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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曲】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清华园失去了往日的宁静。这场战争，改变了许多学者的命运，清华学者是怎样从北平故城奔赴长沙临时联合大学，走前的心理是怎样的状态，吴宓同事冯友兰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
1937年中国军队退出北京以后，日本军队过了几个星期以后才进城接收政权。在这几个星期之间，在政治上是一个空白。我同清华校务会议的几个人守着清华。等到日本军队进城接收了北京政权，清华就完全不同了。有一个夜晚，吴正之（有训）同我在清华园中巡查，皓月当空，十分寂静。吴正之说：“静得怕人，我们在这里守着没有意义了。”我忽然觉得有一种幻灭之感。是的，我们守着清华为的是替中国守着一个学术上、教育上完整的园地。北京已不属于中国了，我们还在这里守着，岂不是为日本服务了吗？认识到这里，我们就不守清华了，过了几天，我们二人就一同往长沙去找清华了。后来我读到清代诗人黄景仁的两句诗：“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我觉得这两句诗所写的正是那种幻灭之感，我反复吟咏，更觉其沉痛。
冯友兰的心境，大致是那个时代学者共同的体验。吴宓1937年的行程是从北平到天津，由天津到青岛，由青岛到郑州，由郑州到长沙。在长沙逗留几个月后，1938年2月，又开始了南迁，先到香港，再由越南海防到昆明。后半生的时间里，他再也没有回过北京。
【七七事变前后之心绪】
1937年7月7日，是吴宓生命的分水岭，此前他总是沉湎于个人情感的漩涡中，之后的吴宓随着南渡，踏上飘摇的行旅，读书治学的校园生活被改变，融入到大时代的潮流中。因此次南渡，吴宓的生命阅历变得更为丰富。
我们不妨来看1937年7月7日吴宓的生活轨迹，日记中写道：上午读《儿女英雄传》，“深赏之”；下午接绛珠信函；是日，中国教育会儿童教育会在此（清华大学）开会，卫士生、郝耀东、赵宗晋、杨武之先后来访。香山慈幼院举办第三次“回家节”，熊希龄、毛彦文夫妇留在青岛未回北平，吴宓看到报上的新闻，言熊希龄因患病不能参加回家节，吴宓对此表示怀疑，认为熊“盖于主持此会，为之已厌，且安居逸乐，惮于跋涉，懒于应酬”，故以生病为托词。熊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听从了毛彦文的主张。是夜，吴与叶企孙、熊大缜等人一起散步，“熊大缜并初教宓乘自行车，至约近10：00始归”。
7月8日的吴宓日记，记录下了卢沟桥事变：“昨夜，日军占卢沟桥，攻宛平县城，与中国军冲突。是日上午，闻炮声。”7月9日，“上午仍闻炮声”。7月10日，“卢沟桥退兵，以石友三部保安队接防，而日兵则未尽撤”。
离开北平也许是吴宓唯一的选择了。人生正值盛年，此阶段应是“完成大业”之时，却被陡然打断。日军飞机开始轰炸西苑，夜晚炮声隆隆，窗壁为之震动。吴宓只能拥衾静卧，坐待天命，他说：“我今不敢求死，亦不再怨生。但即毕命于今日，亦欣遵上帝之意旨。”
时局剧变，国家大事渗透到书生的日记中。卢沟桥事变前，吴宓的日记中几乎每天都有兒女情长的记录，吴宓“生性热烈多情”，他的日记中出现多个女性，似乎都动了感情，认真而投入。
吴宓虽然爱过多个女性，但他生命里只有一个海伦，他对毛彦文的爱，痴情、绵长却又痛苦而绝望，持续了一生。吴宓爱着毛彦文的同时，又常常追求令他心动的女子，比如清华大学女毕业生K，就频频出现在1930年代的日记中。吴宓常常和她约会，一起吃饭、游览，鱼雁传书之余，还常互通电话传达情意，其亲密程度远超师生的范围，俨然一对恋人。吴宓比K年长十几岁，这成为他们结婚难以逾越的鸿沟。
再比如1937年7月7日日记中提到的绛珠。绛珠原名朱崇庆，天津人，侍寡母，居北京，家甚贫寒。喜着红衣艳装，遂取字曰绛珠。抗战爆发前，吴宓和这两位女性过从甚密，依然在个人情感的小圈子徘徊，有诗为证：
七月七日晚作
香山慈幼院回家节，院长居青岛，未莅会。
今年七夕竟无诗，旧恨深愁只自知。
绮梦空时百事废，情丝斩后万缘离。
清虚洞府仙居稳，进退藩篱羝触痴。
沧海横流伤涸鲋，浮生电逝许然疑。
有对自己身世的感慨，有对毛彦文的“旧恨新愁”。但战争的爆发，警醒了一介书生吴宓。
面对国难，吴宓仍然坚信“道德救国论”，他在7月29日的日记中记载：“因张自忠军及石友三保安队等倒戈，我军大败，宋等已于昨夜退走保定。城中已另有政治组织云云。一夕之间，全局尽翻，转喜为悲。不特为实事上之大损失，抑且为道德精神上之大失败。益叹人不能亡我，而我能自亡也！”但是隆隆炮声使他痛感自己声音的微弱。一边是坚定的信念，一边是手无寸铁的尴尬，国家道德、国民素质、军队溃败、侵略者的坚兵利炮……使他对自己和国家的前途都无从把握。他的这份无奈也跃然纸上：“每经事变，乃深感且痛恨宓之无德无才，既未尽职国家，亦有负诸友好之人也！”战局迫切，大祸临头，吴宓心灵自省的结果，竟是消极之至：
故当今国家大变，我亦软弱无力，不克振奋，不能为文天祥，顾亭林，且亦无力为吴梅村。盖才性志气已全漓灭矣！此为我最伤心而不可救药之事。
这再次诱发了他久违了的“杀身情结”——但有自杀，别无他途。吴宓和陈寅恪探讨局势，写诗抒发心中的愤懑。“北都又失好山河，隔岁吟酬涕泪多”，尽管随着时势的发展，吴宓并没有去步王国维的后尘，杀身成仁，但在沦陷之城日诵《顾亭林诗集》，则其所持大节的决心亦可知。
【踏上飘摇行旅】
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清华大学就已在长沙建立分校，并将图书和教学设备有计划地分批转移。事变后，教育部决定成立长沙临时大学，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于1937年11月1日正式开课。清华教授们接到通知后，开始陆续南渡。9月7日，冯友兰、吴有训离开北平，属第一批南行人员。9月14日，沈履、潘光旦与赵世昌离校，属于第三批。9月21日，朱自清前往北平汤姆斯饭店三次兑换南下的盘缠。9月22日，朱自清到达天津。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清华园失去了往日的宁静。这场战争，改变了许多学者的命运，清华学者是怎样从北平故城奔赴长沙临时联合大学，走前的心理是怎样的状态，吴宓同事冯友兰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
1937年中国军队退出北京以后，日本军队过了几个星期以后才进城接收政权。在这几个星期之间，在政治上是一个空白。我同清华校务会议的几个人守着清华。等到日本军队进城接收了北京政权，清华就完全不同了。有一个夜晚，吴正之（有训）同我在清华园中巡查，皓月当空，十分寂静。吴正之说：“静得怕人，我们在这里守着没有意义了。”我忽然觉得有一种幻灭之感。是的，我们守着清华为的是替中国守着一个学术上、教育上完整的园地。北京已不属于中国了，我们还在这里守着，岂不是为日本服务了吗？认识到这里，我们就不守清华了，过了几天，我们二人就一同往长沙去找清华了。后来我读到清代诗人黄景仁的两句诗：“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我觉得这两句诗所写的正是那种幻灭之感，我反复吟咏，更觉其沉痛。
冯友兰的心境，大致是那个时代学者共同的体验。吴宓1937年的行程是从北平到天津，由天津到青岛，由青岛到郑州，由郑州到长沙。在长沙逗留几个月后，1938年2月，又开始了南迁，先到香港，再由越南海防到昆明。后半生的时间里，他再也没有回过北京。
【七七事变前后之心绪】
1937年7月7日，是吴宓生命的分水岭，此前他总是沉湎于个人情感的漩涡中，之后的吴宓随着南渡，踏上飘摇的行旅，读书治学的校园生活被改变，融入到大时代的潮流中。因此次南渡，吴宓的生命阅历变得更为丰富。
我们不妨来看1937年7月7日吴宓的生活轨迹，日记中写道：上午读《儿女英雄传》，“深赏之”；下午接绛珠信函；是日，中国教育会儿童教育会在此（清华大学）开会，卫士生、郝耀东、赵宗晋、杨武之先后来访。香山慈幼院举办第三次“回家节”，熊希龄、毛彦文夫妇留在青岛未回北平，吴宓看到报上的新闻，言熊希龄因患病不能参加回家节，吴宓对此表示怀疑，认为熊“盖于主持此会，为之已厌，且安居逸乐，惮于跋涉，懒于应酬”，故以生病为托词。熊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听从了毛彦文的主张。是夜，吴与叶企孙、熊大缜等人一起散步，“熊大缜并初教宓乘自行车，至约近10：00始归”。
7月8日的吴宓日记，记录下了卢沟桥事变：“昨夜，日军占卢沟桥，攻宛平县城，与中国军冲突。是日上午，闻炮声。”7月9日，“上午仍闻炮声”。7月10日，“卢沟桥退兵，以石友三部保安队接防，而日兵则未尽撤”。
离开北平也许是吴宓唯一的选择了。人生正值盛年，此阶段应是“完成大业”之时，却被陡然打断。日军飞机开始轰炸西苑，夜晚炮声隆隆，窗壁为之震动。吴宓只能拥衾静卧，坐待天命，他说：“我今不敢求死，亦不再怨生。但即毕命于今日，亦欣遵上帝之意旨。”
时局剧变，国家大事渗透到书生的日记中。卢沟桥事变前，吴宓的日记中几乎每天都有兒女情长的记录，吴宓“生性热烈多情”，他的日记中出现多个女性，似乎都动了感情，认真而投入。
吴宓虽然爱过多个女性，但他生命里只有一个海伦，他对毛彦文的爱，痴情、绵长却又痛苦而绝望，持续了一生。吴宓爱着毛彦文的同时，又常常追求令他心动的女子，比如清华大学女毕业生K，就频频出现在1930年代的日记中。吴宓常常和她约会，一起吃饭、游览，鱼雁传书之余，还常互通电话传达情意，其亲密程度远超师生的范围，俨然一对恋人。吴宓比K年长十几岁，这成为他们结婚难以逾越的鸿沟。
再比如1937年7月7日日记中提到的绛珠。绛珠原名朱崇庆，天津人，侍寡母，居北京，家甚贫寒。喜着红衣艳装，遂取字曰绛珠。抗战爆发前，吴宓和这两位女性过从甚密，依然在个人情感的小圈子徘徊，有诗为证：
七月七日晚作
香山慈幼院回家节，院长居青岛，未莅会。
今年七夕竟无诗，旧恨深愁只自知。
绮梦空时百事废，情丝斩后万缘离。
清虚洞府仙居稳，进退藩篱羝触痴。
沧海横流伤涸鲋，浮生电逝许然疑。
有对自己身世的感慨，有对毛彦文的“旧恨新愁”。但战争的爆发，警醒了一介书生吴宓。
面对国难，吴宓仍然坚信“道德救国论”，他在7月29日的日记中记载：“因张自忠军及石友三保安队等倒戈，我军大败，宋等已于昨夜退走保定。城中已另有政治组织云云。一夕之间，全局尽翻，转喜为悲。不特为实事上之大损失，抑且为道德精神上之大失败。益叹人不能亡我，而我能自亡也！”但是隆隆炮声使他痛感自己声音的微弱。一边是坚定的信念，一边是手无寸铁的尴尬，国家道德、国民素质、军队溃败、侵略者的坚兵利炮……使他对自己和国家的前途都无从把握。他的这份无奈也跃然纸上：“每经事变，乃深感且痛恨宓之无德无才，既未尽职国家，亦有负诸友好之人也！”战局迫切，大祸临头，吴宓心灵自省的结果，竟是消极之至：
故当今国家大变，我亦软弱无力，不克振奋，不能为文天祥，顾亭林，且亦无力为吴梅村。盖才性志气已全漓灭矣！此为我最伤心而不可救药之事。
这再次诱发了他久违了的“杀身情结”——但有自杀，别无他途。吴宓和陈寅恪探讨局势，写诗抒发心中的愤懑。“北都又失好山河，隔岁吟酬涕泪多”，尽管随着时势的发展，吴宓并没有去步王国维的后尘，杀身成仁，但在沦陷之城日诵《顾亭林诗集》，则其所持大节的决心亦可知。
【踏上飘摇行旅】
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清华大学就已在长沙建立分校，并将图书和教学设备有计划地分批转移。事变后，教育部决定成立长沙临时大学，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于1937年11月1日正式开课。清华教授们接到通知后，开始陆续南渡。9月7日，冯友兰、吴有训离开北平，属第一批南行人员。9月14日，沈履、潘光旦与赵世昌离校，属于第三批。9月21日，朱自清前往北平汤姆斯饭店三次兑换南下的盘缠。9月22日，朱自清到达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