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1927至1935年，四川自贡地区在政治上是混乱的。军阀混战使南京国民政府鞭长莫及。自贡地区盐业的发展与其政治大背景密切相关，它受制于政治却又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政治。军阀之间为了自我的壮大，发动战争，不断形成新的盐税利益分配格局。帝国主义则通过盐税提留权操纵着军阀之间的混战，坐收渔利。
关键词：自贡盐业；政治局势；盐税
中图分类号：K26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069-01
一、政治力量化的自贡盐业
1927至1935年的中国，是由军阀割据走向全国形式上统一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由乱逐渐向治转变的时期。全中国的政治形势如此，四川一省的政治形势也如出一辙。它经历的是由军阀林立向大军阀统一全川，再由国民政府势力渗入统一的过程。大小军阀为了称霸全川，保住既得利益，常常以战争为手段来达到其目的。据统计，1927至1937年间，四川军阀仅大战就达十余次，小战更是不计其数。“军阀之间混战，一场小战役需几万元，而大战动辄上百万。”[1]（294页）“四川军阀拥有雇佣军队四十万，加上全省民团共五十余万，光雇佣军每年所需军费总数即达八千六百万元。”[1]（294页）如此巨大的军费开支，没有稳固的财政来源是不行的。而此时，自贡地区的盐税，这块肥肉无疑使求钱若渴的军阀们垂涎欲滴。谁占领了盐场，谁就可以插手盐政，谁就可以掠取盐税，从而购买军火，训练军队，称霸全川，赢得军阀政治这盘棋。
二、军阀势力眼中的自贡盐业
自贡盐业作为四川盐业中的主要力量，其表现出来的强大政治吸引力令人惊讶。在几十年的四川军阀混战中，自贡地区出现了川、滇、黔三省的数十个大小军阀，“仅1912年至1933年间，自贡地方的驻军有：川军第一师周骏部；京防军郑籍庭营；川军第三师刘存厚部；滇军雷飙部；滇军第一军左翼总司令罗佩金部；川军第三师张鹏午团；滇军金汉昌旅；川军吕超部；川军赵宗藩旅；川军陈洪范部；川军刘成勋部；川军刘文辉部；川军杨森部；川军刘湘部。”[2]当时分属自贡地区的荣、富两县城区，方圆不过数十里，人口不足二十万，这样重兵驻扎，换防频繁，实在少见，其实他们的真实意图是显而易见。经过多年混战，1927年时四川军阀仅剩下了田颂尧、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邓锡侯等七个大军阀。
当时的四川军阀都把盐场作为命脉，控制各地盐场之后便紧紧抓住这条命脉不放，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自身在该盐场的地位，使其它军阀势力无法插足，并榨取更多的金钱供其军费开支和个人享乐。
（一）插手盐政，敲诈盐商。
为了方便控制和掠取盐税，军阀们都力图让自己的心腹充任盐运使。1922年，川军总司令刘成勋，无视南京政府委繆秋杰为四川盐运使，而自派亲信张毅赴任。1925年黔军袁祖铭则与刘湘合谋力保心腹梁正麟为四川盐运使。1929年，刘湘又以参谋长郭昌明为盐运使，1930年，刘湘又以第二师师长王赞绪兼盐运使，王赞绪还以其参谋长执掌自流井场署，以其妻舅任缉私营营长。刘湘在四川取得统治地位后，以军需处长唐华新充任盐运使，随后又自兼此职，试图一手控制盐政，他们这么做无非就是要抓牢盐税，扩军备战，称霸全川。与此同时，为了将更多的盐款揽入私囊，军阀们对盐商大加恐吓、讹诈、诬陷，借以敲诈勒索。1927年，刘湘部骑兵团驻自流井，团副蔡鳌代人收账，自设公堂，只要受债权人请求，便捕押欠债人，随意拷打，直到追出债款方肯停罢。债款收到后，即与债权人四六分成。
（二）掠取鹽税。
截留盐税最早出现在1916年，当时的四川总督陈宦为了抵抗护国军的进攻，要袁世凯将盐税全数留川作为军需。以后，四川境内军阀年年混战，实行防区制，各自防区内的盐款归该军阀提用。直到1925年 “统一之战”后，川黔联军在自流井召开善后会议，决定采取共同分配的方式提用盐税。其中，“富荣两场的盐税共五十六万元，由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等军分用”。[3]（294页）即由刘文辉等军阀提用。据统计，“1927年至1929年，军阀在川所截留的正税分别为12267153.44元，10485452.11元，8735852.17元，占同期四川盐税正税收入的85﹪”[3]（295页）。滥征附加税是军阀掠取盐款的又一渠道。1918年春，驻川滇军征收由自流井至重庆的保险费每载800元，成为军阀征收附加税的开端。随着时间的推移附加名目越来越多，有马路捐，学捐，市政费等，在1930年前后，一载食盐从自流井到达渠县需征各种附加税14次，征收名目达28种，附加总额达3358.9元，加上正税约2000元，共计5000元还多，而当时盐本每载才4000元左右。
四川军阀为谋取私利以竭泽而渔的方式对自贡盐业实施的这种疯狂掠夺，在另一个侧面也表现出自贡盐业作为政治资本在四川军阀眼中的重要地位。
（三）自营盐场。
军阀对盐商的疯狂剥削，使盐商们无利可图，甚至陪上老本，于是纷纷改行，军阀借此机会于1930年实行招商承包制。这样，当时大小军阀便凭着他们的军事势力纷纷挤入盐业运销行业。仅自贡盐场的包商中就有当过师长的曾子唯，当过旅长的石竹轩等人。军阀邓锡侯、陈书农还在自流井直接经营庆余井、裕隆井、泰丰井等井灶，赚取大量钱财。
军阀们的疯狂劫掠将盐业置于崩溃的边缘，为了使饷源不致枯竭，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使盐业生产得以维系：第一，为了保持运盐水路的畅通，1924年初，由盐运使周骏主持将木船运盐改为轮船运盐，使济楚川盐的运输即使在川江上遇到军队交战或匪徒劫道，也能基本保证运道畅通；第二，刘湘于1928年6月发起成立盐务讨论会，议定“于正税之外，每月由盐商认缴统一加价盐十五万元，各处附加一律裁撤，所有积税由军部负责，向部署、稽核请展限期二十个月。”[3]（240页） 1929年林振翰又与各军协商，停派税款五个月，以疏通积盐积税。
参考文献：
[1]肖波，马宣伟.四川军阀混战[M].四川：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2]陈凯崇.辛亥革命至解放前夕自贡地区驻军情况[J].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3]宋良曦，钟长永.川盐史论[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作者简介：张雄（1985—），男，汉族，四川省绵阳市人，中学二级教师，历史学学士，单位：绵阳市南山中学实验学校，研究方向：中学德育教育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自贡盐业；政治局势；盐税
中图分类号：K26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069-01
一、政治力量化的自贡盐业
1927至1935年的中国，是由军阀割据走向全国形式上统一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由乱逐渐向治转变的时期。全中国的政治形势如此，四川一省的政治形势也如出一辙。它经历的是由军阀林立向大军阀统一全川，再由国民政府势力渗入统一的过程。大小军阀为了称霸全川，保住既得利益，常常以战争为手段来达到其目的。据统计，1927至1937年间，四川军阀仅大战就达十余次，小战更是不计其数。“军阀之间混战，一场小战役需几万元，而大战动辄上百万。”[1]（294页）“四川军阀拥有雇佣军队四十万，加上全省民团共五十余万，光雇佣军每年所需军费总数即达八千六百万元。”[1]（294页）如此巨大的军费开支，没有稳固的财政来源是不行的。而此时，自贡地区的盐税，这块肥肉无疑使求钱若渴的军阀们垂涎欲滴。谁占领了盐场，谁就可以插手盐政，谁就可以掠取盐税，从而购买军火，训练军队，称霸全川，赢得军阀政治这盘棋。
二、军阀势力眼中的自贡盐业
自贡盐业作为四川盐业中的主要力量，其表现出来的强大政治吸引力令人惊讶。在几十年的四川军阀混战中，自贡地区出现了川、滇、黔三省的数十个大小军阀，“仅1912年至1933年间，自贡地方的驻军有：川军第一师周骏部；京防军郑籍庭营；川军第三师刘存厚部；滇军雷飙部；滇军第一军左翼总司令罗佩金部；川军第三师张鹏午团；滇军金汉昌旅；川军吕超部；川军赵宗藩旅；川军陈洪范部；川军刘成勋部；川军刘文辉部；川军杨森部；川军刘湘部。”[2]当时分属自贡地区的荣、富两县城区，方圆不过数十里，人口不足二十万，这样重兵驻扎，换防频繁，实在少见，其实他们的真实意图是显而易见。经过多年混战，1927年时四川军阀仅剩下了田颂尧、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邓锡侯等七个大军阀。
当时的四川军阀都把盐场作为命脉，控制各地盐场之后便紧紧抓住这条命脉不放，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自身在该盐场的地位，使其它军阀势力无法插足，并榨取更多的金钱供其军费开支和个人享乐。
（一）插手盐政，敲诈盐商。
为了方便控制和掠取盐税，军阀们都力图让自己的心腹充任盐运使。1922年，川军总司令刘成勋，无视南京政府委繆秋杰为四川盐运使，而自派亲信张毅赴任。1925年黔军袁祖铭则与刘湘合谋力保心腹梁正麟为四川盐运使。1929年，刘湘又以参谋长郭昌明为盐运使，1930年，刘湘又以第二师师长王赞绪兼盐运使，王赞绪还以其参谋长执掌自流井场署，以其妻舅任缉私营营长。刘湘在四川取得统治地位后，以军需处长唐华新充任盐运使，随后又自兼此职，试图一手控制盐政，他们这么做无非就是要抓牢盐税，扩军备战，称霸全川。与此同时，为了将更多的盐款揽入私囊，军阀们对盐商大加恐吓、讹诈、诬陷，借以敲诈勒索。1927年，刘湘部骑兵团驻自流井，团副蔡鳌代人收账，自设公堂，只要受债权人请求，便捕押欠债人，随意拷打，直到追出债款方肯停罢。债款收到后，即与债权人四六分成。
（二）掠取鹽税。
截留盐税最早出现在1916年，当时的四川总督陈宦为了抵抗护国军的进攻，要袁世凯将盐税全数留川作为军需。以后，四川境内军阀年年混战，实行防区制，各自防区内的盐款归该军阀提用。直到1925年 “统一之战”后，川黔联军在自流井召开善后会议，决定采取共同分配的方式提用盐税。其中，“富荣两场的盐税共五十六万元，由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等军分用”。[3]（294页）即由刘文辉等军阀提用。据统计，“1927年至1929年，军阀在川所截留的正税分别为12267153.44元，10485452.11元，8735852.17元，占同期四川盐税正税收入的85﹪”[3]（295页）。滥征附加税是军阀掠取盐款的又一渠道。1918年春，驻川滇军征收由自流井至重庆的保险费每载800元，成为军阀征收附加税的开端。随着时间的推移附加名目越来越多，有马路捐，学捐，市政费等，在1930年前后，一载食盐从自流井到达渠县需征各种附加税14次，征收名目达28种，附加总额达3358.9元，加上正税约2000元，共计5000元还多，而当时盐本每载才4000元左右。
四川军阀为谋取私利以竭泽而渔的方式对自贡盐业实施的这种疯狂掠夺，在另一个侧面也表现出自贡盐业作为政治资本在四川军阀眼中的重要地位。
（三）自营盐场。
军阀对盐商的疯狂剥削，使盐商们无利可图，甚至陪上老本，于是纷纷改行，军阀借此机会于1930年实行招商承包制。这样，当时大小军阀便凭着他们的军事势力纷纷挤入盐业运销行业。仅自贡盐场的包商中就有当过师长的曾子唯，当过旅长的石竹轩等人。军阀邓锡侯、陈书农还在自流井直接经营庆余井、裕隆井、泰丰井等井灶，赚取大量钱财。
军阀们的疯狂劫掠将盐业置于崩溃的边缘，为了使饷源不致枯竭，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使盐业生产得以维系：第一，为了保持运盐水路的畅通，1924年初，由盐运使周骏主持将木船运盐改为轮船运盐，使济楚川盐的运输即使在川江上遇到军队交战或匪徒劫道，也能基本保证运道畅通；第二，刘湘于1928年6月发起成立盐务讨论会，议定“于正税之外，每月由盐商认缴统一加价盐十五万元，各处附加一律裁撤，所有积税由军部负责，向部署、稽核请展限期二十个月。”[3]（240页） 1929年林振翰又与各军协商，停派税款五个月，以疏通积盐积税。
参考文献：
[1]肖波，马宣伟.四川军阀混战[M].四川：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2]陈凯崇.辛亥革命至解放前夕自贡地区驻军情况[J].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3]宋良曦，钟长永.川盐史论[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作者简介：张雄（1985—），男，汉族，四川省绵阳市人，中学二级教师，历史学学士，单位：绵阳市南山中学实验学校，研究方向：中学德育教育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