应该身体端正，福德庄严，因为专家毕竟是在学识、技艺方面有专长的人，这个专长主要体现在比一般人内行、有见识。
　　但事实却往往成为打脸的耳光，很多人发现，无论是电视上直播的各种节目，还是各行各业热热闹闹的评比，不少专家的表现令人咋舌，要么是简单问题复杂化的饶舌者，要么是令人怀疑“三观”的偏执狂，全然不见专家的博学笃定中肯。如果仅仅是那些娱乐一下的文艺之事也无所谓，问题是那些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就不同了，当专家的背书和站台成了一些地方決策依据的时候，谁也无法安之若素等闲视之。2015年发生的“泛亚事件”就是一个例子，成千上万的投资者正是相信了某些专家的背书与站台，才上当受骗，血本无归。
　　《上官之眼》就是基于这个思考来创作的。说实话，创作初衷是想分析某些专家人性的细部纹理。我很早就听说“屁股决定脑袋”这句话，这次在创作中感受犹深。按理说，专家的观点应该有预见性，应该客观、公正，应该是最佳方案的贡献者，但是，当专家站在雇佣者的立场上，他想说什么已经不由自主了，他的嘴已经被借走了。上官春就是如此，他是专家咨询委的主任，是首席专家，他很清楚自己在背书，但并不以为然，甚至觉得自己参与决策的项目是值得欣慰的政绩。然而，当他退休，尤其是做了重瞳手术后，以一个正常的平民视角再回望这些项目，他发现结论并非如此，这种看法的反差似乎不仅仅在于重瞳，真正起作用的是立场。
　　其实，那些让专家背书的人，也是在让专家背锅，而且这锅一背就是终生，当上官春发现自己得意的那条拦河大坝毁掉了当地生态的气候，他知道自己助纣为虐了，“有难题，找上官”，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
　　我主张小说多贴近一点现实，让思考如同黄帝九针一样穿透皮肤抵达膏肓俞穴，而不是讨巧卖乖，沉溺于喃喃自语。但这样的思考有时是痛苦的，也是让人难堪的，专家有专家的难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上官春在最后一次履行专家职责时，反对将某个小区动迁，他认为一座有活力的城市就像人一样，有脸有胸有四肢，也应该有肛门和肚脐，堵死肛门，抹平肚脐，城市还是活的吗？觉醒或迟或早，每个人在生命的黄昏与自己的本质重逢是一种必然，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如果与自己重逢时不觉得歉疚，诸事能够释然，专家就应该有专家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