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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宣南的大街小巷,当年遍布宣南的会馆,数量之多为全国罕见。宣南的会馆保存了许多重要的历史遗迹,是研究明清历史、士人文化,以及研究中国近代重大变革的历史见证。
据明《帝京景物略》记,北京的会馆始于嘉靖、隆庆年间。程树德在《闽中会馆志序》中说:“京师之有会馆,肇自有明,其始专为便于公车而设,为士子会试之用,故称会馆。”
在明代,宣南商业十分发达,外地旅京的商人集资在此兴建了各自的同乡会馆,以利于同乡进京经商应试。到了清代,汉族官员在内城没有赐第的一律住外城的规定,更使城南云集了众多的官吏、举子。就连清代大学士纪晓岚也居住在宣南珠市口西大街的阅微草堂,他在此写下了《四库全书》总部提要、《阅微草堂笔记》等著作。
科举考试与仕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时,大多进京赶考的举子都是经卢沟桥、由广安门进京。此外,宣南一带书肆很多,商铺林立。琉璃厂书店著名,文房四宝齐备,聚集了众多的文人雅士,文化氛围浓厚。这样一来,宣南的会馆在清代达到了鼎盛。
明代,宣南达智桥胡同的河北会馆曾居住过一位著名的文人英雄,他就是被后人誉为“不与炎黄同一辈,独留清白永千年”的一代名臣杨继盛。他曾任兵部武选员外郎一职。他是敢说敢为的铮铮忠臣,他仗义执言,著有《请诛贼臣疏》,弹劾当时颇受宠信的奸相严嵩,历数严嵩五奸十大罪名,触怒严嵩,惨遭杀害。刑前他写下了凛然正气、万人传颂的诗句:“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平生未了事,留与后人补。”历史是公正的,他死后12年,穆宗登基,为其蒙受奇冤平反昭雪,赐他为太常寺少卿,杨继盛的英名留芳后世。
位于上斜街50号的番禺会馆是我国清代思想家、文学家、天才诗人龚自珍的故居,他当年经常和魏源、林则徐、黄爵兹等在一起歌咏酬唱,慷慨论天下事,曾写下了无数动人的诗文。他的诗风气势磅礴、瑰丽奇伟、文博纵横、自成一派。关于在城南的生活,诗人曾在作品中多次提到。嘉庆二十五年,龚自珍做因忆诗,回忆在城南的生活:“因忆横街宅,槐花五丈青;文章酸辣早,知觉鬼神灵”。这首诗,回忆诗人十三岁时住在南横街时的情景。龚自珍是变法的倡导者,在他的代表作《乙亥杂诗》中曾极力劝导统治者重视人才:“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是一位学识广博的著名学者,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世名言,成为一代又一代精忠报国炎黄子孙的座右铭。在文学上,他的诗多伤时感逝,刚健古朴,充满强烈的现实性和政治性;格调苍凉浑厚,反映了诗人深厚的民族感情和沉雄的艺术风格。顾炎武,字亭林,后人在他居住过的报国寺西小院修建顾亭林祠,以悼念这位民族英雄。
清代康熙年间编成的《日下旧闻》一书,为北京留下了一部珍贵的地方文献。此书的作者就是曾居住在海柏胡同顺德会馆的清代著名学者、诗词大家朱彝尊。他在院内的曝书亭完成了名作《曝书亭集》,因屋前有两株古藤,故他的书屋称“古藤书屋”。朱彝尊是浙派词家的代表,代表作《卖花声·雨花台》:“衰柳白门湾,潮打城还,小长杆接大长杆,歌板酒旗零落尽,剩有渔竿。秋草六朝寒,花雨空坛,更无人处一凭栏,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
住在储库营胡同15号山西太原会馆的清代汉学重要人物阎若璩,他博学多才、精于考据,擅长于历史地理之学,他潜心研究《尚书》30年,著有《古文尚书疏证》,成为考据学的经典之作。
戴震是乾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当年居住在歙县会馆,著有《孟子字义疏证》等。
铁门胡同11号的宣城会馆住着清代著名诗人施愚山,施愚山,名闰章。清顺治间进士,其诗风朴实,有唐诗之风采,在当时的诗界上有“南施北宋”之称。
韩家潭的广州会馆,前身为明代李笠翁居住过的芥子园。李笠翁,名渔,能写能画,尤精谱曲,其戏曲理论著作有《闲情偶寄》等。馆中有《北京芥子园记》,对于广州会馆,名人章士钊有诗:“画史风微渺不存,流莺声里旧车门;闲人剩问街头月,曾照宣南芥子园。”
位于宣外大街的歙县会馆,曾居住过清代著名货币改革家王茂荫,他是道光年间进士,历任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户部右侍郎、御史等职。咸丰年间,他多次上书提出货币改革方案,这些方案引起了伟大导师马克思的注意,并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被引入论及。
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英雄林则徐,曾经住在高家寨胡同的莆阳会馆。1811年春季来京参加会试,中进士后进入翰林院。1813年,他携带妻子来京师就任,曾居住在这里。
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是康有为当年进京赶考时居住的地方。因为院内有七棵树,又称“七树堂”。院内北房也被命名为“汗漫舫”。康有为在这里同维新党人策划变法方案,他在这里也写过很多维新变法的诗文。举世轰动的“公车上书”的万言书就是康有为在这里起草的。1895年9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安徽会馆创立了“强学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政治团体。之后,康有为等人创办了《中外纪闻》,积极宣传维新主张,使很多会馆成为维新改良派活动的场所。
坐落在南横街的粤东新馆在粤籍会馆中闻名遐迩。1898年4月康有为在粤东新馆召开全国性的维新组织--保国会成立大会。在会上,康有为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使粤东新馆里的维新志士很激动、很振奋,决心广泛联系全国各界仁人志士,一时声势很大。
位于粉房琉璃街的新会会馆因居住著名学者梁启超而著称。梁启超自号“饮冰室主人”,为此,有人说他居住的房屋为“饮冰室”。他所著文集也有《饮冰室文集》。
北半截胡同的浏阳会馆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故居“莽苍苍斋”。谭嗣同在这里写出了许多变法维新的主张。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清政府派兵到浏阳会馆捕走谭嗣同,不久与其他五位维新志士被杀害于菜市口。今天,面对着浏阳会馆昔时的遗迹,我们仍然记得谭嗣同那豪迈的诗句:“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湖广会馆在清末民初是政治、社会活动聚会的场所。1912年8月25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来到湖广会馆,在这里举行了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增设戏楼以后,梨园泰斗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曾在此霓裳同咏,盛况空前。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在米市胡同的泾县会馆创办了新文化运动中重要期刊《每周评论》。
烂漫胡同的湖南会馆,是清光绪年间几位来自湖南的进士集资兴建。毛泽东当年进京曾居住在这里,并在此召开了“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先生当年居住在南半截胡同7号的绍兴会馆,在这里写下了中国新文化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其后,又陆续写出了《孔乙己》、《药》等许多不朽之作,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石。为此,会馆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此外,坐落在上斜街与番禺会馆同籍的东莞会馆、下斜街路西的全浙会馆、棉花上四条的惜字会馆、校场头条的云南会馆、前门西河沿街的萧山会馆、东琉璃厂的姚江会馆、排子胡同的江夏会馆、后孙公园胡同的安徽会馆等等,它们都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兴于明、盛于清的会馆是宣南文化的重要载体。现如今,尽管一些古老的会馆已残破,房顶上的老瓦已斑驳,大门两侧的门墩已残缺,院门上的朱漆已剥落,但是,它们依然彰显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足迹。
作者单位:北京市宣武区档案局
据明《帝京景物略》记,北京的会馆始于嘉靖、隆庆年间。程树德在《闽中会馆志序》中说:“京师之有会馆,肇自有明,其始专为便于公车而设,为士子会试之用,故称会馆。”
在明代,宣南商业十分发达,外地旅京的商人集资在此兴建了各自的同乡会馆,以利于同乡进京经商应试。到了清代,汉族官员在内城没有赐第的一律住外城的规定,更使城南云集了众多的官吏、举子。就连清代大学士纪晓岚也居住在宣南珠市口西大街的阅微草堂,他在此写下了《四库全书》总部提要、《阅微草堂笔记》等著作。
科举考试与仕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时,大多进京赶考的举子都是经卢沟桥、由广安门进京。此外,宣南一带书肆很多,商铺林立。琉璃厂书店著名,文房四宝齐备,聚集了众多的文人雅士,文化氛围浓厚。这样一来,宣南的会馆在清代达到了鼎盛。
明代,宣南达智桥胡同的河北会馆曾居住过一位著名的文人英雄,他就是被后人誉为“不与炎黄同一辈,独留清白永千年”的一代名臣杨继盛。他曾任兵部武选员外郎一职。他是敢说敢为的铮铮忠臣,他仗义执言,著有《请诛贼臣疏》,弹劾当时颇受宠信的奸相严嵩,历数严嵩五奸十大罪名,触怒严嵩,惨遭杀害。刑前他写下了凛然正气、万人传颂的诗句:“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平生未了事,留与后人补。”历史是公正的,他死后12年,穆宗登基,为其蒙受奇冤平反昭雪,赐他为太常寺少卿,杨继盛的英名留芳后世。
位于上斜街50号的番禺会馆是我国清代思想家、文学家、天才诗人龚自珍的故居,他当年经常和魏源、林则徐、黄爵兹等在一起歌咏酬唱,慷慨论天下事,曾写下了无数动人的诗文。他的诗风气势磅礴、瑰丽奇伟、文博纵横、自成一派。关于在城南的生活,诗人曾在作品中多次提到。嘉庆二十五年,龚自珍做因忆诗,回忆在城南的生活:“因忆横街宅,槐花五丈青;文章酸辣早,知觉鬼神灵”。这首诗,回忆诗人十三岁时住在南横街时的情景。龚自珍是变法的倡导者,在他的代表作《乙亥杂诗》中曾极力劝导统治者重视人才:“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是一位学识广博的著名学者,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世名言,成为一代又一代精忠报国炎黄子孙的座右铭。在文学上,他的诗多伤时感逝,刚健古朴,充满强烈的现实性和政治性;格调苍凉浑厚,反映了诗人深厚的民族感情和沉雄的艺术风格。顾炎武,字亭林,后人在他居住过的报国寺西小院修建顾亭林祠,以悼念这位民族英雄。
清代康熙年间编成的《日下旧闻》一书,为北京留下了一部珍贵的地方文献。此书的作者就是曾居住在海柏胡同顺德会馆的清代著名学者、诗词大家朱彝尊。他在院内的曝书亭完成了名作《曝书亭集》,因屋前有两株古藤,故他的书屋称“古藤书屋”。朱彝尊是浙派词家的代表,代表作《卖花声·雨花台》:“衰柳白门湾,潮打城还,小长杆接大长杆,歌板酒旗零落尽,剩有渔竿。秋草六朝寒,花雨空坛,更无人处一凭栏,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
住在储库营胡同15号山西太原会馆的清代汉学重要人物阎若璩,他博学多才、精于考据,擅长于历史地理之学,他潜心研究《尚书》30年,著有《古文尚书疏证》,成为考据学的经典之作。
戴震是乾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当年居住在歙县会馆,著有《孟子字义疏证》等。
铁门胡同11号的宣城会馆住着清代著名诗人施愚山,施愚山,名闰章。清顺治间进士,其诗风朴实,有唐诗之风采,在当时的诗界上有“南施北宋”之称。
韩家潭的广州会馆,前身为明代李笠翁居住过的芥子园。李笠翁,名渔,能写能画,尤精谱曲,其戏曲理论著作有《闲情偶寄》等。馆中有《北京芥子园记》,对于广州会馆,名人章士钊有诗:“画史风微渺不存,流莺声里旧车门;闲人剩问街头月,曾照宣南芥子园。”
位于宣外大街的歙县会馆,曾居住过清代著名货币改革家王茂荫,他是道光年间进士,历任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户部右侍郎、御史等职。咸丰年间,他多次上书提出货币改革方案,这些方案引起了伟大导师马克思的注意,并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被引入论及。
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英雄林则徐,曾经住在高家寨胡同的莆阳会馆。1811年春季来京参加会试,中进士后进入翰林院。1813年,他携带妻子来京师就任,曾居住在这里。
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是康有为当年进京赶考时居住的地方。因为院内有七棵树,又称“七树堂”。院内北房也被命名为“汗漫舫”。康有为在这里同维新党人策划变法方案,他在这里也写过很多维新变法的诗文。举世轰动的“公车上书”的万言书就是康有为在这里起草的。1895年9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安徽会馆创立了“强学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政治团体。之后,康有为等人创办了《中外纪闻》,积极宣传维新主张,使很多会馆成为维新改良派活动的场所。
坐落在南横街的粤东新馆在粤籍会馆中闻名遐迩。1898年4月康有为在粤东新馆召开全国性的维新组织--保国会成立大会。在会上,康有为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使粤东新馆里的维新志士很激动、很振奋,决心广泛联系全国各界仁人志士,一时声势很大。
位于粉房琉璃街的新会会馆因居住著名学者梁启超而著称。梁启超自号“饮冰室主人”,为此,有人说他居住的房屋为“饮冰室”。他所著文集也有《饮冰室文集》。
北半截胡同的浏阳会馆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故居“莽苍苍斋”。谭嗣同在这里写出了许多变法维新的主张。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清政府派兵到浏阳会馆捕走谭嗣同,不久与其他五位维新志士被杀害于菜市口。今天,面对着浏阳会馆昔时的遗迹,我们仍然记得谭嗣同那豪迈的诗句:“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湖广会馆在清末民初是政治、社会活动聚会的场所。1912年8月25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来到湖广会馆,在这里举行了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增设戏楼以后,梨园泰斗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曾在此霓裳同咏,盛况空前。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在米市胡同的泾县会馆创办了新文化运动中重要期刊《每周评论》。
烂漫胡同的湖南会馆,是清光绪年间几位来自湖南的进士集资兴建。毛泽东当年进京曾居住在这里,并在此召开了“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先生当年居住在南半截胡同7号的绍兴会馆,在这里写下了中国新文化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其后,又陆续写出了《孔乙己》、《药》等许多不朽之作,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石。为此,会馆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此外,坐落在上斜街与番禺会馆同籍的东莞会馆、下斜街路西的全浙会馆、棉花上四条的惜字会馆、校场头条的云南会馆、前门西河沿街的萧山会馆、东琉璃厂的姚江会馆、排子胡同的江夏会馆、后孙公园胡同的安徽会馆等等,它们都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兴于明、盛于清的会馆是宣南文化的重要载体。现如今,尽管一些古老的会馆已残破,房顶上的老瓦已斑驳,大门两侧的门墩已残缺,院门上的朱漆已剥落,但是,它们依然彰显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足迹。
作者单位:北京市宣武区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