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情，仅3字相连，却包含了很多。
　　2012年12月6日深夜3点20分，是我60多年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在北京309医院的胸外科病房里，我最爱的同胞兄弟德顺走过了他55年的生命历程，永远离开了我们。站在冰冷的走廊里，我呆若木鸡，浑身僵冷，两眼发直——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就在他走之前的两三个小时，陪床的小邢还在给他做按摩；他还不顾病痛，和我说着话。他是抱着一丝希望从结核病房转到胸外科准备接受手术的，他始终抱着对生的企盼，而此刻，他已带着痛苦和失望走了。我模糊的双眼前只有医生护士来来往往的身影，我喉咙干涩，想喊喊不出声，想说又说不出话，像掉进万丈深渊，无奈、无助，被冰凉的世界包围着。
　　他走后几天，我生了一场大病，躺在病床上，残阳照在雪白的墙壁上，屋里越发显得静，连自己的鼻息都能听见。静思悟明，我和弟弟的往事历历在目，就像一幅幅装帧好的画，在眼前晃动。
　　1957年早春，在边远坝上小县城一个普通的住宅里，我们兄妹5人在堂屋静候，仿佛在等待一个庄严的时刻。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啼哭，我最小的弟弟呱呱坠地了。当时的我，虽然只有7岁，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4个哥哥姐姐在上面，现在我也终于有个弟弟了。我俨然长大了许多，家里的传统是阿大哄阿二，从此背弟弟成了我的一个任务。
　　弟弟小时候长得很帅气，虎头虎脑，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邻居都夸他漂亮，当哥哥的自然很有面子。弟弟从小很顽皮，我带他出去时，总是把他举过头骑在我的脖子上，拢着他的双手，这时弟弟很惬意，会发出银铃一样的笑声。一次，我举着他走在路上，突然觉得脖子和后背都热乎乎的，原来他在撒尿，我的衣服很快全湿了。我手忙脚乱地擦着浑身的尿迹，他却在那里笑开了花，眼神里透着稚气十足的挑战和满足，让人看了又想气又想笑。多少年来，这件事依然是家人茶余饭后的笑谈。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文革”，把家人的命运彻底改变。父亲是民主人士，却一夜之间成了反动技术权威。我们都去了农村，记忆里留下深刻烙印的就是1972年的“学大寨”，当时弟弟还不满16岁，和一群小伙子往高产田里送粪。一条扁担，两个箩筐，起码有百十来斤，往返七八里，一上午就是十几趟，弟弟的肩上先是红肿，接着磨破了皮，渗出了血。我看着他满脸的灰尘、汗水，磨出血的肩膀，心里难受极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磨练出了一副倔强的性格。
　　1973年春，大地复苏，我们哥俩也迎来命运的转机——父亲落实政策，我们返城了。弟弟复学，我则到师范学习。两年后，我毕业当教师，弟弟也正好高中毕业。鬼使神差，他的名字又被列入上山下乡的名单。他只好带着行李又回到农村。
　　平生里，最遗憾的就是那段日子没能陪在弟弟身边，还好苍天有眼，1978年秋，弟弟考入华北油田技工学校。我至今都记得，那是一个深秋的早晨，下着蒙蒙细雨，我背着简单的行李，踏着泥泞的小路，送弟弟去车站。细雨飘在我们的脸上，凉丝丝的。这可是弟弟的一个新开始呀。车站里很冷清，我把贴身装的5块钱递进窗口，2块8毛钱的一张票和2塊 2毛钱的余款送回我手上。弟弟平生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兴奋得满面红光。我看着他，瞬间觉得他长大了。我拉着他的手，千叮咛万嘱咐，车子出去很远，我还望着，心里不知是悲是喜。
　　其后的30多年里，我们哥俩天各一方，聚少离多。弟弟毕业留校，入党提干，每一个前进的脚步，对我来说都是天大的喜讯。虽然没去过他单位，我也知道，“拼命三郎”是他的绰号。1997年，他调入橡胶制品厂，当时那是个亏损企业。弟弟到任后不久，北上大庆，南下广州，跑遍大江南北，推销产品，处理几百万的呆账、死账，做了一件又一件让我这个哥哥为他感到骄傲的事。我每次想让他歇歇，他都会说，将来退休了，咱们哥俩好好享受生活。
　　就在他让企业起死回生、自己终于可以歇歇的时候，病魔找到了他。我从来没料到，我和弟弟后半生相伴最长的时间竟是在医院度过。这段时间也只有短短的45天。
　　我总觉得，因为有了兄弟情，才让我有力量、有勇气在这个世界上奋斗。可现在弟弟离我而去。朦胧中，天边飘来一片白云，那是弟弟的魂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