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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南京，午后，天出奇的闷热，南京大学大门前的汉口路上，一位漂亮女生穿着花裙子蹲在一棵大梧桐树下摆摊，卖饰品，手里拿着一个当前最时尚的Ipad2玩游戏，任顾客自由挑货。对她而言，享受摆摊乐趣大大超于赚钱，这是一种生活体验。
我们是否体认到，摆摊是一种生活的自由？根据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曾纪茂的分类，摆摊的有谋生型、改善生活型、创业型、练摊型，其中谋生型又分为家庭支援谋生型，全责谋生型。此外，玩Ipad的那位摊主还提供了一个新类型，体验生活型。在上海黄金城道上——这是一个高端社区的内部景观商业大道，有很多固定摊点，都是非常个性化设计的摊位，摊主着工作服，服务一流。
如今，整个社会同情和支持摆摊的气氛越来越浓，社会与舆论的支持使摊主意识到“摆摊有理”，越来越有勇气对抗城管。问题是，城市管理者“宽容”摆摊的文化仍未流行，面对抵抗，城管哪肯服软？不解决这一悖论，摊主与城管的冲突悲剧越发不可收拾。为此，全社会有必要一起来重新认识“摆摊”。
“迷藏里的默契”
人们喜欢用“游击战”或“捉迷藏”来形容摊主与城管的关系。相信很多人都见过城管驱赶摊主的场面，但大多数人却不知，这追与跑，捉与藏的背后还有“游戏规则”。曾纪茂曾亲自带学生蹲点观察和研究上海摊主与城管的“博弈”，摊主表扬上海城管文明，而上海城管则称摊主“给面子”。
平常的一天，上海财经大学一门口。这里的晚上摆摊市场繁荣，学生们是铁杆客户。多年下来，城管和摊主们都互相熟悉了，摊主一般都是做“夜宵”，从不赶早。两个城管协管员分管这一片，他们介绍说：“这些人我们都很熟了，他们是一帮一帮的，有自己的规矩，哪个摊位是自己的，都很清楚，你要是一个外来人挤进来占他的位置，他只要另外找两三个人挤兑你，你就只有走路。你要跟别人倔，找几个人打你。”曾纪茂分析，媒体称这些摊主为“流动摊贩”是不对的：“大多数摊主摆摊是相对固定的，每天晚上同样的人在同样的位置上。如果只把眼光盯在流动摊贩上，可能制订出来的政策无法真正有效解决问题。”
近21点30分，有个烤红薯的男子推着车向校门这边走过来。协管隔着栏杆喊：“我看你还摆？”烤红薯的一边走一边说“我不在这儿摆”，推着车子往前走了。协管说，他们下班了，这些人就全过来了：“就这点工资，总不能叫我们一天到晚呆这儿。”有一位妇女若无其事站在校门外，协管介绍，她是“放风的”。协管过去问她，你是炸豆腐的还是做什么的，她回答说是烤羊肉串的。协管对她抱怨说：“还是你们自己搞不好，我们原来6点下班，后来搞到8点下班，现在搞到10点，你们要是还这样，我们要搞到12点。”妇女点头说：“是，那些人不自觉。” 所谓那些人，比如刚才那个烤红薯的男子，这种“不自觉”破坏了“游戏规则”。协管还举例说，像四平路上有个摊主，叫他们自己清理地上的垃圾，他们就是不肯，“没有办法，只能赶走”。
协管非常理解摊主们的生存之艰，“我们在，这些摊贩不过来，还算给我们面子。但他们在家里准备了一天，总要把东西卖掉的。”知道自己呆得越晚，摊主们就出来越晚。这一天，他们提前一刻钟下班回家了。
21点46分，两个协管离开，放风的妇女拿起手机打电话：“人走了，可以过来了。”一分钟之内，3个卖水果的江西人神速到位。接着是炸臭豆腐的，然后那些炒饭、麻辣烫的，基本在10分钟之内全到了。曾纪茂告诉记者，他在复旦大学门口观察，也是同样的镜头，协管推出自行车下班，摊子一下就全部推了过来，很快就把门口分两边摆上了。有些人用“刁民”、“走鬼”这些带偏见的贬义词来形容这些“游击战部队”，曾纪茂却不这么认为：“好像是形成了很好的默契，你坐班，我们给你面子，不给你难堪，你下班，我们就过来了。”
记者了解到，上海城管相对文明，抓住了就是罚款，很少使用暴力。城管提供的答案是：“城管与摊贩发生冲突时，群众不帮助城管（群众也不认可城管的执法权威），摊贩耍赖，而警察是以民事纠纷来处理，不是以阻扰公务处理，这对城管不利。”在曾纪茂看来，上海城管文明，形成“迷藏里的默契”还是不够的，他有几点见解：“一、摊贩管理要从取缔处罚转向以辅导改进提高为主、取缔处罚为辅；二、摊贩管理主要不是市容管理部门的责任，应有部门专门负责摊贩市场规划、管理、辅导改善，形成多种类型多种层次的摊贩市场；三、摊贩市场建立自我管理组织，减少对公权力的对抗情绪……”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超越“迷藏里的默契”，迈向摊贩经营合法化。
“大家一起来”的平民文化
网络论坛上有一篇《一个小摊贩市民的讲述》的帖子，其中有一段写道：“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要走向现代化、国际化，不是要消灭小商贩、地摊，只搞一些大马路、高楼、霓虹灯、城市形象窗口等，这是一种‘变态’的现代化。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城市也没有消灭小商贩和地摊的。城市的特点和吸引人、有活力的地方不仅是大商场、大马路和街道，更是小商品、街头地摊市场。衡量城市现代文明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居民的日常生活是不是越来越方便。小商贩地摊可能出现‘乱’象不是放开之错，而是管理没跟上。”
根据曾纪茂的调查研究，上海摆摊市场折射了中国大陆现阶段的“发展问题”。上海市容管理局的调查结论是摊贩中上海本地人与外地人的比例大致为3∶7，而曾纪茂在上海财经大学和复旦大学周边调查，全部摊贩中上海本地人只占3%，外地人占97%。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外地摊主绝大多数举家搬到上海，只是一个人到上海来的仅占调查人数的13%。一方面，大多数摊主决心在上海长期居住，而当前上到市政府、下到区政府街道解决摊贩问题的疏导方案都只是主要考虑安置上海本地人，这将会留下重大的问题，庞大的外地摊贩何去何从，将是城市管理者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上海一些干部对摊贩经营合法化的顾虑，其中一条就是担心吸引外地无技能人口到上海摆摊。问题是，现在不让合法化，外地人一样来摆摊。
上海财经大学和复旦大学这一片的摊主很多都住在赤峰路一带，租住在每月四五百元房租的平房里，往往是几百个人住在一起。一位江西摊主介绍说，他们夫妻10年前就来到上海摆摊卖水果，当时一起出来的就有几户家庭。一个摊位月收入2000元左右，夫妻两人加在一起有4000元左右。后来家乡陆陆续续来人，现在就多了。他们所在的杨浦区外来流动人口20多万，其中很多人靠摆摊度日。杨浦区管理者也“从堵疏结合到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现在的问题是，没地方“疏”，“很难找到空地，而且有空地，政府也想拿来开发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
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摆摊，这不只是上海的问题，巴黎等国际大都市也如此，这是市场的力量，体现为“大家一起来”分享城市的繁荣。3月份到巴黎采访时，记者发现，摊主摆摊摆到埃菲尔铁塔正下方。在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台周围，同样存在很多兜售旅游商品的“流动商贩”。在曾纪茂看来，城市管理者应抛弃“整治摊点”的旧思路，转变治理思路。比如，城市管理者应该采取劝导措施，要求业者筹组“自律小组”划定摊位，尽量降低对附近居民的干扰，使行人保持流畅；提供场地、照明、供水、垃圾处理等配套服务，让摆摊市场从无序走向有序，这才是一举多得的利民施政。
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调研中，曾纪茂发现不少“创业型”摆摊。他给记者举了两个例子。一位摊主做蛋饼，一个盈利1元，一天销售300个左右，一个月收入9000元左右，“很多白领还没这么高收入，还不用交税”。另一个是做麻辣烫，一份7元，一天就做两个小时生意，也能盈利300元左右，一个月也是近1万元。“他本身有不错的工作，还开过餐馆，亏本了，现在来做麻辣烫，味道好，地点固定，也有固定客户群体。”曾纪茂介绍说，这位摊主的梦想还是重新开餐馆，目前是破产后重新积累资金阶段。像这一类“创业型”摆摊，“他们是愿意投入改善设施的，但怕城管没收，只能小投入，被没收了也无所谓”。
“卖书的，开汽车来卖。摆摊不一定是穷人。摆摊是社会的一部分。” 曾纪茂比较研究两岸四地摊贩管理模式后发现，台湾管摊贩是建设部门，香港是食环署，澳门是民政局小贩处，“总归有一个部门来专管，从发牌、竞标、取缔整个管理环节都有职权去安排，包括给摊主提供公共营业场所。”反观上海，城管其实和市容部门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只有取缔权，而没有其他管理权，这就必然导致城管只会做“恶人”——没收、罚款、取缔，而无权力做“好人”。这是职能和机制设置上欠完善的地方。曾纪茂的建议是，搞备案制，让人们自然地经营小生意，如果搞许可证制度，容易为管理部门利用行政审批权搞寻租大开方便之门。
香港有庙街，台北有士林夜市。记者最大的感受是，有“我的生活我做主”的味道。台湾逢甲大学的李素馨教授便将摊贩定位为“是传统文化，也是一种娱乐”。有调查结果显示，台湾年轻人中最受欢迎的职业是“摊贩经营”。
对低收入阶层来说，摊贩是重要的就职场所，像命根子一样重要。但对创业型或自由型摊主来说，摆摊是一种生活方式。“小摊一直都是最有生活气息的地方，说摆摊地位卑微更多的是社会偏见，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这种偏见也在改观。”一位网友在记者微博上评论说。另一位网友跟着评论：“一个有地摊的街道和城市才更有人情味，地摊是种文化，有的人到一个新地方，专门喜欢找有地摊的地方转。”人们对摆摊的认识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务实，一个健康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需要与时俱进的是城市管理者，他们需要与社会大众统一认识，转变治理思路，借鉴港澳台经验，推动摊贩经营合法化。
我们是否体认到，摆摊是一种生活的自由？根据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曾纪茂的分类，摆摊的有谋生型、改善生活型、创业型、练摊型，其中谋生型又分为家庭支援谋生型，全责谋生型。此外，玩Ipad的那位摊主还提供了一个新类型，体验生活型。在上海黄金城道上——这是一个高端社区的内部景观商业大道，有很多固定摊点，都是非常个性化设计的摊位，摊主着工作服，服务一流。
如今，整个社会同情和支持摆摊的气氛越来越浓，社会与舆论的支持使摊主意识到“摆摊有理”，越来越有勇气对抗城管。问题是，城市管理者“宽容”摆摊的文化仍未流行，面对抵抗，城管哪肯服软？不解决这一悖论，摊主与城管的冲突悲剧越发不可收拾。为此，全社会有必要一起来重新认识“摆摊”。
“迷藏里的默契”
人们喜欢用“游击战”或“捉迷藏”来形容摊主与城管的关系。相信很多人都见过城管驱赶摊主的场面，但大多数人却不知，这追与跑，捉与藏的背后还有“游戏规则”。曾纪茂曾亲自带学生蹲点观察和研究上海摊主与城管的“博弈”，摊主表扬上海城管文明，而上海城管则称摊主“给面子”。
平常的一天，上海财经大学一门口。这里的晚上摆摊市场繁荣，学生们是铁杆客户。多年下来，城管和摊主们都互相熟悉了，摊主一般都是做“夜宵”，从不赶早。两个城管协管员分管这一片，他们介绍说：“这些人我们都很熟了，他们是一帮一帮的，有自己的规矩，哪个摊位是自己的，都很清楚，你要是一个外来人挤进来占他的位置，他只要另外找两三个人挤兑你，你就只有走路。你要跟别人倔，找几个人打你。”曾纪茂分析，媒体称这些摊主为“流动摊贩”是不对的：“大多数摊主摆摊是相对固定的，每天晚上同样的人在同样的位置上。如果只把眼光盯在流动摊贩上，可能制订出来的政策无法真正有效解决问题。”
近21点30分，有个烤红薯的男子推着车向校门这边走过来。协管隔着栏杆喊：“我看你还摆？”烤红薯的一边走一边说“我不在这儿摆”，推着车子往前走了。协管说，他们下班了，这些人就全过来了：“就这点工资，总不能叫我们一天到晚呆这儿。”有一位妇女若无其事站在校门外，协管介绍，她是“放风的”。协管过去问她，你是炸豆腐的还是做什么的，她回答说是烤羊肉串的。协管对她抱怨说：“还是你们自己搞不好，我们原来6点下班，后来搞到8点下班，现在搞到10点，你们要是还这样，我们要搞到12点。”妇女点头说：“是，那些人不自觉。” 所谓那些人，比如刚才那个烤红薯的男子，这种“不自觉”破坏了“游戏规则”。协管还举例说，像四平路上有个摊主，叫他们自己清理地上的垃圾，他们就是不肯，“没有办法，只能赶走”。
协管非常理解摊主们的生存之艰，“我们在，这些摊贩不过来，还算给我们面子。但他们在家里准备了一天，总要把东西卖掉的。”知道自己呆得越晚，摊主们就出来越晚。这一天，他们提前一刻钟下班回家了。
21点46分，两个协管离开，放风的妇女拿起手机打电话：“人走了，可以过来了。”一分钟之内，3个卖水果的江西人神速到位。接着是炸臭豆腐的，然后那些炒饭、麻辣烫的，基本在10分钟之内全到了。曾纪茂告诉记者，他在复旦大学门口观察，也是同样的镜头，协管推出自行车下班，摊子一下就全部推了过来，很快就把门口分两边摆上了。有些人用“刁民”、“走鬼”这些带偏见的贬义词来形容这些“游击战部队”，曾纪茂却不这么认为：“好像是形成了很好的默契，你坐班，我们给你面子，不给你难堪，你下班，我们就过来了。”
记者了解到，上海城管相对文明，抓住了就是罚款，很少使用暴力。城管提供的答案是：“城管与摊贩发生冲突时，群众不帮助城管（群众也不认可城管的执法权威），摊贩耍赖，而警察是以民事纠纷来处理，不是以阻扰公务处理，这对城管不利。”在曾纪茂看来，上海城管文明，形成“迷藏里的默契”还是不够的，他有几点见解：“一、摊贩管理要从取缔处罚转向以辅导改进提高为主、取缔处罚为辅；二、摊贩管理主要不是市容管理部门的责任，应有部门专门负责摊贩市场规划、管理、辅导改善，形成多种类型多种层次的摊贩市场；三、摊贩市场建立自我管理组织，减少对公权力的对抗情绪……”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超越“迷藏里的默契”，迈向摊贩经营合法化。
“大家一起来”的平民文化
网络论坛上有一篇《一个小摊贩市民的讲述》的帖子，其中有一段写道：“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要走向现代化、国际化，不是要消灭小商贩、地摊，只搞一些大马路、高楼、霓虹灯、城市形象窗口等，这是一种‘变态’的现代化。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城市也没有消灭小商贩和地摊的。城市的特点和吸引人、有活力的地方不仅是大商场、大马路和街道，更是小商品、街头地摊市场。衡量城市现代文明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居民的日常生活是不是越来越方便。小商贩地摊可能出现‘乱’象不是放开之错，而是管理没跟上。”
根据曾纪茂的调查研究，上海摆摊市场折射了中国大陆现阶段的“发展问题”。上海市容管理局的调查结论是摊贩中上海本地人与外地人的比例大致为3∶7，而曾纪茂在上海财经大学和复旦大学周边调查，全部摊贩中上海本地人只占3%，外地人占97%。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外地摊主绝大多数举家搬到上海，只是一个人到上海来的仅占调查人数的13%。一方面，大多数摊主决心在上海长期居住，而当前上到市政府、下到区政府街道解决摊贩问题的疏导方案都只是主要考虑安置上海本地人，这将会留下重大的问题，庞大的外地摊贩何去何从，将是城市管理者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上海一些干部对摊贩经营合法化的顾虑，其中一条就是担心吸引外地无技能人口到上海摆摊。问题是，现在不让合法化，外地人一样来摆摊。
上海财经大学和复旦大学这一片的摊主很多都住在赤峰路一带，租住在每月四五百元房租的平房里，往往是几百个人住在一起。一位江西摊主介绍说，他们夫妻10年前就来到上海摆摊卖水果，当时一起出来的就有几户家庭。一个摊位月收入2000元左右，夫妻两人加在一起有4000元左右。后来家乡陆陆续续来人，现在就多了。他们所在的杨浦区外来流动人口20多万，其中很多人靠摆摊度日。杨浦区管理者也“从堵疏结合到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现在的问题是，没地方“疏”，“很难找到空地，而且有空地，政府也想拿来开发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
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摆摊，这不只是上海的问题，巴黎等国际大都市也如此，这是市场的力量，体现为“大家一起来”分享城市的繁荣。3月份到巴黎采访时，记者发现，摊主摆摊摆到埃菲尔铁塔正下方。在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台周围，同样存在很多兜售旅游商品的“流动商贩”。在曾纪茂看来，城市管理者应抛弃“整治摊点”的旧思路，转变治理思路。比如，城市管理者应该采取劝导措施，要求业者筹组“自律小组”划定摊位，尽量降低对附近居民的干扰，使行人保持流畅；提供场地、照明、供水、垃圾处理等配套服务，让摆摊市场从无序走向有序，这才是一举多得的利民施政。
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调研中，曾纪茂发现不少“创业型”摆摊。他给记者举了两个例子。一位摊主做蛋饼，一个盈利1元，一天销售300个左右，一个月收入9000元左右，“很多白领还没这么高收入，还不用交税”。另一个是做麻辣烫，一份7元，一天就做两个小时生意，也能盈利300元左右，一个月也是近1万元。“他本身有不错的工作，还开过餐馆，亏本了，现在来做麻辣烫，味道好，地点固定，也有固定客户群体。”曾纪茂介绍说，这位摊主的梦想还是重新开餐馆，目前是破产后重新积累资金阶段。像这一类“创业型”摆摊，“他们是愿意投入改善设施的，但怕城管没收，只能小投入，被没收了也无所谓”。
“卖书的，开汽车来卖。摆摊不一定是穷人。摆摊是社会的一部分。” 曾纪茂比较研究两岸四地摊贩管理模式后发现，台湾管摊贩是建设部门，香港是食环署，澳门是民政局小贩处，“总归有一个部门来专管，从发牌、竞标、取缔整个管理环节都有职权去安排，包括给摊主提供公共营业场所。”反观上海，城管其实和市容部门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只有取缔权，而没有其他管理权，这就必然导致城管只会做“恶人”——没收、罚款、取缔，而无权力做“好人”。这是职能和机制设置上欠完善的地方。曾纪茂的建议是，搞备案制，让人们自然地经营小生意，如果搞许可证制度，容易为管理部门利用行政审批权搞寻租大开方便之门。
香港有庙街，台北有士林夜市。记者最大的感受是，有“我的生活我做主”的味道。台湾逢甲大学的李素馨教授便将摊贩定位为“是传统文化，也是一种娱乐”。有调查结果显示，台湾年轻人中最受欢迎的职业是“摊贩经营”。
对低收入阶层来说，摊贩是重要的就职场所，像命根子一样重要。但对创业型或自由型摊主来说，摆摊是一种生活方式。“小摊一直都是最有生活气息的地方，说摆摊地位卑微更多的是社会偏见，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这种偏见也在改观。”一位网友在记者微博上评论说。另一位网友跟着评论：“一个有地摊的街道和城市才更有人情味，地摊是种文化，有的人到一个新地方，专门喜欢找有地摊的地方转。”人们对摆摊的认识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务实，一个健康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需要与时俱进的是城市管理者，他们需要与社会大众统一认识，转变治理思路，借鉴港澳台经验，推动摊贩经营合法化。