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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人生开启的是“超人模式”——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校130年以来第一位横跨理工商三个专业的毕业生，2009年成为最年轻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他的事业探索的是科技前沿的“无人地带”——缔造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芯片设计企业。让中国芯，跳动在全世界各个市场。
1999年，他受邀参加建国50周年的国庆观礼，从此与中关村结下不解之缘。
2018年，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呼吁芯片产业与国际巨头并跑时要有换道超车思维。
他便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星光中国芯总指挥邓中翰。
1999年10月14日，在北京海淀区北土城西路103号一间100多平方米的仓库里，中星微诞生了。在北京的严寒里，地下室里没有暖气，创业的同伴们生了冻疮。
他说：“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我们要沉下心来，不然就挨不过这个冬天也挨不过第二个冬天，也不可能迎来我们未来的春天，夏天和收获的秋天。”
推销“中国芯”在索尼受冷遇，反而坚定了他将产品打入索尼的决心。后来，这颗“中国芯”便在在索尼、三星、飞利浦、苹果等世界大品牌的产品中铿锵跳动。
签署上市文件他一反常规，第一个用中文在纳斯达克签字。
他说：“用我的中文（名字）签字，我心里面就想着这代表着中国核心技术的创新，代表着中关村的中国创造这样的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它有着非凡的意义，也代表着我们中国的创造真正的登上了世界的舞台。”
“不忘初心、深化改革、承担使命”是邓中翰院士对中关村创新发展40年的寄语，也诠释着他和他的企业这20年来在中关村的奋斗之路。
记者：您1999年归来创立中星微，当时您为什么选择了中关村？
邓中翰：1999年10月1日，我作为硅谷创业的中国留学生，受到邀请参加我们国家建国50周年的国庆观礼。站在观礼台上，看到我们国家在解放之后50年中，在教育、工业、农业、国防各个方面取得的这些成绩，让我们这些多年在海外留学的人员无比的自豪。自豪的同时，想要为国家做点什么事情。当时，成立中关村这样的科技园区正在成为一个国策，以推动国家的自主创新。特别是在当时我们国家在电子信息行业里面一直没有芯片，那么作为一名从事芯片多年，在硅谷做了很多芯片的人来说，我就感觉到这是一个国家未来发展很重要的一个领域。
记者：“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是你们提出口号，响遍了大江南北，创业的过程中，有些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请您讲一讲。
邓中翰：创业本身，就是难忘故事的一个合集。我记得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在2001年的3月11日，我们的芯片从国外制作回来以后，我们通宵的做验证，所要的这个实验结果出来的时候，大家非常的开心，第一颗芯片順利成功的诞生了。也就在那天晚上，有一个人脱离了我们这个团队，因为在技术路线上不能达成一致，这变成了一种路线问题，变成了大家对于这个公司发展的方向的一种争执。这种争执，有时候有很多感情色彩在里面，这让我深刻地感觉到在创业中是有很多的困难要去克服的，那么在每一个胜利的同时，可能也存在着很多要解决、要厘清的问题，创业本身就是这样的。在这里创业，中关村的发展也给我们这样一个团队看到一面镜子，比如像联想，方正等都经历过很多创业中的曲折和困难，但最终他们成功了。
记者：“在中关村海归企业里，您的企业是一面旗帜，如果您要给新的一拨海归介绍中国，介绍中关村，您会怎么说这里和国外的差异？
邓中翰：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关村已经成为全球的一个创新中心了，那么硅谷机制已经不再是硅谷所独有的了。在中关村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中，创业可以不断地影响到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并且通过他们来有效地实现我们想要达到的一系列的机制。它不同于硅谷，但是它又胜于硅谷，在中关村我们创造了很多创新模式，使得我们很多企业获得了巨大的生命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果让留学人员来去判断到底是在硅谷还是在中关村创业，我想这答案一定是在中关村。我想我们成功的老一代创业者，包括像当年的王选，柳传志，他们也都是在这个摸索中不断的在影响着政策环境、法律环境，从而形成了当时中关村的一种精神面貌，敢于去试，敢于去闯。那么到今天，中关村不仅是全国的示范，它承载着国家很多重要的使命，包括它的技术使命。
记者：您提出在智能芯片领域需要有“换道超车”的思维，要敢于在国际前沿的无人地带自主创新，那么目前您在专注做哪些事情？
邓中翰：我们现在主要在牵头制定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数字视音频编解码标准，已经带动全国50多家相关单位推出了我们国家一代二代的公共安全司法和国家标准。其中由中星微推出的一代二代的芯片支撑着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的芯片）。这样的一个领域，首先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很敏感的领域，也是一个高新技术最前沿的领域，是无人区。那么说到中关村，未来它可能会取代很多过去需要国家单位来承担的重大任务。有可能是由中关村的这些企业，像百度在无人驾驶这方面，像中星微在公共安全领域，推动整个国家在这个领域里面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全球领先。我觉得这个时代到来了。
记者：您觉得中关村要站在世界创新中心的话，还需要做些什么？
邓中翰：中关村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现象、一个国际现象。思考的人很多，不仅国内的研究者很多，国外也有很多大学都以中关村作为案例在研究。
那么，作为一名在中关村创新创业，早年回国的留学人来看，我觉得第一还是不忘初心，我们本身最有兴趣的是创造最新的技术。创新者对技术创新，对自主知识产权的追求，是中关村精神的核心和根源。中关村的发展一定要像当年一样，要凸显创新方面的英雄，打造成功的案例，形成中关村对于创新创业的更高的一种境界、精神的追求，使得大家在创新的过程中不断找到乐趣，不断的在前沿上去探索。
第二是继续深化改革，对于企业上市程序以及很多固化的一些约束条件，还可以再进一步的结合新时代下的改革开放，进一步的改革下去，探索下去。能更好地扶持这些创新型的企业，更快的获得社会资源实现快速发展。比如说，2015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十年之后，中星微进行了私有化，今年马上也要申报在国内创业板上市。
第三要承担国家使命，在国际上中关村要走向领先型的创新，在“无人区”来引领，来领航。而这些创新往往是要跟国家的使命相结合，它承载的使命，也会给它带来巨大的市场和增长空间，这也是真正的能够具有全球创新中心称号的中关村将来必然要走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小小的中关村也是非常巨大的中关村。它在未来所承载的使命，也能给它未来带来巨大的空间。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想这一个是不忘初心，一个是继续深化改革，第三个是承担国家使命，成为国家创新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本文刊发于“中关村海淀园”微信公众号）
他的事业探索的是科技前沿的“无人地带”——缔造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芯片设计企业。让中国芯，跳动在全世界各个市场。
1999年，他受邀参加建国50周年的国庆观礼，从此与中关村结下不解之缘。
2018年，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呼吁芯片产业与国际巨头并跑时要有换道超车思维。
他便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星光中国芯总指挥邓中翰。
1999年10月14日，在北京海淀区北土城西路103号一间100多平方米的仓库里，中星微诞生了。在北京的严寒里，地下室里没有暖气，创业的同伴们生了冻疮。
他说：“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我们要沉下心来，不然就挨不过这个冬天也挨不过第二个冬天，也不可能迎来我们未来的春天，夏天和收获的秋天。”
推销“中国芯”在索尼受冷遇，反而坚定了他将产品打入索尼的决心。后来，这颗“中国芯”便在在索尼、三星、飞利浦、苹果等世界大品牌的产品中铿锵跳动。
签署上市文件他一反常规，第一个用中文在纳斯达克签字。
他说：“用我的中文（名字）签字，我心里面就想着这代表着中国核心技术的创新，代表着中关村的中国创造这样的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它有着非凡的意义，也代表着我们中国的创造真正的登上了世界的舞台。”
“不忘初心、深化改革、承担使命”是邓中翰院士对中关村创新发展40年的寄语，也诠释着他和他的企业这20年来在中关村的奋斗之路。
记者：您1999年归来创立中星微，当时您为什么选择了中关村？
邓中翰：1999年10月1日，我作为硅谷创业的中国留学生，受到邀请参加我们国家建国50周年的国庆观礼。站在观礼台上，看到我们国家在解放之后50年中，在教育、工业、农业、国防各个方面取得的这些成绩，让我们这些多年在海外留学的人员无比的自豪。自豪的同时，想要为国家做点什么事情。当时，成立中关村这样的科技园区正在成为一个国策，以推动国家的自主创新。特别是在当时我们国家在电子信息行业里面一直没有芯片，那么作为一名从事芯片多年，在硅谷做了很多芯片的人来说，我就感觉到这是一个国家未来发展很重要的一个领域。
记者：“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是你们提出口号，响遍了大江南北，创业的过程中，有些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请您讲一讲。
邓中翰：创业本身，就是难忘故事的一个合集。我记得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在2001年的3月11日，我们的芯片从国外制作回来以后，我们通宵的做验证，所要的这个实验结果出来的时候，大家非常的开心，第一颗芯片順利成功的诞生了。也就在那天晚上，有一个人脱离了我们这个团队，因为在技术路线上不能达成一致，这变成了一种路线问题，变成了大家对于这个公司发展的方向的一种争执。这种争执，有时候有很多感情色彩在里面，这让我深刻地感觉到在创业中是有很多的困难要去克服的，那么在每一个胜利的同时，可能也存在着很多要解决、要厘清的问题，创业本身就是这样的。在这里创业，中关村的发展也给我们这样一个团队看到一面镜子，比如像联想，方正等都经历过很多创业中的曲折和困难，但最终他们成功了。
记者：“在中关村海归企业里，您的企业是一面旗帜，如果您要给新的一拨海归介绍中国，介绍中关村，您会怎么说这里和国外的差异？
邓中翰：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关村已经成为全球的一个创新中心了，那么硅谷机制已经不再是硅谷所独有的了。在中关村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中，创业可以不断地影响到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并且通过他们来有效地实现我们想要达到的一系列的机制。它不同于硅谷，但是它又胜于硅谷，在中关村我们创造了很多创新模式，使得我们很多企业获得了巨大的生命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果让留学人员来去判断到底是在硅谷还是在中关村创业，我想这答案一定是在中关村。我想我们成功的老一代创业者，包括像当年的王选，柳传志，他们也都是在这个摸索中不断的在影响着政策环境、法律环境，从而形成了当时中关村的一种精神面貌，敢于去试，敢于去闯。那么到今天，中关村不仅是全国的示范，它承载着国家很多重要的使命，包括它的技术使命。
记者：您提出在智能芯片领域需要有“换道超车”的思维，要敢于在国际前沿的无人地带自主创新，那么目前您在专注做哪些事情？
邓中翰：我们现在主要在牵头制定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数字视音频编解码标准，已经带动全国50多家相关单位推出了我们国家一代二代的公共安全司法和国家标准。其中由中星微推出的一代二代的芯片支撑着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的芯片）。这样的一个领域，首先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很敏感的领域，也是一个高新技术最前沿的领域，是无人区。那么说到中关村，未来它可能会取代很多过去需要国家单位来承担的重大任务。有可能是由中关村的这些企业，像百度在无人驾驶这方面，像中星微在公共安全领域，推动整个国家在这个领域里面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全球领先。我觉得这个时代到来了。
记者：您觉得中关村要站在世界创新中心的话，还需要做些什么？
邓中翰：中关村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现象、一个国际现象。思考的人很多，不仅国内的研究者很多，国外也有很多大学都以中关村作为案例在研究。
那么，作为一名在中关村创新创业，早年回国的留学人来看，我觉得第一还是不忘初心，我们本身最有兴趣的是创造最新的技术。创新者对技术创新，对自主知识产权的追求，是中关村精神的核心和根源。中关村的发展一定要像当年一样，要凸显创新方面的英雄，打造成功的案例，形成中关村对于创新创业的更高的一种境界、精神的追求，使得大家在创新的过程中不断找到乐趣，不断的在前沿上去探索。
第二是继续深化改革，对于企业上市程序以及很多固化的一些约束条件，还可以再进一步的结合新时代下的改革开放，进一步的改革下去，探索下去。能更好地扶持这些创新型的企业，更快的获得社会资源实现快速发展。比如说，2015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十年之后，中星微进行了私有化，今年马上也要申报在国内创业板上市。
第三要承担国家使命，在国际上中关村要走向领先型的创新，在“无人区”来引领，来领航。而这些创新往往是要跟国家的使命相结合，它承载的使命，也会给它带来巨大的市场和增长空间，这也是真正的能够具有全球创新中心称号的中关村将来必然要走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小小的中关村也是非常巨大的中关村。它在未来所承载的使命，也能给它未来带来巨大的空间。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想这一个是不忘初心，一个是继续深化改革，第三个是承担国家使命，成为国家创新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本文刊发于“中关村海淀园”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