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各国的安全发展敲响了警钟。“生物安全”原本是一个象牙塔中的学术概念，却以一种令人震撼的方式赫然跃入公众视野。在生物安全领域，除了自然发生的（如大规模传染疾病）外，还存在人为的甚至以战争面目出现的行为，例如生物战就可能对人类社会造成极大危害。

生物战的历史变迁

　　生物战是使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活动。生物武器由生物战剂和施放装置构成，战剂包括各种致病微生物、毒素和其他生命活性物质，主要分六类：细菌、病毒、衣原体、真菌、立克次体、毒素，其中细菌和病毒是战剂的主体。生物战的打击方式是通过向敌方军队或后方施放生物战剂，杀伤人畜或破坏农作物，从而削弱对方战斗力或国力。
　　生物战的历史几乎和战争史一样悠久，是一种重要战争手段，但它从来不是战争的主要形式。按照对病原体的利用方式，生物战的演进可以分为“利用”“培养”“创造”三个阶段。最早的生物战据说发生在公元前1325年，赫梯王国攻打腓尼基城市士麦拿（今土耳其伊兹密尔一带）时，将感染了兔热病的羊投入敌方城市，使敌方染上致命的“赫梯瘟疫”。此后，多个民族和族群都曾使用过相关战争手段。进入现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开始培养病菌进行生物战，这也使得生物战进入了一个更高阶段。此后，又有一些国家开始进行生物战相关研究，乃至实践，这一时期的战剂以细菌为主，主要通过特工投放。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物战剂转变为以病毒为主，开始用气溶胶散布战剂。气溶胶是由悬浮在气体中的固态或液态颗粒构成的气态系统。生物战剂喷洒到空中后，形成细微颗粒，与空气混合，形成生物气溶胶，能长时间悬浮空中，随风传播。
　　从20世纪70年代起，人们开始利用基因工程等方法改造病原体，生物战进入了“基因武器”时代。“基因武器”是通过DNA重组，把致病、致命基因移植到微生物中，制造出致病力更强、更具传染性和耐药性的战剂，其抗原性发生改变，使现有疫苗等防治手段不再有效。

“不流血的战争”

　　随着科技的进步，生物战日趋隐蔽，可谓“不流血的战争”。能用于生物战的微生物已经超过100种，其中很多致病性强、传染性大、作用迅速、防控困难。致死率在10%以上的为致死性战剂，至少有24种，其毒性比化学武器高许多倍，吸入少量即可使人得病并死亡。致死率在10%以下的为失能性战剂，可使人畜长时间丧失某些身体机能。生物战剂侵入人畜体内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以气溶胶形式经呼吸道侵入;二是随污染的水和食物经消化道侵入;三是经黏膜或蚊虫叮咬后经皮肤侵入。生物战剂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投送，可通过人工用容器携带气溶胶、粉末或染毒虫媒投放于公共场所、水、食物中，也可用飞机、导弹、火炮、火箭等作为运载工具，通过气溶胶布洒器或发生器、各种生物炸弹、炮弹等布洒。生物战剂气溶胶通常无色无味，大小只有0.5～5微米，肉眼看不到，人或动物不知不觉间吸入气溶胶，难以发觉受到了生物战袭击。
　　另外，对生物战的侦测非常困难。在流动人口多的大城市，特别是在夜晚或光线不明的情况下，投放生物战剂难以被查觉。侦测生物战的仪器能力有限，而且侦测耗时长，比如需要采集大量空气样本。检测是否有生物战剂存在。即便如此，也未必能侦测出新战剂或经人工改造的战剂。而且，有时在发出警报之前就可能已经出现人员伤亡。如果将生物武器与其它类型武器结合使用，还会导致生物战爆发后难以甄别初始症状、出现第一批人员伤亡后仍无法确认是否是遭到生物武器攻击的状况，从而导致伤亡规模扩大。
　　生物战可以通过很多隐蔽的途径实施。9.11事件后，美国炭疽攻击事件表明，有的战剂可以放入邮件中散播。在现代城市中，建筑物通风管道系统、中央空调系统、灭火喷淋系统等都可以成为“施放器材”，还有通过释放感染战俘等扩散感染的途径。投放于食物中的生物战剂种类就更多了，散播方式也更多样。生物战还可以借季节更替、传染病易发期等时机作掩护。
　　针对动植物的生物战更加难以被发现。针对牲畜的高致死和高传染性病菌更多，这些病菌有很强的环境耐受性，而且没有疫苗可以应对，防范措施很有限。加之现代农业资源的脆弱性，大规模饲养和种植给针对农业的生物战提供了有利条件：农作物大面积暴露，容易受到攻击;牲畜高密度集中饲养，加大了传染病暴发后控制的难度;为了提高产量，牲畜饲养往往使用含抗生素和类固醇的饲料、广泛使用消毒剂等，导致家畜的自然免疫力大大降低;饲养的流水化作业，即牲畜在一地繁殖、另一地饲养、再一地屠宰，也加大了疫病传播的可能。往往很难将对动植物发动的生物战与自然发生的疫病区分开。

　　当然，生物战由于其特殊机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生物战剂多是活的微生物，儲存、装填、转运和投放时都必须保持生物活性，而温度、湿度、阳光照射强度等都会影响微生物活性。紫外线对生物战剂气溶胶具有破坏性，严寒低温也会杀死某些战剂，大风、降水等气象情况则会影响生物战剂的投放。如果用炮弹或炸弹投送生物战剂，大部分战剂在火药爆炸时即可能被杀死。某些病菌虽然致死率高，但不能在人际传播，只能靠战剂传染，也难以造成大范围传染效果。总之，难以武器化的生物战剂就无法用于战场上的大规模袭击。另外，生物武器还往往有“敌我不分”的问题，投放战剂如果操作不当，受风向、风力等条件的影响，也可能导致己方人员亡损。从杀伤速度看，生物战不像其他武器那样能造成即时杀伤效果，人畜受到生物战剂侵袭，从感染到发病总有一个过程，生物战剂的杀伤力还受到对方免疫力及防护能力影响。如果对手防护和医疗水平高，能够即时发现，并实施严密防范和有效治疗，生物战就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正因为生物战有种种局限性，所以一直不是战争的主要形式，而被隐藏在战争的晦暗处。

生物战争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危害和深远影响

　　首先，生物战能够广泛、长久地危害人的健康与生命。生物战由于机理特殊，杀伤面积大，威胁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生物战可以攻击对手的政治经济中心、指挥中心、水源等战略要地或战场目标，对人口多且流动性强的国家、尤其是其人口聚居地进行攻击，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生物战剂气溶胶能随风传播很远。将50千克炭疽菌撒在城市上空，可以导致12万～50万人染病死亡。而且生物战剂有传染性，受袭目标可能成为新的传播载体，使受袭人数成倍增长。因此，若投放同等重量的武器，生物战剂的波及面积要比化学武器和核武器大许多。在全球化时代，人员和物资的流动加大，使生物战剂潜在的传播和扩散面积更大，可以跨国、跨洲传播，进一步加大了生物战的威胁。
　　基因技术、细胞工程等技术的进步，使制造出更具杀伤力的生物战剂成为可能：微囊技术使生物战剂的稳定性增加;将某些特定病菌结合，再配合特别的毒素，会使身体免疫系统无法有效对抗感染，导致被感染者同时感染多种疾病;把一些基因的抗药性整合，能使战剂的杀伤力大大增强，使疫病防控愈加困难，治疗更棘手复杂。
　　其次，生物战危害动植物，可以打击甚至重创一个国家的经济。应对生物襲击，经常需要封闭被污染区域、疏散人员、限制交通运输等活动，会造成经济损失，长期、大规模的封闭会导致经济衰退。伤害牲畜或农作物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从长期看，针对动植物的“基因战”甚至能摧毁一国的农业，间接对社会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
　　再者，生物战能长久污染和破坏敌方生态系统与环境。生物战剂存活时间长，有些病原体在一定条件下能存活数十年，某些战剂以动物和昆虫为宿主，借宿主繁殖并长期存在，在适当的条件下重新开始广泛传播，形成难以根除的长期安全威胁。对受感染地区进行消毒和无害化处理的成本可能很高。对动物尸体无论焚烧还是掩埋，都会对水及空气造成污染。
　　第四，生物战能致敌方社会恐慌甚至动荡。由于隐蔽性，生物战往往出人意料地突然发生，难以防治。出现少数病例时，人们未必能意识到是生物战。而很多生物战剂却能在短时间内大量繁殖，或具有高传染性，迅速扩散，感染大量有生力量。生物战剂还有一定潜伏期，潜伏期的病原体可能依然具有高传染性。当大批有生力量发病时，敌方战斗力会遭到削弱，生产资源也随之减损。在信息化时代，小规模的恐慌等负面情绪在信息技术条件下能迅速传导、蔓延，演变为大规模社会动荡，破坏社会稳定。

保护国家“生物疆域”是重要的现实问题

　　由于生物战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战争手段能长久危害生态环境、对国家经济和社会造成多方面的巨大危害，与生物战相关的国际法及伦理问题不容忽视。国际战争法和人道法力求减少对战斗人员的伤害、保护非战斗人员，其要求限制作战方法和手段，包括禁止使用不分青红皂白的作战手段和方法，禁止使用大规模屠杀和毁灭人类的作战方法和手段，禁止滥杀滥伤，禁止造成极度痛苦的作战手段方法等;要求区分不同性质的目标，包括平民和军人、武装部队中的战斗和非战斗员、有无战斗能力的战斗员、军用和民用物体、军事和民事目标等。与此同时，生物战行为也会引发严重的伦理危机。生物战造成的伤亡可能比传统武器更令人痛苦，难以符合“人道”的法理、伦理要求，也难以控制杀伤结果，无法区分对方的平民、战斗员和非战斗员，又难以控制打击范围，极易使手段远远超过预期的直接军事效果。针对敌方平民或农业的生物战则违背了中立或免毁原则。1976年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也禁止了为军事或敌对目的使用对环境造成广泛、持久或严重后果的技术。基因武器更是因为直接操控人的遗传物质而备受争议。在全球化时代，即使针对特定目标的生物战，也存在蔓延、失控的风险，从而造成人类普遍的灾难。总之，现代社会越来越要求战争和武器可控，生物战因残杀生命、滥杀无辜或者会造成巨大破坏，被公认违背人类战争伦理。1991年，联合国安理会第687号决议将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并称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但是，由于针对生物战的国际公约不健全、强制力有限，围绕生物武器研发的“暗战”仍然激烈。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永久禁止缔约国在任何情况下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生物武器，1975年生效，至今已有182个缔约国，但该公约没有核查机制。近20年来，美国一直独家阻挡重启公约核查议定书的谈判。另外，由于新的病原体不断出现，生物技术也在不断进步，未被公约禁止的新战剂或许已经被开发、制造了出来。与此同时，生物武器的扩散也构成了严峻的问题。现代技术使生物武器愈发容易生产，非国家行为体获得生物武器的能力大大增强。保护好国家的“生物疆域”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制约及应对生物战或生物恐怖袭击成为国家安全迫切需要解决的前沿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