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神鞭
　　
　　30多年前,父亲是我们那个边远小城最著名的拳师。正月闹元宵时,最受欢迎的便是他的神鞭。相熟的人兴奋地传诵:“瞎五昌耍神鞭哩!”“蛮五昌又耍神鞭喽!”
　　五昌是父亲的名字,但为何要用“瞎”和“蛮”来修饰呢?前者是说他近视得厉害,要戴1000多度的眼镜。后者是说他的性格,不开化、不圆滑,有些野蛮。
　　1970年代初,我上小学那阵儿,隐隐约约记得是个夜晚,家里来了两三个北街村的干部,请父亲教村里的年轻人打拳。父亲答应了下来。
　　此后,每天夜晚一群年轻人便在北街民校跟着父亲学起了拳术。起初,我也跟着去了,但是没坚持几天,瞌睡,就不去了。父亲教拳,家里是得过好处的。约略记得,生产队给了半袋子玉茭,大队粉坊生产的粉条,也给了十来斤!
　　开始,父亲的徒弟总有十几二十个。但坚持认父亲为师父,并与我们家来往的,却不很多。他们比我年长7到10岁的样子,当时应该是中学生或中学毕业了吧。
　　正月闹红火的时候,他们师徒一帮人就结队去表演了。枪术、刀术、棍术、对打,每个人都有一套节目。上场的次序是有讲究的,先是小而矮的,单个练;接着是高大的,持大兵器的;再接下来,是两人或三人对打的。最后,在叫好声中,父亲脱掉上衣,裸着膀子出场。“神鞭,耍神鞭了!”围观的人兴奋了起来。
　　一个10多厘米长的铁尖头,拴在一根一丈多长的绳子上,绳子另一端,是麻绳编的圆环,套在父亲的一个手腕上。开始耍的时候,父亲把两根手指放进嘴里,打很响的口哨。徒弟们也跟着打口哨给他助威。1000度的眼镜父亲是断不戴的,我跟在他身边,替他抱着脱下来的衣裳。
　　神鞭舞起来了,锣鼓声更响了,口哨声犀利地穿过小城的夜空。太行的冬天都在零下10多度,所有出来看红火的人都裹得严严实实的,父亲赤裸的上身便分外招人眼目。
　　父亲用肘控制神鞭到达围观者面前的距离。那铁尖头会“嗾”地射到围观者面前。那人自然是吓了一跳,叫喊着向后退,但铁尖头瞬时已经到别处了,另一处响起了惊呼声。所以,父亲耍神鞭,围观人群的叫喊声此起彼伏。
　　最高潮时,父亲将神鞭缠在脖子上。现在想来,不是实实在在把脖子缠住,而是用一只手控制,左绕一圈右绕一圈,那绳便不会把脖子箍紧。但观众看到绳子把脖子缠住,惊讶地叫起好来。正在高潮处,父亲的手不知怎地一抖,绳子就又从脖子上回到他的手里。围观的人不免又要惊呼起来。
　　父亲一辈子好身体、好身手,从不曾打针吃药。他有工作,要上班,但更要精心耕种家里的地。偶尔,他会从墙角取出大刀或者双刀,在房后学校的操场上练将起来。一次,他随单位的人到五台山旅游,在那里照了一张像,骑在马上,挥舞着一把刀。我觉得,父亲是有横刀立马的英雄情结的。
　　有尚武精神与反暴能力的父亲,一般情况下是很“蛮”的,但是他害不了人,也不害人。“文革”开始武斗时,我刚刚出生。外公对父亲说:“你可不要出去打人。”父亲说:“有咱孩哩,我还去做甚哩!”说话粗野,性格暴烈,几近于文盲,而有一身武艺的父亲,在“文革”最乱的派性斗争中参加了“二五”,与“红总战”对立过,却从来没打过人。
　　我在北京读书时,带父亲去玩,在前门大街的一个工艺品商店,他想要一个瓷的观音,别的都不要。25块钱,我给他买了。他就抱着个瓷观音回了太行。我不知道尚武的父亲为什么要买一个慈悲的观音,他活着时,我没有和他交流过。
　　1995年,父亲68岁,被鼻咽癌击倒,永远地去了。
　　那时正值盛夏,入殓的时候,为了防止腐烂,把父亲结结实实地束在了塑料袋里。母亲一再叮嘱,以后把父亲运回乡下入葬,一定要把塑料袋拿掉。父亲去世后,他的神鞭也便成了废物。
　　父亲有4个男孩,除了我小时候学过一套拳术,弟弟们都没有学,我学的那一点点而今也都忘记了。父亲没有徒弟吗?有,并且不少,但没有一个人学到神鞭的功夫。母亲说,一次家里急着拴什么东西,就把那绳子解下来用了,神鞭头不知丢弃到了何处。
　　2008年母亲去世,我们兄弟从借埋处挖出父亲的遗骸,揭掉了塑料袋。在地下埋了13年的父亲,重新回到我的面前,虽然有些干瘪,但他活着的模样我一眼就看得出。事先准备好一口小棺材,因为尸体非常完整而根本放不进去。我当即决定再买一口大的棺材,我不能委屈活着的时候委屈了一生的我的父亲。
　　我们把父亲和母亲一起送回到乡下,在爷爷奶奶墓前,在大伯大娘墓旁,永远地安葬了我最亲的人。
　　距我上次回去已经过去了24年,我从一个向外求学的孩子,变成了一个中年。而今回去,姜家庄不再有人围观,年轻人都走了,村里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小孩,村庄很落寞,一点生机都没有。冬天看去,穷乡僻壤,大约就是这样了。
　　我将不能再见父亲,可我怎能忘记父亲活着时的辛苦和悲凉?怎能忘记飞舞在父亲赤裸的身体周围的神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