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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铸币材料，马克思有句名言：“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马克思的观点主要依据欧洲货币史上的金银本位制。公元八世纪前，欧洲主要流通古罗马金币，其后则以“银便士”为主。而铜由于其容易获得、延展性能好、不易炸膛的特性，在欧洲多用于制作兵器火炮。如十五世纪在欧洲大发神威的乌尔班大炮就是用青铜铸成，重十七吨。十七世纪传入中国的先进西洋火炮也是用铜制成，又称“吕宋大铜炮”。欧洲这种用铜方法对中国而言就过于奢侈，因为在中国历史上，铜是作为本位货币使用的，出现了“货币天然是金银，也是铜”的现象。
经济学家历来将金、银列为贵金属，铜、铁归为贱金属。然而铜能在中国翻身进入铸币材料殿堂与金、银并列，和其“稀缺性”有关。从商代开始中国便用铜铸币。但由于作为重要铜产地的云南较晚才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与开发范围，国内对这种铸币材料的供给一直很贫乏。如春秋时期，郑国向楚国臣服，楚国给这位重要盟友的见面礼物是重约两百公斤的铜。而这些看似不多的铜已令楚国心疼不已，“既而悔之”，最后规定这些铜只能用来铸造钟。可见当时铜的珍贵。由于铜的缺乏，很多王朝规定可以用铜来赎刑，以增加铸钱。如隋朝《开皇律》规定：“杖百则三十斤矣，徒一年者六十斤。”唐律也以铜一斤至一百二十斤与五刑相应为赎。即便如此，因为无法获得足够的铜，“钱重物轻”从中唐起一直成为困擾历代统治者的难题。白居易的《赠友诗》就道出了唐代民众因铜钱缺乏难以完税的现象：“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北宋，由于铜产量有限且铸币需求大，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发行铁钱和纸币。宋太宗年间（976—997），福建铜钱缺乏，“铸大铁钱并行”。1023年，北宋在四川设立交子务，作为纸币的发行机构。在当时有限的防伪印刷条件下，发行纸币也是铜钱缺乏下的无奈之举。到了明代这个大一统的中央王朝时期，中国依然无法在铜产量上取得突破。明初国内的铜产地主要有江西的德兴和铅山，据《明史·食货志》载：“铜场，明初，惟江西德兴、铅山。”但两地每年的开采所得也才五十万斤。明廷为了获得更多的铜，四处开矿，但无奈都是产量低下的贫矿，如宣德八年（1433），曾在四川梁山开铜矿，但折腾一年，仅采得铜三千三百斤，因得不偿费而停止。
可见，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缺铜成为“天朝大国”的阿喀琉斯之踵，中国历史上制瓷业的发达某种程度上也和缺少制造铜器的原料有关。铜缺乏使得历代统治者都贯彻“铜不布下”的理念，对这种重要的资源进行垄断。
十七世纪，随着海洋贸易的发展和日本采矿业的崛起，到日本购铜成为解决国内铜危机的重要手段。日本作为地窄人密的岛国，虽然给人的印象是一直要靠中国资源“供养”，但明清时期日本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金属输出国。这是因为一点五亿年前的太平洋中央海岭的海底火山活动为日本带来了丰厚的有色金属资源，生成了如足尾铜山和别子铜山这样的大型矿床。因此，在十七和十八世纪中、日两国的经济交往中，铜扮演了重要角色。
清初内地传统的铜矿产地已经耗竭，而作为国内最重要铜产地的云南还处于开发的初始阶段。同时，伴随着人口增长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内的铜供给已经严重不足，甚至连用于铸钱的铜料都很难保证供应，以至于清初由于找不到新的铜源，只好“搜刮古钱以充废铜”，采用熔旧钱取铜的方式来铸造新钱。后来干脆直接默许前朝旧钱的流通，如唐宋元明旧钱，不妨听民使用。在铸造的新钱上，清廷也顾不上王朝的体面，不断减少铸币中的铜含量。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明末崇祯年间的铜钱尚以铜七铅三制造，而康熙盛世则用铜六铅四铸造，雍正朝改为铜铅各半。这种做法虽然节约了铜料，但在“格雷欣法则”的作用下，劣币驱逐良币，质量好的铜钱被民间窖藏起来，导致市面上的铜钱更少。铜钱缺乏还造成了银、钱比例失衡。清代银、钱比一比一千为正常，即一千文铜钱与一两银等价兑换。而在“铜荒”下，康熙前期的银、钱比价一度在一比八百至九百之间，“今每银一两仅得八九百文不等”。在银贵钱贱的条件下，出现了“铜比钱贵”的现象。如铜钱一千可兑银一两二钱，但若将铜钱一千熔为铜，按照当时铜每斤两钱五分的价格计算，可得银一两五钱六分，也就是说把一千文钱当铜卖，可获得比面值多三钱六分的利润。这可以说是清代版的“面粉比面包贵”，不同的是面包无法变回面粉，而铜钱可以变回铜。在利益驱使下，民间熔钱铸铜的现象屡禁不止，以至于清政府规定将私自毁钱取铜的人处以重刑，“为首及匠人将斩决，其家产入官充公”。虽然法令规定的处罚极重，但是也一直没能禁止百姓毁钱卖铜的现象。
严重的铜危机令清廷焦头烂额。如何给市场供应充足的官铸铜钱，控制银、钱比价，防止私铸等，成了清初统治者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因此在1679年的殿试中，康熙帝以如何解决币材铜源不足为题目来向士子们问策：“迩以铜不足用，铸造未敷，有以开采议者，有以禁民耗铜议者，果行之可永利乎？或二者之外，别有良策欤？”士子们给出开源节流、回收旧铜、取消矿税等方案。清廷综合士子们的建议，出台《钱法十二条》。
面对铜危机，清政府主要采用了两个方案，一是颁布铜禁令，通过少铸或不铸铜器来节约铸币材料。1726年，清政府颁布法令，规定除乐器、天平砝码、五斤以下铜镜等必需品外，“其余一应器皿，无论大小轻重，俱不许仍用黄铜制造”。同时规定，在京城内只有三品以上官员才能用铜器。但这种严格的法令无法从根本上保证铜供应。第二个方法就是在国内增加铜产量。但清代中国主要的产铜地在云南，滇铜散在深山，运输相当困难。如云南布政使王太岳在其所著的《铜政议》中所说：“夫滇僻壤也。岁一受雇，可运铜三四百万。”可见，抛开云南当时的铜产量暂且不论，即便集合云南全省的运力，一年也仅可运铜三四百万斤。而且在开矿之初，云南所产铜的成色不佳，以至于千辛万苦从云南运到江浙的铜无法用于铸币。雍正七年（1729），江苏因滇铜成色不足，改为采购洋铜。 在这种情况下，去国外开辟铜源成为最快捷的方法，而邻国日本又是最好的选择。当时从浙江出海去日本买铜，“西风顺利，四五日即可”。而在正常的航行条件下，到长崎也只需半月。如清代的一艘商船丰利船于1852年1月10日从浙江乍浦出港，于26日从长崎入港，整个航程约为十五天。到日本的商船一年可航行两次，以每艘可载铜十万斤论，二十艘船一年的运铜量便可超过云南一年向京师的输铜量。
元代就有部分日本铜出口到中国。如浙江澉浦禅悦寺重达二千七百四十公斤的大钟就是元代宣慰副使杨梓用“倭铜”铸造的。但对日铜的大规模进口还是出现在明清时期。弗兰克在《白银帝国》中指出，1560年以后，日本成为一个重要的白银乃至铜生产国，向中国与东南亚出口白银和铜。日本因盛产白银被西方称为“银岛”，而清人则将日本称为“紫铜”之国，认为其所产之矿“最为中国所用”。
日本的铜矿不仅储量丰富，而且常与银伴生，明代输入到中国的日铜中常含有银的残留部分。明代商人在购入日铜后，通过进一步冶炼，还可以获得额外的收益。据《天工开物》记载：“东夷铜又有托体银矿内者。入炉炼时，银结于面，铜沉于下。商舶漂入中国，名曰日本铜，其形为方长板条。漳郡人得之，以炉再炼，取出零银。”
十七世纪，日本的采矿业更是进入极速发展时期。1668年，日本国内被开发的主要铜矿有二十三座。这些铜矿的产量丰富，如桧木谷铜矿，仅作为熊野铜矿山的矿洞之一，在1690年产铜量就达四十多万斤，而足尾铜矿一年产铜量就达到七十六万斤。1691年日本近世最大的铜矿别子铜矿开坑，其平均产铜量达到了一百五十八万斤。对比当时的国内产量，康熙四十九年（1710），云南全省的产铜量仅为一百二十万斤。而云南的铜产量基本上就可以代表全国的铜产量。可见，在康熙末年，日本一个别子铜矿的年产量就相当于清朝一年的铜产量。
日本虽然有着丰富的铜，但由于当时的手工业逊色于中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很大。中国商品可以在日本以高出国内二至三倍的价格出售。如南京生丝在广州一百二十五两一担，到了长崎后可卖二百三十两一担。白糖在广州每担的价格为一点六两，而运到长崎后出售则是四点五两，价格翻了近两倍。而日本由于没有优势产品予以交换，因此多以白银、铜材等金属对中国商品进行换购。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就指出：“日本无货，只有金银。”这里的“金银”是硬通货的代称，包括铜在内。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中国商船涌入日本运铜。中国商船将一船船的生丝、丝织品、砂糖、书籍和中药运往日本，带回国内紧需的铜。日本经济学家速水融说道：“十七世纪后半期，长崎贸易输出的重点已从银转移到了铜。这是因为铜在中国作为铸造钱币的原料，需求量极大。”
对中国商人而言，到日本运铜有很大的获利空间。“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易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二”。也就是说，中国商人到日本运铜，利用货物的差值可以赚上一笔，回国后利用铜价差，又可以赚上一笔，因此“铜商之豪富，甲于南中”。在巨大利润的吸引下，去日本运铜的商船络绎不绝。1683年进入长崎港的中国商船是二十四艘，到1685年便激增至八十五艘。此后逐年增加，1688年长崎港的中国商船已达一百九十三艘，到长崎贩铜的中国人达九千一百二十八人。这些商船将大量日铜带回中国。据统计，1669—1684的十六年间，中国商船每年从日本运回的铜为九十万至一百万斤。1684年后，中国商船的銅进口量更是不断激增。在1684—1695年间，每年运回日铜约三百至四百万斤;在1696—1710年间，因日本铜生产达到高峰，运回中国的日铜达到四百万至七百万斤。而直到1727年，云南铜矿的年产量还在二百万至四百万斤间徘徊。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商船每年可从日本运回另一个“国内铜产量”。
由于当时日本铜供应充足，且中国购买数量巨大，使得中国商人在定价上有很大话语权。1695年日铜在其本土的市场价为每百斤九十五文（日本货币单位），出口中国的价格为每百斤一百零九文三分。此后这个差距逐年缩小，到了1698年，日铜的本地价格为一百零六文，对中国的出口价为一百一十二文。1705—1712年间甚至出现了倒挂的局面，日本国内铜价每百斤一百九十一文，而出口中国的铜低至每百斤一百一十三文。当时的日本幕府对于这个现象十分震怒，质问日本铜商缘由。日本铜商上书解释，称如果铜价定得太高就无法售光，一旦中国商人不买，大量的铜就会积压，资金也会因闲置而损失大量利息，而且会有相关联的数十万人陷入饥荒，因此不得已以较低的价格卖出铜。而精明的中国商人也深谙其中道理，以致日本铜以低价大量流出。
大量日铜的流入，保证了中国国内的铜钱供应，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稳定持续发展。学术界将这一时期的中日贸易称为洋铜贸易。清初近五十年间，北京户、工二部下属的宝泉、宝源两大铸币局，所需铜斤“皆取给于东洋”，直至乾隆三年（1738年）因云南铜矿大开发方才改用“滇铜”。
中国的贸易优势使得日铜源源不断流入中国。据1709年长崎奉行（日本管理外贸事务的官员）的报告，自1662—1708年的四十七年间，流出的日铜约一亿一千四百九十多万斤。这个数字相当于清朝近三十年的铜产量。由于铜毕竟是不可再生资源，源源不断的外流使得日本的铜矿也面临枯竭的危机。这让日本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感到担忧，新井白石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709年，新井白石指出五金不像五谷，“五谷之类犹如毛发，似无停止之时。五金之类则似骨骼，不复重生。五谷地尚有肥瘠，年尚有丰歉。五金则产地不多，开采常不得”。正如林则徐面对清末白银外流，对国人发出了“是使数十年后，且无可以充饷之银”的警示，新井白石也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以我有用之材，易彼无用之物，非我国万世之长策。百年之后，我国材、用皆尽，其实不待智者自明。” 1715年，幕府根据新井白石的建议，颁布了限制长崎贸易的“正德新令”，旨在减少日铜的大量外流，规定唐船每年的贸易船数为三十艘，总的贸易额六千贯目，铜的贸易量不得超过三百万斤。新例中还规定到日本贸易的中国商船必须持有幕府颁发的“信牌”（通商照票）才可进行贸易。新令颁布以后，中国商船的贸易船数、贸易量以及日铜的进口量都被严格限制。
在“正德新令”的影响下，中国商船的铜采购量不断减少。1724年江苏巡抚何天培上书称，“东洋开采日久，铜矿日减”，从前到日本的购铜商船每船可载铜九万五千斤而归，如今每船仅能买到七万五千斤，每年总共可运回一百三十万斤左右的铜，为原来的一半。而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的统计，在日本出台“限购令”后，中国商人的铜采购量不断减少，1751—1763年间中国的日铜输入为二百万斤，1764—1788年间为一百五十万斤，1789—1803年间约一百三十万斤，1804—1817年约为一百万斤，1818—1829年约七十万斤，1830—1843年间跌至约六十万斤左右。日铜不仅在输出数量上不断减少，在价格上也不断上升。1688—1714年，日铜价格每担价银在十三两左右。但到了乾隆五年（1740），日铜涨到“市价每百斤约需二十两”，这使得到日本运铜逐渐无利可图。
在日铜输入减少的情况下，清王朝一方面减轻铜钱的重量应对危机——在日铜输入充裕时期，铜钱的重量为一钱四分。“正德新令”后，伴随着铜输入量的减少，清廷不得不把铜钱的重量降为一钱二分，京局因此每年可以节省铜料十万斤;另一方面把目光转向国内。在日铜大量进口的时期，滇铜产量几乎都在四百万斤以下。“正德新令”后，清廷大力开发滇铜，滇铜的产量有了明显的增长，在乾隆元年（1736）后一度突破了一千万斤。“历考前代中国产铜之盛，无有过于今日者。”依赖日本铜的局面得到了改善。云南巡抚张允随上书乾隆皇帝称：“至乾隆元年，汤丹、大水、碌碌三厂铜矿大旺，而洋铜出产渐少，商人采办不前。”在乾隆年间（1736—1795），滇铜产量基本稳定在每年一千万斤以上。这使得滇铜在全国铸钱中所占铜的比例，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七至百分之九十之間，日铜在铸钱中的使用量下降到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三之间。由此可以看到，在日本铜限购的影响下，国内铜产量激增，扭转了过于依赖日铜的局面。
日铜的进口配合滇铜的大规模开发使中国避免了陷入宋代的“钱荒”和明代过度依赖白银的境况，唐代以来困扰中央的“流通不足”局面得到改善。清代初年的“铜荒”在促使清朝做出较为开明的决策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统治者认识到了“天朝上国”也有自己的资源短板，产生了通过海外贸易来互通有无的想法。清政府提供资本，“凡商贾有挟重资愿航海市铜者，官给符为信，听其出洋”，从而为“海禁”开了一条口子。同时，在铜荒下，政府放宽了对民众的管制。清初，由于害怕民众聚集闹事，康熙帝批示：“闻开矿事情，甚无益于地方，嗣后请开采者，俱著不准行。”随着铜荒的加剧，清廷默许民间开矿，增强了民间经济的活力。日本的铜出口使清朝度过了前期铸币材料紧缺的艰难时代，向日本输出了大量用于换铜的中国商品，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在当时的日铜贸易中，中国无疑是最大的获利方。对日本而言，通过铜出口，提高了日本对华贸易的购买力。但铜这种战略资源的大量外流使日本在近代后陷入铜紧缺的地步。尤其值得玩味的是，在二战期间，铜作为制造弹药所必需的金属竟然成为日本最为宝贵的“稀土”。为了限制国内对铜的消费，1937年日本商工省发布第二十八号令，限制非军事目的加工用铜，同时还号召各寺庙捐献铜制香炉和大钟。
一、缺铜的天朝大国
经济学家历来将金、银列为贵金属，铜、铁归为贱金属。然而铜能在中国翻身进入铸币材料殿堂与金、银并列，和其“稀缺性”有关。从商代开始中国便用铜铸币。但由于作为重要铜产地的云南较晚才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与开发范围，国内对这种铸币材料的供给一直很贫乏。如春秋时期，郑国向楚国臣服，楚国给这位重要盟友的见面礼物是重约两百公斤的铜。而这些看似不多的铜已令楚国心疼不已，“既而悔之”，最后规定这些铜只能用来铸造钟。可见当时铜的珍贵。由于铜的缺乏，很多王朝规定可以用铜来赎刑，以增加铸钱。如隋朝《开皇律》规定：“杖百则三十斤矣，徒一年者六十斤。”唐律也以铜一斤至一百二十斤与五刑相应为赎。即便如此，因为无法获得足够的铜，“钱重物轻”从中唐起一直成为困擾历代统治者的难题。白居易的《赠友诗》就道出了唐代民众因铜钱缺乏难以完税的现象：“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北宋，由于铜产量有限且铸币需求大，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发行铁钱和纸币。宋太宗年间（976—997），福建铜钱缺乏，“铸大铁钱并行”。1023年，北宋在四川设立交子务，作为纸币的发行机构。在当时有限的防伪印刷条件下，发行纸币也是铜钱缺乏下的无奈之举。到了明代这个大一统的中央王朝时期，中国依然无法在铜产量上取得突破。明初国内的铜产地主要有江西的德兴和铅山，据《明史·食货志》载：“铜场，明初，惟江西德兴、铅山。”但两地每年的开采所得也才五十万斤。明廷为了获得更多的铜，四处开矿，但无奈都是产量低下的贫矿，如宣德八年（1433），曾在四川梁山开铜矿，但折腾一年，仅采得铜三千三百斤，因得不偿费而停止。
可见，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缺铜成为“天朝大国”的阿喀琉斯之踵，中国历史上制瓷业的发达某种程度上也和缺少制造铜器的原料有关。铜缺乏使得历代统治者都贯彻“铜不布下”的理念，对这种重要的资源进行垄断。
十七世纪，随着海洋贸易的发展和日本采矿业的崛起，到日本购铜成为解决国内铜危机的重要手段。日本作为地窄人密的岛国，虽然给人的印象是一直要靠中国资源“供养”，但明清时期日本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金属输出国。这是因为一点五亿年前的太平洋中央海岭的海底火山活动为日本带来了丰厚的有色金属资源，生成了如足尾铜山和别子铜山这样的大型矿床。因此，在十七和十八世纪中、日两国的经济交往中，铜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清代版的“面粉比面包贵”
清初内地传统的铜矿产地已经耗竭，而作为国内最重要铜产地的云南还处于开发的初始阶段。同时，伴随着人口增长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内的铜供给已经严重不足，甚至连用于铸钱的铜料都很难保证供应，以至于清初由于找不到新的铜源，只好“搜刮古钱以充废铜”，采用熔旧钱取铜的方式来铸造新钱。后来干脆直接默许前朝旧钱的流通，如唐宋元明旧钱，不妨听民使用。在铸造的新钱上，清廷也顾不上王朝的体面，不断减少铸币中的铜含量。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明末崇祯年间的铜钱尚以铜七铅三制造，而康熙盛世则用铜六铅四铸造，雍正朝改为铜铅各半。这种做法虽然节约了铜料，但在“格雷欣法则”的作用下，劣币驱逐良币，质量好的铜钱被民间窖藏起来，导致市面上的铜钱更少。铜钱缺乏还造成了银、钱比例失衡。清代银、钱比一比一千为正常，即一千文铜钱与一两银等价兑换。而在“铜荒”下，康熙前期的银、钱比价一度在一比八百至九百之间，“今每银一两仅得八九百文不等”。在银贵钱贱的条件下，出现了“铜比钱贵”的现象。如铜钱一千可兑银一两二钱，但若将铜钱一千熔为铜，按照当时铜每斤两钱五分的价格计算，可得银一两五钱六分，也就是说把一千文钱当铜卖，可获得比面值多三钱六分的利润。这可以说是清代版的“面粉比面包贵”，不同的是面包无法变回面粉，而铜钱可以变回铜。在利益驱使下，民间熔钱铸铜的现象屡禁不止，以至于清政府规定将私自毁钱取铜的人处以重刑，“为首及匠人将斩决，其家产入官充公”。虽然法令规定的处罚极重，但是也一直没能禁止百姓毁钱卖铜的现象。
三、如何解决“铜荒”成了1679年的“高考作文”题
严重的铜危机令清廷焦头烂额。如何给市场供应充足的官铸铜钱，控制银、钱比价，防止私铸等，成了清初统治者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因此在1679年的殿试中，康熙帝以如何解决币材铜源不足为题目来向士子们问策：“迩以铜不足用，铸造未敷，有以开采议者，有以禁民耗铜议者，果行之可永利乎？或二者之外，别有良策欤？”士子们给出开源节流、回收旧铜、取消矿税等方案。清廷综合士子们的建议，出台《钱法十二条》。
面对铜危机，清政府主要采用了两个方案，一是颁布铜禁令，通过少铸或不铸铜器来节约铸币材料。1726年，清政府颁布法令，规定除乐器、天平砝码、五斤以下铜镜等必需品外，“其余一应器皿，无论大小轻重，俱不许仍用黄铜制造”。同时规定，在京城内只有三品以上官员才能用铜器。但这种严格的法令无法从根本上保证铜供应。第二个方法就是在国内增加铜产量。但清代中国主要的产铜地在云南，滇铜散在深山，运输相当困难。如云南布政使王太岳在其所著的《铜政议》中所说：“夫滇僻壤也。岁一受雇，可运铜三四百万。”可见，抛开云南当时的铜产量暂且不论，即便集合云南全省的运力，一年也仅可运铜三四百万斤。而且在开矿之初，云南所产铜的成色不佳，以至于千辛万苦从云南运到江浙的铜无法用于铸币。雍正七年（1729），江苏因滇铜成色不足，改为采购洋铜。 在这种情况下，去国外开辟铜源成为最快捷的方法，而邻国日本又是最好的选择。当时从浙江出海去日本买铜，“西风顺利，四五日即可”。而在正常的航行条件下，到长崎也只需半月。如清代的一艘商船丰利船于1852年1月10日从浙江乍浦出港，于26日从长崎入港，整个航程约为十五天。到日本的商船一年可航行两次，以每艘可载铜十万斤论，二十艘船一年的运铜量便可超过云南一年向京师的输铜量。
四、清人眼中的“紫铜”之国
元代就有部分日本铜出口到中国。如浙江澉浦禅悦寺重达二千七百四十公斤的大钟就是元代宣慰副使杨梓用“倭铜”铸造的。但对日铜的大规模进口还是出现在明清时期。弗兰克在《白银帝国》中指出，1560年以后，日本成为一个重要的白银乃至铜生产国，向中国与东南亚出口白银和铜。日本因盛产白银被西方称为“银岛”，而清人则将日本称为“紫铜”之国，认为其所产之矿“最为中国所用”。
日本的铜矿不仅储量丰富，而且常与银伴生，明代输入到中国的日铜中常含有银的残留部分。明代商人在购入日铜后，通过进一步冶炼，还可以获得额外的收益。据《天工开物》记载：“东夷铜又有托体银矿内者。入炉炼时，银结于面，铜沉于下。商舶漂入中国，名曰日本铜，其形为方长板条。漳郡人得之，以炉再炼，取出零银。”
十七世纪，日本的采矿业更是进入极速发展时期。1668年，日本国内被开发的主要铜矿有二十三座。这些铜矿的产量丰富，如桧木谷铜矿，仅作为熊野铜矿山的矿洞之一，在1690年产铜量就达四十多万斤，而足尾铜矿一年产铜量就达到七十六万斤。1691年日本近世最大的铜矿别子铜矿开坑，其平均产铜量达到了一百五十八万斤。对比当时的国内产量，康熙四十九年（1710），云南全省的产铜量仅为一百二十万斤。而云南的铜产量基本上就可以代表全国的铜产量。可见，在康熙末年，日本一个别子铜矿的年产量就相当于清朝一年的铜产量。
日本虽然有着丰富的铜，但由于当时的手工业逊色于中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很大。中国商品可以在日本以高出国内二至三倍的价格出售。如南京生丝在广州一百二十五两一担，到了长崎后可卖二百三十两一担。白糖在广州每担的价格为一点六两，而运到长崎后出售则是四点五两，价格翻了近两倍。而日本由于没有优势产品予以交换，因此多以白银、铜材等金属对中国商品进行换购。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就指出：“日本无货，只有金银。”这里的“金银”是硬通货的代称，包括铜在内。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中国商船涌入日本运铜。中国商船将一船船的生丝、丝织品、砂糖、书籍和中药运往日本，带回国内紧需的铜。日本经济学家速水融说道：“十七世纪后半期，长崎贸易输出的重点已从银转移到了铜。这是因为铜在中国作为铸造钱币的原料，需求量极大。”
五、每年从日本运回一个“国内的铜产量”
对中国商人而言，到日本运铜有很大的获利空间。“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易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二”。也就是说，中国商人到日本运铜，利用货物的差值可以赚上一笔，回国后利用铜价差，又可以赚上一笔，因此“铜商之豪富，甲于南中”。在巨大利润的吸引下，去日本运铜的商船络绎不绝。1683年进入长崎港的中国商船是二十四艘，到1685年便激增至八十五艘。此后逐年增加，1688年长崎港的中国商船已达一百九十三艘，到长崎贩铜的中国人达九千一百二十八人。这些商船将大量日铜带回中国。据统计，1669—1684的十六年间，中国商船每年从日本运回的铜为九十万至一百万斤。1684年后，中国商船的銅进口量更是不断激增。在1684—1695年间，每年运回日铜约三百至四百万斤;在1696—1710年间，因日本铜生产达到高峰，运回中国的日铜达到四百万至七百万斤。而直到1727年，云南铜矿的年产量还在二百万至四百万斤间徘徊。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商船每年可从日本运回另一个“国内铜产量”。
由于当时日本铜供应充足，且中国购买数量巨大，使得中国商人在定价上有很大话语权。1695年日铜在其本土的市场价为每百斤九十五文（日本货币单位），出口中国的价格为每百斤一百零九文三分。此后这个差距逐年缩小，到了1698年，日铜的本地价格为一百零六文，对中国的出口价为一百一十二文。1705—1712年间甚至出现了倒挂的局面，日本国内铜价每百斤一百九十一文，而出口中国的铜低至每百斤一百一十三文。当时的日本幕府对于这个现象十分震怒，质问日本铜商缘由。日本铜商上书解释，称如果铜价定得太高就无法售光，一旦中国商人不买，大量的铜就会积压，资金也会因闲置而损失大量利息，而且会有相关联的数十万人陷入饥荒，因此不得已以较低的价格卖出铜。而精明的中国商人也深谙其中道理，以致日本铜以低价大量流出。
大量日铜的流入，保证了中国国内的铜钱供应，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稳定持续发展。学术界将这一时期的中日贸易称为洋铜贸易。清初近五十年间，北京户、工二部下属的宝泉、宝源两大铸币局，所需铜斤“皆取给于东洋”，直至乾隆三年（1738年）因云南铜矿大开发方才改用“滇铜”。
六、铜流失引发的“限购令”
中国的贸易优势使得日铜源源不断流入中国。据1709年长崎奉行（日本管理外贸事务的官员）的报告，自1662—1708年的四十七年间，流出的日铜约一亿一千四百九十多万斤。这个数字相当于清朝近三十年的铜产量。由于铜毕竟是不可再生资源，源源不断的外流使得日本的铜矿也面临枯竭的危机。这让日本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感到担忧，新井白石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709年，新井白石指出五金不像五谷，“五谷之类犹如毛发，似无停止之时。五金之类则似骨骼，不复重生。五谷地尚有肥瘠，年尚有丰歉。五金则产地不多，开采常不得”。正如林则徐面对清末白银外流，对国人发出了“是使数十年后，且无可以充饷之银”的警示，新井白石也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以我有用之材，易彼无用之物，非我国万世之长策。百年之后，我国材、用皆尽，其实不待智者自明。” 1715年，幕府根据新井白石的建议，颁布了限制长崎贸易的“正德新令”，旨在减少日铜的大量外流，规定唐船每年的贸易船数为三十艘，总的贸易额六千贯目，铜的贸易量不得超过三百万斤。新例中还规定到日本贸易的中国商船必须持有幕府颁发的“信牌”（通商照票）才可进行贸易。新令颁布以后，中国商船的贸易船数、贸易量以及日铜的进口量都被严格限制。
七、滇铜产量突破一千万斤
在“正德新令”的影响下，中国商船的铜采购量不断减少。1724年江苏巡抚何天培上书称，“东洋开采日久，铜矿日减”，从前到日本的购铜商船每船可载铜九万五千斤而归，如今每船仅能买到七万五千斤，每年总共可运回一百三十万斤左右的铜，为原来的一半。而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的统计，在日本出台“限购令”后，中国商人的铜采购量不断减少，1751—1763年间中国的日铜输入为二百万斤，1764—1788年间为一百五十万斤，1789—1803年间约一百三十万斤，1804—1817年约为一百万斤，1818—1829年约七十万斤，1830—1843年间跌至约六十万斤左右。日铜不仅在输出数量上不断减少，在价格上也不断上升。1688—1714年，日铜价格每担价银在十三两左右。但到了乾隆五年（1740），日铜涨到“市价每百斤约需二十两”，这使得到日本运铜逐渐无利可图。
在日铜输入减少的情况下，清王朝一方面减轻铜钱的重量应对危机——在日铜输入充裕时期，铜钱的重量为一钱四分。“正德新令”后，伴随着铜输入量的减少，清廷不得不把铜钱的重量降为一钱二分，京局因此每年可以节省铜料十万斤;另一方面把目光转向国内。在日铜大量进口的时期，滇铜产量几乎都在四百万斤以下。“正德新令”后，清廷大力开发滇铜，滇铜的产量有了明显的增长，在乾隆元年（1736）后一度突破了一千万斤。“历考前代中国产铜之盛，无有过于今日者。”依赖日本铜的局面得到了改善。云南巡抚张允随上书乾隆皇帝称：“至乾隆元年，汤丹、大水、碌碌三厂铜矿大旺，而洋铜出产渐少，商人采办不前。”在乾隆年间（1736—1795），滇铜产量基本稳定在每年一千万斤以上。这使得滇铜在全国铸钱中所占铜的比例，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七至百分之九十之間，日铜在铸钱中的使用量下降到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三之间。由此可以看到，在日本铜限购的影响下，国内铜产量激增，扭转了过于依赖日铜的局面。
日铜的进口配合滇铜的大规模开发使中国避免了陷入宋代的“钱荒”和明代过度依赖白银的境况，唐代以来困扰中央的“流通不足”局面得到改善。清代初年的“铜荒”在促使清朝做出较为开明的决策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统治者认识到了“天朝上国”也有自己的资源短板，产生了通过海外贸易来互通有无的想法。清政府提供资本，“凡商贾有挟重资愿航海市铜者，官给符为信，听其出洋”，从而为“海禁”开了一条口子。同时，在铜荒下，政府放宽了对民众的管制。清初，由于害怕民众聚集闹事，康熙帝批示：“闻开矿事情，甚无益于地方，嗣后请开采者，俱著不准行。”随着铜荒的加剧，清廷默许民间开矿，增强了民间经济的活力。日本的铜出口使清朝度过了前期铸币材料紧缺的艰难时代，向日本输出了大量用于换铜的中国商品，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在当时的日铜贸易中，中国无疑是最大的获利方。对日本而言，通过铜出口，提高了日本对华贸易的购买力。但铜这种战略资源的大量外流使日本在近代后陷入铜紧缺的地步。尤其值得玩味的是，在二战期间，铜作为制造弹药所必需的金属竟然成为日本最为宝贵的“稀土”。为了限制国内对铜的消费，1937年日本商工省发布第二十八号令，限制非军事目的加工用铜，同时还号召各寺庙捐献铜制香炉和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