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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一点半，也门的天空漆黑深邃，苍穹中散落着寥寥星辰，Laura Poitras蜷缩在办公椅中，凝望着无尽的星空，若有所思。也门国情复杂，它曾是美国反恐战争的“导火索”，如今又内战肆虐。当年，为了制作纪录片《誓言》（The Oath，2010年），Poitras曾在也门首都萨那住过一段时间。成年后，她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纽约。911恐怖袭击之后，她像很多艺术家和记者一样，开始审视这次袭击对美国产生的影响。随后，Poitras拿起相机，深度挖掘911事件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的影响，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美国对该事件的响应所产生的影响。为此她的足迹遍及伊拉克和关塔那摩湾等地，其中最著名的当属2013年的香港之旅。她偷偷躲在一个酒店的房间中，对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进行了长达八天的紧张采访和拍摄，近距离跟拍这位曾经的无名电脑高手和如今的全球一号通缉犯。这部名为《第四公民》（Citizenfour）的纪录片在去年电影颁奖季中横扫各大奖项，并最终斩获第87界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前去拜访Poitras，她的工作室距离哈德逊河仅几个街区。天花板上安装着一个大屏幕，上面播放着来自萨那的实时视频图像。今年51岁的Poitras穿着一件黑色衬衫、牛仔裤和运动鞋，向后倚靠在椅子上。这次运用sky-cam技术进行的实时拍摄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本月她在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Whitnev Museum of America Art）举办的首次个展，展出诸多短片作品，重头戏则是一系列实境装置艺术作品，围绕着“9·11后的世界”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步入式叙事，例如将美国无人机在世界各地拍摄到的图像投影到博物馆的天花板上。Poitras说道：“我很想讨论‘反恐战争’的主题，它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从更加人性化的角度来理解它？”
她的工作室很大，混凝土地面上摆放着许多电脑设备，杂乱的角落里放着一个文件柜，上面随意摆放着一座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BAFTA）奖杯。几乎所有认识Poitras的人都有一个共识：她是一个全年无休的工作狂，谦虚，专注，一心直达目标，根本无暇停步来欣赏自己的成就。Poitras不仅在纪录片领域备受赞誉，她还曾夺得一次普利策奖和一尊麦克阿瑟天才奖。在谈及每周马拉松式的工作和数不清的项目时，她说：“我有点偏执，但这并不是坏事。”Poitras感觉到，美国政府在缺乏国会监督的情况下开展了大量秘密的反恐计划，但此举却导致反美情绪更加严重，不仅没有压制住恐怖主义，反而使其愈演愈烈。“我真的认为反恐战争让我们变得更不安全。ISIS就是一个例子，这个组织出现的地点正是我们在伊拉克战争中留下的权力真空地带。”她随后举了几个例子，包括关塔那摩监狱对俘虏的折磨，以及属于最高机密的无人机暗杀计划，那些无人控制的飞行器盘旋在也门、巴基斯坦和索马里等地的天空中。“这些行为制造出一个完全失去了稳定性的世界。”
可以说，她的工作就是不断尝试重新引导人们改变关注方向。她的电影《祖国，我的祖国》（My Country，MyCountry）以令人震撼的方式表现了一位伊拉克医生在巴格达竞选政府职务的过程《誓言》则讲述了两个平行发生的故事：一个是前圣战组织成员，如今在也门过上了自由的生活，他的姐夫却在关塔那摩监狱中备受折磨。后来她开始关注无人机，并通过自己的作品告诉观众：针对恐怖分子进行的无人机攻击已造成大量平民死亡。我与Poitras第一次见面，地点在她与记者Glenn Greenwald和Jeremy Scahill共同创建的在线媒体机构the Intercept。当时这家机构刚刚推出一部关于美国无人机计划的系列故事，引起了巨大反响。作品所揭露的若干重大真相中有这么一条：一份泄露的军方评估报告显示，在对阿富汗进行的无人机攻击中，死者中90%为“非计划目标”。随后Scahill开始频频现身有线电台的谈话节目，Greenwald在Twitter上不断质疑政府。而Poitras却试图从更深刻的层面探求这个问题：人类的移情心理。她将也门的视频图像投射在惠特尼美术馆的天花板上，以一种沉默的方式邀请观众来审视那些不属于美国的天空。
惠特尼美术馆的馆长Adam Weinbera表示：“艺术家始终都在探讨其所处时代的重要问题。Laura Poitras以最直接的方式来理解这些问题。Poitras将这次展览命名为“宇宙噪音（Astro Noise），这个名字的出处源自斯诺登。2013年，爱德华.斯诺登给她发送了大量文件资料，以流星般强大的力量改变了她的生活。这批文件被斯诺登称为“宇宙噪音”。Weinberg预计本次展览将引发人们在公共话语权方面产生完全不同的思考。“你会发现两个极端，极端之一是，人们认为这算不上什么重大事件；而另一个极端的人们则认为，这是对国家安全令人发指的侵犯。”
那天深夜，Poitras和我来到SoHo区一家灯光幽暗的日本餐馆，她一边喝莫吉托鸡尾酒，一边梳理着过去两年发生的事情。“老实说，我觉得自己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回头看，很多人认为斯诺登的故事简直是太好了，那可是所有记者梦寐以求的。但我当时的感觉却并非如此，我那时候真的感到非常恐惧。”Poitras有一头柔顺的黑发，一双略带警惕的灰绿色大眼睛。在我们的交流过程中，她十分热情，不时开怀大笑，但从未彻底放松。事实上，Poitras在任何地方都表现的非常低调。我已经参加了她两部电影的首映，她每次都刻意让自己淹没在人群中。“对我的工作而言，躲开公众的视线是个好事儿。”如今的她盛名在外，已经成为电影和新闻媒体中一股强大的力量，低调行事也变成奢求。最近她通过the InterceDt推出了一项名为“视界”（Field of Vision）的新计划，旨在资助并发表优秀的记录短片（她称之为“视觉新闻”）。在去年9月末的纽约电影节上，她公布了自己的下一部电影《Asylum》的预告片，影片被编辑成13个短片，讲述了备受争议的“维基解密”创始人Julian Assange所面临的困境。 此外，对于斯诺登所提供的那些似乎无穷无尽的档案资料，她一直都在与几名记者合作对其展开研究，设法在其中挖掘出有用的信息。Poitras说：“我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希望能报道这件事。”她想要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这些资料，判断哪些政府机密应该被公众知晓，哪些应该继续保密，这是一个压力巨大的工作。Glenn Greenwald认为，这些资料对Poitras而言“既是一个天大的机遇，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Laura是我认识的人中最有创意、最有热情、情感最炽烈，但又最复杂的一个。她对艺术有着非常深刻的看法，并将自己的所有理念都注入了作品中。”
Poitras出生在波士顿郊区的一个小康家庭，她性格沉静，很小就开始对艺术感兴趣。她父亲是一家医院的电脑程序员，母亲是一位注册护士。十几岁时，她经常偷偷跑到城里，去艺术剧院看David Bowie音乐会，或者库布里克等人的电影。12岁那年，她迷上了烹饪，高中毕业后的许多年，她都在高级法餐厅任助理厨师。“我喜欢挑战，喜欢创意，喜欢那种每天都可以创造新事物的感觉。”这些经历对后来快节奏的电影制作而言是很好的训练。她利用业余时间攻读旧金山艺术学院的课程，并迷上了先锋电影。最终她又来到纽约新学院学习政治理论和媒体研究。如今的她仍然喜欢品尝美食，却很少自己掌勺，“我时刻都处于工作状态，我太在乎自己的工作了，完全没有放松的时候。”
35岁那年，Poitras与电影制片人Linda Goode Bryant合作，围绕对俄亥俄州哥伦布市非裔美国人传统社区中产化问题的争议拍摄了她的第一部长纪录片《Flag Wars》。2003年，这部纪录片在美国公共电视网播放后获得了艾美奖提名。更重要的是，它向Poitras指明了事业的方向。“那是一段非常深刻的经历，我意识到自己真的很热爱电影领域的人，喜欢与他们一起工作。”9.11事件发生之时，她正在与Goode Bryant做后期剪辑，当时她住在101号大街，那天早晨步行去上班时，她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但当她在路上走过一个流浪汉身边时，这位流浪汉指着她说，世界末日到了。她忽然产生了一种隐约的不祥之感。随后强大的悲伤情绪在整个城市中弥漫开来，“在那个时刻置身纽约，真的让人心情非常复杂。”后来当伊拉克战争的启动日益迫在眉睫，她感到心中有一个警钟开始敲响。“我开始真切地感觉到，我们正在前往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就是那个时候，我意识到自己想要对这个问题说点什么。”
在自己的纪录片中，Poitras大部分情况下都不会掌控情节的发展，而是致力于让镜头自己运动。Diane Weyermann是Participant Media传媒公司的纪录片执行副总裁，也是《第四公民》的制片人之一。她仍然记得当年观看《祖国，我的祖国》时的感受，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Poitras在2004年夏天叛乱之初前往巴格达，大部分时间都住在Riyadh al-Adhadh医生和其他一些伊拉克人的家中，电影对这位医生也进行了记录。Weyermann说：“有一次，她正在拍摄，一个炸弹爆炸了，厨房里的人都跳起来四处逃散，但摄像机没有动，Laura没有动。就是在那一刻、那样的场景，让我理解了她是一位多么独一无二的天才。”
斯诺登也发现了Poitras的决心和勇气，他看了她制作的关于Wiiilam Binney（2011年因泄密而离开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纪录短片后，决定与她联系。当时精通数字安全的记者凤毛麟角，Poitras就是其中一个。但由于一些连她自己都无法理解的原因，她被美国政府列入与恐怖主义相关的监视名单。在随后的几年中，她在机场曾四十多次被扣留和问话，她的笔记被影印下来，有一次甚至还扣留了她的笔记本电脑，这样的遭遇迫使她开始采用各种方式保护自己的通讯信息，最终从纽约搬到了柏林，因为她感觉在那里不会有太多的伤害。
当她收到一封自称“第四公民”的匿名人士发来的邮件时，她担心那会是一个陷阱。“我本能地产生了一种警觉。我以为，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她和斯诺登小心谨慎地进行了几个月的通信往来，在了解到其中的巨大风险后，她开始限制与朋友的联络，搬到了一个新的公寓，不再随身携带手机，因为手机可用来追踪她的位置。她曾在脑海中反复思考过很多场景，这种焦虑几乎把人压垮，不得不靠做瑜伽来保持内心的平静。她当时在日记中写道：“我正在与自己的神经系统作战，它不肯让我休息或入睡。”采访之前，Poitras允许我阅读她柏林日记的节选内容。在犹豫良久之后，她决定在惠特尼展览上公布部分日记目录。从这些目录中，你可以看出她当时复杂的思绪，她的沮丧和对抗，以及一股强烈的执拗。
Poitras非常注重个人隐私，她会热情洋溢地讲述喜欢的电影，比如纪录片《走钢丝的人》（Man on Wire）、HBO的迷你剧集《厄运》（The Jinx），以及给她带来灵感的艺术家、美国摄影师Trevor Paqlen，或者让她获得启示的书籍（乔治.奥威尔的《1984》）。但是，如果触及任何工作之外的话题，她通常会说：“我不是很想谈论这个话题。”她对很多问题缄口不言，让我们的交流逐渐变成戏剧性的拉锯战。她住在柏林哪个区域？日记是装订式的还是活页夹式的？她用钢笔写日记吗？这些问题她都不肯回答，她也不愿讨论家庭、感情状态或爱好，“我从来都不讨论我的个人生活，我认为那完全是私密的。”随之而来是长时间的沉默。也许这是长期被监视留下的后遗症，也许这只是她与生俱来的谨慎小心，一种深植于内心的自我保护意识，让她能在置身高风险环境多年后，仍然能够保持自身的安全和创造力。Poitras告诉我，她并不想出名，“我不喜欢在咖啡厅时有人跑到我面前说认出了我。”她还发现，作为一位探究他人内在私密领域的电影人，她的工作多少有些“不厚道”，但她仍然坚持从自己的私密世界向外望，探究其他人的内心。
最终，她对所有无法告诉我的事情表示‘真的很抱歉”。我则对自己好奇想知道的所有事情表示“我也很抱歉”。 Poitras认为自己目前仍是情报机构“感兴趣”的对象。她最近起诉了联邦政府，要求获得在各大机场被扣留的相关记录，最终得到了八百多页的文件，其中部分内容将在本次惠特尼展览中展出。在阅读这些文件时她才发现，2007年，政府曾秘密组建了一个大陪审团，专门审理针对她的一项指控，指控的原因是：她在巴格达逗留期间，有一天美国士兵发现她手拿相机站在巴格达一个屋顶，于是就将她视为可疑人物。我不清楚大陪审团的最终裁决，但如今她在机场不会再遇到麻烦了，她也放松了对自己的保护措施，甚至开始使用苹果手机。“我很高兴能回到纽约。”Poitras喜欢与朋友们共进晚餐，时不时地参加纪录片首映式和艺术展开幕式。一切看起来好像是“斯诺登后”新生活的一部分。我问她，能够再次使用手机是不是感觉很好？她笑着说：“不能说很好，但手机很实用。要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一直处于很难联系的状态。”
随着斯诺登事件的内情越来越被公众所知，Poitras也多少被冠以偶像的光环。比如，美剧《国土安全》的最新一季就将背景设置在了柏林，以黑客、国家特工和泄密的绝密文件为主题，剧中有一位性格刚毅的女记者，名字就是Laura。《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各大媒体都留意到这个角色与Poitras之间的相似之处。谈及此，她眨了眨眼睛，仿佛在说：“你信吗？”但她对此没有做出任何评论。事实上，她的故事已经成为好莱坞的灵感之源。去年Poitras来到香港，住在美丽华酒店（她曾在这里首次采访斯诺登）。某天，她在电梯里与演员Zachary Quinto不期而遇，Quinto和一个电影团队当时正在准备大导演Oliiver Stone的斯诺登主题电影，预计将在今年春季上映。Joseph GordonLevitt饰演斯诺登，Quinto饰演Greenwald，Poitras的角色则由Melissa Leo饰演。
但对她而言，好莱坞仍然是一个完全不属于她的奇怪世界。有几个同事曾给我讲过Poitras在颁奖礼中的红毯采访时的情境。她会耐心回答关于她着装风格的问题，同时要尽可能以不招人讨厌的方式讲述公民自由话题。“这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很矛盾的事情。现在我已经获得两次奥斯卡提名，两次都是以黑暗压抑事件的电影入围。然后我要盛装打扮出席颁奖仪式。”她笑道。她最喜欢的设计师是德国的Annette Gortz。在去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中，她在获奖感言中不仅感谢了诸多合作伙伴，同时也提醒观众，斯诺登泄密事件暴露出的不仅仅是“对我们隐私的威胁，更是对我们民主自身的威胁”。她和《第四公民》剧组成员随后放弃了参加《名利场》杂志举行的晚宴派对。因为派对的情绪是快乐喜庆的，但她更深刻的感触却是一种解脱。
尽管去年一年都置身于喧嚣与混乱之中，时不时地还有荣誉加身，但Poitras仍然坚定地致力于纪录片的拍摄。她说：“我通过这种方式表现世人及他们所经历的境遇，这种感觉非常强大，我很喜欢，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欢。”经历过许多世事，她仍然会在自我发现的过程中感受到真切的惊喜。作为一个天性收敛之人，她努力推动自己走进外部世界，尽管这可能有悖于她的天性，这是一种超越自我的拓展，也许充满苦痛，却充分体现了她独特的天分：一位孤独的艺术家，一位致力于揭示历史的艺术家。她对我说：“我与其他拍摄为生的人有点儿不同，我天性非常害羞，并不喜欢旅行。但是我喜欢这份工作，当我工作时，一切都不重要了。”
杯盏已尽，我们互相道别。此刻是周五之夜，饭店里人满为患。Poitras拿起两个大手袋，里面装满了她计划在周末时完成的工作。“我喜欢周末，很安静，我可以充分思考，可以完成很多事情。”这是她对自己的个人生活进行的最大尺度的展示。分手前，我问她要去往哪个方向，她友好地拥抱了我一下，然后给了我最后一个神秘的笑容，说：“我不是很想说，希望你能理解。”然后便向我永远都不可能知晓的某个地方走去。在这一刻，我意识到，我真的理解了。
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前去拜访Poitras，她的工作室距离哈德逊河仅几个街区。天花板上安装着一个大屏幕，上面播放着来自萨那的实时视频图像。今年51岁的Poitras穿着一件黑色衬衫、牛仔裤和运动鞋，向后倚靠在椅子上。这次运用sky-cam技术进行的实时拍摄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本月她在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Whitnev Museum of America Art）举办的首次个展，展出诸多短片作品，重头戏则是一系列实境装置艺术作品，围绕着“9·11后的世界”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步入式叙事，例如将美国无人机在世界各地拍摄到的图像投影到博物馆的天花板上。Poitras说道：“我很想讨论‘反恐战争’的主题，它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从更加人性化的角度来理解它？”
她的工作室很大，混凝土地面上摆放着许多电脑设备，杂乱的角落里放着一个文件柜，上面随意摆放着一座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BAFTA）奖杯。几乎所有认识Poitras的人都有一个共识：她是一个全年无休的工作狂，谦虚，专注，一心直达目标，根本无暇停步来欣赏自己的成就。Poitras不仅在纪录片领域备受赞誉，她还曾夺得一次普利策奖和一尊麦克阿瑟天才奖。在谈及每周马拉松式的工作和数不清的项目时，她说：“我有点偏执，但这并不是坏事。”Poitras感觉到，美国政府在缺乏国会监督的情况下开展了大量秘密的反恐计划，但此举却导致反美情绪更加严重，不仅没有压制住恐怖主义，反而使其愈演愈烈。“我真的认为反恐战争让我们变得更不安全。ISIS就是一个例子，这个组织出现的地点正是我们在伊拉克战争中留下的权力真空地带。”她随后举了几个例子，包括关塔那摩监狱对俘虏的折磨，以及属于最高机密的无人机暗杀计划，那些无人控制的飞行器盘旋在也门、巴基斯坦和索马里等地的天空中。“这些行为制造出一个完全失去了稳定性的世界。”
可以说，她的工作就是不断尝试重新引导人们改变关注方向。她的电影《祖国，我的祖国》（My Country，MyCountry）以令人震撼的方式表现了一位伊拉克医生在巴格达竞选政府职务的过程《誓言》则讲述了两个平行发生的故事：一个是前圣战组织成员，如今在也门过上了自由的生活，他的姐夫却在关塔那摩监狱中备受折磨。后来她开始关注无人机，并通过自己的作品告诉观众：针对恐怖分子进行的无人机攻击已造成大量平民死亡。我与Poitras第一次见面，地点在她与记者Glenn Greenwald和Jeremy Scahill共同创建的在线媒体机构the Intercept。当时这家机构刚刚推出一部关于美国无人机计划的系列故事，引起了巨大反响。作品所揭露的若干重大真相中有这么一条：一份泄露的军方评估报告显示，在对阿富汗进行的无人机攻击中，死者中90%为“非计划目标”。随后Scahill开始频频现身有线电台的谈话节目，Greenwald在Twitter上不断质疑政府。而Poitras却试图从更深刻的层面探求这个问题：人类的移情心理。她将也门的视频图像投射在惠特尼美术馆的天花板上，以一种沉默的方式邀请观众来审视那些不属于美国的天空。
惠特尼美术馆的馆长Adam Weinbera表示：“艺术家始终都在探讨其所处时代的重要问题。Laura Poitras以最直接的方式来理解这些问题。Poitras将这次展览命名为“宇宙噪音（Astro Noise），这个名字的出处源自斯诺登。2013年，爱德华.斯诺登给她发送了大量文件资料，以流星般强大的力量改变了她的生活。这批文件被斯诺登称为“宇宙噪音”。Weinberg预计本次展览将引发人们在公共话语权方面产生完全不同的思考。“你会发现两个极端，极端之一是，人们认为这算不上什么重大事件；而另一个极端的人们则认为，这是对国家安全令人发指的侵犯。”
那天深夜，Poitras和我来到SoHo区一家灯光幽暗的日本餐馆，她一边喝莫吉托鸡尾酒，一边梳理着过去两年发生的事情。“老实说，我觉得自己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回头看，很多人认为斯诺登的故事简直是太好了，那可是所有记者梦寐以求的。但我当时的感觉却并非如此，我那时候真的感到非常恐惧。”Poitras有一头柔顺的黑发，一双略带警惕的灰绿色大眼睛。在我们的交流过程中，她十分热情，不时开怀大笑，但从未彻底放松。事实上，Poitras在任何地方都表现的非常低调。我已经参加了她两部电影的首映，她每次都刻意让自己淹没在人群中。“对我的工作而言，躲开公众的视线是个好事儿。”如今的她盛名在外，已经成为电影和新闻媒体中一股强大的力量，低调行事也变成奢求。最近她通过the InterceDt推出了一项名为“视界”（Field of Vision）的新计划，旨在资助并发表优秀的记录短片（她称之为“视觉新闻”）。在去年9月末的纽约电影节上，她公布了自己的下一部电影《Asylum》的预告片，影片被编辑成13个短片，讲述了备受争议的“维基解密”创始人Julian Assange所面临的困境。 此外，对于斯诺登所提供的那些似乎无穷无尽的档案资料，她一直都在与几名记者合作对其展开研究，设法在其中挖掘出有用的信息。Poitras说：“我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希望能报道这件事。”她想要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这些资料，判断哪些政府机密应该被公众知晓，哪些应该继续保密，这是一个压力巨大的工作。Glenn Greenwald认为，这些资料对Poitras而言“既是一个天大的机遇，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Laura是我认识的人中最有创意、最有热情、情感最炽烈，但又最复杂的一个。她对艺术有着非常深刻的看法，并将自己的所有理念都注入了作品中。”
Poitras出生在波士顿郊区的一个小康家庭，她性格沉静，很小就开始对艺术感兴趣。她父亲是一家医院的电脑程序员，母亲是一位注册护士。十几岁时，她经常偷偷跑到城里，去艺术剧院看David Bowie音乐会，或者库布里克等人的电影。12岁那年，她迷上了烹饪，高中毕业后的许多年，她都在高级法餐厅任助理厨师。“我喜欢挑战，喜欢创意，喜欢那种每天都可以创造新事物的感觉。”这些经历对后来快节奏的电影制作而言是很好的训练。她利用业余时间攻读旧金山艺术学院的课程，并迷上了先锋电影。最终她又来到纽约新学院学习政治理论和媒体研究。如今的她仍然喜欢品尝美食，却很少自己掌勺，“我时刻都处于工作状态，我太在乎自己的工作了，完全没有放松的时候。”
35岁那年，Poitras与电影制片人Linda Goode Bryant合作，围绕对俄亥俄州哥伦布市非裔美国人传统社区中产化问题的争议拍摄了她的第一部长纪录片《Flag Wars》。2003年，这部纪录片在美国公共电视网播放后获得了艾美奖提名。更重要的是，它向Poitras指明了事业的方向。“那是一段非常深刻的经历，我意识到自己真的很热爱电影领域的人，喜欢与他们一起工作。”9.11事件发生之时，她正在与Goode Bryant做后期剪辑，当时她住在101号大街，那天早晨步行去上班时，她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但当她在路上走过一个流浪汉身边时，这位流浪汉指着她说，世界末日到了。她忽然产生了一种隐约的不祥之感。随后强大的悲伤情绪在整个城市中弥漫开来，“在那个时刻置身纽约，真的让人心情非常复杂。”后来当伊拉克战争的启动日益迫在眉睫，她感到心中有一个警钟开始敲响。“我开始真切地感觉到，我们正在前往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就是那个时候，我意识到自己想要对这个问题说点什么。”
在自己的纪录片中，Poitras大部分情况下都不会掌控情节的发展，而是致力于让镜头自己运动。Diane Weyermann是Participant Media传媒公司的纪录片执行副总裁，也是《第四公民》的制片人之一。她仍然记得当年观看《祖国，我的祖国》时的感受，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Poitras在2004年夏天叛乱之初前往巴格达，大部分时间都住在Riyadh al-Adhadh医生和其他一些伊拉克人的家中，电影对这位医生也进行了记录。Weyermann说：“有一次，她正在拍摄，一个炸弹爆炸了，厨房里的人都跳起来四处逃散，但摄像机没有动，Laura没有动。就是在那一刻、那样的场景，让我理解了她是一位多么独一无二的天才。”
斯诺登也发现了Poitras的决心和勇气，他看了她制作的关于Wiiilam Binney（2011年因泄密而离开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纪录短片后，决定与她联系。当时精通数字安全的记者凤毛麟角，Poitras就是其中一个。但由于一些连她自己都无法理解的原因，她被美国政府列入与恐怖主义相关的监视名单。在随后的几年中，她在机场曾四十多次被扣留和问话，她的笔记被影印下来，有一次甚至还扣留了她的笔记本电脑，这样的遭遇迫使她开始采用各种方式保护自己的通讯信息，最终从纽约搬到了柏林，因为她感觉在那里不会有太多的伤害。
当她收到一封自称“第四公民”的匿名人士发来的邮件时，她担心那会是一个陷阱。“我本能地产生了一种警觉。我以为，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她和斯诺登小心谨慎地进行了几个月的通信往来，在了解到其中的巨大风险后，她开始限制与朋友的联络，搬到了一个新的公寓，不再随身携带手机，因为手机可用来追踪她的位置。她曾在脑海中反复思考过很多场景，这种焦虑几乎把人压垮，不得不靠做瑜伽来保持内心的平静。她当时在日记中写道：“我正在与自己的神经系统作战，它不肯让我休息或入睡。”采访之前，Poitras允许我阅读她柏林日记的节选内容。在犹豫良久之后，她决定在惠特尼展览上公布部分日记目录。从这些目录中，你可以看出她当时复杂的思绪，她的沮丧和对抗，以及一股强烈的执拗。
Poitras非常注重个人隐私，她会热情洋溢地讲述喜欢的电影，比如纪录片《走钢丝的人》（Man on Wire）、HBO的迷你剧集《厄运》（The Jinx），以及给她带来灵感的艺术家、美国摄影师Trevor Paqlen，或者让她获得启示的书籍（乔治.奥威尔的《1984》）。但是，如果触及任何工作之外的话题，她通常会说：“我不是很想谈论这个话题。”她对很多问题缄口不言，让我们的交流逐渐变成戏剧性的拉锯战。她住在柏林哪个区域？日记是装订式的还是活页夹式的？她用钢笔写日记吗？这些问题她都不肯回答，她也不愿讨论家庭、感情状态或爱好，“我从来都不讨论我的个人生活，我认为那完全是私密的。”随之而来是长时间的沉默。也许这是长期被监视留下的后遗症，也许这只是她与生俱来的谨慎小心，一种深植于内心的自我保护意识，让她能在置身高风险环境多年后，仍然能够保持自身的安全和创造力。Poitras告诉我，她并不想出名，“我不喜欢在咖啡厅时有人跑到我面前说认出了我。”她还发现，作为一位探究他人内在私密领域的电影人，她的工作多少有些“不厚道”，但她仍然坚持从自己的私密世界向外望，探究其他人的内心。
最终，她对所有无法告诉我的事情表示‘真的很抱歉”。我则对自己好奇想知道的所有事情表示“我也很抱歉”。 Poitras认为自己目前仍是情报机构“感兴趣”的对象。她最近起诉了联邦政府，要求获得在各大机场被扣留的相关记录，最终得到了八百多页的文件，其中部分内容将在本次惠特尼展览中展出。在阅读这些文件时她才发现，2007年，政府曾秘密组建了一个大陪审团，专门审理针对她的一项指控，指控的原因是：她在巴格达逗留期间，有一天美国士兵发现她手拿相机站在巴格达一个屋顶，于是就将她视为可疑人物。我不清楚大陪审团的最终裁决，但如今她在机场不会再遇到麻烦了，她也放松了对自己的保护措施，甚至开始使用苹果手机。“我很高兴能回到纽约。”Poitras喜欢与朋友们共进晚餐，时不时地参加纪录片首映式和艺术展开幕式。一切看起来好像是“斯诺登后”新生活的一部分。我问她，能够再次使用手机是不是感觉很好？她笑着说：“不能说很好，但手机很实用。要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一直处于很难联系的状态。”
随着斯诺登事件的内情越来越被公众所知，Poitras也多少被冠以偶像的光环。比如，美剧《国土安全》的最新一季就将背景设置在了柏林，以黑客、国家特工和泄密的绝密文件为主题，剧中有一位性格刚毅的女记者，名字就是Laura。《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各大媒体都留意到这个角色与Poitras之间的相似之处。谈及此，她眨了眨眼睛，仿佛在说：“你信吗？”但她对此没有做出任何评论。事实上，她的故事已经成为好莱坞的灵感之源。去年Poitras来到香港，住在美丽华酒店（她曾在这里首次采访斯诺登）。某天，她在电梯里与演员Zachary Quinto不期而遇，Quinto和一个电影团队当时正在准备大导演Oliiver Stone的斯诺登主题电影，预计将在今年春季上映。Joseph GordonLevitt饰演斯诺登，Quinto饰演Greenwald，Poitras的角色则由Melissa Leo饰演。
但对她而言，好莱坞仍然是一个完全不属于她的奇怪世界。有几个同事曾给我讲过Poitras在颁奖礼中的红毯采访时的情境。她会耐心回答关于她着装风格的问题，同时要尽可能以不招人讨厌的方式讲述公民自由话题。“这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很矛盾的事情。现在我已经获得两次奥斯卡提名，两次都是以黑暗压抑事件的电影入围。然后我要盛装打扮出席颁奖仪式。”她笑道。她最喜欢的设计师是德国的Annette Gortz。在去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中，她在获奖感言中不仅感谢了诸多合作伙伴，同时也提醒观众，斯诺登泄密事件暴露出的不仅仅是“对我们隐私的威胁，更是对我们民主自身的威胁”。她和《第四公民》剧组成员随后放弃了参加《名利场》杂志举行的晚宴派对。因为派对的情绪是快乐喜庆的，但她更深刻的感触却是一种解脱。
尽管去年一年都置身于喧嚣与混乱之中，时不时地还有荣誉加身，但Poitras仍然坚定地致力于纪录片的拍摄。她说：“我通过这种方式表现世人及他们所经历的境遇，这种感觉非常强大，我很喜欢，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欢。”经历过许多世事，她仍然会在自我发现的过程中感受到真切的惊喜。作为一个天性收敛之人，她努力推动自己走进外部世界，尽管这可能有悖于她的天性，这是一种超越自我的拓展，也许充满苦痛，却充分体现了她独特的天分：一位孤独的艺术家，一位致力于揭示历史的艺术家。她对我说：“我与其他拍摄为生的人有点儿不同，我天性非常害羞，并不喜欢旅行。但是我喜欢这份工作，当我工作时，一切都不重要了。”
杯盏已尽，我们互相道别。此刻是周五之夜，饭店里人满为患。Poitras拿起两个大手袋，里面装满了她计划在周末时完成的工作。“我喜欢周末，很安静，我可以充分思考，可以完成很多事情。”这是她对自己的个人生活进行的最大尺度的展示。分手前，我问她要去往哪个方向，她友好地拥抱了我一下，然后给了我最后一个神秘的笑容，说：“我不是很想说，希望你能理解。”然后便向我永远都不可能知晓的某个地方走去。在这一刻，我意识到，我真的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