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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中宣部工作的前七年（上）
（1980——1983）
李：现在，请谈一谈您到中宣部任职以后的情况。一般认为，从您参与文化部的领导工作，直到中宣部工作后的这十多年，是您一生经历中十分重要的阶段。在那之前，人们主要把您作为一个作家和诗人看待，从您的作品认识您，在那之后，人们更多地把您看作一个思想文化战线的高级领导干部，从您的讲话、观点和倾向性认识您。而您在文化部，特别是到了中宣部以后的那些年，又正是思想文化战线情况非常微妙复杂的十年，您在中宣部又恰恰是分管文化工作的副部长，这样，那些年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不少重要事情、敏感问题，就都牵涉到您，与您有关，您也就成了一个引人注意的敏感人物。一方面，有相当广泛的干部和群众支持您称赞您，另一方面，对不起，我直话直说了，关于您的传言、流言甚至是谣言，也相当之多，不仅在文艺界内外传播，还经常在海外的媒体上传播。贾漫在《诗人贺敬之》那本书里面，把你的那一段工作经历称为“风雨十年”。为了方便对于一些问题的理解，请您先简略概括地谈一下“风雨十年”期间的主要情况，或者说是思想文化战线的形势好吗？
贺：好的。我是1980年7月从文化部正式调中宣部任职，1987年10月离职的。这是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之后。
根据包括文艺在内的思想战线的新情况，中央要求，在坚持解放思想，继续批“左”、批判“两个凡是”，继续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和繁荣文化事业的同时，要重视已经出现并且越来越突出的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要求在反倾向问题上，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以后，多次对思想战线发表谈话，耀邦同志在初期，也注意贯彻小平同志的指示和中央决议精神。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正式提出了“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1987年，中央决议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到1989年“六四”之后，小平同志指出，“六四”教训，主要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精神污染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的都很少。以上这些，就是十多年来包括文艺在内的思想战线斗争的历史背景。
李：就是说，这十年间，风风雨雨，很不平静，是“多事之秋”啊。您在中宣部的工作，实际是分為两个阶段吧，中间有一段您离开了中宣部。
贺：1980年7月，我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分管文艺，开始是协助周扬同志，他也是分管文艺的副部长。1982年4月，周扬同志任顾问，不再担任中宣部副部长，文艺就是我来主管了。一直到1987年10月我的辞职申请被批准，离开中宣部，这是七年。1989年9月，中央又要我出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党组书记，到1992年我辞去中宣部和文化部的领导职务，这是三年。前后两段加起来，我在中宣部副部长的岗位上，恰好工作了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对于我个人来说，那也真的是“风雨十年”了。
李：这十年里边您经历了许多事情，其中有一些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文艺界内部乃至在全国都沸沸扬扬的事情。您能把这些重要的事情重要的问题，尽可能详细地介绍一下吗？
贺：好的，根据我的记忆，我尽可能多地谈一些材料。在某个问题上，我所谈的，可能跟有的文章里面介绍的不一样或者不完全一样，但是，我是以事件的亲历者的身份，以我亲眼所见亲耳所听，来介绍事情的真实情况。
1.文艺总口号的调整
李：首先一个，想请您谈一谈文艺总口号的调整问题，也就是“二为”口号的提出。这个问题，好像在你到中宣部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贺：是的，那是从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开始的。那时我还在文化部工作。在小平同志的祝词草稿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我得知胡乔木同志向中央提出，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乔木同志的这个意见，得到小平同志同意，并且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小平同志在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讲的是“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我和许多人一样，都十分拥护这个意见。与此同时，周扬同志在那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也把原来草稿中沿用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删改掉了。
李：也就是说，从四次文代会开始，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了，但是，邓小平只提出了“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与后来的新口号相比，在表述上还 不够完整。那么，新口号的完整提出是在什么时候？用新口号取代旧口号，在文艺界内部有没有争论？
贺：在四次文代会和文代会之后的一个短时间内，对如何形成新的口号，还在继续征求意见。中宣部在王任重部长主持下，开了几次有思想战线各方面同志参加的座谈会，讨论这个问题。会上会下，意见都不大一致。有人表示，还是应该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戏剧界有一位著名的导演同志，还情绪激昂地直接向中央反映了这个意见。另外还有几位当时被认为是“思想解放”的同志提出，只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再提出文艺为什么服务的问题了。此外，中宣部理论局还多次主持召开了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研讨会，我在会上发了言，后来那篇发言稿整理成为一篇文章。
李：就是《贺敬之文艺论集》里边的《谈谈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那一篇吧？时间是1980年1月23日。
贺：对，那是我在中宣部第三次理论座谈会上的发言。在那个发言的最后部分，我对作为完整的总口号应该怎么提，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和建议：“我想提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对我们的文艺方向的概括性的表述，是不是可以在‘我们的文艺要为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之下，加一句‘为社会主义服务’？光提前一句，可能使有些人误解为只是一个服务对象问题。加上后一句，可以简明地指出时代特点，指出对文艺的思想内容和社会功能的要求。”
1980年2月，在我主持剧本座谈会期间，向胡耀邦同志汇报到这个问题时，耀邦同志插话说过：是不是可以简化为“文艺为人民服务”就可以了？我表示同意这样的简化，但同时也向他建议，可否考虑再加上“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不久，我调到中宣部以后，又向王任重同志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李：您的意思是，《苦恋》经过修改，可以公映？
贺：由于这一点，加上我因为有事，没有参加文艺界第二次对批《苦恋》表态的座谈会，就有文学界的同志向耀邦同志反映我是右倾。耀邦同志因此曾经提醒我说：你要注意啊，是不是这一步没有跟上呀？
李：后来《时代的报告》被停刊，是不是跟批判《苦恋》有关系？
贺：还不完全是。《时代的报告》是由地方和部队合办的一个报告文学刊物，发表过不少好作品。它的主要问题，是发表文章，对调整以后的“二为”口号不赞同，仍然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发表对粉碎“四人帮”六年来的拨乱反正质疑的编者按，并且出版增刊，对《苦恋》进行简单化批判，造成了不良影响。当时是由邓力群同志向我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意见，决定《时代的报告》停刊，改名为《报告文学》，交由《人民日报》领导，另外重新组织一个编辑部。由我召集当事人，向他们传达了这个决定，同时发表意见，对《时代的报告》主编黄钢同志，除进行批评外，也肯定了他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积极性，和他在报告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也提到他关于报告文学创作不应有虚构的主张，是正确的。
李：那是粉碎“四人帮”之后被停刊的第一个刊物吧？这样处理之后，有些什么反映？
贺：《时代的报告》的同志表示服从。机关内和文艺界多数人的反映也是好的。但有人却说这是扼杀不同声音，是“左”的表现。同时又有人说我为主编黄钢说了好话，是对“左”的同情和支持，还有人说我对批《苦恋》泼冷水，是支持《苦恋》的右的表现等等。
李：《人妖之间》比《苦恋》要早一些，是1979年写的一个报告文学，反映了黑龙江省的一个大贪污案件，首犯王守信被枪毙了。这种题材的报告文学，今天的读者可能习以为常了，但在那个年代，是很轰动的。
贺：那是刘宾雁的作品。刘宾雁写这篇报告文学的时候，他还是《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人妖之间》是报道腐败分子王守信案件的，有局部的缺点错误，发表以后，这起案件发生地点的同志强烈不满，在京的读者中也有非议。部里提出，要我具体负责处理这件事。我组织了一个调查组，组长是文艺局的王慧敏同志，作家协会的唐达成是副组长，特别还让《人民文学》负责报告文学和这篇作品的周明也参加了，到案件发生的当地，做了较长时间的调查。回来以后，他们提出了书面汇报，我主持了汇报讨论，并且最后发言，认为调查属实，作品在几个次要人物的描绘上不符合事实，要求作者必须修改，但是整个看来，这部作品没有大问题，不需要作组织处理。在这个过程中，征求了周扬同志的同意。
李：这个问题好像并不复杂，各有关方面对于这样的处理意见，不会有太多的分歧吧？
贺：不那么简单。首先在中宣部机关内部，就引起了对我的不满，特别是案件发生地的同志，对于我说的一句话尤其不满。我讲过“作品中说‘我们国家还存在着产生腐败的土壤’，这没有错误”，他们就抓住这句话，意见很大，除了在中宣部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外，还向中纪委提出，登在简报上，说我庇护毒草。这样，在王任重同志主持的一次中宣部机关扩大会议上，有好几位同志对我提出质问，要我当面给当地同志作出回答。另外有同志又把我在《苦恋》问题上的态度联系起来，指出我是右倾，是在支持文艺界的右倾思潮。还有同志质问我，为什么要组织人起草关于封建主义问题的材料？
李：这个材料是怎么一回事？
贺：其实这是王任重同志布置的几个理论研究题目中的一个，是根据小平同志在报告中提到，要在政治思想上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指示来搞的，这也被误认为我个人想要用反对封建思想，转移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批判。
李：这是您到中宣部之后第一次感觉到压力吧？
贺：虽然王任重同志当时没有要我自己作出答复，事后也没有要我检讨，不过在当时和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我还是感到不愉快的。
李：那时在中宣部机关之外，是否对您也有“右倾”的议论？
贺：不仅有，而且还因为我所处的工作岗位，就进一步说我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后台。
李：这我倒是头一次听说。
贺：当然有的是捕风捉影，有的却是观点不同所致。比如文艺局同志到南方了解情况，回来汇报说，那里说从北京听到的信息，说我反对批《苦恋》，反对批《人妖之间》，因为我是作者和导演的后台，甚至把别人说过的“现在作家不敢写东西了，不是‘下笔如有神’，而是‘下笔如有绳’”等等，也说成是我说的。
李：怎么会这样呢？
贺：当时文艺界已经形成一种风气，总是要把有影响又比较活跃的文艺界人士，特别是被认为是“上层”的人物，分成保守派或者解放派。就文学界来说，例如冯牧同志、陈荒煤同志，在相当范围里，说他们是“解放派”的，和说他们是“解放过头，甚至也搞自由化”的两方面议论，都有不少人。由于我和他们，特别是和冯牧的关系较好，较密切，因此也就有人把我划到这一边了。
李：从您前边讲过的，我感觉您在对作品和作家的处理上，确实有一点“温情脉脉”。
贺：我这个时期思想情緒的着重点，是想在保护作家和作品方面起一些作用，因此对于简单粗暴的批评，比较警惕，害怕弄不好，会重复过去“左”的教训，会再伤害一些虽然有毛病、但是思想解放，又有才华的人。
李：在这方面，可以再举一些例子吗？
贺：1980年我主持剧本座谈会的时候，就是这样。再以后，比如北京舞台上演出的话剧《祸起萧墙》《谁是强者》，曾经引起了争议或者怀疑，我明确表示支持这些作品。再比如，由于我支持了一出某地宣传部门负责人强烈不满的话剧，在《苦恋》事件后召开的全国思想战线座谈会上，那位负责人就把那件事情同我对《苦恋》的态度联系在一起，对我严词批评，并且质问。我只作了几句说明，并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李：除了戏剧以外，在文学作品方面呢？
贺：比如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作品初版以后，中宣部文艺局收到上百条表示不满的意见，其中有不少上纲上线很厉害，要求禁止这部作品。我认为，作品总的方面还是应当肯定的，有少量情节和语言，政治上不够准确，容易引起消极效果，比如有一段话，批评中央政治局不应该直接管一部具体作品，使读者容易联想到，这可能是指邓小平同志点名批评《苦恋》。我认为这可以修改。我提出，请作家协会的张光年同志，帮助作者修改以后再版。我把这个意见写成文字，作为正式公文发出。但是不久，听到说出版社接到了另外的通知，要求按读者意见的绝大部分修改才行。文艺局同志告诉我说，这是照另外一位副部长批示精神下达的。我当时想，这事没有再让我知道，可能是有人比较强烈地反映了意见，不同意我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意见。 李：您对周扬呢？
贺：当然更是信任的。除去刚才说到的那种，由于崇敬的心情产生的感情上的接近外，更由于我们在工作上的基本观点的一致。主要就是对文艺形势的看法：成绩是主流，问题是支流；倾向性问题有“左”也有右，不论纠“左”还是纠右，都是既要严肃认真，又要避免简单粗暴的批评和政治打击；真正的敌人是极少数，对大多数是“弄清思想，团结同志”。
李：这就是您在那个时期不少文章中说的，正确对待两条战线的斗争吗？
贺：是的。我到中宣部不久，就组织了这篇阐述这个内容的文章，事先和周扬同志交换了意见，由文艺局的马畏安同志起草，用笔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李：您到中宣部以后，发表了许多文章、讲话，周扬都看过吗，提出过修改意见吗？
贺：几篇内容比较重要的文章，周扬同志都看过，并且提出过意见，比如1980年12月的长文章《对当前文艺工作的几点看法》，事先征求了他的意见。1981年4月发表的《总结经验，塑造新人》，是经过周扬同志亲笔修改过的。这两篇文章都受到了他的鼓励。再比如，关于对调整后的文艺总口号如何解释，由我起草了一份回复文化部的长篇批语，我送给他审阅，他反复看了几遍，说：“这样写好！”表示完全同意，只拿笔改了一个字，把“含义”改成“涵义”。当然我不是所有的文章和讲话都给他看过，这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但凡属于比较重要的问题，和我拿不准的事情，都征求过他的意见。
李：那段时间里，您听到过关于对周扬的意见吗？
贺：开初还没有。那段时间，我曾经向王任重同志提出，请周扬做常务副部长。几天以后，王任重同志告诉我，中央的意见是，周扬同志年龄大了，不合适再做繁重的工作。我说，周扬同志情况特殊，文艺战线特殊需要。王任重同志说，文艺界和机关内部都对周扬同志有些意见。当时，我还不知道具体有些什么意见……
李：后来您是怎么知道这些具体意见的？
贺：那是在批《苦恋》和《时代的报告》停刊前后。邓小平同志就《苦恋》引发的思想战线的错误倾向问题，在内部发表谈话之后，找了理论界、新闻界、文化界的主要负责人座谈。有人说，周扬同志在会上的发言使小平同志不满。由于我既不是那次会议的参加者，又没有听到传达，具体内容至今不清楚。然后就是对批《苦恋》的态度，前边我说过，我因为《苦恋》，加上《人妖之间》的事情，机关会议上批评我右倾，周扬同志向王任重同志为我作了辩护。有人就说周扬同志和我一样，都是对邓小平同志的批示有抵触，不愿意批判毒草。接着，就是机关内外都有人反映，对周扬同志在全国思想战线座谈会上的发言不满，说是支持自由化，甚至传说周扬同志“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李：事实真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贺：我找到王任重同志。他说，是有这个反映，周扬同志德高望重，是不是年龄大了，会上讲长话难免不够严谨，或者接触人多，有时说话不注意？你向他提个醒就是了。我当时感到，王任重同志对周扬同志是尊重爱护的，而且他告诉我，他要求调离中宣部，中央已经原则上同意。我相信他不愿意，也不可能有揪住什么人不放的心思，我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非同小可，一定要替周扬同志说清楚。我说，周扬同志由于长期关押，不甚了解这几年文艺界和社会上的复杂情况，平常接触人说话不够严谨，哪句话被误传，被曲解，这种情况可能是有的，但他决不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我提请王任重同志回忆一下不久前中宣部的一次新老部长一起开的生活会，由他主持的。周扬同志在会上发言说：“我听到 有些青年人告诉我说，提什么四项基本原则？叫人想起林彪的四个‘念念不忘’……”那次生活会以后，我马上找到周扬同志，把我对他那句话的理解告诉他，我说，你是在内部小范围提出宣传策略问题吧，但语有未尽，容易被人误解。周扬同志接受了我的提醒，并且把向他反映这个看法的青年人的名字告诉给我。由此，我对王任重同志说，周扬同志的文章里几次提出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他的正式态度。这中间还有这么一件事情……
李：什么事情？
贺：这就是从1981年大约2月间开始，延续了三四个月的文艺界党员骨干会。参加的有一百多人，由王任重和周扬同志主持，我参加具体的组织工作。
李：这次会议的起因是什么？
贺：起因是，在理论务虚会上，小平同志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后，文艺战线上出现了《苦恋》等现象，党内同志也就出现了所谓“三、四、左、右”的争论。
李：什么叫做“三、四、左、右”？
贺：就是当前的工作重点究竟是什么，是应该强调三中全会的思想解放，继续以反“左”为主，还是应当重点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反右为主？结合文艺界这个时期的许多具体问题，在会上展开了争论。会议开始不久，周扬同志就住进了医院，由我和文艺局向他汇报会议进展情况。会议结束前，王任重同志要我请周扬同志作总结讲话。周扬同志说，总结讲什么题目好？他考虑接受陆定一同志的建议，就讲一个创作自由的问题。我说，会上反复争论的问题，都是涉及重大原则的问题，并且有人误解我们（我没有只说是周扬同志）不贊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希望周扬同志应该针对这些问题，正面作出回答，而不宜只谈一个创作自由的问题。周扬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
李：您是自始至终参加了那次文艺界党员骨干会吧？会议期间，您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什么地方？
贺：是这样两点：一是，文艺界应当拥护小平同志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他在对思想战线问题谈话中提出的，当前应当注意在继续纠“左”的同时，重视反右的问题；但是又不能因为重视反右，就轻视“左”，特别是不能用“左”的办法来反右。二是，应当消除一些人对周扬同志的误解和误传。正因为这样，我才向周扬同志提出了刚才我谈过的那些建议。而在这之前，我同出席会议的文联党组的赵寻同志商量，由他在发言中为周扬同志作些解释，从周扬同志已经发表过的文章和讲话中间，正式引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字和语言。 李：中宣部主要领导和中央领导，在那个时期对周扬有些什么看法，这同以后批评他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理论文章，有没有什么联系？
贺：就我所知，王任重同志当时的看法，就是我刚才说过的那样。再就是乔木同志，我在这期间和以后，一直和他没有很多接触，不过就我所接触到的，我从来没有听他流露过对周扬同志的不满。耀邦同志在这一点上给我的印象也是这样。这里，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我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印象。在文艺界党员骨干会之后不久，大约是1982年初，我听到一个消息，说中央将要安排周扬同志从中宣部副部长的职位上退下来，我很着急，就在午休的时间，跑到中南海的勤政殿，先找到邓力群同志，我问他是否知道这个事情？
李：那时邓力群已经到了中宣部吗？
贺：那个时候邓力群同志已经接替王任重同志，担任中宣部长，但仍旧在勤政殿办公。他说，他还没有听说这件事情，并且说，即使有这个事，也可能是由于年龄问题，他本人和他所知道的别的中央领导同志，对周扬同志都是尊重的。我说，即使听到对周扬同志有什么不好的反映，那也都是不实的，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不能让周扬同志退。邓力群同志表示同意我的意见，并叫我找耀邦同志也谈一下。我就急匆匆地找到耀邦同志，谈了同样内容的意见。耀邦同志说，中央对周扬同志的尊重和信任，难道有谁还会怀疑吗？就批《苦恋》来说，周扬同志主持文艺界知名人士表态支持中央，影响就很好。在思想战线座谈会上，他和乔木同志配合得还很好。周扬同志年龄大了，按照中央统一的规定，即使不再担任一线职务了，对于他应起的作用也会充分估计到，并且会作出别的安排的。最后，我还是向耀邦同志提出，中央应该考虑文艺界的特殊情况和周扬同志的特殊作用，不应当像别人一样“一刀切”。
李：以后中央对周扬是怎么安排的？
贺：后来，1982年4月间，中央通知周扬同志改任中宣部顾问。但是在我的思想上和从中央领导对待周扬同志的态度上，都和他任副部长期间没有什么不同。
李：你为阻止周扬退下来去找过邓力群和胡耀邦的事情，向周扬谈起过吗？他知道吗？
贺：我没有同他说过我为这件事去找过什么人的事情，但是我问过周扬同志，是否他自己提出来要求退下来的？他说，按中央规定，应当退，只是他自己还没有提出来。我说，我听到有些传言，因此希望周扬同志自己无论如何不要自己提“退”的事……
李：根据您谈的这些情况，您和周扬之间，彼此都是很信任的，文艺界领导人中间，对这个情况应该也是了解的。
贺：当时，我完全相信是这样的，因为事实本身就是这样，应当不会被误解，或者被说成是别的样子。而且，从1980年我到中宣部工作，一直到周扬同志1983年发表紀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文章，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面，我和文艺界这些领导同志经常接触，他们都直接间接地表明支持我的工作，同时表明，他们为周扬同志和我彼此信任而感到高兴。当然，也许有哪位同志不是这样看和这样想，也许他们中间有人曾向周扬同志说过我一些什么，但是我在当时是不知道的，我更不会想到，有谁会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在以后的什么时候，出来把当时的真实情况说成另外一个样子。
李：已经出版的张光年日记《文坛回春纪事》里边，有这样一段话，日期是1981年2月23日： “上午到周家开碰头会，着重谈了白桦的电影《太阳与人》修改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会上周扬说我不赞成贺敬之这时候去党校学习，一时夏、陈、刘、林、巍峙等都表示不赞成。贺说了他自己愿意去的话，周扬生气说，那我就要另找一个副部长。贺敬之在关键时候抽腿，这点看清了。”您能谈谈这件事吗？
贺：关于批《苦恋》的事，我和周扬同志的意见完全一致，这在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就是遵照小平同志和耀邦同志的指示精神，要进行批评，但是不能简单粗暴。我提出，剧本可以修改，也同周扬同志交换过这个意见，后来中央领导同志没有采纳我这个意见，我也服从了。倒是《回春纪事》的这位作者，在当时对于批《苦恋》很抵触，开始，中宣部通知有关单位放映影片《太阳和人》，就是《苦恋》，为批判作准备，这位同志向他领导的那个单位的秘书长交待说：我们不搞这个！我请周扬同志给他做工作，他才答应了。接着，请他主持抓批判《苦恋》的文章，文章在《文艺报》上发表，《人民日报》转载，并且受到耀邦同志和王任重同志表扬，这位同志就又很高兴了。其实，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有个过程，即使是水平高的同志，有时也会如此，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让我想不到的是，若干年以后，会把事实说成是另外一个样子。
李：日记里边的那一段话，好像是您在那个时候，要有意躲避批《苦恋》，就坚持要去党校，因此惹得周扬对您不满？
贺：决定我到党校去学习，是周扬同志先告诉我的，说是部长、常务副部长和周扬同志一起商量过的。然后，又有一位常务副部长向我说明，按照中央规定，部级干部必须要去中央党校学习一段时间，他们考虑，中宣部有周扬同志和我两个管文艺的副部长，抽出一位，不会太影响工作，在和周扬同志商量以后，决定让我去学习。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就服从决定，去党校报到。我完全想不到竟会有人说，我这是为了逃避什么斗争，是关键时候抽腿。因为，批《苦恋》的事情，从原则到具体，自始至终都是邓小平、胡耀邦、王任重，还有周扬同志直接抓的。虽然在机关内外，有些人说我右，有些人说我“左”，但没有任何一位领导同志这样说过我，从上面给过我什么压力，我也完全没有感到，我在这件事情上，和中央的精神有什么原则性的分歧，因而需要逃避这场斗争，或者想到会被谁“斗争”。
李：你去党校学习了吗？
贺：第二天，我接到周扬同志的电话，说有些同志提出意见，认为我在这个时期，还是不要离职学习为好，他已经向部里反映了。我当时完全没有感觉到周扬同志在这件事情上，对我有什么不满的意思。
李：可是《文坛回春纪事》里边，确实说了周扬对于你去党校学习表示不满，还说，周扬生气地说，那我就要另找一个副部长！
（1980——1983）
李：现在，请谈一谈您到中宣部任职以后的情况。一般认为，从您参与文化部的领导工作，直到中宣部工作后的这十多年，是您一生经历中十分重要的阶段。在那之前，人们主要把您作为一个作家和诗人看待，从您的作品认识您，在那之后，人们更多地把您看作一个思想文化战线的高级领导干部，从您的讲话、观点和倾向性认识您。而您在文化部，特别是到了中宣部以后的那些年，又正是思想文化战线情况非常微妙复杂的十年，您在中宣部又恰恰是分管文化工作的副部长，这样，那些年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不少重要事情、敏感问题，就都牵涉到您，与您有关，您也就成了一个引人注意的敏感人物。一方面，有相当广泛的干部和群众支持您称赞您，另一方面，对不起，我直话直说了，关于您的传言、流言甚至是谣言，也相当之多，不仅在文艺界内外传播，还经常在海外的媒体上传播。贾漫在《诗人贺敬之》那本书里面，把你的那一段工作经历称为“风雨十年”。为了方便对于一些问题的理解，请您先简略概括地谈一下“风雨十年”期间的主要情况，或者说是思想文化战线的形势好吗？
贺：好的。我是1980年7月从文化部正式调中宣部任职，1987年10月离职的。这是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之后。
根据包括文艺在内的思想战线的新情况，中央要求，在坚持解放思想，继续批“左”、批判“两个凡是”，继续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和繁荣文化事业的同时，要重视已经出现并且越来越突出的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要求在反倾向问题上，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以后，多次对思想战线发表谈话，耀邦同志在初期，也注意贯彻小平同志的指示和中央决议精神。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正式提出了“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1987年，中央决议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到1989年“六四”之后，小平同志指出，“六四”教训，主要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精神污染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的都很少。以上这些，就是十多年来包括文艺在内的思想战线斗争的历史背景。
李：就是说，这十年间，风风雨雨，很不平静，是“多事之秋”啊。您在中宣部的工作，实际是分為两个阶段吧，中间有一段您离开了中宣部。
贺：1980年7月，我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分管文艺，开始是协助周扬同志，他也是分管文艺的副部长。1982年4月，周扬同志任顾问，不再担任中宣部副部长，文艺就是我来主管了。一直到1987年10月我的辞职申请被批准，离开中宣部，这是七年。1989年9月，中央又要我出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党组书记，到1992年我辞去中宣部和文化部的领导职务，这是三年。前后两段加起来，我在中宣部副部长的岗位上，恰好工作了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对于我个人来说，那也真的是“风雨十年”了。
李：这十年里边您经历了许多事情，其中有一些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文艺界内部乃至在全国都沸沸扬扬的事情。您能把这些重要的事情重要的问题，尽可能详细地介绍一下吗？
贺：好的，根据我的记忆，我尽可能多地谈一些材料。在某个问题上，我所谈的，可能跟有的文章里面介绍的不一样或者不完全一样，但是，我是以事件的亲历者的身份，以我亲眼所见亲耳所听，来介绍事情的真实情况。
1.文艺总口号的调整
李：首先一个，想请您谈一谈文艺总口号的调整问题，也就是“二为”口号的提出。这个问题，好像在你到中宣部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贺：是的，那是从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开始的。那时我还在文化部工作。在小平同志的祝词草稿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我得知胡乔木同志向中央提出，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乔木同志的这个意见，得到小平同志同意，并且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小平同志在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讲的是“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我和许多人一样，都十分拥护这个意见。与此同时，周扬同志在那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也把原来草稿中沿用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删改掉了。
李：也就是说，从四次文代会开始，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了，但是，邓小平只提出了“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与后来的新口号相比，在表述上还 不够完整。那么，新口号的完整提出是在什么时候？用新口号取代旧口号，在文艺界内部有没有争论？
贺：在四次文代会和文代会之后的一个短时间内，对如何形成新的口号，还在继续征求意见。中宣部在王任重部长主持下，开了几次有思想战线各方面同志参加的座谈会，讨论这个问题。会上会下，意见都不大一致。有人表示，还是应该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戏剧界有一位著名的导演同志，还情绪激昂地直接向中央反映了这个意见。另外还有几位当时被认为是“思想解放”的同志提出，只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再提出文艺为什么服务的问题了。此外，中宣部理论局还多次主持召开了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研讨会，我在会上发了言，后来那篇发言稿整理成为一篇文章。
李：就是《贺敬之文艺论集》里边的《谈谈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那一篇吧？时间是1980年1月23日。
贺：对，那是我在中宣部第三次理论座谈会上的发言。在那个发言的最后部分，我对作为完整的总口号应该怎么提，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和建议：“我想提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对我们的文艺方向的概括性的表述，是不是可以在‘我们的文艺要为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之下，加一句‘为社会主义服务’？光提前一句，可能使有些人误解为只是一个服务对象问题。加上后一句，可以简明地指出时代特点，指出对文艺的思想内容和社会功能的要求。”
1980年2月，在我主持剧本座谈会期间，向胡耀邦同志汇报到这个问题时，耀邦同志插话说过：是不是可以简化为“文艺为人民服务”就可以了？我表示同意这样的简化，但同时也向他建议，可否考虑再加上“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不久，我调到中宣部以后，又向王任重同志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李：您的意思是，《苦恋》经过修改，可以公映？
贺：由于这一点，加上我因为有事，没有参加文艺界第二次对批《苦恋》表态的座谈会，就有文学界的同志向耀邦同志反映我是右倾。耀邦同志因此曾经提醒我说：你要注意啊，是不是这一步没有跟上呀？
李：后来《时代的报告》被停刊，是不是跟批判《苦恋》有关系？
贺：还不完全是。《时代的报告》是由地方和部队合办的一个报告文学刊物，发表过不少好作品。它的主要问题，是发表文章，对调整以后的“二为”口号不赞同，仍然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发表对粉碎“四人帮”六年来的拨乱反正质疑的编者按，并且出版增刊，对《苦恋》进行简单化批判，造成了不良影响。当时是由邓力群同志向我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意见，决定《时代的报告》停刊，改名为《报告文学》，交由《人民日报》领导，另外重新组织一个编辑部。由我召集当事人，向他们传达了这个决定，同时发表意见，对《时代的报告》主编黄钢同志，除进行批评外，也肯定了他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积极性，和他在报告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也提到他关于报告文学创作不应有虚构的主张，是正确的。
李：那是粉碎“四人帮”之后被停刊的第一个刊物吧？这样处理之后，有些什么反映？
贺：《时代的报告》的同志表示服从。机关内和文艺界多数人的反映也是好的。但有人却说这是扼杀不同声音，是“左”的表现。同时又有人说我为主编黄钢说了好话，是对“左”的同情和支持，还有人说我对批《苦恋》泼冷水，是支持《苦恋》的右的表现等等。
李：《人妖之间》比《苦恋》要早一些，是1979年写的一个报告文学，反映了黑龙江省的一个大贪污案件，首犯王守信被枪毙了。这种题材的报告文学，今天的读者可能习以为常了，但在那个年代，是很轰动的。
贺：那是刘宾雁的作品。刘宾雁写这篇报告文学的时候，他还是《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人妖之间》是报道腐败分子王守信案件的，有局部的缺点错误，发表以后，这起案件发生地点的同志强烈不满，在京的读者中也有非议。部里提出，要我具体负责处理这件事。我组织了一个调查组，组长是文艺局的王慧敏同志，作家协会的唐达成是副组长，特别还让《人民文学》负责报告文学和这篇作品的周明也参加了，到案件发生的当地，做了较长时间的调查。回来以后，他们提出了书面汇报，我主持了汇报讨论，并且最后发言，认为调查属实，作品在几个次要人物的描绘上不符合事实，要求作者必须修改，但是整个看来，这部作品没有大问题，不需要作组织处理。在这个过程中，征求了周扬同志的同意。
李：这个问题好像并不复杂，各有关方面对于这样的处理意见，不会有太多的分歧吧？
贺：不那么简单。首先在中宣部机关内部，就引起了对我的不满，特别是案件发生地的同志，对于我说的一句话尤其不满。我讲过“作品中说‘我们国家还存在着产生腐败的土壤’，这没有错误”，他们就抓住这句话，意见很大，除了在中宣部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外，还向中纪委提出，登在简报上，说我庇护毒草。这样，在王任重同志主持的一次中宣部机关扩大会议上，有好几位同志对我提出质问，要我当面给当地同志作出回答。另外有同志又把我在《苦恋》问题上的态度联系起来，指出我是右倾，是在支持文艺界的右倾思潮。还有同志质问我，为什么要组织人起草关于封建主义问题的材料？
李：这个材料是怎么一回事？
贺：其实这是王任重同志布置的几个理论研究题目中的一个，是根据小平同志在报告中提到，要在政治思想上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指示来搞的，这也被误认为我个人想要用反对封建思想，转移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批判。
李：这是您到中宣部之后第一次感觉到压力吧？
贺：虽然王任重同志当时没有要我自己作出答复，事后也没有要我检讨，不过在当时和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我还是感到不愉快的。
李：那时在中宣部机关之外，是否对您也有“右倾”的议论？
贺：不仅有，而且还因为我所处的工作岗位，就进一步说我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后台。
李：这我倒是头一次听说。
贺：当然有的是捕风捉影，有的却是观点不同所致。比如文艺局同志到南方了解情况，回来汇报说，那里说从北京听到的信息，说我反对批《苦恋》，反对批《人妖之间》，因为我是作者和导演的后台，甚至把别人说过的“现在作家不敢写东西了，不是‘下笔如有神’，而是‘下笔如有绳’”等等，也说成是我说的。
李：怎么会这样呢？
贺：当时文艺界已经形成一种风气，总是要把有影响又比较活跃的文艺界人士，特别是被认为是“上层”的人物，分成保守派或者解放派。就文学界来说，例如冯牧同志、陈荒煤同志，在相当范围里，说他们是“解放派”的，和说他们是“解放过头，甚至也搞自由化”的两方面议论，都有不少人。由于我和他们，特别是和冯牧的关系较好，较密切，因此也就有人把我划到这一边了。
李：从您前边讲过的，我感觉您在对作品和作家的处理上，确实有一点“温情脉脉”。
贺：我这个时期思想情緒的着重点，是想在保护作家和作品方面起一些作用，因此对于简单粗暴的批评，比较警惕，害怕弄不好，会重复过去“左”的教训，会再伤害一些虽然有毛病、但是思想解放，又有才华的人。
李：在这方面，可以再举一些例子吗？
贺：1980年我主持剧本座谈会的时候，就是这样。再以后，比如北京舞台上演出的话剧《祸起萧墙》《谁是强者》，曾经引起了争议或者怀疑，我明确表示支持这些作品。再比如，由于我支持了一出某地宣传部门负责人强烈不满的话剧，在《苦恋》事件后召开的全国思想战线座谈会上，那位负责人就把那件事情同我对《苦恋》的态度联系在一起，对我严词批评，并且质问。我只作了几句说明，并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李：除了戏剧以外，在文学作品方面呢？
贺：比如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作品初版以后，中宣部文艺局收到上百条表示不满的意见，其中有不少上纲上线很厉害，要求禁止这部作品。我认为，作品总的方面还是应当肯定的，有少量情节和语言，政治上不够准确，容易引起消极效果，比如有一段话，批评中央政治局不应该直接管一部具体作品，使读者容易联想到，这可能是指邓小平同志点名批评《苦恋》。我认为这可以修改。我提出，请作家协会的张光年同志，帮助作者修改以后再版。我把这个意见写成文字，作为正式公文发出。但是不久，听到说出版社接到了另外的通知，要求按读者意见的绝大部分修改才行。文艺局同志告诉我说，这是照另外一位副部长批示精神下达的。我当时想，这事没有再让我知道，可能是有人比较强烈地反映了意见，不同意我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意见。 李：您对周扬呢？
贺：当然更是信任的。除去刚才说到的那种，由于崇敬的心情产生的感情上的接近外，更由于我们在工作上的基本观点的一致。主要就是对文艺形势的看法：成绩是主流，问题是支流；倾向性问题有“左”也有右，不论纠“左”还是纠右，都是既要严肃认真，又要避免简单粗暴的批评和政治打击；真正的敌人是极少数，对大多数是“弄清思想，团结同志”。
李：这就是您在那个时期不少文章中说的，正确对待两条战线的斗争吗？
贺：是的。我到中宣部不久，就组织了这篇阐述这个内容的文章，事先和周扬同志交换了意见，由文艺局的马畏安同志起草，用笔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李：您到中宣部以后，发表了许多文章、讲话，周扬都看过吗，提出过修改意见吗？
贺：几篇内容比较重要的文章，周扬同志都看过，并且提出过意见，比如1980年12月的长文章《对当前文艺工作的几点看法》，事先征求了他的意见。1981年4月发表的《总结经验，塑造新人》，是经过周扬同志亲笔修改过的。这两篇文章都受到了他的鼓励。再比如，关于对调整后的文艺总口号如何解释，由我起草了一份回复文化部的长篇批语，我送给他审阅，他反复看了几遍，说：“这样写好！”表示完全同意，只拿笔改了一个字，把“含义”改成“涵义”。当然我不是所有的文章和讲话都给他看过，这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但凡属于比较重要的问题，和我拿不准的事情，都征求过他的意见。
李：那段时间里，您听到过关于对周扬的意见吗？
贺：开初还没有。那段时间，我曾经向王任重同志提出，请周扬做常务副部长。几天以后，王任重同志告诉我，中央的意见是，周扬同志年龄大了，不合适再做繁重的工作。我说，周扬同志情况特殊，文艺战线特殊需要。王任重同志说，文艺界和机关内部都对周扬同志有些意见。当时，我还不知道具体有些什么意见……
李：后来您是怎么知道这些具体意见的？
贺：那是在批《苦恋》和《时代的报告》停刊前后。邓小平同志就《苦恋》引发的思想战线的错误倾向问题，在内部发表谈话之后，找了理论界、新闻界、文化界的主要负责人座谈。有人说，周扬同志在会上的发言使小平同志不满。由于我既不是那次会议的参加者，又没有听到传达，具体内容至今不清楚。然后就是对批《苦恋》的态度，前边我说过，我因为《苦恋》，加上《人妖之间》的事情，机关会议上批评我右倾，周扬同志向王任重同志为我作了辩护。有人就说周扬同志和我一样，都是对邓小平同志的批示有抵触，不愿意批判毒草。接着，就是机关内外都有人反映，对周扬同志在全国思想战线座谈会上的发言不满，说是支持自由化，甚至传说周扬同志“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李：事实真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贺：我找到王任重同志。他说，是有这个反映，周扬同志德高望重，是不是年龄大了，会上讲长话难免不够严谨，或者接触人多，有时说话不注意？你向他提个醒就是了。我当时感到，王任重同志对周扬同志是尊重爱护的，而且他告诉我，他要求调离中宣部，中央已经原则上同意。我相信他不愿意，也不可能有揪住什么人不放的心思，我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非同小可，一定要替周扬同志说清楚。我说，周扬同志由于长期关押，不甚了解这几年文艺界和社会上的复杂情况，平常接触人说话不够严谨，哪句话被误传，被曲解，这种情况可能是有的，但他决不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我提请王任重同志回忆一下不久前中宣部的一次新老部长一起开的生活会，由他主持的。周扬同志在会上发言说：“我听到 有些青年人告诉我说，提什么四项基本原则？叫人想起林彪的四个‘念念不忘’……”那次生活会以后，我马上找到周扬同志，把我对他那句话的理解告诉他，我说，你是在内部小范围提出宣传策略问题吧，但语有未尽，容易被人误解。周扬同志接受了我的提醒，并且把向他反映这个看法的青年人的名字告诉给我。由此，我对王任重同志说，周扬同志的文章里几次提出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他的正式态度。这中间还有这么一件事情……
李：什么事情？
贺：这就是从1981年大约2月间开始，延续了三四个月的文艺界党员骨干会。参加的有一百多人，由王任重和周扬同志主持，我参加具体的组织工作。
李：这次会议的起因是什么？
贺：起因是，在理论务虚会上，小平同志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后，文艺战线上出现了《苦恋》等现象，党内同志也就出现了所谓“三、四、左、右”的争论。
李：什么叫做“三、四、左、右”？
贺：就是当前的工作重点究竟是什么，是应该强调三中全会的思想解放，继续以反“左”为主，还是应当重点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反右为主？结合文艺界这个时期的许多具体问题，在会上展开了争论。会议开始不久，周扬同志就住进了医院，由我和文艺局向他汇报会议进展情况。会议结束前，王任重同志要我请周扬同志作总结讲话。周扬同志说，总结讲什么题目好？他考虑接受陆定一同志的建议，就讲一个创作自由的问题。我说，会上反复争论的问题，都是涉及重大原则的问题，并且有人误解我们（我没有只说是周扬同志）不贊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希望周扬同志应该针对这些问题，正面作出回答，而不宜只谈一个创作自由的问题。周扬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
李：您是自始至终参加了那次文艺界党员骨干会吧？会议期间，您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什么地方？
贺：是这样两点：一是，文艺界应当拥护小平同志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他在对思想战线问题谈话中提出的，当前应当注意在继续纠“左”的同时，重视反右的问题；但是又不能因为重视反右，就轻视“左”，特别是不能用“左”的办法来反右。二是，应当消除一些人对周扬同志的误解和误传。正因为这样，我才向周扬同志提出了刚才我谈过的那些建议。而在这之前，我同出席会议的文联党组的赵寻同志商量，由他在发言中为周扬同志作些解释，从周扬同志已经发表过的文章和讲话中间，正式引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字和语言。 李：中宣部主要领导和中央领导，在那个时期对周扬有些什么看法，这同以后批评他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理论文章，有没有什么联系？
贺：就我所知，王任重同志当时的看法，就是我刚才说过的那样。再就是乔木同志，我在这期间和以后，一直和他没有很多接触，不过就我所接触到的，我从来没有听他流露过对周扬同志的不满。耀邦同志在这一点上给我的印象也是这样。这里，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我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印象。在文艺界党员骨干会之后不久，大约是1982年初，我听到一个消息，说中央将要安排周扬同志从中宣部副部长的职位上退下来，我很着急，就在午休的时间，跑到中南海的勤政殿，先找到邓力群同志，我问他是否知道这个事情？
李：那时邓力群已经到了中宣部吗？
贺：那个时候邓力群同志已经接替王任重同志，担任中宣部长，但仍旧在勤政殿办公。他说，他还没有听说这件事情，并且说，即使有这个事，也可能是由于年龄问题，他本人和他所知道的别的中央领导同志，对周扬同志都是尊重的。我说，即使听到对周扬同志有什么不好的反映，那也都是不实的，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不能让周扬同志退。邓力群同志表示同意我的意见，并叫我找耀邦同志也谈一下。我就急匆匆地找到耀邦同志，谈了同样内容的意见。耀邦同志说，中央对周扬同志的尊重和信任，难道有谁还会怀疑吗？就批《苦恋》来说，周扬同志主持文艺界知名人士表态支持中央，影响就很好。在思想战线座谈会上，他和乔木同志配合得还很好。周扬同志年龄大了，按照中央统一的规定，即使不再担任一线职务了，对于他应起的作用也会充分估计到，并且会作出别的安排的。最后，我还是向耀邦同志提出，中央应该考虑文艺界的特殊情况和周扬同志的特殊作用，不应当像别人一样“一刀切”。
李：以后中央对周扬是怎么安排的？
贺：后来，1982年4月间，中央通知周扬同志改任中宣部顾问。但是在我的思想上和从中央领导对待周扬同志的态度上，都和他任副部长期间没有什么不同。
李：你为阻止周扬退下来去找过邓力群和胡耀邦的事情，向周扬谈起过吗？他知道吗？
贺：我没有同他说过我为这件事去找过什么人的事情，但是我问过周扬同志，是否他自己提出来要求退下来的？他说，按中央规定，应当退，只是他自己还没有提出来。我说，我听到有些传言，因此希望周扬同志自己无论如何不要自己提“退”的事……
李：根据您谈的这些情况，您和周扬之间，彼此都是很信任的，文艺界领导人中间，对这个情况应该也是了解的。
贺：当时，我完全相信是这样的，因为事实本身就是这样，应当不会被误解，或者被说成是别的样子。而且，从1980年我到中宣部工作，一直到周扬同志1983年发表紀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文章，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面，我和文艺界这些领导同志经常接触，他们都直接间接地表明支持我的工作，同时表明，他们为周扬同志和我彼此信任而感到高兴。当然，也许有哪位同志不是这样看和这样想，也许他们中间有人曾向周扬同志说过我一些什么，但是我在当时是不知道的，我更不会想到，有谁会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在以后的什么时候，出来把当时的真实情况说成另外一个样子。
李：已经出版的张光年日记《文坛回春纪事》里边，有这样一段话，日期是1981年2月23日： “上午到周家开碰头会，着重谈了白桦的电影《太阳与人》修改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会上周扬说我不赞成贺敬之这时候去党校学习，一时夏、陈、刘、林、巍峙等都表示不赞成。贺说了他自己愿意去的话，周扬生气说，那我就要另找一个副部长。贺敬之在关键时候抽腿，这点看清了。”您能谈谈这件事吗？
贺：关于批《苦恋》的事，我和周扬同志的意见完全一致，这在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就是遵照小平同志和耀邦同志的指示精神，要进行批评，但是不能简单粗暴。我提出，剧本可以修改，也同周扬同志交换过这个意见，后来中央领导同志没有采纳我这个意见，我也服从了。倒是《回春纪事》的这位作者，在当时对于批《苦恋》很抵触，开始，中宣部通知有关单位放映影片《太阳和人》，就是《苦恋》，为批判作准备，这位同志向他领导的那个单位的秘书长交待说：我们不搞这个！我请周扬同志给他做工作，他才答应了。接着，请他主持抓批判《苦恋》的文章，文章在《文艺报》上发表，《人民日报》转载，并且受到耀邦同志和王任重同志表扬，这位同志就又很高兴了。其实，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有个过程，即使是水平高的同志，有时也会如此，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让我想不到的是，若干年以后，会把事实说成是另外一个样子。
李：日记里边的那一段话，好像是您在那个时候，要有意躲避批《苦恋》，就坚持要去党校，因此惹得周扬对您不满？
贺：决定我到党校去学习，是周扬同志先告诉我的，说是部长、常务副部长和周扬同志一起商量过的。然后，又有一位常务副部长向我说明，按照中央规定，部级干部必须要去中央党校学习一段时间，他们考虑，中宣部有周扬同志和我两个管文艺的副部长，抽出一位，不会太影响工作，在和周扬同志商量以后，决定让我去学习。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就服从决定，去党校报到。我完全想不到竟会有人说，我这是为了逃避什么斗争，是关键时候抽腿。因为，批《苦恋》的事情，从原则到具体，自始至终都是邓小平、胡耀邦、王任重，还有周扬同志直接抓的。虽然在机关内外，有些人说我右，有些人说我“左”，但没有任何一位领导同志这样说过我，从上面给过我什么压力，我也完全没有感到，我在这件事情上，和中央的精神有什么原则性的分歧，因而需要逃避这场斗争，或者想到会被谁“斗争”。
李：你去党校学习了吗？
贺：第二天，我接到周扬同志的电话，说有些同志提出意见，认为我在这个时期，还是不要离职学习为好，他已经向部里反映了。我当时完全没有感觉到周扬同志在这件事情上，对我有什么不满的意思。
李：可是《文坛回春纪事》里边，确实说了周扬对于你去党校学习表示不满，还说，周扬生气地说，那我就要另找一个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